关于新设“引用”栏目的设想

理解郑永年教授的文章，消极地让读者理性地阅读整篇文章是有限的。不仅因为貌似平实的文章一般很少能够吸引读者眼球，另一方面还因为，郑先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还是非常隐蔽地散落于其中，导致泛泛而读的话不可能掌握其中主旨和乐趣（至少从本人的经验来讲是这样的）。

网络上郑先生的文章被载之处很多，但都局限于转载，有时候甚至怀疑阅读人数和阅读质量到底如何。转载文章已经成了网络时代的标志，而垃圾文章的增多又让人厌倦阅读（至少在网上）。很少人面对屏幕读长篇，即使短篇也必然要求不能晦涩难懂，否则泛泛而读地性质必然导致阅读理解上的浅显和不解。

走马观花是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花之美的。不驻足，不反复看，不用放大镜看，不跟朋友交流自己的观感，是很难说真正地理解了一朵花和某件事物的。

作为努力的第一步，我试图添加一个小专栏，用短篇吸引读者。也就是说，从郑永年先生的文章中，抽出一些有意思/有深刻内涵的语句，通过添加一些解释或者注解，让读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理解最实质的内容。

通过短篇的引用这样简短精悍的内容，尽可能让读者有一些直观上的认识。如果存在感兴趣的读者，那么他就必然会期待阅读原文，以理解全部的逻辑。

然而，问题在于本人理解水平和时间的限制，很难承担全部这方面的工作。我期待有朋友共同参与这一（与转载专业网站相区别的）项目。

标题还没有决定，有朋友建议的话我非常愿意考虑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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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巨债折射出决策弊端（郑永年）

　　近来，中国高校背负的巨额债务成为中国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又一热点问题。公共讨论的焦点在于高校是否会破产、应当不应当破产、高校所负的债务应当由谁来埋单等等问题。

　　高校所负的巨额债务是高校改革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中的其中一个。那么，应当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高校改革的政策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原来抱有很高期望的高校改革会走向其反面？问题出在高校领导人还是高校改革政策设计本身或者这两者都有问题？

　　提出这类问题很重要，因为具有良好愿望的政策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负面结局的状况并不局限于高校改革问题上，而是表现在中国各个政策方面。

　　例如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就指出了这样一种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已经演变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本意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缓解和解决中国长期面临的“三农”问题。但结果呢？地方干部官员带领农民推倒了旧房子，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为农民盖上了新房子。

　　这导致了农民大量负债。新农村还没有建设成，问题已经出了一大堆。

　　有关方面或许可以把责任归咎于地方干部和官员误读政策，但是有关方面本身也是否应当加以反思呢？如果政策每每被执行者所误解和误读，那么可以说决策当局的政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根源在于高校大扩张

　　回到高校负债的问题。对这个过程的分析就可明了决策机制本身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高校负债的一个最大根源在于高校的大扩张，尤其是通过高校大合并来达到扩张的目标。

　　例如，今天人们经常提到的吉林大学就是通过合并原来的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和白求恩医科大学等六所高校而来。而“六校合并”也是其今天巨额债务的主要根源。

　　从中国各地来看，大学扩张一方面产生了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也论证了各高校大量举债的合法性。

　　但在对这一政策作分析时，首先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大学扩张这一政策思想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扩张？有怎样的合理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大学有过院系调整运动。毛泽东的这个运动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想改善中国高校制度的意愿。但事后的历史证明了院系调整政策的失误。

　　近年来，从决策当局设定的目标来看，主要是为了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铸造很多世界一流的大学。

　　不过，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说通过大学扩张，尤其是通过合并的扩张，能够铸造世界一流大学呢？

　　正如有人形象地指出的，把数条帆船拼在一起，是成不了一艘航空母舰的。尽管当时就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对决策发生任何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高校扩张的政策既是决策当局追求政治效应的结果，也是把政治方法应用于教育改革的结果。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实施“抓大放小”的战略，就是说把大的国有企业通过合并重组，形成国有企业集团，而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重组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经验，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放小”则主要是为了通过把企业推向市场一方面减轻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这一政策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教育当局也把类似的思维和方法用于教育改革上。于是，在教育界引发了高等院校大合并的浪潮，与此想呼应的就是大学的提升运动（即从学院提升为大学）和教育的产业化运动。

