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30日星期二

改革开放:中共应向社会吸引官员(郑永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无可否认,在这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一句话,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但也不容否认,不仅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无穷的问题,而且在继续改革的道路上也面临难以想象的障碍。

很容易理解,在纪念30周年的时候,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当很多人为中国成就而赞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质疑,甚至有了抵触情绪。在整个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情绪表现得尤为强烈,各种有关“主义”的争论又浮现出来。

如何纪念前30年?最富有意义的事情,是考量如何进行今后30年或者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而取得;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的问题也必须经由继续的改革开放而得到解决。除了不间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可以途径。


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利益

在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是由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过程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内部开放。正是因为是内部开放,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

经济改革因此就是经济过程逐渐向各社会群体开放。这个过程先是向农民开放,就是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改革把农民纳入中国的经济过程,为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注入了动力。没有前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工业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工业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过程。当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在不完全否认计划体制的前提下,把经济过程开放给计划体制之外的力量,那就是非国有部门经济。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对国有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国有部门的改革造就了巨大的动力。向既定体制外的力量开放,利用体制的力量来克服旧体制的阻力,这就是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

政治方面的进步也离不开内部开放。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反映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过程的开放最显著的就是反映在执政党提出的“利益代表”的概念中。“三个代表”的概念就是说执政党要代表方方面面的利益。

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下,执政党成功地把政治过程开放给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近年,执政党也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在改革开放过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无可否认,内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并非等速进行,经济开放的速度远远大于政治开放;同时政治过程开放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程度不同,对强势群体的开放远远大于对弱势群体的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内部经济和政治过程各方面的开放构成了中国内部改革的主题和动力。


只要有利可图就有政府垄断

从内部开放的角度,人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可以理解如何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一切有关乎利益。过去的30年可以说是用新利益去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用新利益体制取代旧利益体制。

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已经培养了方方面面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同时他们本身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成为了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力。

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趋向于封闭。这种封闭并不是对外关系上,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而是指对内开放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垄断。

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重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

中国国企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当国际竞争力缺失的时候,很多企业转向了国内。这就造就了垄断。

今天的中国,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有政府垄断。垄断就是“大鱼吃小鱼”,侵吞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发展停滞不前,政府垄断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同时,各种垄断机制往往导致国家的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

垄断既是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巨大差异的结构因素,是中国经济缺乏创新的制度制约,也在阻碍着经济过程的开放。可以说,如果政府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毫无希望,进一步的发展动力。


社会力量不足以影响改革

在社会改革方面,缺少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开放不足,就是说社会力量影响不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当今发达社会,社会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项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全民教育体系都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建立起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是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各项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的确,社会改革是这些年来领导层的最高改革议程。但是,社会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

社会改革需要钱。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因为国家所拥有的钱很难有效分配下去。从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政策的执行能力看,就不是这样了。

在很多方面,国家能力是失败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把钱用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是失败。谁都意识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就是改革不了。

医疗改革争论已经多年,还在争论。原因似乎也很简单,钱掌握在既得利益手中,他们不想把钱花到造福于社会大众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对既得利益来说,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有利于有钱有势阶层,何必要进行改革呢?

如何克服阻力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显然,政治改革是关键。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治过程的开放。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但大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这些年来诸多体制内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是体制内部改革,往往是左手改革右手,没有任何力度。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已经没有超然的力量。在强人政治的时代,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领袖们能够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进行改革。没有了政治强人,中国靠什么来改革?靠解放思想,靠政治创新。解放和创新就是要产生一些和既有的事物不一样的事物。

思想解放和政治创新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就是说,改革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如何能够获得改革的动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主体呢?没有任何办法,执政党改革主体的确立只能通过执政党吸纳社会力量来达成。


执政党须吸纳社会力量

政治向社会开放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执政党向社会吸引官员。中国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向社会吸取改革者。新加坡是个很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的大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是领导人都是由社会培养的。他们进入执政党之前都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精英。从社会吸纳人才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共都是从内部培养干部,培养的往往是官僚类型官员,没有全局观,没有社会观,也很容易和人民和社会脱节。

二是向社会分权。中国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府内部进行。这样,向中央集权往往变成专制,向地方分权往往产生很多土皇帝。向社会分权就是就是向社会寻找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

近年来,权力迅速向中央倾斜,但是社会还是那样无力,所以改革也无动力。要产生改革的动力,权力在向中央集中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分权。

当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抱怨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都没有出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再也不可能往回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的改革和开放。

而新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从前的重复,新的开放必须是向社会的开放。不管阻力有多大,开放政治是中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30)

2008年12月23日星期二

人本主义当成为中国政改的核心概念 (郑永年)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赵紫阳时期,中共曾经正式把政治改革作为其最高议程。但很可惜,这场改革运动很快就激进化,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此后,尤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尽管中共也不时提及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再也没有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程。

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这方面的成就不小。不仅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体接轨,而且也在政治上作了调整,容许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

为了应对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共在本世纪初以来,开始把社会改革作为重点,力图建立一套能够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社会制度。

社会改革还在进行,那么政治改革呢?各种迹象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进程并不理想,各方面的改革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讨论又讨论,就是无法确定改革方案。

社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本身就说明,需要用政治改革来推行社会改革。如上所说,社会改革是为了回应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然社会改革很难进行,那么也就是说由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仍然在那里。


无法改变社会分化现象

最近几年来社会层面的发展更表明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无论从发生的频繁度还是规模,都增加得很快。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体性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工厂的倒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失业人口正在快速增加。

经济的恶化对大多数社会群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种形式的罢工也在迅速扩散。尽管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罢工,参与者所争取的还只是具体的物质利益,但如果他们的利益表达受到阻碍或者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很容易演变成为政治性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说,社会层面的这些变化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就是说,它们是正常现象,同时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但在中国,很多官员经常把它们视为是洪水猛兽,用不适当的方法甚至强力来处理问题。这又经常导致参与者和执政者之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缺失道德感。企业界和政界的腐败变本加厉。企业家拥有经济资本,而政治家拥有权力资本,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资本充分利用,或者合法或者非法,拼命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

再者,中国社会分化已经多年。政府部门尽管承认社会分化的严重性,但又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中国老百姓有崇尚政府的传统,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很难使得他们对政府有较高的认同。

可以说,政府部门的政治合法性大多取决于一些开明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很难说来自制度整体。道德衰落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最大的挑战。


重新体认“天下为公”

实际上,到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谁都知道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问题是怎样去改革,又如何去实施改革。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改革的理念,二是改革的执行能力。在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是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二是靠利益。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改革在不同时期,目标不同,但都很明确,并且当时的领导层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的支持力量。邓小平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概念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支持。

现在,改革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怎么办?与邓小平时代一样,要推行改革,一要确定目标,二要强化改革者的能力。确定目标就是说改革需要“主义”来引导,需要主义来动员方方面面的支持力量。

这个主义就是近年来所提倡的人本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本主义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社会的核心就是人。

以人为本应当是所有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开始寻求建设近代国家之路,他不仅向西方学习,而且也向传统中国寻找资源。他提出了“天下为公”的人本理念,并且也力求在其制度设计中体现人本理念,尤其体现在其大力倡导的民生主义上。

经过了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之后,当代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五四运动”以来的对传统的敌视,开始文化自信,在学习当今世界各国执政经验的同时要从传统寻求资源。

“立党为公”是现在执政党确立的执政理念。这里的“为公”就是人本理念的体现。也很显然,人本的理念也符合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人本主义。

人本是普世,因此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结点。但是中国和西方拥有同样的价值并不是说各国应当有同样的制度来表达同样的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在建设适应于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来追求和实现同样的价值。

不管怎样,人本主义意味着在当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或者显性的(西方)或者隐性的(中国)契约。执政者执政必须以人为本。一旦执政者偏离人本,其合法性就会消失。


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数世纪

尽管中国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是要人本主义成为指导党政官员的行为准则或者凝聚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并非容易。

承认和接受了人本概念是一回事,但人本主义远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很多年来,有关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学习运动,但是并没有出现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长期的人本教育,党政官员很难达成人本共识。

实际上,在执政党内部,仍然有些人对人本抱很大的怀疑态度。本栏(9月30日)曾经强调,如果没有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人本主义很难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在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多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文明。

人本主义更难以体现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很难看得到人本主义对经济体制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以来,当执政者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才开始希望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制度层面。但如上所说,因为各方面的阻力,社会改革的很多方面并不理想。

最能够体现人本理念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党政官员的行为更不用说了。尽管很多官员口头上也会谈论人本主义,但在实际行为层面,除了自私自利主义外,别无其他任何主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家走的是一条主义立国路线。(应当说,在任何国家,都是主义立国的。)现在要由主义来引导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

在没有了强人政治之后,主义尤其显得重要。只有主义才能达成执政党的内部共识,才能达成社会的共识,才能达成社会和执政党之间的共识,因此也只有主义才能聚集改革的社会力量。

在中国,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说,除了人本主义,还看不出其他任何主义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人本主义不能确立,政治改革会继续缺失方向,继续缺失支持力量。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23)

2008年12月16日星期二

中国经济结构重组和国际战略(郑永年)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估计会在今后数年继续显现出来。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危机源于美国并延伸到西方各国。中国在初期影响并不大,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投资受到牵连。但这种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很难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不管怎样,金融经济部门在中国的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很大。

不过,随着西方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实体经济,中国就很难抗拒其所带来的冲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对西方的影响和对中国的影响就其本质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罢了。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互为负面影响,导致恶性循环。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高度一体化。
 

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类似早先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模式,即外向型经济或者出口导向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并非纯粹的人为选择。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闭关守国政策,内部的发展没有任何有效的动力机制。当时的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很清楚,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开放首先导致海外资金的流入,先是华侨资金,后期是西方资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把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运作过程之中。没有如此开放政策,中国很难想象能够在西方的阻力下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很成功。在并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人们往往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理解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很确切。但可再进一步说,“对内改革”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对外开放”。在很长时间里,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决策者们的政策重点。“接轨”的努力使得中国内部体制的改革和变迁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可以说,没有外在的压力,人们很难看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内部体制变革。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的服务对象更多的是国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中国尽管是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其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每次外部发生危机,中国都要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冲击。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大陆型经济。除了和国际市场高度接轨的东南沿海一带,国家其余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很好发展起来。这已经导致了很多负面效应。例如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收入分配差异。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减少这些差异。
  

容易受制于外在压力

但可以说,如果经济发展结构或者模式不改变,政府方面无论怎样的侧重于“二次分配”的努力很难非常有效。再者,这种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各省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度很低,但和外国市场反而有很高的依赖度这种奇怪的现象。世界银行的数个研究都发现,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整合度远远不及欧盟主权国家的整合,甚至也不及冷战期间的苏联各加盟国之间的联系。这种结局并不是一般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地方政府搞地方保护主义,而是因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当然,如果结构不调整,从长远来说,会对国家的整合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很显然,这种经济结构也使得中国很容易受制于外在的压力。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对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主要一个因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产生的廉价的商品有效遏制着西方的通胀压力。同时,西方等经济发展和较发达国家在把低技术(往往是有害于环境)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之后,进行了有效的产业升级。但是,对这些,西方并不领情。西方在从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经常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环保问题,劳工和人权问题等等。他们忘掉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和西方有关。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脆弱的经济强国。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受国际经济影响很大。再者,支撑发展的内部动力不足。从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来说,这种发展模式的潜力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决策部门的重点仍在想尽各种办法刺激出口和吸引外国资金。尽管这样做对追求经济增长不无道理,但不能盲目。在对外经济方面,中国是时候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巩固阶段,而不是继续毫无道理地进行扩张。比如说,提高外国投资的品质要比规模更为重要。在对外经济领域也要讲产业的升级。
  

