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责任关系着中国崛起（郑永年）

　　从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中国开始了寻求现代国家崛起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后，中国人感觉到了自己的国家真正在崛起。

　　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和过去20多年间的全球化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也随着全球化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中国首先加入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表明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来说，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构成了它们内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也经常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对象。

　　同时，各方面也感觉到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在发生质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尽管早期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遏制和围堵中国崛起的企图，但到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些国家因此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能够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一员。

 

责任何在，各国看法不同

　　另一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和西方并不友好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美国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这也就是近来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责任声音崛起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各方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很不相同，从代表西方世界价值观的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人权和民主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反对霸权、公正国际秩序等等，一应俱有。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外交政策话语已经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层强调的是“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是要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集中发展国内的经济社会。

　　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不在国际社会“当头”和“称霸”。“韬光养晦”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内部的发展对外界构成不了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到江泽民时代，随着中国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内部发展开始对外界产生影响。

　　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担忧，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步其他大国崛起的后尘，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冲击。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表明中国领导层要以和平方式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中国已经具备了和平崛起的途径。后因为国际社会对“崛起”一词的不同理解，中国又用较为低调的“和平发展”概念取代之。

　　应当说，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强调的还是中国本身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既存权力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个概念很少涉及到甚至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的问题。

　　本世纪初以来，在胡锦涛时代，“和谐世界”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话语的主轴。尽管“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外部延伸，但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层开始考量中国要在世界上尽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

　　同时，这一概念也是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不同期望的回应。“和谐世界”即回应西方国家，也回应发展中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大国在履行所谓的国际责任的时候，往往用冲突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显然表明中国想寻求一条不同的道理。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谐世界”的概念强调的则是通过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来达成社会的和谐，意在造就世界的和谐。

 

责任承担须与能力相协调

　　从聚焦于内部建设到意识到履行国际责任，这表明中国的外交话语正在转型。但是，中国要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中国的实际能力应当是相协调的。

　　实际上，较之西方老牌国家，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还相当低。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数个世纪，或好或坏，这些国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

　　尽管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结束后，这些国家不能像从前那样主宰世界，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世界影响力了。相反，主要西方国家在用更为巧妙的方式主导着今天的世界。

　　从“主权国家”话语到后主权时代的“人道干预”话语，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影响力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影响刚刚开始“走出去”，并且中国没有能力也不想重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在履行国际责任的道路上，中国刚刚起步。

　　但中国所面临的特殊情形在于：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从外部原因看，如上所说，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无论是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大多还是一种期望，并不是一种现实。

　　但内部原因也不可忽视。过去很多年间，中国内部各方面对中国的崛起大讲特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到了外交领域，尤其体现在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中。

　　崛起讲多了，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期待就飞涨，压力也接踵而至。但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并不具备外界所期待的能力，来履行其国际责任。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中国是否崛起，主要看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国际责任。

　　很显然，在崛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后，现在应当是少讲些崛起，多讲些责任的时候了。如果光讲崛起，不讲责任，那么就会对外在世界产生不确定感。

　　如果有了外部影响力，但不清楚要履行怎样的责任及如何履行责任，也不是大国的标志。

　　同样重要的是，讲责任也要量力而行。如同崛起讲过头了，就要引出外界过高的期待；责任讲过头了，实际上又履行不了，也同样会产生负面效果。

　　如何在外部崛起和国际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个问题在今后很长时间是中国国际政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7/31）

中国要确立外交政策国际话语权（郑永年）

　　近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把中国视为是一个像早期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式的崛起中的大国。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就要拼命寻找中国崛起对西方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含义。一旦中国的外交被视为是对西方构成竞争或者威胁，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化，尽管在很多方面，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或者竞争并不真实，而仅仅是一些人的感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社会名人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努力把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尤其是中国与苏丹的关系，同明年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冲突具有必然性，并且冲突不仅会表现在物质层面，也会表现在价值体系上。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在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之间的竞争，而价值层面则表现在资本的国际运行所隐含着的价值。

 