　　因为政治上的敏感性，学校的民营化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但教育产业化实际上已经使得学校变成了一些人获取暴利的工具。


决策前没有公开讨论听证

　　很遗憾的是，教育当局在做出大学合并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前并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必要的论证。

　　高校扩张的政策思想因为政治因素而产生，政策本身也没有得到合理论证，因此不可避免地为各高校甚至地方政府留下了政策寻租的巨大空间。

　　任何政策都会产生政策寻租行为，就说是政策执行者会钻政策的空子以获取私利。一项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寻租行为应当成为决策者在决策时必须考量到的因素。

　　尽管不能完全消除政策寻租，但可以把寻租行为控制到最低限度。既然没有政策论证，那么就不会意识到会有什么样的寻租行为。

　　既然大学扩张是一项政治任务，高校主管何乐而不为呢？只要银行和金融机构给予贷款，为什么要考虑其后果呢？实际上，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愿意贷款给高校也和上面所说的总体政策背景分不开。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政策行事的。

　　不仅高校进行政策寻租，地方政府何尝不是这样呢？地方政府也要乘大学扩张的机会来扩张地方利益。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前些年很多省份纷纷建立大学城。

　　地方政府建立大学城或许有提升本地大学的意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官员通过政策寻租提升自己的政绩。政策寻租的结果又怎样呢？除了大量的贷款和圈地外，人们看不到大学城会对各地教育产生怎样的正面影响。

　　政策寻租不仅出现在教育界，而且也出现在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表明要控制政策所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首先应当进行改革的就是中国的决策体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就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要务就是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尽管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年，万里的话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如果决策不能民主化和科学化，像高校负债这样的政策失误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出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4/24）

中国有没有第三条道路？（郑永年）

 

　　被遏制了多年的中国左派力量近来又开始活跃起来，浮现其对政策话语的影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这股政治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不可小看。

　　老左派、新左派，甚至是民族主义者，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但对一些现行政策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内部改革和对融入世界体系为导向的外部政策的不满这一点上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这些力量的结合在一定的客观条件驱使下可以造成巨大的政治能量，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

　　左派力量的政治话语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左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对国家政治力量和分配正义的强调，就是说通过国家力量达到分配正义。

　　左派因此提出要“反思改革”，即反思以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不可否认，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早已经成为了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改革的内核，这场改革运动在大大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极端的分配不正义，中国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社会转变成为多元利益社会，进而转变成为极端分化社会。

　　尽管左派尤其是老左派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的，但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套用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说，则具有“反动性”，就是说他们提倡要回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市场经济与社会正义的平衡

　　很少会有人否认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里面的理想。但问题是这些理想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实践。在欧洲，有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也有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则有毛泽东式的贫穷社会主义。一些实践成功了，另一些则失败了。

　　今天的中国纵然问题重重，但很少会有人乐意走回已经证明为失败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或者毛泽东式贫穷社会主义。社会弱势群体当然希望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的出现，但这并非是左派所强调的通过国家力量而达成的分配正义。“反思改革”不应当是走回头路，而是要修正现行改革模式，遏制社会的恶性分化，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而造就一个多元的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最好表达于中共十四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而在于对这个概念认识的偏差和政策实践上的变形。

　　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今天来反思它，不仅是因为原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端不公平性，也是因为这样的发展方式在中国没有可持续性。

　　今天看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不足的，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财富，财富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而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从市场经济这一机制产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说市场经济可以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

　　作为资本主义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其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从欧洲产生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要修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非人道因素。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的产物，是要用社会政治力量来修正和遏止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在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语。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要作历史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很精确，但在寻求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方法时过分政治化，提倡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式本身来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问题。

　　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毛泽东都是这种极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比较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社会主义则理性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利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用政治力量来干预市场，在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美国化”，却走向极端

　　没有市场经济的社会正义不可持续，最终只能沦落为一种贫穷的正义。而没有制约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的不正义，最终使人沦落为经济的奴隶。正因为如此，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利用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市场经济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

　　市场经济具有不同的模式，有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等。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选择，而是市场经济的“ 美国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也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也担负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疗、教育、就业等等社会服务越来越成为政府的责任。

　　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美国化”完全是“美国教科书化”。美国的教育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产业化，美国的教育评估并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极端化，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市场化。种种原因，近十多年来的政策话语“美国化”了，而政策话语的“美国化”导致了实际政策面的消极后果。