拓展内部需求

应付危机的重中之重应当是拓展内部需求。就是说要扩展国内市场。现在是中国高度依赖西方市场。这个局面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国会继续受西方毫无道理的制约。拓展内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建立就会促成西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一旦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得到建立,市场就可以有效地消化西方对中国的压力。

内部消费市场的建立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次危机表明,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国际市场。近数十年来,尽管全球化不断深化,但并没有促成全球性规制体制的确立。各国只不过是各自想从全球化途经来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罢了,具有很大的机会主义色彩。虽然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在强调规制市场,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规制体系并非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不可能孤立于国际市场,但必须意识到这个市场的有限性。

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取决于内部生产和需求市场的确立。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强大的内部生产和需求。中国经济要强大,必须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经济大局。现在的重点是国际市场和积累,造成强国际市场、弱国内市场,高积累、低消费的局面。因此也造成了那种中国人积累,西方人消费的模式的国际经济局面。很显然,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缺乏公正公平性。正如在生产过程,中国的高积累也对西方经济体正常运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西方并不买账。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就有西方人出来指责中国的高积累。中国要确立消费社会,这并不是说是为了回应西方,而是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经济体。

金融危机已经引出了中国国内有关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种种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讨论还是不够深入,停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层面。实际上,调整也好,转型也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调整和转型并非要回到从前的关门政策,并非要实行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巩固内部的经济体是为了更好的开放,更有效的开放和更持续的开放。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16)

2008年12月9日星期二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观(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又在中国兴起。早些时候,人们把四川地震之后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视为是普世价值。四川地震尽管对那里的人民造成了无法想象的灾难,但地震也使得中国人异常地团结,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在这之后,有关普世价值的话题多了起来。很快进入其他各个领域。现在有关普世价值的讨论涵盖包括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方方面面。这就引起了社会上一些社会群体的反弹。传统老左派和现代新左派都对普世价值发出了质疑。

很容易理解,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方面正在通过各种途径纪念这个重要的年份。但纪念并非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涉及到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问题。有鉴于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格外引人注目。


把争论当作政治武器

新老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这些年来时有发生,但始终没有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但谁也没有提问过:大家争论的是否只是一个假命题呢?不管对普世价值的争论有怎样的表述方式,实质上讨论的是中国本身价值和西方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就有围绕着“趋同论”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各个方面有趋同的倾向。当时也有一场更大规模围绕着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争论。

但无论是趋同论还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这些争论在当时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一部分。通过政治的干预,争论停了下来。当然,因为争论并没有透彻和持续,各方面间也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这样的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运动或者更早些时候,人们围绕着西化和传统之间的争论。那个时候的争论跟改革开放初期的争论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那个时候,人们把任何向西方学习的举措视为是西化。五四运动的自由激进派也把西化当成己任。传统派的反弹既可以理解,在实践层面也具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其对激进派构成一定的制约。

改革开放之初以来的争论还是这种形式,只不过多了中国革命的新传统,那就是社会主义。但不管怎么说,从五四到现在,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都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把争论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对普世价值本身都缺乏理性的理解。

实际上,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他们都具有同质性心理结构。在自由派那里,西方的就是普世的。所以中国的进步必须以西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来衡量。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方向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发展要以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为目标。在这里,自由派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不自信充分表达出来。反对者反对普世价值,也同样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不自信,也同样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的优越地位。

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能够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所以要求政治和行政的干预来抵制普世价值。


不能说西方就是普世的

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所谓的普世价值指的是人类社会都能认同的一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又是在不同文化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在西方,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形成实际上是西方社会一方面发扬其本身传统,另一方面学习和整合其他文明的结果。例如,现在人们认同的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形成和中国传统的世俗理性主义分不开。如果人们能够从实践的层面而非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观察问题,很容易看到,普世价值既可以形成于西方,也可以形成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就是说,亚洲和中国本身的一些价值也具有普世性。

观察普世价值因此至少在两个层面进行,即理想和工具。从理想层面看,任何价值表达的是一种理想,不可避免地和实践有相当大的距离。

理想是一种参照体系,不见得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产生在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并不表明这些价值已经在西方完全得到实现。也同样,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也同样并没有在中国的各种实践之中完全实现。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普世价值表达的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状态。

普世价值也表现为工具性质。社会就是人,人并非抽象,而是文化的产物。各种文化都能产生其他文化下的人们可以认同的普世价值,但同时也说明各种文化实现普世价值的方法和方式是不同的。

例如,西方人可以认同中国的理性主义,但实现理性主义的方法则和中国的全然不同。同样,中国也可以认同一般被错误地视为是西方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但中国人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方法则可以全然和西方的不同。

简单地说,只要是人,就有人都可认同的价值;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则有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这基本上接近人类历史价值的发生、发展和传播。


价值观:中国可有更大作为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对普世价值有那么大的争论呢?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所提出来的这样那样的争论往往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但更重要的原因往往是在很长历史时期里,西方社会把推行“普世价值”作为一种其扩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力的工具。

就是说,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并非为了这些价值本身的实现,而是为了达到普世价值之外的价值。“普世价值”只是西方扩张的一种道德装饰罢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同时改革开放又为普世价值增加了新的内容。这在本栏《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已经论述过。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表明尽管认同普世价值很重要,但寻求实现普世价值的方法和方式更为重要。在这些年里,中国人学会了什么是市场,法治,正义,公平,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并通过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努力实现这些价值。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简单,面临的困难仍然巨大。不管这些价值实现的程度如何,追求实现这些价值的实践无论对中国社会本身还是对国际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寻求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方法上,中国有更大的作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强调过的,“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如果人们因为具体利益的不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可避免,那么比较有意义的争论应当在如何有效公平地实现普世价值,就是说在实践普世价值的工具方面,而非从意识形态层面就普世价值本身作政治化的解读。
  
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表明,意识形态性的争论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对实现普世价值工具的追求则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09)

2008年12月2日星期二

金融危机与建设美好中国社会(郑永年)

金融和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举措,显示出拯救经济的信心,尽管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并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

中国人经常认为危机也是机会,这并不假。历史地看,自近代以来,重大的制度创新都是在危机和压力下得以实现的。有人说,中国是个危机驱动的社会,这是有些道理的。

笔者认为,目前的危机,如果应付得好,的确可以成为千载难逢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好机会。坏事变好事,危机可能成为一个美好未来的前奏。


4万亿向何处去

和世界上很多其他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果断地推出了一系列应付危机的方法。中央政府出台一个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已经令世界刮目相看了。之后,各地方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10多万亿的刺激经济的计划。上下努力,这不仅仅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更表明了各级政府的实际能力。

但关键的问题是,这4万亿向何处去?10多万亿向何处去?很显然,有关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应付危机,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提升国家制度。

从发表的信息看,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基本上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像铁路建设、飞机场建设等项目。这里面有些项目早已经确定,只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压下来。现在,这些项目又开始启动。另一个就是民生经济部门包括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应付金融危机所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些投资都非常有必要。但从经验看,令人担忧的是,各级政府很可能会大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大量的公共工程,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制度,将会导致大面积腐败。中央政府要分钱,各省都有份。中央政府怎么去监督呢?

大面积的额监督基本上没有可能性,腐败不可避免。在任何国家,公共工程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地方。在西方,地方政府还会受到法律、媒体、议会等的监督,但是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监督的机制。很多地方政府拿了钱以后就算了。它上报的东西可能完全和中央政府的要求不一样。

推行4万亿的初衷就是为了拉动内需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但是,进行公共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能不能拉动内需?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理想化。

为了经济发展,政府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很重要,尤其是在那些非常落后的地区。但是,很难说这一定能够拉动内需。公共投资可以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也可以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些基础,但不一定能够拉动内需。

中国要真正拉动内需就要把现在的非消费型社会变成消费型社会。怎么来转变?中国没有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性基础。如果把4万亿或者更多的钱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才是真正的为消费社会建立制度基础。

很显然,这些也属于基本国家制度的东西,是国家长久治安的保障。


有社会保障才能大胆消费

在西方,很多家庭不用很多存款,可以把挣来的钱全部用来消费。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看病、小孩上学都不用担心,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消费。

中国老百姓的钱不能这样用来消费。中国老百姓的存款是为了生存,甚至是救命的钱。所以即使把基础设施搞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敢花钱,中国也成为不了消费社会。

如果中国要建立消费社会,就一定要把大量的资本投资用于社会制度的建设。只有等有了这些基本社会制度之后,中国才会变成一个消费社会,才能与西方国家竞争。

西方都是消费社会,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不会走回头路。中国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消费社会,很难和西方竞争。再者,因为金融的全球化,中国如果不能建立消费社会,也就不能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一个可能发生的局面就是中国人积累,发达国家消费。

从目前来看,尽管这次4万亿方案的投资也提到了要以改善民生作为投资方向,投资的十大领域中有很多都是指向民生领域的,但可以预计,到最后,绝大部分的钱一定是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的。

道理很简单,做项目工程背后总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在推动;而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属于公共服务,没有人来推动。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动力来推动民生方面的制度建设,这是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之所在。

中央政府的设想是好的,也有推动社会改革的强烈意愿,但是中国各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权力,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权力还强大。地方政府有能力可以抵制中央的政策。就拿这次的4万亿改革来说,一旦某个省拿到钱之后,它会不会进行民生建设?没有好的制度来保障这个。

比如说,医疗改革在中国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还是处于争议阶段。为什么?这不是因为政府没有钱,而是因为钱在既得利益者手中,不想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中国的社会改革需要钱,中央政府有大量的钱,但是花不出去或者不想花出去。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制度常在高增长时候产生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当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公共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建立社会制度方面,中国已经丧失了很多机会。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进行了数十几年了,但是社会制度上没有什么大成就。而且从长远来说,没有能够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社会制度,社会稳定的机制就没有。那么,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了一个为国外市场服务尤其是西方市场服务的经济体,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体并不是为内部市场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扩大公共投资的方法来扩大内需。这个政策的确推动了新一波经济增长,但在扩大内需方面很难说是成功的。

当时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西方需求仍然强劲,中国国内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但现在的情况则不同。

这次金融危机的震中是在西方,整个西方的需求量大大下降。即使中国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出口,但都不会太有效,因为整个西方没有需求。

现在外部的需求没有了,是中国把一个为外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为内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的好机会,更是建立社会制度体系的很好时机。如果这次机会再丧失,中国以后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中央政府现在有足够多的财力来建立全国性的社会制度。如果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上地方政府的财力,把基本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那么下一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会有非常好的制度基础,就是说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地方政府热衷于公共投入是为了拉动GDP增长。很多地方官员不关心民生问题,只是关心GDP,因为这才是和他们政绩挂钩的。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政绩?

