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5日星期二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郑永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炸中国在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

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很快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

貼者補充:作者上段寫的過於簡略,把民族主義歸于經濟崛起是不充分的,也是有待以後補充的。例如、日本的政治學家們似乎有所經歷的把中國的民族主義歸咎于中國政府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政治宣傳。也就是說,刻意地塑造這裡作者指出的“中國執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識形態”的結果;屬於自上而下的宣傳結果,而非自下而上的經濟崛起導致的自豪感的產生,是相反的、性質不同的兩种作用。

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换句话说,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其民族性。

貼者補充:作者沒有提出此處中國民族主義、哪怕是民族主義的定義是遺憾的。而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載體”,給讀者的概念似乎更加模糊。我就說說我自己對此文的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身有其來源於民族性(民族特性,包含本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結構諸方面的特性)的思想基礎和根源,而作者所說的載體,即此處的思想基礎和根源:涵蓋本民族的諸多特性。但必須指出的是,包容了漢族與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中國(中華)民族是不存在的,這裡作者指的大概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特性,或者説是漢族的民族性(這裡就體現出沒有中國民族主義明確定義的缺憾了)。

此文的主旨在於提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的缺失,作者認爲其具體體現是載體的缺失。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

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既扮演了其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民主自由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但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和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

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这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

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留给世界很深的印象。

貼者補充:關於儒家文化是否等於中國的民族文化值得商榷,暫且不論。“所有民族主義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這句話理論上是正確的。但作者在舉例所指的法德日韓的民族性時卻沒有對這些民族性給出明確的、基於本文主旨“載體”的解釋;僅僅從個別事例得出這些國家民族性的存在,而沒有給出這些國家的民族性及其載體到底是什麽。可能是由於篇幅限制吧!

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的发展。

貼者補充:雖然從字面上難以明確,但相信作者著意在(包括外來的)傳統文化保存和本土化(結合自己民族進行改進和創新的本民族化)方面,給出重視文化吸收和保護的例證。從后文看,作者是想闡述中國缺失傳統文化這一民族性載體的原因,包括政府和民間對傳統文化重視態度的對此。但此處卻沒有給出相應的對照和呼應;可能是源於篇幅限制,但不失爲遺憾。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却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貼者補充:這段文字有點讓人摸不着頭腦。例如,“個人”如何去“毀壞”日本侵華歷史遺跡?例如,沒有對反日、反美的具體剖析,卻又去對比熱衷日美商品;難道是“反美反日”與“愛美愛日”的迷惑?著實讓我難以理解。

 

缺乏传统,现代性便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也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  

貼者補充:此處作者是想通過西方國家的例子來得出“傳統與現代”不矛盾的結論。

在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性也就失去了基础。但在中国呢?现代性往往表现在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其虚无性。

貼者補充:現代是傳統的延伸,這在西方國家是成立的,也是現實。但在中國事否可以將此作爲一種邏輯呢?我的回答是不盡然,因爲中國的現代性是外引的,不是内生的;是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是非常時期導入的,而非和平時期消化吸收的;否定前者而引進後者,是斷裂的,而非連續的。這種現代性本身不存在充分的傳統基礎,也沒有一定意義上的連續性。在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邏輯是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從西方國家的現象和進程看,傳統與現代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兼帶創新,將傳統的事物進行演進而符合時代發展,也現代化了。這種過程似乎作者疏忽了,而中國的現象來看,似乎也是因爲這種創新和演進的缺乏,導致兩者對立而不兼容,相互否定。究其原因乃是政治和經濟、乃至受其影響的文化斷層導致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以加速度毁灭中国的民族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但往往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的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的甚至是地方特色的。

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导致了外界一片谴责声音。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所有其他中国城市都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

貼者補充:上三段是政治和經濟導致的傳統特色的缺失。這是從建築這一載體為例,在表象上描述了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導致的否定傳統、肯定現代。

但可能是強調自己的論點,作者也忽視了一些保護傳統文化建築的方面,雖然只是少數。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着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中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没有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

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是对政治稳定不利)。

貼者補充:作者從商、官、以及官商三方面批評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涵蓋了經濟發展、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及官僚統治等諸方面。從某种意義上來講,這是對從上而下進行破壞傳統文化的一種批評;而從微觀層面來講,則是對官商二者對於傳統文化的淡漠和忽視的指責;當然,另一方面也顯現出當今中國社會“老百姓”的缺失,而這也是政治造成的。

對於商人的唯利是圖這個定性值得商榷,尚且、歸根結底還是“官民”的矛盾。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则是相背的。