　　更有甚者，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为市场化推波助澜。政府本来应当扮演产业化或者市场化所不能扮演的角色，解决产业化和市场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但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站在市场化这一端。为了地方利益，为了政绩，不惜以牺牲人的利益来保护资本的利益。结果，应该产业化的没有产业化，应该推向市场的没有推向市场，而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各种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等则被极端地产业化和市场化了。

　　针对“反思改革”的浪潮，中国领导层已经明确强调，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回头并没有出路。

　　近年来，“以人为本”政策导向的确立应当说是个好的开头。但要市场经济为人服务，就要改革政府，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更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

　　政治改革必须要为社会的各个群体创造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机制。以人为本的目标在于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达成平衡。人本社会主义应当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或者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核。

 

《联合早报》(2006-04-25)

社会转型要求中国重建意识形态（郑永年）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中共近年来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课题，并将此提高到执政党的重要政治议程。如何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其中一个方面当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意识形态目前的贫乏甚至衰落状态不能得到改变，执政能力的提高将会是非常困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意识形态可以说是“软力量”，如果没有这种软力量，就会出现执政成本高、效率低的情况。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意识形态治国，意识形态的使用走到了一个极端。当时，意识形态不仅指导国家政策制定，衡量党政官员的忠诚，而且也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经济主义是新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一方面要求人们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另一方面，有关方面也担心意识形态作用的减弱将导致思想乃至行为上的混乱。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间的对抗从未停止。

　　 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带来了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思想解放运动并不是说各方面对改革的方向有了高度的共识和一致性。在此之前，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为了确立市场经济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政策。因为改革是当务之急，有效的改革政策很难产生于永无休止的争论。 “不争论”政策很快就终结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

　　但实际上，在“不争论”的背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快在中国崛起，那就是经济主义，就是以不惜一切手段对财富的追求。新意识形态促使各级政府官员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把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从政治领域引领到经济领域。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机和动力。这种意识形态不时地表达于主要政策话语上，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等等。

　　经济主义很快促使中国社会从一个基于传统非物质因素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到一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国家管治方式的主体也从意识形态转型为物质利益手段。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社会乃至政治准则。没有了超越于物质利益之上的意识形态，社会整体道德急剧衰落。加上法制的不健全，各个社会政治角色之间（如社会成员之间和社会成员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度几乎不复存在。政府官员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情况下，官员之间很难达成思想共识。对官员个体而言，经济主义很容易为其腐败提供合法的论证。对一些官员来说，以什么手段获取物质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再者，意识形态的缺失也导致了各级政府间难以达成政策共识。地方官员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公然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这和意识形态的贫乏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属于精神范畴，任何称得上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必须是超越具体物质利益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走向了极端，导致了一系列政策上的大灾难。但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从此可以走入历史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政治实践都有复兴意识形态的作用。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讲政治”到后来的“三讲”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关方面正努力构建一个以“和谐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复兴也符合全球化条件下的政治大趋势。因为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核心，各大国都在努力重建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曾经流行过“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但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中，这说法并非事实。美苏冷战不仅表现在军事上，更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西方又流行“历史的总结”的说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了，所有其他意识形态都走入了历史。但没多久，全球化、恐怖主义、文明的冲突又把意识形态争论推到政治的前沿。

　　从本质上说，中国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如何重建意识形态。如何重建意识形态是较如何发展经济更为困难的问题，也是更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有关部门作了很多努力，力图复兴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容易。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哲学，而非发展和建设哲学。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改造成为一种发展和建设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应强调人类共享价值

　　也有很多人试图构造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其说是政府提倡所致，倒不如说是中国崛起的客观结果。因为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国家自豪感和认同感。但从内外环境说，民族主义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会催生大国沙文主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是汉族民族主义还是少数民族民族主义都要不得。

　　那么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呢？中国社会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是显见的。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已经掏空了传统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很多方面，如对非制度化的人治的强调、愚忠、愚民、歧视妇女等等公共政策方面，人们看不到儒家文化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可以说，传统儒家可以复兴和提倡，可以作为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修养，但远非一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

　　最近中国有关方面正在讨论核心价值问题。可以把此看成重建意识形态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确定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由谁来确定？即使有了核心价值又如何提升到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悬而未决。