花些在老百姓身上的政绩只会在民主国家才会产生效应。但是光看GDP增长,没有多大意义的。GDP增加一个或者两个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是看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看发展是否能够持续。

在任何国家,建立基本国家制度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责任。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都应该是中央政府去建立的。建立这些社会制度也是这些年来中国最高的政治议程。

正是因为这些基本制度的缺失,使得中国的整体制度显现出无比的脆弱性。中国的长治久安还是有待于这些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那么,这次金融危机能否最终促成中国社会制度的全面建设?这是对中国领导者的政治意愿和动员能力的考验。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02)

2008年11月25日星期二

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郑永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就是对外的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

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会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

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到了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


不同角度看“中国模式”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

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无论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其意义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近年来所争论的“中国模式”上。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

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前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前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

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

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只有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和生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的意义。


中国模式不否认民主人权

中国模式不仅是对已经证明了失败的前苏联模式的否定,而且也并非是西方模式的延伸。在经济上中国走的是混合式经济道路。既否定了前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绝端私有化模式。

混合式经济整合了各方面的动力机制,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没有由混合式模式带来的经济财富,中国也不可能进行庞大的社会改革。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中国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在监管方面仍然薄弱),但总的趋势已定。

在政治方面,中国似乎处于弱势。中国仍然面临西方的很多指责,尤其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在这方面中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关。

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这样看,因为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并没有使得那里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所谓的民主政治经常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乱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也并不否认民主人权。中国模式强调的是各种权利获得的阶段性。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到了经济社会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政治权力才有基础。

或者说,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人民所获得的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要比那些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要多得多。正因为这样,中国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各国须根据自己情况来参照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的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也是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

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西方的相关性并非危言耸听。中国的改革是在国际环境下发生的,就是说中国的经验是世界发展经验的内在一部分。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改革的,而是在开放环境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习了很多的经验,不仅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而且也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家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成功是一些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就是说,中国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具有国际性表明中国的发展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都具有参照意义;而中国性则表明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照中国模式。这也就是说,中国不可把自己的模式总结成为像“华盛顿共识”那样的东西往外推广。

如果想象中的“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那不可能是一些人所希望的中国软力量,而是一笔巨大的负资产,正如喧嚣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负资产一样。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1/25)

2008年11月18日星期二

改革开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郑永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尽管从数字上看30年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中间,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

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未来的路还很长,但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的连接点上,如何看过去的30年非常重要,因为它必然会影响未来的改革开放和方方面面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中国各方面早已经开始纪念这30周年。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纪念和回顾性文章出现,但有意义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家都聚焦于一些细小的枝节上,谈些亲身的感受。人们还不得而知,这种纪念方式是否和有关方面的宣传基调有关,但从这几年的发展形势来看,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理解。

很多年来,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往往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每年都会有所谓的左右派之争,要不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要不就是加以否定。

左右派争论往往都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在这个层面,人们用亲身的经历和利益得失来衡量和评介改革开放。从利益得失的角度,尽管改革开放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那些得到很多利益的群体必然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而那些得到利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群体必然对改革开放抱否定的态度。

人们抱怨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问题很自然,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改革开放不能给社会的大多数带来利益,如果诸如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断送改革开放。

但仅仅从微观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是不够的。宏观的审视也非常必要。没有一种宏观的角度,就会使人既看不到个人的未来,也看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如何确立宏观的视角?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宏观的视角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探讨其意义。开放使得中国和国际体系的整合,使得中国的改革具有了国际意义(这方面应当另文讨论)。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自身历史的意义。


摸着石头,但方向明确

从宏观的角度,简单地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

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似乎并不清楚。“继续革命”可以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一代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中国仍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

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立这个新国家,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只有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毛泽东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理想如社会公平正义等,但其本身的实践和所使用的各种方式并没有赋权中国社会实现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改革前的30年就很难有改革开放的30年。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接受并拼命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

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实际上的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面前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回过头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精神已贯彻生活

同时,中国对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前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价值。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以俄罗斯为例。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

直到普京的改革,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被视为是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完美,可以高枕无忧。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无穷的负面效应。在一些方面的价值因为改革开放而得以实现的同时,另外一些价值如环境、道德和社会公平等一一消失了。如果不能重新拾回这些价值,社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正因为这样,近年来中国已经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社会改革方面,包括环保、卫生、医疗、社会福利和教育等等方面。但无容置疑,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求。

因为社会改革的困难和政治改革的滞后,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走到了顶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顶点。的确,从微观角度看,中国正面临任何其他国家所不曾面临的无穷无尽的问题。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没有特别使人感到悲观的因素。

中国的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并且中国已经和国际社会深深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但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群体,谁都不想走回头路。

或者说,改革开放的精神已经隐含到整个社会运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继续改革开放最强大的动力。

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会是平坦的,会是毫无风险和危机的。曲折、风险和危机是前面30年改革开放的特色,今后也会继续。但是前面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未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无限的动力机制。

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尽管“摸着石头”不可避免,但是不管前面有怎样的风险和危机,这条河还是要过完的。

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没有任何人想停滞不前,就此沉沦。对道路的探索,不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更是社会群体的整体价值。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1/18)

2008年11月11日星期二

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郑永年)

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并且把很多发展中国家拖入其中的金融危机,已经带给人们很多的思考。其中最大的呼声莫过于重建世界经济秩序了。但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或者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兴经济体,对未来新经济和金融秩序是怎么样的及其如何重建并没有基本的共识。

欧洲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积极。尽管欧洲和美国一直在主导世界经济体制,但两者的利益不尽相同。实际上,欧元诞生本身早就说明欧洲要通过欧元的机制与美国分享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这次因为美国而引起的金融危机给欧洲来说是个好机会。

美国显然和欧洲不同。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千方百计求得全世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帮助,拯救现存体制,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所以,虽然西方一些人宣称只要跨大西洋联盟(欧美)合作,就可化解金融危机和重建世界秩序,但美欧之间对新秩序的理解不同,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同时,无论是欧洲和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来化解危机或者重建秩序。他们必须面对现实,重估新兴经济体的能量。这样,中国的角色就体现出来了。

很容易理解,最近一段时间里,西方一直在高调谈论中国的角色和中国责任,使得一些人飘飘然,受宠若惊,开始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了。


新秩序并非确立另个霸权

没有人否定中国必须参与新经济金融体制的建设。因为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如果不去参与拯救危机或者体制重建,那么就与国家利益相悖。同时没有中国参与,就不会出现真正的国际合作。

客观上,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健全运作需要稳定器。大国无疑可以起到稳定器的角色。

中国必须参与。但如何参与呢?这和中国对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会是怎样的有很大的关联。

首先要意识到新的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确立不是以一个经济霸权取代另外一个。不管美国的危机有如何严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包括欧洲在内都没有能力取代美国的未来角色。

但美国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要站在美国这一边,恢复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实际上,这次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霸权这一事实。美国霸权成为事实既有美国本身的原因(即追求霸权地位及其维持这种霸权地位),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努力依附于美国经济从而强化和巩固美国霸权的原因。

18和19世纪,英国经济称霸全球。到了上一世纪,美国取代英国霸权。在西方,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被视为是缺少一个负责的全球性经济霸权所致。

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就是从制度上保证了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霸权的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保证美国也同样能够履行作为一个霸权的责任。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帮助美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把各种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生产和积累,美国则大量消费,这种现象已经持续数十年。

人们经常说,美国人是消费未来。这话只对了一半。美国人大量消费的是其他国家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正是美国通过美元等经济和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转移而来。


欧洲在争取更大的国际支持

这个国际经济金融体制因此弊端丛生。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滥用权力。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这个体制赋予美国绝对的权力,但没有任何制衡这种权力的机制。

它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附于这种体制;如果不进入这个体制,那么国家就得不到发展;但一旦进入这个体制,那么就必然成为这个体制的附庸。

同样,一旦这个体制生病了,其他国家也要跟着生病;这个体制死亡了,就要跟着死亡。因为美国是这个体制的“老大”,世界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美国体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发生了危机,亚洲国家都要想方设法地去拯救美国。日本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金融尽管不那么自由化,但也已经有一大半融入到了美国的体系。原因再也简单不过了,美国倒下了,这些国家也会跟着到下。这些国家不得不屈服于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欧洲国家很难得到亚洲国家的真正合作动力的原因。这次欧亚峰会,尽管双方都表达了最高层次的意愿来合作化解危机,但就是没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眼睛都盯着美国,他们的关注重点仍然是美国。拯救美国就是拯救自己。但欧洲就不一样了。欧洲并没有有效的机制从亚洲转移财富,因此对亚洲很难构成真正的压力。

欧洲早就意识到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道理。因此,就有欧元的产生。当然,迄今为止,欧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抗衡美元。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确立已久,拥有很多的依附者。欧洲要得到同样的国际支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要靠自力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应当作什么样的选择?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一个比较民主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但这个秩序是怎样的,中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现在应当明确一些了,那就是经济和金融的多极化。

只有美国一极的经济金融秩序对谁都没有利益,对依附于美国的经济体没有利益,对美国本身也没有利益。经济和金融多极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美国、欧洲、亚洲和其他更多的经济金融权力极。

这是一个比较分散或者分权的体系。各个极之间并非互相封闭,而是互有关联,但不能有一个绝对的霸权主导一切。它们间相互制约,防止权力的被滥用。

如果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能够合作,亚洲早就成为经济金融权力的一极了。亚洲经济金融共同体的概念早就提出,但就是发展不出任何有形的制度。

这里除了一般人们认为的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更为重要的恐怕就是这些国家都在依附美国方面构成竞争。既然这些国家都已经高度依附于美国,怎么还能够有形成独立一极的意愿和能力呢?

