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郑永年）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欧洲的法国和中东的伊朗。

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模式可供借鉴。

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和解体了。

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有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

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

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特别强调的。

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邓小平因此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

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则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例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

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时代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

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渐趋明确。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

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继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往往是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用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具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大大不够，而且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本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这种情况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件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诉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说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于“选民”利益。

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0/30）

从十七大看中国政治道路的探索（郑永年）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一出来，人们争相提问，“有没有新的提法？”“新提法”往往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过去提什么，现在改为了什么。二是过去没有提出来过，现在提出来了。

或者过去是其他文献上提过，但现在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正式提了出来。

从这个角度，人们自然可以在十七大报告中找到很多新提法，如从前提“建设”现在变成了“发展”；从前用“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现在改成了“人均”；从前提“增长”现在变成了“发展”；基层自治首次纳入总体政治制度；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和“统筹兼顾”，等等，不一一而足。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每当一党取代另一党执政时，往往推出很多全新的政策概念。政党间的分野往往通过这些概念的不同来显示。

与此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党执政，每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和前一次相比，往往是连续性多于创新。并且经常为了强调政策的稳定和延续性，创新的概念也往往夹杂在人们已经熟知的政治话语中。

 

解放思想，大胆前探

很显然，尽管很多评论家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透视十七大报告，但这样的方法很难看到十七大报告所要透视的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

长达数万字的报告，其中心思想表现在如下几句话中，不妨全部引用：“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在这段短短的话语中，“社会主义”、“党”本身和党所推行的“发展”道路，一切都没有了定论，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在历史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是预先设想好自己所要追求的“主义”，界定好自身的政治定位和发展模式，然后再来动员社会力量来追求既定的“主义”和发展模式。

但从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抛弃了这种完全自上而下的做法。尽管中共还在提马克思主义，但自邓小平以来，“实事求是”早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代名词。

应该强调的是，这段话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党”和“发展”（道路），这些都是中国政治中最为敏感的词汇。即使社会层面或者党内有争论，一旦体现到党的文献中时，就是“既定”的了。

现在，这些关键政治概念和“什么”、“怎样”等疑问词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党”还是“发展”模式，都不是既定的、固定的，而是具有开放性的，向未来的开放。

从探索未来的角度，更容易理解胡锦涛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的意义。

 

经济转型带来严重后果

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巡”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急剧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从从前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具有双重的不确定性。一是这个过程的不确定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其二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人们知道西方理想类型的市场经济如何，但并不知道市场经济生长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后会演变成怎样。

但不管有怎样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就是“彼岸”。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探索，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市场制度及其这个制度下运作的市场经济。

然而，不可否认，正如十七大报告所坦言的，这种转型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环境急剧退化、党政官员腐败等等。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一旦主导中国改革，财富创造加速，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更快。很少一部分富裕了，但穷人也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早年所倡导的“一部分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后半句就变得飘渺起来。

左派对此的激烈回应也因此很容易理解。作为社会正义化身的毛泽东主义开始回流，并且在一些社会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些老革命家、退休老干部面临的社会现实与他们想象中的理想背道而驰，也因此纷纷以各种方式上书请愿，要求中共中央反思邓小平，反思“三个代表”。

利益和思想的分化和政治化，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具有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个挑战是中共领导层必须面对的。在今年三月“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五千字长文，来阐述发展、效率与社会正义公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为“两会”的政策讨论定一个基本调子。

 

确立了转型的“彼岸目标”

这次十七大报告也同样回应存在于社会中的争议，并且对中国发展模式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正式成为中共的官方论述。

从这方面来看，十七大报告是一个人本社会主义文件，与前比较，十七大报告是对人本社会主义最为哲学化和系统的论述。

在很大程度上说，人本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人本社会主义最为简约的表述就是“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老左派怀旧，新左派强调分配。但很显然，无论新左派还是老左派，其道路很难行得通。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很多问题因为转型而产生，也必须通过转型而得以解决。