貼者補充:愛國困境是一個很好的提法,根本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從西方國家而言,由於民間的參與(老百姓的存在)和來自政治的支持(至少政府不加干涉),整個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展是漸進的、帶有連續性的,而且從整體上來說沒有消極因素。而在中國,老百姓的缺失其實來講就是民族的缺失,如果存在民族性的話,所體現出來的也僅僅是“官僚民族”的特性吧。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

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上来建设时(如往日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

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阻,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出现虚无化。透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25)

 


 

貼者認爲,外界理解的中國的民族主義,例如表現出來的反美、反日,從根本上講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基於民族性的民族主義,而是一種對於“被欺”進行“反抗”的情感性行爲,一種人類共有的情感行爲;其道德基礎是牢固的。這可能是清末以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也是未曾改變也可能無法改變的維持相當長時間的思維和道德基礎。

至於作者提到的所謂反日反美與喜愛日美商品並存的看似矛盾的現象上看,中國缺少的不僅是載體,還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非僅僅是無奈的憤怒性的反抗。

但正如作者沒有給出民族主義、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定義一樣,其實民族主義在大衆當中沒有確切的概念,也沒有明確的認識,更不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行爲。也許是作者在愛國困境中提到的,“定義權在官方”的結果。

另外,現實的來説,中國的民族文化在如此大的一個間隔過後,尚未真正恢復起來、甚至是建立起來。學術界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當然言論自由和發言平臺也需要得到有效的保證,但歸根結底,文化是大衆的,是老百姓的,如何將民族文化堅實地確立和傳承開來,離開人民大衆的參與是行不通的。而人民的參與又需要些什麽,這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2007年9月18日星期二

相互依存状态下的中国国际环境(郑永年)

毫无疑问,快速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整合到整个世界体系。中国不仅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并且在这些组织内部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用学术的话语说,今天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

相互依存关系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笔者多次论证,正是互相依存关系的出现才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很难对中国实行类似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那样的围堵和遏制政策。

正因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要围堵中国就会有非常巨大的代价。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国际环境都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可以高枕无忧了。正相反。当西方很难围堵中国的同时,西方也同样可以充分利用相互依存关系来改变中国,就是说,西方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机会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


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

相互依存状态尽管要求同处世界体系的各个国家用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摩擦和冲突,然而意识形态仍然扮演着很大的作用。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至少在西方的政治人物看来)还处于西方的对立面。

特别应当指出和强调的是,改变中国仍然是西方对华外交的重要议程之一。尽管西方各国就具体对华政策来说不见得能够达成共识,但他们的大趋向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西方各国都抱相当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拥有核力量的中国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

改革开放既能促动中国的内部变革,也可以使得中国的内部发展变得更加透明化。在这个认知基础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对华政策。

这一政策尤其反映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形成的“接触中国”政策上。欧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也顺从这个路线。西方政治人物以及社会曾理想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使中国成为"和我们类似"的国家,即一个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

然而中国并没有顺着西方所希望的路线走。中国一方面成功地和世界接轨,成为全体经济体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并没有全盘走西方的政治路线。

在政治上,中国似乎成功地抵御住西方“和平”演变的努力,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随着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增加迅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政府因势利导,确定了“走出去”的大战略。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开始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


“中国制造”变成政治问题

中国发展的这种局面是西方未曾预料到的。当他们意识到中国在软、硬力量上对西方构成全方位的竞争关系时,就开始反思既往的中国政策,制定新的策略来促动中国的内部变革。

近年来,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几乎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人物对中国的一个基本共识,同时它也成为西方制定对中国政策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不确定性”概念一方面承认中国崛起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也论证要促使中国内部变革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西方世界就要努力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使得中国往西方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方面,九十年代就开始出现“围堵”中国的概念,但当时美国人要“围堵”的是中国的崛起,认为只要美国方法得当,中国的崛起是可以被遏制的。

到今天,美国“围堵”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要“消化”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包括美国、日本和澳洲正在营造的亚洲版“小北约”都是这个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开始发现他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相互依存状态来促成中国的内部变革。既然中国是因为开放而崛起,依靠和西方世界的接轨而崛起,并且中国经济事实上也高度依赖于和西方世界的贸易关联,那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关联来对中国施加变革的压力呢?