那么如何追求一个分权的和民主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国和日本合作非常重要,但可欲不可求。不管中日两国今后会有多么密切的经济交往,日本很难和中国同处一个体系之内。

中日一体从前没有发生过,现在没有发生,以后也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重新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内的角色。

毋庸置疑,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且今后的地位会继续提高。但必须意识到,不管中国的力量在将来变得多么强大,类似美国的一霸超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唯一有可能的定位是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追求成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一极。要追求这个目标,中国不可避免要面对几个重大的问题。


理性处理同欧洲的关系

首先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中美两国已经到达相当高的依赖程度。中国对国际经济金融的整合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和美国的整合。但如上所说,这种整合在支持着美国经济霸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使得美国权力更容易腐败。

尽管从短期看,中国还是可以从依附于美国经济中得到好处,但为了最终促成亚洲权力极的形成,中国要有意识地减少对美国的制度依赖。实际上,在经济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有利于中国在其他方方面面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

其次是理性处理和欧洲的关系。中美两国之间因为有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国有很大的动力经营和美国的关系,但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则不一样了。

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关系,双方很容易互相忽视。但中欧关系显然对建设多极经济金融体系非常重要。在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关系的同时,中国应当向欧洲作些倾斜。

但这种倾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是说放弃美国而转向欧洲。如果这样,就会犯和依赖美国同样的错误。向欧洲倾斜就是说中国要支持欧洲成为经济金融的权力一极的同时寻找自己的国际空间。

更为重要的就是亚洲优先问题。中国要把重点放在亚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亚洲国家,而且更是因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已经得到相当高的整合程度。这种整合程度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深。但在中国和亚洲经济金融整合的制度化方面,中国不可强求,一种自然状态的整合更合乎亚洲特征。

这些方面的努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成国际经济金融的多极化。一个经济金融的多极世界对中国本身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中国的大国责任既不是向美国负责,也不是向欧洲负责。真正有意义的责任就是建立中国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公正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1/11)

2008年11月4日星期二

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 (郑永年)

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了土地流转制度是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的轴心。很快,海内外对这个文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一样,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对新的改革或抱有高度的期望或表现出极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因为叫好声而飘然,也不因为批评声而止步不前。

对土地改革抱乐观态度的是改革者。很简单,如果没有对这一改革有良好的预期,就不会主张改革了。


赋权、收入与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的确,“三农问题”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土地入手。首先,农村党政官员在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在土地,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从而也对整个政权造成压力。土地改革就是要赋权与农民。

其次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很多年里,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免掉土地税,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

再次,土地改革也是农村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转型所需。农民现在是小规模经营,仅仅依靠土地,尽管可能求得衣饱,但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决策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在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规模经营。

说到底,土地流转制度(甚至因为过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来的私有化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趋势所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

不过担忧者也并非没有道理。一是中国仍然欠缺有效法治的保障。在实施这个新政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个大问题。如果土地的支配权仅仅从地方政府之手转移到资本之手,对农民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必须预防农民再次遭掠夺。

其次,正因为资本和地方政权的强势,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自愿”很难得到体现和保证。这里,“自愿”并不意味着理性。如果城市居民在资本诱导下,把国企股份廉价卖掉,农民也会在各种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处理掉。

其三,人们也不能高估农民的自我忍受能力。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规则的心理和能力。城市居民也一样。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旦出了问题,城市居民还是要找政府来解决。农村也早已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集资问题上。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找政府就地解决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或者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市场是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权力和资本都可以任意操纵市场的运作。

其四,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片土地,农民可以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地,那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如果这个稳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农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动力机制

正因为争议比较大,出台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和有关部分似乎开始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开始在推广这个政策的范围、方式和各种限制举措上作文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决策者很难预见得到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预见问题,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参考。

但从现在看,一些批评者开始有倾向把农村浪漫化,名为为农民利益着想,但实际上会阻碍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人认为土地的问题并非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对农村有大量的投入,给农民各种权利。这是要通过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

也有一些人开始把农民看成是一种“特权”,要把农民这个社会群体永久化。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浪漫化之外,这些都不可能是解决之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新的土地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土地流转本身,而在于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配套改革,就很难达到原来的预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有“牵一发动一身”的功能,其能够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

实际上,农村改革从来就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很难想象城市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农村改革更是促成了农村本身的巨变。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马上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旧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制度创新,农民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地方民主制度。

承包制也为农村人口的流通创造了条件,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执行得当,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成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呼声已经有年,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政策层面的变化,但体制层面的变化仍然缺失,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和西方比较,农民工是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前所未有,也吸收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改变着农村的性质。

举例来说,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农民如果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纽约公民的权利,同时马上减少了一名农业人口。那么中国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但他们还是农民工,还是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

曾经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论证为什么中国还需要保持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里,人们看不到些许道德感。这就是总理温家宝多次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的背景。


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也同样的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则把农民引入城市。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土地改革可以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不能说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因为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了农民工的代表。就是说,已经承认农民工是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具有政治参与权。但即使这样,在道德意义上仍然有问题。

为什么农民工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等问题的解决都等待着政治社会改革。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回归农村呢?经济越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贫穷人家的子弟的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越来越难了呢?

  很容易理解农村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为什么在复兴着毛泽东思想。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一种穷人的权利哲学。

如果光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土地改革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资本化就会变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但如果能够把土地制度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那么土地的改革就会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这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1/04)

2008年10月28日星期二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 (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崛起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对当时存在的两种局面的反动。第一,是对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反动。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普遍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在经济学说上则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第二,也更重要,是对当时苏联版本社会主义的反动。现代新自由主义先驱人物海耶克当时发表的《通向奴役之路》很形象地展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人类通向奴役的道路。如何应对强大的政治权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得核心课题。

正如另外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人们的政治自由必须由经济自由加以保证,或者说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


创造了奇迹也演变成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尽管英美两国的经济改革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国之内并没有多少影响,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在英国。因为有民主制度的存在,撒切尔很难收回和取消人们已经得到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真正有效的第一个实验场并不在西方本身,而是在拉丁美洲,即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用专制权利压制人民各方面的权利,为资本创造了民主社会不可能存在的有利条件。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因为赋予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既为智利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化和动荡播下了种子。

里根和撒切尔之后,新自由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经济自由,没有资本的推动,任何国家的经济很难得到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资本是其背后最为强大的物质经济支持力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新自由主义也很快在金融经济中找到了最有利于施展自身力量的场所。

很多年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权势人物如美国联署局的格林斯潘有效地减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府规制。没有任何有效规制的资本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很短时期里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间,终究演变成为今天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中国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

中国的学者和一些决策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反动。当经济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哲学的时候,如何驱动经济发展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关切。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也就显现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资本,经济发展没有动力。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予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

从理论上说,中国向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信徒。

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政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要市场和资本。

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特征之一为:效率就是一切。达到效率具有很多途径,但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资本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手段。

特征之二就是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就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影响政府政策。最先表现为一些意在进行激进改革的企图,例如价格闯关。价格闯关立刻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社会难以消化的后果,例如物价上涨。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危机。

但是整个90年代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占了主导地位。邓小平南巡之后进行了激进分权,在内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外部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


把财富送入少数人之手

然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原来设计得好好的“抓大放小”战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就演变成为恶性私有化,主要表现在地方各级官员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是企业工人的权力的被任意剥夺。

在外部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国作了过分重大的让步。要意识到的是,负面的结果是让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而非政府本身。

不管怎么说,在所有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政策中,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

对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早期,中国的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去过份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精神。如果没有资本的冲击,很难想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会如何才能被转型。

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了具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把这些财富送入了少数人之手。新自由主义使得人们在得到一些权利的时候,也加速了其他方面的权利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时代,但环境、安全、道德等等人来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被破坏甚至被摧毁。

资本很重要,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市场经济更是人类追求财富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毫无节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那么就会产生极端的腐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视为是反民主的。资本(尤其是全球性资本)影响所有人,但资本的所有决策不受制约,既不受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制约,更不受人民的直接制约。


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再度抬头

人们也观察到,在非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是阻碍民主发生和发展的,因为资本需要的是政治权威所提供的秩序和稳定。

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领域的大危机。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正在得到节制,各国政府正想方设法通过规制资本而抢救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并不使人惊奇,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本来就是回应极端资本所带来的弊端的。

同样,在中国,如果变相的新自由主义得不到纠正,那么就会演变成一场无颜色的革命。因为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往往结合在一起,社会力量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参与和影响重大决策,这使得纠正资本的弊端更加困难。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力图纠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至上的局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无疑是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决策。但是,要把这个政策理念体现在各种政策中去,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来规制资本和政治权力,达到社会、政治和资本的均衡和谐状态,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0/28)

2008年10月21日星期二

亚欧峰会检验中国领导能力 (郑永年)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亚欧峰会就要在中国举行。尽管中国仅仅是个主办国,但外界对这次峰会已经给与格外的注意和格外的期待。原因很简单,由美国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很快把中国推至世界舞台的中心。人们注意到,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会如何行动是西方各国必谈的话题,无形中外界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解救全球金融危机也必然成为这次亚欧峰会的主要议程。无论对中国本身,对亚欧两大洲,还是对全球经济,这次亚欧会议要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检验中国。

几乎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统统卷入这次金融危机。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层都在全力抢救各自的金融制度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体系,但似乎是力不从心。因此西方国家纷纷转向新新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他们以各种方式或促使或劝说或求情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所想象和要求的作用。

中国内部也有一些力量自我膨胀起来,相信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有人甚至喊出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的口号。一些人的确相信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标志,中国必然取而代之。


为自身利益必须卷入世界事务

但无论是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中国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认知都不切实际。国际社会谈论中国的崛起已经多年,中国经济也的确持续发展,在很多方面在快速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但中国的领导层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始终“韬光养晦”,保持低调。在很大程度上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不愿意的大国(reluctant power)。就是说,尽管外界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但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成为这样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大国。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一战之前,美国奉行的是孤立主义政策,从自己的利益着想,不想过多地卷入世界事务,更不想在世界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今天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自己和世界经济体高度整合,世界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对中国产生莫大的影响。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卷入世界事务。

中国的“不愿意”主要由中国的内外环境决定。从内部环境来说,中国没有足够的实际能力在全球扮演一个像当年美国那样的角色。尽管有高速经济发展,但国内问题严峻。中国这次还没有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是因为中国有比西方更好的监管机制,而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资本还没有发达起来。实际上,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对实体经济还是对金融经济,中国各方面的监管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套成型的监管制度。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监管机制,国内稳定的经济秩序就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是扮演全球领导角色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外在制约。中国即使有能力,但能力在西方的运用受方方面面的制约。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西方承认中国是利益相关者,一直要求中国负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另一方面则时时刻刻提防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一直想着如何来制约中国。

这里面除了国家间竞争权力的一般因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原因,那就是中国所具有的不同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世界各列强当时能够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和美国具有和他们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一事实分不开。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具有足够的物质能力来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来自西方的阻力也是难以克服的。

西方的这种态度也表现在这次金融危机上。大家都希望中国作贡献,但他们看中的是中国人口袋里面的钱,要中国掏出钱来解救他们的危机。但如果中国人要用自己的钱来收购他们的企业或者银行,那是绝对不容许的。钱当然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一旦当钱和中国人及其国家联系起来时,就具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


中国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

西方资本和政治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应当引起中国的注意。中国如何面对金融危机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中国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角色,就受制于西方的这种互相矛盾的中国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政策取向具有相当的理性。金融危机会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中国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受到深刻的影响,但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互相依赖,中国不可能不受影响。中国应当对潜在的影响有足够的估计,也应当准备好应付潜在的危机的影响。

中国会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内部影响?这是对中国的一个考验,包括领导层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国家的实际经济能力。

同时,中国避免不了、也不可避免和西方的合作。总理温家宝在美国访问时就已经表示要与国际社会合作来化解这场危机。中国如果过分自私,自己也会成为受害者。

中国关注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这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因为一旦中国自己不稳定,就会对外在金融界发生很大的冲击。但在这个层面的合作似乎还不够。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关起门来,对西方各国的危机视而不见。因为和西方经济的互相依赖,中国和西方的合作有其客观的需要。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中国应当拒绝的是要求中国光从钱包里掏钱的无理做法,而欢迎那些有助于在制度层面促进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名副其实的角色的建议和措施。

同时,中国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区域关注重点。正如在战略领域,现在的经济世界也是多极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扮演全球经济领导角色。无论从哪个角色来看,中国都应当把重点放在亚洲。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合作度过了九七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合作得好,也同样能够应付这场危机。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说,中国如果要想扮演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领导角色,中国应当和国际社会就这次危机之后如何重建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展开理性的对话。中国也具备了相当的能力来支持这个新秩序的建设。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中国再次被排除在经济秩序重建之外,未来的中国就要继续处于被领导的角色。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0/21)