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一旦发展中断，不但现有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无穷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同样，片面强调效率和利益的自由主义也行不通。  

光有效率和利益，牺牲了社会正义和环境，社会稳定必然成为大问题，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会成为大问题。

人本社会主义则是超然于左右派之上的第三条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由财富的高度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前提条件，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保障社会正义和公平。有发展，有社会公平，才会有社会的和谐。

那么，如何协调发展和社会正义与公平呢？这是十七大报告要回答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也不难看出答案：那就是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而达致社会正义和公平。

报告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十七大报告中使用“民主”这一概念，达数十次。尽管中共官方文件历来都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但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联系起来，十七大报告还是第一次。

十七大报告也因此开始了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探索。尽管报告也涉及到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内容，如党内民主、法治、基层民主等等，但重要的并不是十七大报告提了些什么具体的推进民主化的举措，而是为中国政治确立了转型的“彼岸目标”。

邓小平把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彼岸目标。市场的引入导致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的“此岸”过渡到市场的“彼岸”。

现在十七大确立了中国政治的彼岸目标，尽管这个过程也会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展开，但只要有彼岸目标，无论国家、社会和政党，发展道路就变得明朗起来。旗帜是一个转型政治所最需要的。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0/23）

中国为什么对民主社会主义感兴趣（郑永年）

前些日子，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就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谢韬提倡中国放弃中国所实行的传统社会主义，而走欧洲式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谢韬直言不讳地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文章发表后，支持阵营和反对阵营都比较明确，但官方的回应则显得模棱两可。尽管一些官方学者在回应中表示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应于中国，但又认同民主社会主义中的很多因素。

谢韬在这个时候明确提出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其个人的意向和偏好，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本栏已经说过，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国向何处去”"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与此同时，无论是所谓的“右派”还是“左派”，都对中国发展的方向感到迷惑。

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于是端上台面。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领导层形成以来，提出诸多新的执政理念，如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等，而这些也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因此，最近这些年，中国方面派出很多代表团到欧洲考察。民主社会主义也很自然在中国内部政策话语上开始占有重要性。

 

欧洲政改道路漫长

在当代，凡是访问过欧洲的中国人，大多都会对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人从欧洲模式中看到了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在应付今天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弊端如环境恶化、收入分配差异过大、社会失去和谐等等过程中，人们都可以从欧洲找到有用的经验。

简单地说，欧洲经验的核心就是如何从原始资本主义和平过渡或者转型到人本社会主义。

欧洲也经历过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以单一利润为唯一目标的原始市场经济在推动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就是当时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绘的悲惨世界。

当时欧洲的政治人物也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不推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代表其利益的政权，要不改良这个经济体系及其政权。

因为欧洲各国历史条件的不同，各国作了不同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总体上说，先进的西欧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落后的东欧和俄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但不管怎样说，欧洲从原始市场经济过渡和转型到人本社会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市场经济本身绝不能过渡和转型到人本社会主义化或者福利资本主义，因为资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今天所说的人权或者社会福利不是资本的本质和内在部分。

改革资本的主体就是政府和社会。欧洲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但简单地说，通过改革，欧洲社会达到了资本（经济权力）、政府（政治权力）和社会（多数人的权力）三者之间的相对均衡状态。这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欧洲和谐社会。

当然，这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体现形式，一些社会倾向于强调经济效益（资本），而另为一些则强强调社会公平（福利）。

不管如何，没有一个欧洲社会只强调其中一种权力的。所以，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民主社会主义对中国就具有了参照意义。

当然，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整个地移植到中国。如上所说，不存在单一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各国都有其符合自身特点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要学欧洲经验，就要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理性分析，看哪些符合中国国情，哪些方面需要改造。

 

三种力量之间的均衡

在中国各社会群体中，除了少数市场崇拜者（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国家崇拜者（国家原教旨主义者）外，大多数人实际上不难接受欧洲模式所强调的三个力量之间的均衡状态，尤其是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

市场力量的中心是效率，社会力量的中心则是公平与社会正义。而中国缺失的正是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均衡。

