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什么共同向中国施压（郑永年）

　　正当全力以赴准备明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似乎面临各方面的国际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从非洲达尔富问题到亚洲缅甸问题，西方千方百计地想着对华施加压力，并且种种压力总是以各种方式和明年北京奥运会牵连在一起。

　　奥运会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前有很多次奥运会都产生了西方所想要的社会政治效果，西方也同样希望这样的效果产生于中国。

　　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在向中国施加压力方面已经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现在西方的一些政府或隐或显地对利用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也感起兴趣来了。

　　或者说，本来非政府组织在前台，政府在后台，但现在政府也开始往前台走。

　　这方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北美和欧洲各国也就是传统大西洋联盟国家之间的默契了。欧洲三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中间，法国和德国的对华立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单地说，两国都努力向美国靠拢。

　　德国执政党最近召开大会，讨论德国的亚洲政策。出台的政策文件给人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德国的对华政策似乎要重复美国布什总统当年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德国执政党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型连一些德国学者都惊呼德国亚洲政策上原教旨主义精神的崛起。在北美，除了一直领军对华施压的美国，加拿大政府近年来对华越来越强硬，最近则更进一步，似乎有了要和中国对着干的架势。

 

资本希望中国朝其方向发展

　　西方国家对华施压表现在各个方面。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已经表示，欧盟和美国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要和美国在政策层面进行方方面面的协调，对中国施加共同的压力，包括人民币汇率，对华贸易赤字，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能源外交、市场开放等等，无所不包。

　　西方各国也开始支持海外的反对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最近德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一个比一个高调“礼待”达赖喇嘛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不过最有可能，长远看也是最会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对华的“民主同盟”的形成了。这些年来，在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政策圈都在宣扬民主同盟的概念。

　　尽管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很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冲突很大，但在民主和人权价值上并没有多大的分歧。民主人权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也一直是民主党外交政策话语的核心。

　　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同盟”的概念本来局限于亚洲。美国是提倡者，日本和澳洲对此一直百分百支持。不仅支持美国，而且也亲自出马，拉拢中国周边国家，来组建民主同盟。

　　欧洲的对华关系本来注重于经贸关系，对民主同盟的概念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现在开始有了。欧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促使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西方从来就没有把经贸和政治区分开来过。西方鼓励中国的改革开放，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变迁，也就是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

　　在主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在任何地方，资本都具有经济和政治的两面性。资本要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希望中国朝着资本所希望的正确方向发展。

　　这两方面相辅相成。资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初的巨大利益之后，现在开始要追求最大化。这种最大化就是要求中国用法治、人权和民主来消化所谓的“不确定”状态，从而保障其在中国的长期利益。

　　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西方在促使中国政治变迁方面开始感觉到时间上的压力。尽管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但在西方看来，中国的硬力量和软力量正在加速度提升，从而对西方构成挑战。

　　在硬力量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虽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高，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够让西方人忧虑了。

　　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公，每年都在制造着大量的富人，而富人爆发户式的消费让西方人感到很不是味道。当然，更有影响力的当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军事上的发展。航天技术的发展让西方人惊叹。

　　而即使是中国本来毫无优势的软力量方面，西方也感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中国的发展经验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尽管中国方面并没有过于强调，但“中国模式”在西方人看来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个替代品。

　　中国的外交模式也让西方担忧。在处理非洲达尔富问题、亚洲缅甸问题，更不用说早先的北朝鲜问题，中国已经显现出自身的处理方式。

　　尽管西方表面上对华表示不满，但内行的人知道中国在追求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外交方式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很大程度上，较之中国的硬力量，中国软力量方面的发展更让西方担忧。

 

如何理性回应压力是一大挑战

　　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两国和美国决裂。但是没有美国，欧盟本身并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生多大的作用。和美国决裂之后，德、法两国感觉到自己似乎是西方阵营中的“异见人士”，只会发牢骚，而办不成大事。

　　国家首脑的变迁给这两国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调整各自和美国的关系。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欧洲和北美在中国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冲突，只是因为不同的利益，双方的对华政策侧重点不同罢了。

　　欧洲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比较强调商贸利益，而美国比较强调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战略利益。但一旦涉及到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就会有合作的动机。

　　例如2005年中国出台针对台独的《反分裂国家法》之后，欧盟和美国就立刻就对华战略进行协商，寻找共同方案。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欧洲和北美一直在寻找共同的利益。现在双方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如贸易纠纷、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等等。共同的问题导向了共同的利益。有了共同的利益，就有了合作和协调的基础。

　　从西方内部来说，因为是民主政治，国内各方面的改革举步维艰，很难消化因为经济的全球化而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政府因此转向了政治方法。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全球化的主要一个推动者，中国不可避免要承受此种政治压力。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一些人开始呼吁一个针对中国的大西洋联盟。呼声似乎很大，但要形成这个联盟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从世界历史看，军事战略上的联盟最容易也最有效。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并没有对欧洲或者北美任何国家形成军事战略上的威胁。