　　再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贫乏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要强调共享价值——人类共享的价值。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仅要针对内部国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响力。只有整合了内部人民核心价值和外部世界共享价值的因素，意识形态才能得以重建，也会展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1-23)

谁最需要孔子学院？（郑永年）

　　中国政府决定在世界各国建立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仿效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世界各国推广中国文化和语言。这可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如果把由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的外在影响力看成是硬力量，那么文化的传播可以说是一种软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把硬力量和软力量结合在一起，不失为有效的策略。

　　但由此也可以提出一个应当说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在内政方面，中国要如何实现软力量的崛起呢？中国在过去将近三十年间，经济高速发展，财富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道德普遍衰落，党政官员缺失职业伦理，官员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是否表明真正需要孔子学院的是中国自己呢？

 

从“人治”走向“法治”

　　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孔孟思想是一种道德哲学。孔孟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是良好社会关系的起点。在政治上，孔孟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今天的语言就是，皇帝和官员的个人品德是政治良治的基础。

　　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有效的政治制度，和孔孟之道一味强调个人因素，不强调制度建设有很大的关联。根据孔孟思想，具有高尚品德的官员是不需要制度来制约的；相反，制度的约束会妨碍官员高尚品德的发挥。正因为这样，孔孟逐渐演变成为政治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旦皇帝或者官员被道德化，无论怎样的专断行为也就具有了合理性。

　　也正因为这样，孔孟在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处于被攻击和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国学研究盛行，各种各样的传统似乎又回来了。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孔孟传统和现实政治生活基本上还是两张皮，即两者毫不相关。　　

　　以“人治”为核心的孔孟哲学，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合法性。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对“人治”的政治恶果有清醒的认识，以法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一直被视为是政治改革的主轴。中共十五大把建设“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

　　尽管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进行制度建设，但谁都感觉得到这些制度既不能有效约束党政官员的行为，也不能规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执政者因此不时地感到要提倡官员道德的重要性。1990年代有多次政治教育运动，希望用道德因素来约束官员行为，包括“讲政治”、“三讲”和“德治”等等。最近几年，领导层又提出了 “八荣八耻”等概念。而对整体社会而言，“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主题在数十年间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道德教育不能替代制度建设

　　但是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道德虚无主义已经成为了人们唯一的“道德”。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党政官员，对道德的冷漠已经到了使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任何对道德教育的诉求都会毫无例外地被看成是讥笑的对象。但是可以相信，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党政官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或者正在不知不觉地成为了道德冷漠的受害者。也可以相信，如果容许社会道德继续衰落下去，信任危机不断加剧，中国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的运作成本会大大提高，甚至会有瘫痪的一天。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党政官员的品德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会影响到执政党本身的道德合法性问题。道理很简单，社会（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国际社会）往往是通过党政官员的行为来评估整个政党的。一旦政党失去道德合法性，无论该政党是否还具有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的能力，其政治合法性必然受到非常消极的影响。实际上，在任何社会，道德都具有至高无上性。西方民主国家，在政治人物相互批评和攻击时，最有效的莫过于从竞争对手的道德领域入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个人道德在政治领域的重要性。

　　强调官员的道德和传统孔孟的“德治”有本质的区别。道德教育绝对不能替代制度建设，因为没有制度建设的德治是虚空的。但制度建设并不是说不要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

　　再举西方民主国家为例。自由主义是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也最强调制度建设，强调要用制度来制约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并用制度来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但自由主义也同样强调道德在所有这些方面的作用。个人“品德”（virtue）一直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是用制度来确保这个“品德”体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例如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任何公共组织都有一套非常完善的行为准则，也有各种各样的道德委员会或者其他制度化仪式来保证这些准则的实施。这还不够。官员品德的教育一直是西方教育机构的一个重要任务。培养官员的教育机构（如美国的很多公共事务学院）都设有官员和政府政策伦理的课程。

　　因为对孔孟“德治”的厌恶，自由主义在传入中国后，“品德”面就被大大忽视了。人们简单地把道德教育和专制联系起来，或者把硬性制度的建设看成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但很显然，硬性制度不足以纠正官员的腐败和社会道德的衰落。要重建道德，必须从整治党政官员入手。不管怎样，党政官员代表着政治精英，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群体。如果这个群体失去了道德或者处于道德的对立面，社会道德就无从谈起。

 