2008年10月14日星期二

赋权农民要以农民为主体(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9月30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容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这一讲话精神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各方面围绕着《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进行的讨论的核心。

这一文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因为它指明了下一步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胡锦涛的话一出,海外很多媒体就把土地流转解读成为土地私有化的开端,或者变相的土地私有化。

中国有关方面马上出来回应说明土地流转不是土地私有化。但正如同其他政策领域,在中国,一项政策从形成到执行,中间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变数,甚至会有质的变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取决于这项政策的制定者的本意,而是实施过程中的多种因素。

一项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实际执行过程也有可能变成私有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当时也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则变成了恶性私有化。

不管怎样,对这样一项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政策,如果没有一整套配套措施,政策很容易变质,一项原意是赋权农民的政策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一项道道地地的赋权资本的政策,意在让农民受惠,实则对农民的大举剥夺。

人们对这种演变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政策还没有正式开始,一些媒体就已经开始高调谈论“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土地的资本化”、“农村资本时代的来临”等等。别的不说,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资本对农村土地的虎视眈眈的一种状态。


寻求农村发展新动力

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有其必然性。土地流转制度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二是寻求农村发展的新动力,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先说第一方面。这些年来,由土地所牵涉到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方政府、资本和地方居民之间围绕着土地问题的矛盾非常突出。往往是地方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一体化,剥夺农民的土地权,造成了官员和资本在土地问题上的严重腐败。

在很多地方,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尽管有中央政府的各种努力,但还是不能保障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利和权益。从这个意义上,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提倡土地的私有化。因为理想地说,土地的私有化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的主要机制。

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村发展的新动力更具意义。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早期农村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农民收入大为增加,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但后来农村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新动力。

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重心在工业。直到本世纪初,中央才再次大力关切农村问题,把“三农问题”提高到议事日程。这些年来有大手笔的农村改革举措,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免掉农业税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但农村的发展还是没有很大的新动力。

到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扩大到3.33比1,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差异。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可以说是希望这一制度能够为农村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农民和资本之间的公平交易

从更宏观角度来看,土地流转制度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说只有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能力吸收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时候,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希望。实行土地流转显然是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的。

但是土地流转制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的,即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无论从价值还是经验角度,这个判断是否合理,是可以加以争论的。

土地是农村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不仅是农村稳定而且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政治问题。土地流转制度实施得好,可以推进农村的发展;实施得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中国不同地区对这一制度的需求并不一样。在沿海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较高的地区,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突出。实际上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已经在进行。在那里,工业和城市化能够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没有新的政策,只要具有实际合理性,事实上的土地流转还是会继续下去。对这些地方,土地流转制度只起到把事实上的合理性转化成为法理上的合理性罢了。

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较低和贫穷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直面一个人们似乎不愿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农民的理性。在贫穷的情势下,很多农民会在土地问题上作出非理性的行为。

现实地说,在农民和资本之间并没有一场公平和理性的交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必然是另一个重要角色。并且也可以预期,地方政府和官员肯定站在资本一方。在一些地方,甚至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资本拥有者。一旦资本和地方政府要求流转农民的土地,什么样的困难和来自农民本身的阻力都是能够加以轻易克服的。

因此,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土地流转政策上的配套,而且更是政治上的配套。如果土地流转制度要赋权农民,那么就是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他们就必须享有农村土地、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销售流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主权。

资本并非农村的对立面,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问题是谁是主体?赋权农民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引入资本。一旦资本成为农村的主体,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这里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到现在还是个体。农民要成为主体就要组织起来。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政治上的条件成熟了吗?可能没有。日本和韩国等农村发展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问题,更是政治条件问题。有组织的农民对资本力量构成一种平衡。但在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希望并不大。


制度创新不能流于变质
  
对规模经营的期望也不能太大。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是纸上谈兵,很多理念不见得会成为现实。在传统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集中最终导致的是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走上造反的道路。

土地集中只是近现代农业的其中一个因素。不是所有的土地集中都能导致规模农业,也不是只要土地私有化就会导致近现代农业。规模农业需要许许多多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配套。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把土地产权的重要性提高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大规模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流离农民了吗?农民并非注定要绑在那一块并不能使他们足以温饱的土地上的。问题是没有了那块土地,他们又能够去哪里?土地流转出去之后,那么多农民去哪里?他们要去城市,但城市并不想接纳它们。

很多年来,中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民工为中国的整体经济,为城市建设做出了无限多的贡献,他们都尚未被接纳,还是到处在流浪。实际上,如果被接纳,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

农民工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政治构造,是城市拒绝接纳农民的政治象征。那么,流转了土地之后,农民干什么呢?无产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农村的改革的确必须深化。这里需要很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土地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设计得非常好,但结果变了样,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城市新贫民的产生。同样,土地流转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如何能够保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会从赋权农民转变成赋权资本呢?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谁也承担不了的。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0/14)

2008年10月7日星期二

规制国家与中国再社会主义化(郑永年)

不规制,就是死亡。这是人们能够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得出来的最简单的结论。因为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已经到达很高的程度,美国金融危机势必严重损害到中国经济,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就这一点,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期间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

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远远不止如此。

尽管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早期,但经济规制或者监管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要比美国更甚。如果说美国的监管问题主要出在金融经济而非实体经济,那么中国无论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经济上都存在监管严重不足甚至完全缺失的情况。

实体经济中的监管问题如这次的三鹿毒奶事件和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因为媒体透明度的增加被不断报道出来。但金融领域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透明度不如实体经济那样高罢了。

不管怎样,所有这样那样监管问题的存在,表明了中共面临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那就是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或者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关系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届政府无论是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还是现在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能力问题。但在种种执政能力那里,市场经济如何监管,这一关还没有过。同时,在理论上说,直面这个问题也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贫穷社会主义的弊端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士、农、工、商”这一既是道德也是政治概念之上的。这里的“士”不仅仅是教育概念,更是道德概念。“商”在中国文化中隐含有一些非道德诸如投机和欺诈等意思。

农、工(小手工业)是传统王权的基础,而作为统治者的“士”是绝对不会让“商”有坐大的机会的。历代的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来遏制商业活动,例如一旦当统治者感到商人的政治威胁时,就往往把商人和土地绑在一起,让他们成为地主。如果还不行,就会动用国家力量消灭商人。

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商业发达的很多时候,但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这也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西方接触以后,中国开始意识到近代化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但作为后来者,中国的民族资本很难和西方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于是政府就进入资本领域,要不成为资本的主体,要不成为资本的后台力量。

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政府和资本或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到了国民党时代就最终演变成了政治权力高度依赖于经济权力的局面,最典型的就是“四大家族”问题。

当政治高度依赖经济的时候,也就是政治力量毫无能力规制经济力量的时候。当然,当政治权力失去自主性的时候,政府就没有任何能力来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利益。这是国民党失去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建国以后,中国逐渐走上当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道路,厌恶商业和商业阶层,最终消灭了私有制。但消灭了商业和商业阶层之后,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活力。在计划经济之下,人们个个贫穷,就是贫穷社会主义。这当然和马克思原来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完全改观。大多数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了短短一段时间对市场经济抱怀疑态度之后,自90年代开始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同样极端的市场化道路。

在理论层面中国走的是不是学术界所指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但从现实面看中国的改革很多方面,表现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如果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是因为那里的政权的垮台而解体,在中国则是用政权的力量加以摧毁的。


目前美欧都在社会主义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商”是各级政府的政策的唯一关键词。要发展经济,亲商非常重要。敌视商业或者对之不友好的政策是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的亲商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建设规制国家的努力就是在种种亲商行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最终发展成为名为亲商,实则害商。

亲商就是要善待企业。如何善待企业?就是要为企业提供有利于良性竞争和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同时还要规制企业行为,防止企业恶行,最终自我灭亡。

而中国各级政府的一些行为与其说是亲商,倒不如说害商。政府帮助企业提供和保持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企业雇员的权利并不在政府和企业的考量之中。

政府对企业实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地方保护主义。只要为地方带巨额利益的企业,政府都为不惜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在国家层面,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就会罩上“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帜。对一些所谓的国家名牌实行质量免检就是表现之一。

这样,规制就失去了空间。这些年来,中央政府想方设法进行规制建设,但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的情况下,规制并没有任何空间,就是说,各种规制没有可能得到实施。

在不规制,或者没有有效的规制下,就造成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导致商业之间竞争的邪恶化,就是说越是恶劣行为就越具有竞争能力。一些真正的名牌就被这种恶性竞争所拖垮。

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这次三鹿事件本身就是没有规制的恶性竞争下的必然产物。

规制缺失的情况在金融领域也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实体经济还不发达,但因为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同时也俨然进入了金融时代。银行业在短短时间里飞速发展。在很多年里,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最多的国家。

但对庞大的金融业,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管?纸面上的监管条例到底有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透明度。但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个领域的监管实际上不可能有效。第一,银行业由国家所垄断。国家垄断表明监管即使有,也是左手监管右手,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和美国一样,这个领域专业性强。除了操作这个领域的人以外,外界很少有人了解。当然,这也给这个领域逃避规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无论在实体经济领域还是金融领域,缺少监管肯定要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企业自我毁灭,但真正的受害者则是社会大众。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出现本来就是要预防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没有社会的监督,都会走上毁灭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如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毕竟,无论是“人民共和国”还是“人民币”,前面都冠有“人民”两个字。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0/07)

2008年9月30日星期二

中国应当进行人本主义教育运动(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近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在论及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时指出,“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胡对党政干部的严厉批评既表明领导层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也表明接下来中共要下大决心来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执政党,中共所面临的远远不仅于此,其他种种问题,如变本加厉的党内腐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每况愈下的社会分化等等,都足以对执政党构成严峻的挑战。

一些重大问题已不是新问题。像腐败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已发动多次反腐败运动,但情况并没好转。至于食品安全、群体性事件等问题。很多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早期都经历过此阶段。关键是如何应付这些挑战。如果能够直面问题,寻找有效解决方法,那么就能够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迅速转型。但如果忽视问题,任由其发展下去,就不仅会转化成为政治危机,而且也会导致社会的解体。
  

意识形态的转型  

在任何社会,国家的转型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组织和意识形态。组织方面,中国要从一个非规制型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这方面,本栏已多次论述过。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

无论是管治党政官员还是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一旦被内化成为行为规范就会起到自我规制和自我约束的作用。没有自我规制和约束,任何外在的制度制约都不能发生有效的作用。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作为自私的人都可以找到制度缺陷,牺牲公众利益,谋取私利。即使在规制发达的西方国家也频频发生因为追求私利而导致的各类危机的原因。

再者,意识形态也可以造成有效的社会环境约束。意识形态赋予社会成员有效的准则来判断干部官员的行为。有了这种准则,社会就可以在抵制和抗议党政干部的不正当的行为的同时为规制者提供信息。

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发生作用的。在毛泽东之后,多数人都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负面的东西。这是对毛泽东时代过分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一种反动。但出问题的并非意识形态本身,而是意识形态的内容。