　　西方面临的是共同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或许可以产生联盟，但其凝聚力是个大问题。不用说欧洲与美国之间，就是欧盟各国之间，在对华经贸关系上，都有其各自的利益。

　　西方不见得能够把较为抽象的民主、人权等概念转化和体现在各自的经贸政策上。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中国可以忽视西方的这种政治压力。

　　西方的政治压力，从长远看，关乎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革；从中期来看，关乎于中国和西方的经贸关系；而从眼前看，则关乎于明年的奥运会。

　　如何理性回应西方的政治压力，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1/27）

奥运会：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平衡（郑永年）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奥运会背后的政治就早已经开始运作起来。海外各方面的政治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开始跃跃欲试。当很多人开始期待奥运体育盛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期待着的则是奥运会背后的政治舞台上会发生什么。

奥运会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件纯粹的体育盛事，不仅仅是运动员之间的技能较量，也是国家间政治的较量和外交的较量。对经历过第一次申奥失败的中国人来说，对奥运会背后的政治已经有了几分切身的感受了。

很多海外的政治力量已经把北京奥运会看作是促成中国政治变化的最好时机。在历史上，奥运会经常被认为是能够导致举办国政治变革的一个动力，并且一些举办国在奥运会之后的政治变革经验也表明奥运会的确可以触动国家政治变化。

在很多西方政治力量的眼中，中国仍然实践着和西方“异类”的政治。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想利用奥运会来促成中国政治变化的愿望之强烈就可以理解了。

从消极面来说，他们希望奥运会能够对他们并不喜欢的中国政治施加压力；从积极面来说，则是希望中国能够像从前一些国家那样，因为奥运会而开始国家的民主化过程。

同样，一些政治力量也努力把北京奥运会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他们希望奥运会能够促成中国外交方式的变革。

 

重要的是超越民族主义

例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政治团体努力在把奥运会和中国在非洲达尔富问题联系起来，对中国施加各种外交压力。压力的方向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求中国在外交上能够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不能挑战西方利益和西方所代表的价值观。

奥运会背后的政治势力必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大源泉。中国成为奥运会举办国本身就已经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很显然，北京奥运会一方面把中国置于整个世界之中，同时也把整个世界置于中国之中。

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国家综合力量的重要标志，并且这种综合力量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自近代以来，因为国家的积弱，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了崛起之梦，希望国家的强大。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海内外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而举办奥运会则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硬指标。

正因为这样，在奥运会事情上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和其他事情上的民族主义有很大不同。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中国即使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并不见得在国内各个社会力量之间能够达成一致。

例如九十年代的反美民族主义和前几年的反日民族主义就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一部分城市居民。在不同社会力量中间，对反日、反美示威具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

但奥运会则不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容易达成共识。至少，在其他很多国家，国民对要不要承办奥运会经常有很不相同的意见，甚至存在很大的反对力量。这种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大多数人民对能够得到奥运会举办权感到由衷的自豪。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确可以成为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机会。很显然，这也是中国国内一些部门所强调的。但事情总有其两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如何处理有可能由奥运会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挑战。

奥运会不仅仅是表达中国民族主义的一次机会，更重要的它也是表达中国全球化程度的一次机会。奥运会表明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有机部分，这要求中国要超越民族主义。

在奥运会上表现民族主义精神固然重要，也不可避免，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超越这种民族主义。用学理来表示，民族主义往往表达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全球化则表现为人们对特殊国家认同的超越。

就是说，民族主义经常和全球化处于对立的位置。奥运会是否成功取决于有关方面（包括政府和人民）能否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达成一个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如何办好这届奥运会要比中国能够赢得多少金牌更为重要，更具有政治意义。

 

奥运舞台会出现“政治人物”

对一些海外政治力量来说，奥运会是西方检验中国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一次机会。可以毫无疑问地预测，一些人和一些组织都在谋划如何对中国进行一次检验。

西方的媒体尤其如此。一直对中国媒体管制不满的西方媒体，必然要用这次机会，从积极面说来推进中国媒体的自由化，从消极面说是可以给中国造成负面的影响。

可以相信，奥运会会成为一个大舞台，在这个台上出现的，不仅仅是运动员，而且也会有很多抱有政治期望的“政治人物”。

中国有关方面对奥运会背后的政治应当抱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说承办奥运会是一个国家“硬”力量的标志，那么能否举办好，如何处理好与奥运会有关的问题则是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标志。

如何办好更多的是中国奥委会当局的事情，但如何处理比如新闻媒体自由那样的问题就超出了体育范畴，而进入政治范畴。

政府先前已经表示要加大奥运会期间媒体采访的自由度。现在，各方面正在等待检验中国有关方面所作的诸多承诺。并且，奥运会背后政治往往错综复杂，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不可捉摸。