这也就是最近在美国和欧洲搞得纷纷扰扰的“中国制造”问题。尽管中国的一些产品的确有问题,但政治人物和媒体则要全力抓住这个机会。这样,贸易和民主、人权、环保、奥运会等等方面结合了起来。

在西方政治人物的眼中,中国的每一种经济产品都可以看出其政治含义。极端者甚至天真地相信,因为中国政府主要是依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向人民提供经济福利而获取合法性,如果利用贸易等经济手段促成中国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产生巨大的动力。

中国对高度政治化的贸易问题理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并且必须利用这种压力来改善生产的政策环境,促成中国的产业和产品质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过去的20年间,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分工基本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的地位很难轻易动摇。只要中国能够改进质量,西方国家很难重新拾起已经转移出去的制造业。而转移到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必须正视这种因为相互依存状态而产生的国际压力。改变中国之梦不仅存在于西方政界和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西方商界,甚至和中国有大量经济交往的商界。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盈利,另一方面是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政治社会环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当西方政界、商界和社会在改变中国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的时候,中国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当然,最好的应付方式是中国采取主动,加紧探索政治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制度。只有制度牢靠了,西方的压力才不会造成巨大的内部影响。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18)

2007年9月11日星期二

中国和西方进入互不确定的时代(郑永年)

尽管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相互依存,但从各个迹象来看,双方之间也正在进入一个互不确定时代。相互依存表示双方同处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各国之间的经济边界越来越具有模糊性,在一国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对另一国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减少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易成本,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是,相互依存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必然带有消极的结果。这就是双方之间的互不确定性。

互不确定表示双方之间很难确定和消化由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所带来的政治和战略影响。


西方忧虑中国军事现代化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中国不确定论”已经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管有些西方人怀疑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可持续的,大多数人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事实。这是确定的一面。

但一些人感到不能确定的是,尽管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已经接纳了中国,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体系的有机部分,但这个体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国的经济行为呢?

在早期,西方世界接纳中国进入他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认为只要中国进入了这个体系,中国的行为就会改变。但现在他们感觉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行为是很难根据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变的。

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严重。在政治上,西方原本期望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政治也会随之变化。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但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中国在经济市场化方面几乎比其他很多国家要走得远,但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受到经济市场化的很大的冲击。中国领导人不断调整管治社会之道,有效地消化着经济社会巨变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并且在努力寻求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

最令西方感觉沮丧的是,从邓小平以来的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公开否决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可能性。

令西方感觉最不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在历史上,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挑战既存世界权力格局,因为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把其经济力量通过军事现代化转化成为军事力量。

西方对这方面的关切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并且越来越甚。尽管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自己的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决心,但西方对中国战略的担忧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西方对中国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大。


中国从未忽视西方的压力

那么,中国对西方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尽管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张扬西方的不确定性,中国对西方实际上也同样感觉到不确定性。中国对西方的不确定性在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都是存在着的。

在经济层面,中国原本以为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会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压力。但现实并非这样。西方往往利用国际组织向中国施加直接的压力。

尽管中国领导人这些年来为落实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倾尽全力,但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理会中国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世界往往动不动使用政治手段来向中国施加压力,把经济贸易问题和民主、人权、环保等等联系起来,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再者,中国“走出去”战略刚刚起步,就遇到了西方世界的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有甚者,西方世界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贸易关系多加干预,把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提升到复杂的战略竞争关系。

这无形之中给中国的外部经济关系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在政治上,中国对西方从来就没有信任过。甚至可以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西方世界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企图从来就没有轻视过。

但最近几年,中国显然感觉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加大其改变中国的努力。美国不仅使用武力在一些国家强行推行民主政治,而且也在很多国家制造了“颜色革命”,利用当地社会矛盾推翻现政权,建立亲美政府。

中国感觉到,西方“颜色革命”的范围也包括中国。中国的有关部门已经公开表明,很多地方发生的维权运动往往和境外政治势力有关。

最近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在政治上感受到的外在压力正在遽然增加。西方试图利用类似奥运会这样的机会来促动中国内部政治的变化。这一点上,西方和中国之间,大家似乎心照不宣。


“小北约”正快速调整战略

在战略上,中国对西方的不确定性更加一层,所感受的压力更加直接。在这方面主要是美国、日本和澳洲为轴心的所谓的亚洲“小北约”。

中国领导人不断表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并且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机制的出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具有现实性的。但是中国并不会因为西方的担忧而放弃或者放慢国防现代化。并且因为台湾问题,中国必须加快军事现代化,这样才能从最坏处着想,阻止台湾的正式独立。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亚洲“小北约”正在快速调整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来遏制中国或者“消化”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并且,美日等国也正在加紧拉拢中国的近邻,如印度和越南,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加入美日阵营,一起来应付中国。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所有这些互相不确定性方面并不是很容易能够消除的。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这些互不确定性会继续存在。并且因为其他很多新的不确定因素的出现,现有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继续增加。

幸运的是,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这些不确定性发生在相互依存状态之下,是同一个结构下的摩擦和冲突。正因为在同一个结构下,双方都有意愿来正视这些不确定性,通过各种机制来减少不确定性。

因此,如何在维持和强化相互依存状态的前提下,来解决互不确定性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11)