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对立和动荡。在邓小平时代一直到本世纪初,尽管中共很少讲意识形态,实际上经济GDP主义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党政官员的潜意识。这段时期,中共不时进行不同形式的政治教育运动,但都局限于党内本身,并且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人本主义并未落实到地方  

中共十六大也就是胡温执政之后,中共为人本主义正名,努力推动中国走上人本社会主义道路。对执政党来说,人本主义的要求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时人本主义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就是说包括经济社会在内的各方面都要以人为本,发展的目标是人。人本主义也体现在后来所总结的“科学发展观”,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也是人。

从提出人本主义到现在已经多年过去了,尽管高层想方设法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各种政策中,但到了地方就无影无踪了。虽然中国大地“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概念满天飞,但都是官样文章,哄骗中央和百姓。在党政官员中间,很少有人能够把人本主义内化为人的行为准则,更不用说是体现在地方政策和官员的个人行为中去。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任何社会的主体都是人。任何体制要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把人当成主体。金钱主义,以钱为本和市场万能主义都足以对一个社会的政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西方也强调道德教育  

在经过了市场经济熏陶后,中国人现在知道了利益的重要性,也知道利益制约利益的作用。但显然以一种利益制约另一种利益并没有见效。利益之间的制约或许会导致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但也有可能导致公害(public bads),就是说一个更比一个坏。因此,被今天的人们誉为自由主义祖师的亚当斯密一方面强调"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作用,但同时更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自由,但其各种道德教育也无处不在。

在制约市场经济或者资本的权力方面,人本主义是西方克服早期资本主义缺陷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人本主义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并且成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人本主义传统深厚。较之那些人本主义较浅的资本主义国家,北欧国家的人本社会主义表现更为典型,政府更加清廉,社会更加稳定。
  

中国还未有人本主义教育  

中国目前以钱为本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存亡问题,更是社会的存亡问题。如同西方社会,中国也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自近代以来,因为革命和战争等多种因素,传统人本主义荡然无存,西方的人本主义又没有学过来。在五四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运动,有反传统教育,有革命教育,有阶级斗争教育,有愚弄人民的个人崇拜教育,也有多次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但就是没有人本主义教育。

就是因为没有人本教育,中国党政官员那里很少有人的权利概念。在他们决策的时候,在他们的各种行为上,根本就不会想到公民的各种权利,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等。没有人本概念,再加上中国的各种制度因素,党政官员自然形成了以钱为本和以权为本的概念。在没有人本概念的情况下,对钱和权的追求,必然导致对人民权利的,漠视甚至侵犯。同样,当公民开始追求权利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需求来看,中国非常有必要开展一场持久的和大规模的全国性人本教育运动。没有这样一场教育运动作配合,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很难成功。人本意识就是权利意识,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去损害他人的权利。这是人的自觉。实际上,这也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期望,也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事业。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30)

2008年9月24日星期三

中国如何跳出自我击败的治理模式 (郑永年)

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与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很快把人们从奥运会的欢乐中叫醒过来。尽管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频繁发生,但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像奥运会那样重大国际事情的大国,不能整治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并有效控制它们的发生呢。

奥运会尽管是个体育盛事,但这个体育事情的组织则是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到党政机构、各级政府和官僚机构,而且也涉及到整个社会。奥运会的成功不仅检验了中国的组织者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对现存组织的整合能力,更是检验了其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奥运会会办得如此出色。

但是非常荒唐的是,正是这样一个能够集中各种力量干大事情的政治体制,就是整治不了山西频繁发生的人为灾难,预防不了也同样频繁发生的诸如三鹿毒奶粉那样的食品安全问题。

尽管每次事件发生后,民众的怨恨总会洒向政府官员,也总会有不同层级的官员需要承担责任,但官员的频繁更换并没有使得情况有任何好转,更不说是解决问题了。相反地在一些情况下,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就要求人们从更深层次来看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甚至政治模式中所包含的诸多自我击败因素。


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

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上,差不多所有自我击败的因素都可以和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连接起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体化有几种呈现方式:

第一,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

第二,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

第三,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则是在背后操作。

第四,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会促使政治自我击败。

这些年来,尽管中央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但要转换已经高度内化了的GDP主义谈何容易。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还是最重要的。

政府要的是经济成绩,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官员政绩有好处,对地方官员的经济利益也有好处。只要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政府对企业的不义行为也就加以认可。企业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

如果是涉及到政府个别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情况就会更加复杂。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他们选择的总是金钱而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生命与不顾。

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能瞒就瞒,直到不能瞒或者瞒不住为止的行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这次三鹿奶粉来说,3月中旬就已经知道消费者投诉,8月初就已内部得出结论,但9月份面对媒体却仍然矢口否认,声称“仍无证据表明婴儿患病与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联系”,而且居然还强调“三鹿奶粉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排除竞争对手栽赃”等。

等到问题完全曝光之后,所有相关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同样出来为自己辩护,把责任全部推到奶农身上。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个个都是受害者。


官员因频发的工业事故栽跟头

这次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也可以说是层层利益保护下的人为产物。四年前,安徽阜阳发生了“大头娃娃”事件。之后,有关媒体公布了阜阳市多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其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

但是没有部门和官员去关心这件事情,对质量和安全进行把关。倒是各个方面协助三鹿拼命公关,最终使得三鹿从“黑名单”中撤下来。原因再也简单不过了,因为对质量和安全把关无利益可图,而帮企业攻关则就不一样了。

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三鹿奶粉的纽西兰合作伙伴早就发现问题,并要求中方采取行动,但遭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拒绝。中国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草菅人命的行为方式不得不令人惊讶万分。

山西的各种人为的灾难也是这样。这些年,山西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灾难,死了多少讨生活的人们。中央有关部门也不是没有整治山西的决心,向山西派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

在山西,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不同层级的官员因为这频发的工业事故中栽了跟头。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是使得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前仆后继地冒险。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自废武功”,也就是自我击败。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

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手规制右手,也就是说规制只能是自欺欺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今年3月全国人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部制”的改革,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建设规制型政府。但从实际行为来看,很多现象是和规制型政府背道而驰。立法部门做一套,行政部门又有自己的一套,互不从属;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并且中国的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规制谁呢?


情况没因问责制而得到改变

除了政府和企业的不分,规制型政府建设的困难也来自于规制和现实需要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规制制定者或者立法者这些年出台了非常多的规制和立法,但似乎没有一个规制或者立法可以实施的下去的。

当然规制者和立法者可以把责任推给既得利益或者地方保护主义。但这显然过于简单。如果一个规制或者立法真正为社会所需要,那么就应当执行得下去的。中国的规制或者立法,要不没有,要不就是过于理想。例如近年来的有关环保和劳动法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

很显然,如果一个意在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连劳工都不想接受的时候,就要应该反思这个法律了。规制和法律并不是越理想越好,而是要根据现实性。只有具备了现实性,才能够有实施的可能。

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了。但现在看来这个制度也是治标不治本。官员来来往往,但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光是问责是远远不够的。

山西的情况就是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各级政府欺上瞒下的情况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追求责任的办法,但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基本制度入手。

如何改革基本制度?这里要回到奥运会的成功。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是奥运会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会儿分权,一会儿集权,但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流动。

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记得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现象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24)

2008年9月20日星期六

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及其走势(李君如)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

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远的且不说,去年召开的十七大就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它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同志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和做法,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场被人们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许多朋友也许不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1)参加国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2)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3)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4)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是在中共中央1989年的文件中,就已经规定了的。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是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七大报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应该讲,中国民主政治的这八个方面特点还在发展中,不能说都搞得很好了,但是,这八个方面或者说至少这八个方面,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和重要特点,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那些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仅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而且陷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因为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观察做了什么,还要从这些已经做的事实中,深入地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作为中国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希望大家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以上是我这几年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体会。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相反,我倒是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但是,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向人家学习,也不妄自菲薄;既积极推进,也不盲目发展、急于求成。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能够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京报网》(2008年9月8日)
http://www.beijingdaily.com.cn/gdjc/200809/t20080908_481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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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相关链接

人民网李君如专栏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55946/index.html

 

2008年9月16日星期二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郑永年)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奥运会在发达国家的举办和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人们的政治期待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国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发展的意义,包括交通、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但如果奥运会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除了这些平常的关注外,还特别附加着政治期待,例如政治开放、透明和民主化。这一点从前是这样,以后还会这样。

很难想象,像奥运会这样一次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奥运会的成功反而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性质。

奥运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办促成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包括中国的两个邻居,即日本和韩国。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

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民主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何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化就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坚战。


2008是中国市民社会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上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中国政治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异类”,他们对这个“异类”和其所包含的所谓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担忧。中国目前所有的各种政治话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存的体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种体制和平共存的。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但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内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现中国和其他体制的不同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加深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

当然,中国领导层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没有意识到。前些年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过要改变执政党的名称。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现实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政治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合进国际经济秩序。

一个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现代中国社会远较很多民主国家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很多人已经注意到,2008年可以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在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

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中国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很难有出现大量的志愿者。


民主互动离不开法律基础

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促成政治过程的开放。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过程已经相当开放。执政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调整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各社会阶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政治参与,包括新兴私营企业家阶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很不均衡,弱势社会群体的参与包括农民工仍然微弱。

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关乎于公民权利,更关乎于政权的重建。通过基于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参与来重新改造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政权的基层尤其如此。

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呈现出黑社会化的趋势。这和政权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流动,而没有赋权给社会(包括媒体)有关。如果基层政权的这个趋势不能阻止,整个政权就会失去基础。而赋权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社会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途径,也是政权重构的途径。

同样重要的是党内民主速度需要加快。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党内权力滥用,也是为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党内竞争不可避免。

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党内民主的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但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还是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或者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须要以法律为基础。

上述所有这些方面的民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试验着。就是说,有无奥运会,中国政治都会发生变化。毕竟,经过了过去30来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也应当直面民主化的问题了,并且从国际经验看,直面这个问题要比回避这个问题要有效得多。但奥运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奥运会表明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个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就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16)

2008年9月9日星期二

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国际新定位(郑永年)

有人指出,奥运会的巨大成功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奉行的韬光养晦时代的结束。即使中国主观上想继续韬光养晦也很难了,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了的国家,而且也是因为国际社会从今以后对中国有了不同的期待,那就是要求中国承担一个大国所应当承担的更大的国际责任。

邓小平开启的韬光养晦政策,注重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发展,并且对外追求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内部发展服务。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人们今天所谈论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取得的。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巨变。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内部发展具有了很大的外部性,就是说中国内部向什么方向发展及其如何发展,都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实际上,近年来,西方国家所流传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性论”就是这种外在性的反映。

第二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不仅来自西方阵营,而且也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两大阵营对中国的要求不尽一致。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如核扩散、缅甸、朝鲜和非洲达尔富尔问题上负起责任。但在西方的“中国责任”概念里,更重要的是包含着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尤其是民主化的内容。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责任一部分是希望中国承担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帮助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也希望中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极端者希望中国能够“当头”来对抗西方,温和者则希望中国发展出和西方不同的国际关系模式。