我们也可以相信，会有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士做出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不管怎样，如何处理这样那样的事情，无论是预期的还是突然发生的，都会具有超出奥运会本身之外的政治意义。不管喜欢与否，中国有关方面都必须正视，有所预期。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1/20)

分配公平需要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郑永年 ）

中共十七大报告就目前中国每况愈下的收入差异有了新的论述，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在初次分配上强调公平，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属首次。此前，中国政府处理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邓小平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下“大锅饭”的状况，提供人们劳动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反映到国家的分配理论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但是在将近30年的改革过程中，效率有了，一部分和一部分地区也的确富裕起来了，但公平消失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望而不可见。近年来，越来越大的收入差异更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

（实际上，过大的收入差异也是经济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少部分社会成员过度消费，但大部分人则消费不足，仅仅停留在维持生计的水平。内部的消费不足转而迫使中国产品的大量外销，从而导致和西方社会的贸易冲突的升级。这当是另外一个需要专门加以讨论的问题。）

 

效率和公平性要兼顾

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下足了功夫。各方面的公共政策不断向低收入者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但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距人们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异。

很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增长，增长速度为世界上所少见，但中国的收入差异也在同步增长。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收入差异问题并不在于各级政府的二次分配不力，而是因为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异过大。

初次分配出了大问题，就无法通过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来达到公平。十七大报告开始强调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说明领导层已经对此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穷人或者低收入者只有把自身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才能求生存和发展，或者说自身的劳动力是获取财富的唯一来源。

而富人则不同。富人除了劳动力，还掌握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在这样情况下，要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异，至少要求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必须较富人快。

但是市场经济运作规则决定了富人的收入增长会永远比穷人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已经成了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手段。或者说，全球化是财富分配不公的新动力。

要改变市场本身的规则，遏制全球化对财富分配差异的恶化，就必须求助于政治，就是说需要政府来干预市场，干预收入分配，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状态。（维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实际上也就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回到中国的例子。一次分配哪里出了问题？贫富差异的急剧扩大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过慢，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过快。

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年来形成了高度垄断。垄断企业的资本应当说属于全民，但这些企业内部经常自行决定工资水平。

除高工资外，垄断企业还有很大一部分收入属于灰色收入。高工资加上灰色收入使得垄断企业的收入远较非垄断企业的高。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盈利了，利益就在内部分配。但如果一旦亏损，就要求助于国家，国家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这些企业。这样，垄断部门总是能够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把亏损转移给全社会。这一过程不仅恶化了收入差异，更使得社会公平与正义荡然无存。

 

很多企业还是原始资本主义

中央层面搞垄断，背后还有相当的理性，因为一些产业具有战略重要性。但中国的情况是，不仅中央搞垄断，而且地方的各个层面，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都要搞垄断。越到下面，垄断就越是毫无理性。

往往是哪里有利可图，政府就要进行垄断，造成了与民争利的局面。各个层面的垄断非常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尽管中国的中小企业也在发展，但其生存环境非常不好。而在收入差异比较小的国家，中小企业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导的角色。

在非国有部门也存在着收入差异问题。在这个部门，很多企业实行的是非常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企业要不利用国家法律的不健全，要不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忽视企业工人的基本权利，如最低工资制、安全生产环境和最基本的医疗保险等。

现在，领导层认识到了一次分配过程中公平的重要性。但如何把认识落实为政策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如何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节制国有资本，防止国有资本与民争利？如何改善中央垄断企业的企业治理，在市场运作基础上增进公共利益？如何限制甚至取消地方层面的垄断，给中小企业创造一个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如何保障非国有部门的基本劳工权利，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权益？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超越了分配制度本身，而需要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变革。

再者，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没有错。但可以再进一步说，二次分配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分配过程中的效率。

二次分配往往被理解成为对穷人的救济。救济穷人当然需要，但这仅仅是二次分配中很小的一部分功能。如果二次分配只注重公平，而忽视效率，那么就会步西方福利国家的后尘。

 

政策须向中小企业倾斜

一些西方国家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过分注重公平，而忽视了效率，结果养了一大批懒人，就是人们常说的福利国家病。社会成员利用国家力量（往往是通过选举制度）对企业和个人增收过高的税率，从而影响效率。生产效率的低下又反过来影响国家福利的可持续性。

所以，更为有效的方式是二次分配也同样要强调效率，就是说除了对穷人进行必须的救济外，政府可以大力投资于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培养，国家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也可以向中小企业倾斜。

诸如此类的政策举措就可以为各社会群体提供机会参与经济发展过程，通过参与发展得到应有的财富分享。这样才可以在效率和公平之间造就一个良性循环，保障两者的可持续性。

中共的新分配论述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挑战。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坦诚，“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