中国对民主社会主义争论最大的就是“民主”部分，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多党制问题。但即使在这方面，人们也不应当对民主社会主义作机械的理解。

民主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在欧洲的意义上，民主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容许多元社会力量进入政治体系，通过国家的力量对资本的力量构成制约。第二个层面是利益代表，就是有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

在第一个层面，欧洲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的问题就是社会力量对政治参与的缺失。因为没有有效的政治参与，社会对资本的制约无从谈起。

同样，对政府来说，因为缺少社会力量的支持，很多意在节制资本力量的政策举措也很难落实下去。就是说，社会的参与政治无论对社会本身还是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尽管反对实行多党制，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也和民主社会主义有相当的一致性，那就是共产党要代表不同的利益。

这些年来，在利益代表方面，执政党也作了不少的努力。不仅在理论层面，利益代表获得了合法性，而且在实际制度层面，努力建设利益代表机制。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在建设符合中国情况的政治体系，但另一方面也要考量和国际接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深层地融入国际社会，政治体系接轨的重要性会越来越突出。可以预见，民主社会主义不失为其中一个现实的选择。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0/16）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郑永年）

中共党内官员腐败的严重情况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党内大规模的腐败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历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腐败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甚。

到今天，腐败似乎已经广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官员的腐败，而只意味着社会对官员的腐败无能为力。

现在，如果人们说某一官员很清廉，不腐败，就会感到惊奇。而当某位官员（无论其级别有多高）因为腐败而清除时，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官员理应受到清除。

 

社会对腐败冷漠

社会对官员腐败的无能为力和冷漠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党政官员腐败所包含的道德代价。官员腐败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负面的道德衰败。

这种道德衰败如果不能有效阻止，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影响就会是致命性的，就是中共领导人所意识到的“亡党亡国”。

很多人对道德力量对执政党及其政权的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总是清楚的。可以把道德的重要性置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考量。

任何政权的合法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垄断、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软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对社会成员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清廉政府、道德权威等。这两种力量互为依赖，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他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他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

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也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的候选人的个人道德。

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者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在那里，执政党不仅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

 

道德权威维系政权命运

执政党道德权威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一些被推翻的政权的案例中看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权具有很高的能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国家的政体现代化程度。

在亚洲，典型的就是菲律宾和印尼。菲律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印尼在苏哈多期间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无论是菲律宾的马可斯和印尼的苏哈多都没有逃过被“人民力量”所推翻的命运。

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败和腐蚀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人民平时对政权的腐败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自主地组织起来，推翻腐败的政权。

政权的腐败在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颜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层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毛泽东以来的中共历届领导人都把反腐败和“亡党亡国”联系起来。

这些年来，执政党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在江泽民时代，中共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提倡“以德治国”。

近年来，胡锦涛也在强调“八荣八耻”的道德观。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了党内因为腐败而道德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领导层复兴执政党道德权威的努力。

但可悲的是，中国社会对这些举措似乎表现出异常的冷漠。的确，在一个以钱为本、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道德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并不奇怪。然而，悲观的是，另一方面，利益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但利益并非社会的黏合剂。

西方自由主义在突出个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强大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在向社会的各阶层提供道德力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保守政党一旦掌权，也不惜动用政权的力量重塑社会道德。

 

反腐主体牵涉法律与社会

中国过去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但因为缺少道德黏合剂，这座利益大厦并不巩固。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敌视。同样的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党、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

如果执政党官员干部的道德衰败不能阻止，如果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不能复兴，那么即使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执政危机也随时会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要成立专门组织来预防腐败。

根据中共《党章》，共产党应当是社会的先进分子，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如果社会的这个部门腐败了，那么整体社会就不存在任何凝聚力。要整治腐败和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就首先必须治党。

但是，整治党内腐败就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很多年来，尽管出台了很多反腐败的举措，但过于重视腐败的“内部消化”，就是在执政党内部加以解决。