可向西方学习道德建设

　　对党政官员的道德教育必须加以制度化。以往所进行的各种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往往过于空虚。任何软力量（包括文化和道德）的建设，如果不能体现在制度面，就会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最近中国中央政府有关方面针对一些特定问题决定对党政干部的家庭状况进行调查。但这远远不够。在道德建设方面，如上所述，中国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很多有效有用的经验。在重建道德过程中，孔孟可以借鉴，但同样重要的是向西方学习如何把品德转化成制度的经验。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2-20)

改革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未来（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里，原本在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的自由主义趋于销声匿迹。中国自由主义的这个现状并不难理解。笔者曾经于去年6月6日在本栏论述自由主义衰落的几个主要根源。

　　其中包括中国本身就没有自由主义传统；改革开放后，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经济自由主义因为种种原因沦落为权贵资本代言人等等。

　　自由主义的失声只能表明其误入歧途，不再得到民众的支持。但这种现状并不表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

　　恰恰相反，要回答目前中国改革所出现的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法还是要回到自由主义。但是，中国自由主义如果想要得到重生，就必须在中国的实践中重新建构自身。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不能光扮演一个反对角色，把自身置于权力的对立面。不错，自由主义的确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有效制度。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自由主义非常强调用制度来制约权力。

　　但是从历史上看，所有制度建设都涉及到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制度建设。并且，所有国家制度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

　　自由主义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但并不否认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多自由主义理论家都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精英统治。

　　经济自由主义也是这样。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抓住几个概念不放，如“私有产权”，“市场”和“效率”等。这些当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部分。但在现实经济生话中，并不存在着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们所描述的经济体。

 

现实不可改，理论应修正

　　市场经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历史发展的产物。如同政治自由主义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民主政体一样，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产生一个普遍认同的市场经济体系。

　　各国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制于本国的具体情况，例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很不相同，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在各国也不一样。

　　自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福利资本主义之后，所有资本主义市场国家都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就是说，从经济实践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在一部分。

　　欧洲各国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相当高，一些国家公共经济部门的比例甚至要比中国高。即使在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尽管没有在意识形态层面强调社会主义，但在实践层面也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成分。

　　在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似乎处于一个对立状态。中国本来实行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左端。经济改革的定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从一开始起就是和社会主义对立的。

　　在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去社会主义化成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这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今天服务于权贵资本而失信于多数人民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没有能力来解释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经济自由主义都会坚持说，正是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运作，所以才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很自然，对他们来说，解决现存问题的药方当然就是自由主义。但是，当理论和现实不相吻合的时候，要修正的往往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任何一种主义如果不能解释现实，很难让人们接受其作为解决问题的药方。

　　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过于脱离现实，把现存的制度和权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经济自由主义又太过于现实，成为权威资本的工具。

　　要重新建构中国自由主义就必须把自由主义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或者从中国去过将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中去改造和发展中国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必须既能够解释中国的实践，又能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投入实践才能得到重生

　　人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实践来衡量中国目前的状况。这样做并不公平，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实践是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产物。

　　（应当再强调一下，这里所说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而非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理论上的或者教科书自由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践和其历史性的理解并不很深刻。）

　　如果人们能够认真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实践过程，就不难理解如何去重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了。

　　改革开放以来，从理论层面来说，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能够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但从实践层面，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

　　邓小平所说的“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和“摸着石头过河”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实践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经济实践的很好的一个表述。

　　尽管中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体，但很少有人会对中国的种种自由主义经济实践视而不见。

　　在政治上，中国也有很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实践。应当指出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容远比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丰富。选举只是自由主义政治中的重要一环，但并非全部。

　　自由主义最强调的是法治建设和制度性参与，利益妥协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而妥协的基础是法治和制度性的参与。除了分权和自治，中国没有西方自由主义所体现的传统。但社会经济的客观转型已经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实践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政治实践符合自由主义原则

　　各种政治参与实践如协商民主、基层选举和公民社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发展。政治自由主义尽管强调个人自由，但它更是一种开放的政治实践和一种渐进的政治实践。

　　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向任何有助于个人自由的方法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很多政治实践也是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

　　强调应当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并不否认中国的各种实践和制度建设还远离人们理想中的自由主义的事实。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求中国自由主义者们或者那些要求中国发展出自由主义的人们，直面中国的实践。

　　中国自由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放社会、渐进政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由主义只有告别了过去，投入于中国本身的实践，才能得到重建和重生。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2-06)