“走出去”反映中国的经济力量

　　中国和西方之间在价值面的冲突在早期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对西方世界实行“请进来”和“接轨”政策。顾名思义，这些政策意味着中国在接受现存国际秩序的同时，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实行“走出去”外交政策。“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国际战略，而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力量的提升必然导致其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在现代国际社会，经济实力仍然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一套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就很难构成自身的软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简单地说，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硬力量的“走出去”，需要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软力量来论证其合理性。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惜和西方对抗，在构造软力量方面不遗余力。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种软力量，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接受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专注于内部的发展，对外实行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政策。在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融合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再强调自身的国际价值体系，更不用说是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他国之上了。前些年，当西方一些人炒热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显然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看来，拒绝“北京共识”具有先见之明。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理性来从事诸如“北京共识”那样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

 

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各国主权国家之间通过互动而导致本身或者他国的内部变化，这不能说是干预内政。中国本身就是在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互动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行为。

　　不能说，中国没有注意到构造自己的外交话语。很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努力阐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话语，并且在获得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和平崛起”话语已经远远不够。“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本身的行为而言的，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要融入世界体系。当然，这一话语也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大国的责任。但是，这个话语很难论证中国的“走出去”及其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什么会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层面。

　　在政策层面，中国外交强调不干预和互惠性，但实际上，中国的国际行为是体现自身的价值体系的。例如在非洲政策上，中国就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把重点放在当地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

　　西方国家早期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试图发展当地社会的民主，实现人权。但在发展中国家独立过程中或者独立以后，西方国家便开始强调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在一部分。民主话语俨然成为了西方国家软力量的主体。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并不成功。

　　二战以后，西方在亚非拉国家实行了很多民主试验，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但这并没有终结西方国家的民主使命感，使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促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仍然是西方使命的一部分。这样，民主与人权往往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上，也表现在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难免同西方发生摩擦

　　中国的行为显然和西方不一样。如同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一些政治价值作为前提条件。中国这样做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理性。在中国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为，都和经济社会的落后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中国是否构成和西方的竞争？很多人在考量构造中国软力量时，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竞争的位置上。中国和西方的确有竞争的一面。如果中国需要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那么就必须和西方的行为区别开来。这就是竞争面。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尤其从长远来看。

　　中国本身并没有否认包括民主自由的西方价值的合理性，而更多的是强调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适合中国，而不适合的主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认同具有普世性的民主自由等首先在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政治价值。

　　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也没有理由否认西方价值的合理性。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大多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的产生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必须在结合了中国本身的经验，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

　　在确立自己的外交话语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排除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如果目标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外交话语必须是参与和开放式的。西方所走过的单向面的、意在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的路已经证明为行不通。参与和开放式的外交话语即符合中国本身发展经验，也迎合全球化这一大趋势。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7/24）

面对国际社会中国须有明确话语（郑永年）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外部压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内部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这个说法在当今社会还是真理。

　　历史上许许多多政权，就是因为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导致解体。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造现行的政治体制，使之不仅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要强化现行政治体制的能力，来继续引导或者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后一点，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党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党往往通过选举而得到统治权，就是说选票是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但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民众提供福利和服务来取得合法性的。

　　中共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更新自身的执政能力。这显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此外，尽管很多年来中共采取了很多反腐败措施，但是党政干部中间的腐败依然严重。如果腐败不能得到遏制，共产党的实际执政能力及其内外合法性基础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有改革路线图压力会小得多

　　如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也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没有体制上的革新，腐败难以根除。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应当说已经有足够的共识。

　　外面的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这里又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经过数十年的开放政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的重要一环。一旦中国内部出了问题，全球经济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

　　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政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在促进了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和外在世界整合与相互依赖。

　　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国政治朝着它们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来，西方流行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就反映了资本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关切。

　　外在的压力也表现在欧美领导层的变化上。在美国，如果民主党上台，其对华关系的重点必然会转移到贸易，并且会把人权、民主和贸易联系起来。

　　但即使共和党继续执政，美国政府也不会忽视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因为中国缺少美国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经济贸易甚至战略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

　　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环保、人权和民主在这些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会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体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西方国家相信他们有能力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内部的主要成员国中，中国似乎是唯一不是民主化的大国。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不时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满，但俄罗斯毕竟已经民主化。俄罗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质。