2007年9月4日星期二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6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反腐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标本兼治。最近以来,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深。可以相信,十七大以后,反腐败会是中共高层重要政治议程之一。

实际上,反腐败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所有中共领导人和政府都非常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这并不难理解。

这么多年的反腐败不能说是不力。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官员因为各种腐败而被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所惩罚,但腐败官员似乎是前赴后继。

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反腐败力度越大,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官员卷入腐败。腐败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反腐败的力度而提升。

这并不是说反腐败导致腐败,而是一方面意味着腐败已经深入到党的机体,另一方面表明要对到目前为止的反腐败举措进行反思,为什么这些举措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反腐败的这种困难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和有关方面反腐败的指导理论有关联。正如中共高层历来所强调的,反腐败的确是政治改革的重要议程,就是说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反腐败才能取得成效。但在实际层面,反腐败往往是和政治改革脱节的。

笔者一直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必须从执政党及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变革中来展开。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这些年来,不能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变化。例如基层民主的推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权力的加强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等等,都促使着国家与社会关系,从而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但是,这些方面的变革在政治改革的议程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大。

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焦点和轴心一直在体制内部的调整和变化。表现在反腐败上,有关方面强调的是体制内反腐败、在体制内部制约腐败,而对利用社会力量反腐败、利用外部力量制约内部腐败强调得不够,甚至对外部力量心有余悸。

体制内反腐败不可说不力。到目前为止,政府方面已经出台了无数的法律、法规。党内也是这样,各种纪律、条规和各种文件不计其数。

最近这几年,针对第一把手腐败问题,中央有关方面正在推行党委会常任制的试点。此外,中央巡视制度也正在推进。相信所有这些新举措如果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也能够对腐败起到不同程度上的制约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内部反腐败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就拿第一把手腐败问题来说。顾名思义,第一把手就是一个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者。迄今,如何制衡第一把手的权力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更何况反第一把手的腐败问题。

如果第一把手是单个的个人还好处理一些,问题是第一把手往往并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体。就是说反腐败面临的是围绕着第一把手的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反腐败?


集团性的腐败掩盖信息

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地的腐败越来越具有集团性质,例如早些年的湛江和宁波。最近的上海陈良宇案,尽管多数干部还是好的,但在陈良宇周边也聚集了不少官员,可以说是一个腐败的小集体。

在面临集体腐败时,上级政府必须付出巨大无比的信息成本。反腐败首先要得到腐败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从何而来?尽管中国建立了很多内部信息管道,但当集体腐败时,内部信息管道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

因为任何一个腐败的集体必然能够有效地隐瞒信息,甚至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当集体腐败时,这个腐败集体必然拼命抵制上级权力机关的干预。

在远华案,因为官商结合,中央有关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突破口。在处理陈良宇案过程中,中央派出了庞大的队伍,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精力,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人们在庆幸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计算一下反腐败的高额成本呢?如果很多地方都存在着集体腐败,那么中央如何反腐败呢?即使能反,但是否是可以持续的呢?

反腐败因此必须引入外部社会力量。外部社会力量的引入可以制衡腐败的发生。在谈论外部力量反腐败时,一些人担心的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很多社会力量也同样是腐败的,甚至是更为腐败。

如果外部力量也是腐败的,那么如何利用它们来制衡内部的腐败呢?主张外部反腐败并不是说,只要是外部力量就是正面的,就不会腐败。

外部力量之所以可以用以制约腐败,其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果反腐败只局限于内部,因为内部人数较少,腐败者就很容易操纵其环境。但如果外部力量介入反腐败,环境就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变得非常复杂,腐败者就很难操纵其环境,至少操纵环境的成本就会变得很高。

其次,外部力量并不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会造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局面。很难有一个外部力量能够操纵其他所有相关的力量。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得上级部门的信息成本会大大减低。如果让人民掌握各级官员的信息,那么上级有关部门就很容易得到信息。没有任何一位腐败官员或者集体能够操纵所有人民或者贿赂所有人民。

如果查看一下各个腐败案例,不难看出,任何一个腐败案例,一些或者很多社会成员早就在上级发现腐败案前就拥有信息。只不过是上级有关部门没有管道得到这样的社会信息或者这些信息无法达到上级部门罢了。

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媒体是人民拥有和传达信息的有效管道,但在中国人民没有这样的管道。当然,媒体也是会腐败的。正因为这样,媒体之间也必须是通过竞争得到相互制衡的。

有效的反腐败因此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在体制内反腐败进行了那么多年而其成效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就必须加大引入体制外力量的力度。

实际上,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反腐败。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来保证人民的参与,外部力量反腐败流于概念层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反腐败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因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证人民的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的反腐败取决于一种新型的以及民主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确立。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