中国在行为上应有所作为

的确,奥运会的成功已经造就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大国概念,奥运会后对中国的更高的期待也不可避免。但这是否表明中国要放弃从前的韬光养晦政策呢?实际上,即使在奥运会之前,中国国内这些年也有争论,提出是否要放弃邓小平的这一政策的问题。争论的发生表明已经有人提出要改变这个政策。这种争论不可避免,因为任何政策必须随着变化了的现实作出调整或者改变。

不过,笔者认为,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不仅在新时代继续有效,而且应当成为中国永恒的国际关系原则。人们应当所做的就是对这一概念作新的解读,赋予新的政策含义。邓小平的政策有两层,即“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从前中国内部发展不够,没有能力来有所作为。现在有了能力,那么在行为层面也必须有所作为。上面提到了内部变化的外在性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很显然,无论是应付内部发展的外部性还是承担国际责任,都需要通过“有所作为”来达成。

在内政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内部改革尽管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内部改革必然具有外部意义。内部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改革尽管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回应,但主要是为了回应国内的政治发展需要。(奥运会之后中国为什么需要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当另文论述。)就是说,政治改革可以同时回应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确定性的疑虑主要来自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不明确。西方世界所谓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异类”性,尽管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味道,但的确可以对中国的外部事务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西方,一些人不承认中国是个大国,另外一些人承认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接受。这和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认识有关。因此,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种压力会持续下去,并且也会变得更大。对中国来说,尽管政治改革并不是说政治制度的西方化,但必须说清楚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发展,为什么说中国的制度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和谐共存。

在履行更大国际责任方面呢?在邓小平那里,韬光养晦意味着“永不当头”。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时,中国并不具备“当头”的能力。但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来这样做。

所以,今天提“韬光养晦”显得更具实际意义。不“当头”意味着不挑战西方,不和西方争霸权,不领头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来和西方抗衡,不欺负较中国弱小的国家。

中国一直在提倡建立新国际秩序。那么这个国际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无论对西方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要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在履行责任的同时如何避免霸权行为呢?中国自己反对美国霸权,所有国家也不想看到一个霸权替代另外个霸权。再者,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所谓的“金砖四国”的崛起,这个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性。那么,多极权力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权力极里充当地区霸权呢?

类似的问题一直可以提问下去。很自然,韬光养晦的概念可以帮助中国反省自己的国际行为,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的“称霸”冲动。


国际需要有能力实现和谐的中国

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国与国之间、不同权力极之间充满着冲突。面临这样的冲突,很多国家不得不在冲突双方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时代,中国也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今天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有能力拒绝作这样的选择。这次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上,中国就拒绝了做这样的选择。

中国作此选择并不是因为像一些人所说的两难境地,也不是因为中国对俄罗斯和西方各自的利益相关性的计算,而是中国因为崛起有了独立的行为能力。中国的行为既和中国所提倡的和谐世界目标一致,也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一些贡献。

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往往和这个国家的各方面能力相关。奥运成功举行,中国向世界传达出了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信息。但是从各方面看,没有任何理由说奥运会的成功正在促使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

中国的确需要思考奥运会之后的国际定位问题,但对定位问题的思考的核心应当是如何在新时代继续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一政策应当是中国不称霸,实现和谐世界的基础。国际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实现和谐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有了能力就会去重复从前的霸权所走过的老路的中国。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09)

2008年9月2日星期二

奥运会寻回中华文明的自信(郑永年)

不管是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或是奥运会期间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经历了世纪之久的文明悲观论之后,中国人再次寻回了文明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较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文明自信对中国今后的内政外交都会有更为持续的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力。

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的中心观点只有一句话,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福山似乎预见了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当然,正是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使得福山的观点名噪一时。

但不久,1993年,另一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更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和福山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他因此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会结合在一起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亨廷顿的眼中,前者代表民主,而后者代表非民主。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有证实福山的乐观论,也没有证实亨廷顿的悲观论。尽管西方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福山著作出版之后达到了高潮,但民主显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形式。

不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产生的民主有回潮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原来是民主的国家面临各种困难,社会出现乱象。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受到新型政治模式的挑战。


中国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另一方面,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在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变本加厉,但中国既没有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

实际上,正是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声浪中,中国的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自从清朝衰落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越来越没有自信,造成文明自卑。

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电视剧《河殇》,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不自信。相反,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自信来自反文明,就是批判和反对自己的文明,相信只有去除了原有的文明,中国才会发展出新的文明来。在很大程度上说,文明悲观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

这样的思维也反映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运动和革命都是和反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世纪之久的反文化运动和革命之后,很多人相信中国文明或者文化已经在本土迅速消失。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曾经认为,原来处于儒家边缘地带的地区如韩国、台湾和香港等等已经变成了中心地带,而原来的儒家中心地带中国则成了边缘地带。

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就是说,新类型的文明是和外来文明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

同样,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全面开放政策环境下,中国世俗文明再次显现其优点来。世俗文明包容一切,各种不同的文明因素纷纷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且正在得到有机的整合。

尽管外来文明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本土文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正在急剧地消逝,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文明自信须配合政治自信

奥运会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但是一次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一些朝代的统治者(例如明朝和清朝)就开始实行封闭政策。尽管这样那样的封闭政策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但牺牲的则是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当文明发展不可持续的时候,最终还是要牺牲统治者的自身利益的。

在经验层面,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对文明的不自信,还不如说是对政治的不自信。很多人是由政治上的不自信最终转变成为对文明的不自信。正因为这样,中国知识群体对政治的批评总是通过对文明的批评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河殇》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们看到奥运会所体现出来的文明自信的同时,也体会到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不自信。在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所批评的一些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政治上具有足够的自信,那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减少。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的不自信不仅表现在奥运会期间的这些事情上,更表现在日常政治生活里的各个方面。

如果政治上的自信不能达成,文明的复兴和新文明的形成就会困难重重。如果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而实行这样那样的控制政策,那么文明不但不能复兴,而且还会衰落。很显然,确立政治上的自信乃是中国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要务。

如何确立政治自信?简单地说,政治自信要通过政治改革而达成。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和开放分不开。原因很简单,只有开放,才会有碰撞,才会有竞争,才会产生发展和转型的动力。

同样,政治改革要成功也离不开开放,向新的思想的开放,向新的利益群体的开放,向新的体制的开放。只有在一种开放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才能确立政治上的自信。

同时,政治自信的确立必然大力并且有效促进文明的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当那个时候,中国就不只是把自己辉煌的传统拿给人家看,而是贡献给人类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可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02)

2008年8月26日星期二

奥运会当成为中国进步的新起点(郑永年)

奥运会过去了。不管在奥运会之前还是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包括新疆恐怖主义事件),不管中国面临来自西方社会的这样那样的批评,也不管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有怎样的不同,国际社会都会认同这是一次非常成功和辉煌的世界盛会。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应当感到骄傲。

中国人经过世纪之久的努力打拼,终于从往日的东亚病夫转型成为世界巨人。作为奥运体育舞台上的表演者,中国运动员所获得的奖牌是其体育大国的硬标志。

奥运的参与者、志愿者们和社会各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对奥运体育的热忱和尊重。组织者当中,尽管少数人有诸多的不满,但中国组织方面的能力和成就也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成功感到骄傲很自然,但中国没有时间和资本沉湎于成功,欢呼声过后应当是更为冷静和深刻的理性思考。无论从外交还是内政来看,这次奥运会对中国来说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全方位检验。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

中国能够举办奥运会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表明这是中国向更高水平进步的新起点。就是说,奥运会是个契机,而非终点。

就外交来说,人们注意到,一次成功的奥运后在很多方面表明中国韬光养晦时代的结束,一个大国崛起于世界政治舞台。

在整个奥运会期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了很大的自信。通过频繁的奥运外交,中国相当成功地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信息。尽管今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奥运会发生了各种纠纷和冲突,但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民众体现出了包容的心态,欢迎一切来华参与奥运会的人们。

包容一切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心态。就是说,既然中国已经被视为是一个大国,那么中国也必须准备好其一切行为从今以后都为受到外在世界的监督与检验。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的大国不会有多大的区别。

当然,因为中国和西方大国的诸多不同,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等等方面,中国要面临更多的批评。这就要求中国有足够的自信和平常心来接受他国的批评。


包括自信与不自信

奥运会的确表达了中国的自信,但同时不可否认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很多不自信。中国想举办一次十全十美的奥运会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没有一次奥运会是十全十美的。刻意追求完美反而会导致不自信。

这次广为西方媒体注意的发生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种种事件,就是在追求完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自信行为。在整个奥运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只报道国际社会对奥运的正面反映,而对一些来自西方的批评报道得很少,甚至没有。这不能说是自信。

为了和国际接轨,有关当局也设置了三个专门抗议区,方便民众在奥运期间表达不同的意见。但结果如何呢?申请接到不少,但实际抗议并未发生。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够自信。高层决策,但到了具体实施的官僚层面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所有官僚都生怕抗议一旦发生就不可收拾。中国人一直强调“和”,并且知道“和而不同”、“和而不统”的含义。但到了官僚层面,“和”就是“同”,就是“统”。结局就是不容许不同利益和不同声音的表达。

因此,奥运会成功举办既是中国大国的标志,也反映了这个大国的不足之处。大国的物质基础已经彰显,但一个大国的自信还是不足。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自信的大国,还必须看内政改革的深入和成功。

实际上,很多人从一开始关切的就是奥运之后的中国,中国的变革和变革的方向。正因为这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奥运会前会见各国记者时就表示奥运会之后中国会继续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方位的改革。

可以说,在奥运会之后,中国会面临更多方面和更大的改革压力。例如环保问题。当人们再次回到拥挤不堪的车流中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人们再次看不到蓝天白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时,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不仅仅是环保问题、城市建设和交通发展模式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改变对公民社会的负面看法

很显然,在很长时间里,当人们一方面追求发展的权利的时候,另一方面也在剥夺自己其他方面的权利。又如媒体的开放。奥运期间,相对开放的媒体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要求,而且也是中国媒体本身的需要。那么,奥运之后相对自由的媒体是否还会继续下去?这当然是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

如同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这不仅仅是最高领导层的意愿问题,而且也是执行部门的问题。很多事情尽管高层想做,但实际上到了官僚层面,很难实行下去。中国很多方面的改革动议都是在执行中莫名其妙地消逝得无影无踪的。

认为奥运会能够改变中国当然过于天真。但奥运会的确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一个极好契机。从前,一些国家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国家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进步。这并不是说所发生的变化是奥运会前后,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结果。变革的更重要的力量来自内部因素。外部压力只是让这些国家领导层意识到,如果内政不发生变化,国家就会有困难让其他国家接受。

同样在中国,奥运会也在产生巨大的内部压力。奥运会的举办本身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要求政治变革的阶段。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等举措早已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的开放和全球化又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奥运会又在此基础上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开放。

自愿组织和社会力量是这次奥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们,很难想象奥运会会办得这样成功。当然,这里社会力量扮演了非常正面的力量,是政府的帮手。这或许能有助于改变有关当局对社会力量或者公民社会的负面看法。