　　这种情况对中国显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如何应付可能来自于民主化国家个别的或者是集体的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中国会是个挑战。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没有政治改革，在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在机构改革、法制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只不过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西方世界所定义的那种。

　　西方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不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自身的“话语权”，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加以理解的“话语”。

　　这说明，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政治改革“话语”。中国至少必须说明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改革对中国最终的民主化是相关的。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法制建设，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中国不仅要发展民主，更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础。

 

须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无论内外部，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解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政治发展的路线图。所谓的路线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类似孙中山先生从前所强调过的政治发展阶段论。

　　当然，现在时代变了，不可再去重复孙中山的阶段论。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呈现这样一个路线图，那么各方面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理解会容易得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也会小得多。

　　因为中国是发展中的民主，这样一张路线图并非不可能。笔者在各个场合强调，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

　　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从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经济改革是主体改革。

　　在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中国也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过社会和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

　　在第二个阶段，社会改革成为了主体改革。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已经逐渐成为主体改革。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而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

　　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很难推行得下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改革一直会是中国的主体改革。在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会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政治民主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个逻辑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

　　中国也实在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民主和西方的不同，就是说，没有必要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两个民主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民主都是具有国家特色的。中国如果最终发展出了民主，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但中国要强调的是西方和中国处于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实现需要时间，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基础。

　　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并不是为了应付外在的压力，而是为了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政治改革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远视和前景。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经济改革后，现在的确需要确立一个政治改革的路线图了。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7/17）

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郑永年）

　　不久前，中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再次把中国推向了国际媒体的焦点。“黑奴”和“奴隶”等在中国媒体上已经久违了的词汇，成为境外很多媒体描述这种令人发指事件的常用词。

　　这件事情如此严重，马上就受到中国领导高层的高度重视，指示有关方面全力解决。之后，一些人也提出地方领导高层是否对此负责的问题。

　　每当一件重大事情发生，领导层先表示关注，最终可能找到几个人来担负行政或者其他什么责任。这似乎已经成为近年来较为固定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

　　但如同对待其他很多事件一样，这次对山西“黑窑”事件，各界再次表现出没有制度反省的能力。事情一发生，大家的聚焦点总是落在个人层面，忘了找制度上的原因，也因此很快时过境迁，等待着下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

 

没有从制度上追究责任

　　黑窑事件固然表现得很特殊，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次，只不过是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还没有被人发现罢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总让人惊讶。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前些年的“非典”（沙斯）事件、河南群体性“爱之病”感染事件、每况愈下的各地矿难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它们背后可以说都具有同样的制度原因。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寻找原因，不在制度层面来追究责任，那么就很难阻止这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说“黑窑”和“黑奴”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产物，那么也只有通过国家制度建设才能把如窑工那样的人民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

　　“奴隶”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述传统社会状态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成员和其所属组织的关系。这是一种人生依附关系，主人或者组织可以随意支配其所管辖成员。

　　为什么传统社会下会产生奴隶？因素有很多，但从政治制度上说，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形态下，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着，但权力是被各地方组织所瓜分的。

　　在中国也一样。在传统中国社会，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之说，但皇权根本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人民是被地方政权所统治的。

　　正因为这样，近代以来的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其关键词都是“解放”。就是要把人从非人道的制度下解放出来。革命就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

　　尽管在新的国家制度下，组织也不可避免，但组织成员和组织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任何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国民，受国家权力保护，享受国家权力之下的公民权。

　　当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类别和程度是不同的。但即使是享受最低限度自由的人民所面临的环境和传统社会下的奴隶状态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民主之下灾情难再隐瞒

　　在中国，从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的目标也是解放人。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构架。

　　之所以说它是现代国家制度，是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国家权力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人。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时代的“解放生产力”，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再到当代领导层的“以人为本”，人越来越占据国家建设的核心地位。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意在解放人、为人服务的制度，还会不断发生人奴役人的现象？从政治上说，关键在于缺少民主。

　　民主的缺失是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弱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很多人担心民主会削弱国家权力，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曾经说过，像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的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

　　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下，没有一个地方性政权或者组织能够隐瞒灾难。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山西黑窑现象。

 