期盼新类型知识分子的出现（郑永年）

在前不久的“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期间，有代表明确指出，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掌握的不对称信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被指只为经济利益说话。

这些往日被视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近年来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

在众多的原因之中，大概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和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关系。经济学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或者提供政策建议，或者为政策提供合理性的论证。

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的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对这种现象似乎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解释。

随着公众的不满程度越来越甚，主流经济学家还是一面倒地论证为什么只有通过市场、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分化问题。但很明显，这种说辞已经在公众中间失去了其往日所具有的吸引力。

 

缺乏有效参议的管道

 

理性地说，经济学家的确不必迎合公众的需要和情绪。经济学意义上“真理”不见得一定要为大众所接受。但这并不是说，公众对经济学界的不满就是毫无道理的了。当大众意识到经济学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的不满就要表露出来。

再者，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要代表公众利益的。在任何社会，有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代表着一些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公众抱怨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找不到能够为公众利益说话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经济学界，而是存在于整个知识界。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经济利益说话。

或许也存在着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所持有的批评性话语，往往为批评而批评，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因此没有有效的管道和途径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

根据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们可以借鉴政治经济学家赫西曼(Albert Hirshman)的三分法，把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三类，即“忠诚”(loyalty)、“退出”(exit)和“声音”(voice)。

“忠诚”很容易理解，就是专门为权力或者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政治，就有“御用文人”一说。但如今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出现大量为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

任何社会都会有御用文人，都会有为经济利益服务的知识分子。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Gramsci）把这些人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权力或者利益的有机体。

在中国，有机知识分子至少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相信这个制度的，是信念导向的。第二类是利益导向的，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这个体制所提供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利用体制内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利益，是知识寻租者。

但应当指出的是，根据葛兰西的说法，并不是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能培养和产生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治权力可以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经济利益可以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工人和农民则很难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

古今中外，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总理温家宝早就提到“穷人经济学”，但事实是中国并不存在“穷人经济学家”。

 

“声音”可以是建设性的

 

正是因为一些社会群体没有能力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赫西曼所说的“退出”类型的知识分子变得不可避免。

“退出”就是说不再对现存权力和经济利益保持忠诚，就是“异见人士”或者“反对派”，要和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和利益唱反调的知识分子。

这里也至少有两种情况。第一是为现存权力和利益所不容，被迫“退出”。第二则是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丧失了信心，自觉“退出”。

中国目前所谓的政治上的“自由派”和经济上的“左派”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知识分子当中，尽管也有不乏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但总体上说，这两个群体主要以批评为职业。

第三类知识分子就是“声音”类型，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对赫西曼来说，“声音”也是“忠诚”的一种表现，因为“声音”就是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提出批评，提出改进的意见，希望现存体制发生变化。

能够发出“声音”表明不想“退出”现存体制。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因而是“忠诚”的表现。

从“忠诚”、“退出”和“声音”三者的关系来说，如果“声音”的空间增大，那么“退出”的空间就会缩小。很多知识分子会选择通过“声音”的管道来表达自己所代表的利益。

如果“声音”的空间缩小，那么，“忠诚”和“退出”两者之间的距离自然变大，往往表现为互相对立。在中国，这种对立已经表现在经济领域。如果情况持续下去，还会在其他各个领域表现出来。

 

社会多元可避免极左极右

 

在任何社会，知识界必然是多元的。但正如极端的社会分化会导致公开的社会冲突甚至革命一样，知识界的极端分化也会导致知识界内部产生一些激进派，例如“极右”和“极左”等。激进派知识分子和分化的社会力量一旦结合，那么就会对社会冲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两类现在缺失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较弱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要培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政治学家”和“穷人社会学家”等。

很难让权力和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来为穷人说话。即使他们能够为穷人说几句话，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非穷人的利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欠缺有效的针对较弱势社会群体的政策或者针对这些群体的政策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因而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说话，不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说话。

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保持高度敏感，并且保持建设性批评。他们也能看到各种特殊利益的局限性，无论是强势社会利益，还是弱势社会利益，因此能够在各种利益之间找到妥协，协调各种利益，达到可持续发展。

所以，只有当今天中国社会中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其对立的批评者成为“非主流”，而“声音”类型知识分子成为真正主流时，社会的和谐声音才能成为可能。

很显然，“声音”也是符合和谐社会的主题思想的。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