例如，党政官员出现了腐败，往往是先党内处理，后移交给国家法律。

再者，党内处理往往占有相当长的时间，而法律处理则是往往是“短、平、快”。这种方式应当加以改变。其社会效果就是党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党的纪律的附庸。

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对矛盾：党一方面反腐败，但另一方面党似乎也能充当腐败的保护伞。如果一旦发现党政官员的腐败，法律就能马上介入，情况就会不同。这样做，既有利于法治建设，也帮助人们的法治观念的确立。

“内部消化”也不利于社会的参与。今日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冷漠和无能为力是社会没有有效的参与机制的产物。官员的腐败并非一天两天之内造成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例表明，这些官员的腐败是有很长的历史的。

正是“内部消化”机制使得这些腐败官员照样“带病上岗”，照样官运亨通。如果让社会来参与，就很容易防止这种情况。让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

相反，如果社会对腐败持续感觉到无能为力，那么一旦演变成为人民的力量，社会和执政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关系。

要重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须走出目前主要依靠“内部消化”的格局。反腐败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内。党内纪律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部消化”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反腐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应当再三强调的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反腐败，更重要的是道德重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0/9）

十七大与中共的发展方向（郑永年）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总统制国家的总统选举。因此，每当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人们热切关注着围绕党代表大会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党代表大会所引出的人事变化。

人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期望已久，早就开始从各方面的新政策动议和重要人事变动来观察十七大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权力从江泽民班子移交到胡锦涛班子。当时外界对江泽民的关切多于对胡锦涛，因为人们顾虑的是中共权力能否顺利移交的问题，并且当时即使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班子也大多由江泽民而非胡锦涛本人来主导。

只有到了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以说一个真正的胡锦涛时代才来临。人们对胡温的新政已经熟知。在过去的五年中，新领导层已经推出了诸多新政策。

人们在胡锦涛今年6月份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可以体会到，十七大要对这些新政策作系统化的陈述。但人事方面就不一样了。胡温新政推行已经多年，取得相当大成就，但同时离社会大众的普遍期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新政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强大抵触。十七大能否组成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进新政很自然是人们所关切的。

其实，这也吻合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即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此外，这次高层人士安排也涉及到五年后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权力移交问题。胡锦涛领导班子能否选择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体也是人们关切的热点。

就是说，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不过，在“人”与“事”之间，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对“事”显示出超乎异常的关怀。各种新的政策就属于“事”的范畴。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期间，不管谁来掌权，都要面临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中国国内这些年的发展动态来说，社会各阶层关切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仅仅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社会正义。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有的阶层利益反而受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共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双方之间的争论在近年趋向激烈。

双方间的争论表面上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制定上，但双方背后的关切则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

前些时间围绕着有关中国是否应当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的争论，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关切。

从深层次看，人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关切，并不是如很多人所说的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且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就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已经发展了1200万新党员。到2006年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经达到360万。大约有42万个企业组织成立了党的组织。

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的组织。很多年来，海内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性发展的是党组织。

除了党组织，中国还没有任何其它组织可以覆盖和渗透整个国家的所有重要部门和结构。中共新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年轻，教育程度也较高。到2006年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总党员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

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益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与资本家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

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

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第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党的开放性，表明中国政治的开放性。较之毛泽东时代，当代中国政治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并且开放性的程度还在逐渐提高。而党的可持续发展就依赖于这种开放性。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但是除了开放性，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决定于党的政治公正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从各社会阶层中录用党员，这些都表明党的开放性。但这并不能表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可以在党内得到同样的体现和保护。

一些社会群体对党的发展方向的担忧在于，在现实面，不同的社会利益在党内的实现程度很不相同。新兴社会阶层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能量来影响党的政策，但弱势群体又怎样呢？

就是说，即使在党内，各社会群体在利益聚合、表达和实现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

世界政党史的发展也表明，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努力追求在党内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达成体制内的妥协。但是在实现政治正义方面，这个不断开放的政治体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要保证基本政治正义，就要从制度层面实现党内民主，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公平聚合、表达和实现。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