中央集权须有人民基础

　　山西“黑窑”和全国其他类似事件发生，是具有制度上的原因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中国的体制名义上高度集权，但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则是被成千上万个高度地方化的政权和组织所瓜分的。

　　既然中央权力被那么多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瓜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中国经常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实际上，有些情形甚至比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成员尚且可以自救，但地方专制政权或者组织往往阻碍人民的自救行为。

　　国家权力为什么会弱化？情况很复杂，但原因则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国家权力一味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而没有有效的机制把社会或者人民的力量转化成为国家力量。

　　一味地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表明经常把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区分甚至对立开来。权力往往只能在政府内部流动，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都是政权内部的事情。

　　很多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其内部的脆弱性。往日“非典”，河南爱之病，今天的山西黑窑事件中，这些都反映了体制内部脆弱性。

　　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如何集权？关键在于民主。民主并非只是选举体制的确立那样简单。概括地说，民主就是要增加国家各项制度中的人民性，就是说让人民来参与国家制度，分享国家权力。

　　只有当人民的权力转化成为了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有了人民这个基础，中央集权才有可能。这个辩证法不是很多人都能认识到的。

 

美国政府用信息管治社会

　　有效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包括政策透明、政治责任和信息流通自由等等。

　　这里姑且举信息流通自由为例来说明为什么人民的参与是有效中央集权的保障。在这一点上，最早也是最有效的论说就是美国《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认为，要达致有效的管治，就不能让信息集中在各州政府。信息必须集中在联邦政府。但这并不是说，联邦政府可以垄断信息，在联邦层面进行黑箱操作。相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新闻自由，让信息分散在人民中间。

　　当人民掌握信息时，就没有人可以垄断信息了。而联邦政府正是依靠来自人民的各方面的信息来管治社会。换句话说，信息集中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信息的分散化。

　　通过人民掌握信息来达致中央集权，这对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大国来说尤其重要。很显然，如果信息被成千上万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控制，那么中央权力必然被虚化。

　　无疑，中国也在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中学到了教训，开始进行新型的国家制度建设了。

　　这里可以举《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例。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突发事件的应对问题提出一项立法草案，其中对新闻媒体的角色做出规定，要求媒体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发布相关消息和发布虚假消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罚款5万至10万元人民币。

　　但最近在全国人大对此草案进行二审时，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同时也删除了地方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

　　应当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不能把人民从地方化了的政权和组织解放出来，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就无从谈起。而如果人民不能享受公民权，那么中央集权就会空中楼阁，更不用说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了。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7/10）

中共须要转变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郑永年）

最近在海外政策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续的？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着世界上最大人口的国家，现在也管理着可以对世界经济起到深远影响的经济体。提出这个问题的政策轰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外界各方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没有能够生存下来，就是说因为这些共产党无能应付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失去了政权。那么中共是否会步其后尘呢？

第二，中共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正是这个成功也带给中共巨大的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甚的社会群体事件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就是说群体事件是必然的。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会群体事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第三，在其他很多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结构也随之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多党政治。各种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而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达成社会利益的妥协。但中国显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历史上，经常有现存政党的消失，也有新政党的产生。任何政党如果要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自己。

中共尽管有些变化，但非常有限。中共能否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是个不确定数。

 

统一的权威形成主体性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们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论证一个政党可以持续发展，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论证其不可持续性。

要理解中共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需要考量的是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目前人们对中共的认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偏差。

中共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从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共，但很显然，中共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很不相同。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那么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等等。

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本质上是一党执政，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中共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共的主体性不言自明。

中共的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

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任何合法性。历代历朝都出现打击“朋党”的事件。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

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现在是组织，就是党。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

中国老百姓对皇帝的认同是如何转化成为对政党的认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中国深厚传统文化阻止了政党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相似。

 

须建设利益协调机制

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是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必须向各个社会集团和利益开放。

就中共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具有一个开放型政党的特点。实际上，中共面临开放的压力并不比西方政党来得弱。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

在西方，不同的利益可以找到不同的政党。但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必须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

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前些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

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共自身必须具有开放性，就是说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

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的冲突不可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进入这个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那么就要预防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操纵了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很显然的，那就是，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一个政党越开放，就越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很显然的，那就是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开放的政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