可以这样说，因为对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不深入，从而影响了有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从建国到今天，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界犯了两次教条主义。

第一次就是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最近20多年间又犯了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可以用来增加社会财富。这并没有错。但是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多数人往往把此理解为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这里资本主义成了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种理解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理解方法。在中国理论和政策界，很多人习惯于从教科书来理解现实，而不是用现实去修改教科书。

很少有人认真地去考察中国本身的经济，也很少有人去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实际上，在今天，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如美国），也包括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例如劳工力成本中已经包含有人权概念。

在西方，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忽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忽视他们的最低工资，忽视他们的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险等等，也没有资本可以忽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

因此，有必要用批评的眼光来对待现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从考察世界各国实体政治经济体系来重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这应当是中国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根源。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11/13）

政治与国际接轨中国面对内外压力（郑永年）

在过去将近的30年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国际社会接轨。当然这里指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领域的接轨。经济上和世界接轨是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目标。在这方面，中国采取了异常的主动性。

当很多发展中国家努力抵制经济全球化的时候，中国是冷战以后经济全球化最强大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期间尽管中国内部的改革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和国际接轨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过。

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已经加入了包括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成为全球经济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国际接轨也是中国内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动力。如果没有和国际接轨，中国就很难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表面上如邓小平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是有明确方向的，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

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待于改善，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各方面政策话语的核心。

那么，能不能提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是被回避的。邓小平有著名的“两手抓”理论，就是说，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政治上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政治接轨”一直是个禁区。

但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它已经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同时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什么？一句话，客观形势使然。

 

政治问题从经济冲突中反映

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外在压力来自于中国经济已经和国际接轨这个事实。因为和国际的接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但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因为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的区别，西方总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中国。中国强调求同存异，不同政治制度的和平共处，但这不是说西方能够接受这种说法。

西方很难容忍中国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体系，而其政治上流离于这个体系之外。对西方来说，容许和鼓励中国经济融入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中国政治流离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状态。

政治上和国际不接轨的状态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有着相当的制约作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中国的作用并没有为西方社会所认可。

在最为棘手的一些国际问题上，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非洲达尔富尔问题、缅甸军政府镇压民众问题等等，西方只是一味地叫嚷制裁，并没有找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中国尽管非常低姿态，但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缓和甚至解决。

但在很多西方政界和民众眼中，中国的作用恰恰相反。这也反映在最近中国产品质量问题上。产品问题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西方社会可以把产品质量问题无限地政治化。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客观上要求着中国在政治上也能够和国际接轨。

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压力也来自于内部。在中国内部，已经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的政治变革已经远远落后于其经济社会的变革这个事实。

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对此是有清楚认识的。很简单，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得发生变化。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中间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已经反映出内部政治变革的要求。在民主社会主义提倡者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改革中国政治的一种选择，而且也是中国政治和国际接轨的一种选择。

 

理论滞后难以产生认同

如果政治上与国际接轨不可避免，那么就要考量如何接轨的问题。在这方面，不能对接轨作狭义的理解。很多人把接轨和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划等号。这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认知。

在实际层面，既不存在统一的西方民主政治，也没有任何一个后民主化国家能够复制任何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都是和该国家的传统文化相关的。历届中共领导人对西方式民主也一直持否定态度。

在中国内部，也曾经有不少人，包括中共的一些官员认为共产党改名不失为接轨的一个有效方式。但这种选择也并不现实。党的名称并不重要。世界上各政党的名称千奇百怪，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认同和接受这些政党。俄罗斯放弃了共产党，但其政治体系同样面临西方的压力。

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内部的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近年来，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明确提出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概念，但在实际政策层面，已经为和国际接轨作了不少努力。

从九十年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人本社会主义”以及“和谐社会”，这些概念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

同经济上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必须有个明确的方向。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变革，为了继续有能力引导经济社会的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尽管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但这个结构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变。

然而，为什么这些变革不能明了人们有关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呢？毫无疑问，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既存在于国际社会，也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

这种状态也说明了中国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使得中国政治的认同(identity)产生了问题。

无论是内部社会还是外部社会，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官方一再强调的“中国特色”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释中国的变革和制度特色。在外界看来，“中国特色”实际上已经成为“没有任何中国特色”的代名词。

要在政治上和国际接轨，既要继续努力追求内部民主化的改革，也要政治思维上的解放。确立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并不是要把某种认同强加于人，而是需要研究，需要争论。有争论才有共识，有共识才有认同。

无论是实际层面的政治改革，还是理论层面的政治概念的创新，政治的变革方向既要符合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也要考量到人类社会的共享价值，也就是国际接轨的问题。

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发展才会有明确的方向，人们才会有确定性。尽管“过（政治）河”的过程可能也是“摸着石头”，但必须告知人们这条（政治）河的彼岸是什么。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