不管怎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经济的变革已经积累到了需要政治变革的时候了。去年十七大之后,中共党内有新一波思想解放的声音,可惜的是,这些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奥运会的举办既表明中国面临怎样的外部压力,也显现内部日渐增加的压力。那么,奥运会所产生的压力能否再次复兴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8/26)

2008年8月19日星期二

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郑永年)

奥运会尽管是个体育事件,但不可否认具有非体育的意义。无论在发达民主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在东亚社会,日本和韩国的奥运会当时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巨变。因此,每当奥运会来临,人们总会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奥运会对举办国的非体育方面的意义。

如何认识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从中国申奥一开始,西方世界主流社会主要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来讨论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在这个话语中,故事的主题是中国的百年雪耻。

中国自进入近代史以来,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列强欺负,而奥运会则表示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在一些西方人看来,百年雪耻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有深刻的意义。

如果“雪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报仇”和“复仇”的意味,那么延伸到中国的外交领域,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发展成为往日德国和日本式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西方谈论中国民族主义的威胁已经有很多年了。把民族主义和中国举办奥运会联系起来并不足为奇。对内,中国民族主义一直是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资源。也就是说, 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会强化中国现存权威主义政权。

因此就有西方媒体宣称,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表明一个权威主义新时代的来临。而这种新权威主义则是对西方民主的最大的威胁。


国家积弱时需要民族主义

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强调也并非无中生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本身的媒体也是这样来看待奥运会的。奥运会每每会强化举办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中国也不例外。百年奥梦终于实现,这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关方面当然也不想放过这次机会来强化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无可非议。

中国本身媒体多年来形成了“弘扬民族主义总不会错”的心态。这次对奥运会的解读也比里外。但问题是仅仅在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的话语中来解读奥运会并不确切。

相反,笔者认为,如果奥运会脱离不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那么奥运会也应当成为告别中国百年民族主义悲情的一个契机。

实际上中国举办这次奥运会过程中也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告别悲情的趋向。中国的体育迷和观众不仅为中国队而且也为外国队的优秀表演喝彩和鼓掌。

在奥运会前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并且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不时想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很多人表示不想看到这样的领导人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活动。但是,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欢迎一切来中国参与奥运会的朋友。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一个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

中国人民受西方列强的欺负长达一个多世纪,民族主义悲情的产生不可避免。同样,也不能忽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民族主义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动力。

在国家积弱的时候,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精神,就很难想象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都起到了任何其他主义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很显然,民族主义精神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也体现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只不过民族主义在他们两者思想中具有不同的体现形式罢了。


民族主义使民族关系复杂化

但是也不可否认,世纪之久积累起来的民族悲情也经常产生很多负面的作用。顾名思义,民族悲情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一旦把所遇到的问题,尤其是来自外来的问题放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来审视,就经常会出现过分情绪化的情况。

这可以从很多年来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大众抗议运动中可以看出。前些年的反日情绪是一个例子。近年来,中日两国领导层为了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两国关系。但中国领导层的这些努力,总会遇到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抵制。(同样,日本方面也经常遇到来自右派的压力。)

在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很多中国民众对西方一些政治力量对中国的不公正做法也做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回应。民族主义式的回应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很多经济、商业、社会和政治问题统统被放到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中。很自然,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能解决问题,到最后还是要通过理性的方法加以解决。

国家弱小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人民所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如果还继续那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那么就很难让人理解。有人说,小国、弱国需要民族主义,但大国和强国并不需要民族主义,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大国,尤其是一个强大的大国,本来就容易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如果这个大的强国还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其他国家更对其感到不安了。

考虑到中国周边的情形,这一点更需要强调。和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有数十个,不仅都较中国小或者弱,而且和中国存在着各种历史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过于强烈,就会造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安全感。

其实,对内部来说也是这样。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尽管应当提倡各民族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但不能过分提倡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只能使民族关系复杂化。要达到各民族间的和谐,就要求个方面能够有意识地淡化民族主义。

中国成功举行奥运会有可能使得中国摆脱百年民族主义悲情。只有摆脱了悲情,民族主义才能变得理性。当然,从百年悲情中摆脱出来并不是要忘记历史,而是要意识到,除了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很多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和保护国家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能否摆脱民族主义悲情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正常大国的重要标志。只有一个摆脱了民族主义悲情的大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理性的行为,并且履行大国责任。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8/19)

2008年8月12日星期二

奥运会:谁不想改变中国?(郑永年)

随着奥运会的正式开幕,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各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奥运会的纷争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有新疆恐怖事件的发生,尽管有各种零星的抗议发生,但中国人要举办一场成功的奥运会的热情不减。

可以这样说,各种内外部的压力的增加,更增添了中国人要把奥运会办好的决心。有了这份决心,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意外”反而没有了意外感。

从一开始,除了热衷于体育的人们视奥运会为体育盛事外,很多人对于奥运会的关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次体育盛会,而是想着如何利用这次机会来改变中国。尽管人们并不想看到奥运会被政治化,但既然奥运会被政治化了,就应当坦然视之。在短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多次风波之后,中国主管当局终于认识到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奥运会。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纷争当然不会因为奥运会而结束。奥运会只不过是一次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机会。没有了奥运会,他们也会寻找其他的机会。但无论是支持中国的力量还是反华力量,从一开始,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不想利用奥运会来促使中国的变化呢?

现在的情况好像是,西方力量想促使中国的变化,而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政府在阻止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很显然,如果只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压力而忽视中国内部求变的动力,就很难了解奥运会对中国的深刻意义。


中国最想用奥运改变本身

西方想借用奥运会促成中国的变化,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变成西方那样的一个国家,正如从前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变化那样。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举办奥运会前夕,西方有关国家也吵吵闹闹,对这些政府施加压力,而且奥运会之后这些国家的确发生了政治上的变革,这使得很多人相信这些国家的经历也可以同样发生在中国。因此一些政治力量尽力操作一切可能的议题、借用一些可能的场合不断向中国政治发难和施压。

中国的内外问题包括西藏新疆、政治异见者、人权、宗教自由、环境恶化、缅甸、非洲达尔富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一场奥运会可以彻底改变中国,可以给中国带来民主政治、多党制、人权、自由等等西方制度的标志。西方在奥运会上的话语开始时很多人还觉得新奇,但日子久了,人们也就习惯了。这就是中国人“平常心”的来源。既然不同声音不可避免,那么只能接受之。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按照西方一些政治力量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除了让中国当局感觉到一些压力,西方政治力量的作为很难说能够在任何程度上促成中国的政治变革。

如果认为只有西方力量希望奥运会能够促成中国的变革,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最希望利用奥运会促成变革的是中国本身。并且在这一点上,执政党、政府和人民,都具有相当的共识。

西方经常把奥运会放在中国百年雪耻的话语中来讨论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意义,把奥运会仅仅看作中国人施展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精神的机会,那是对中国的偏见所致。

中国人说“百年奥运”,把奥运会提高到非常神圣的高度。奥运会源于西方,尽管西方人也强调奥运精神,但很少像中国人那样把这个体育盛会看得如此神圣。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一些西方人开始破坏和阻碍奥运会火炬传递时,大多数中国人感到迷惑不解和愤恨。


将给中国留下非体育遗产

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把奥运会看得如此神圣,从申请奥运会开始,很多人就希望奥运会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变。正如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是为了和世界接轨,通过接轨来改变自身那样,中国举办奥运会也是为了给国家的变化注入莫大的动力。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包括媒体自由在内的各项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兑现中国对国际奥委会的承诺,但同时也是符合中国本身求变的愿望。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些政策方面的进步远远不能满足西方过高的期待。西方各方面开始全面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引起了中国有关方面的反弹。

因为西方力量努力促成奥运会的政治化,中国有关方面就开始限制中国内部有关奥运会的非体育方面的意义的民间讨论,从而至少在内部限制奥运会的政治化。但尽管有各方面的限制,中国媒体还是在用各种形式讨论奥运会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

很多媒体都聚焦在奥运会如何在生活层面改变着中国,包括如何文明地行为。这些讨论并非没有意义,因为人的行为是最难改变的。如果奥运会能够改变个人行为,那么离改变中国的制度行为也不远了。

对本身媒体的管制也并不妨碍中国政府继续兑现其承诺。最近中国方面专门划出几个公园作为奥运会期间人们表达不满的场所。尽管有人把此解读成为权宜之计,但也有传媒希望中国的民主从这里开始。很显然,有关方面作此决策至少表明其已经意识到不同的意见和利益需要具体的表达路径。

客观地说,中国和西方的争论并不在于中国变还是不变,因为有奥运会还是没有奥运会,中国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之所在在于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发展,而非西方的一厢情愿。的确,当初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奥运会发生了政治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西方施加了莫大的压力,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举办奥运会之时其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因此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

没有内部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些国家的政治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西方的压力在很多场合只是表象而已。西方国家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动用强力甚至武力,但并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内部的动力远较外部压力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说,中国政府愿意利用奥运会促成政治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环保政策、媒体自由和设立抗议场所等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奥运会,更重要的是为了国内发展的需要。这些政策因为奥运会而设立表明奥运会是个契机。

和国际社会的期望一样,普通中国人也希望这些政策不仅能够在奥运会后延续下去,而且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奥运会不仅仅是一次体育盛会,而且也能给中国留下很多非体育的遗产。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8/12)

2008年8月5日星期二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郑永年)

近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这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共的反腐有了一个新开端,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反对和遏制腐败。

很长时间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党政官员的腐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而有所减弱。从制度层面反腐的呼声早就存在,有关方面也曾经试验各种制度方法来反腐和防腐败,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

不过,这次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都比以往的更具综合性和系统性。

中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层的腐败,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一个最大政治关切,原因很简单,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防止党领导层的权力腐败。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因此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往往演变成一人执政。

党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居于全体党员之上。而党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等则变成徒有虚名。一人执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腐败。

这次出台的《工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规划强调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而《工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配合十七大,对党内民主的内容进行制度细化,只不过是《工作规划》把党内民主放到了反腐和防腐的话语体系中了。


须处理党政两套平行制度

但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却绝对不能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党政关系。党政关系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的主轴之一。党政关系历来困扰着中共领导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普遍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党政关系的改革定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等不同的提法,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改革和试验。天安门事件以后,领导层不再提党政关系的改革,但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任何改革

从中央高层到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实际上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怎样的变化,党还是居于政府之上。很多年来,中共一直强调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实际上是从革命党向行政党的转型。究其实质来说,党是第一级政府,各级人民政府是第二级政府。

《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功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

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当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的时候,党就演变成为直接行政组织。

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到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但一旦当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低下和党政冲突增加等。

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成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成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两者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

同时,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

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两者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

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形式(行使)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社会的参与和监督必不可少

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实际上至少要涉及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

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行政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强势状态。

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就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性,政治性相应减低。

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交接。

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入党,再参选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

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和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参与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8/5)

2008年7月31日星期四

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会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在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来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和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例如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则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介。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用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知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是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是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的时候,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成为大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在九十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和文人阶层的独立性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是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本身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就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7/31)

2008年7月22日星期二

八国峰会的迷失与中国的选择(郑永年)

最近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的八国峰会,多方面表明这个曾经在全球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组织和论坛,已经大不如前。很大程度上还不如中国人经常所说的“务虚”会议。

务虚会议是为了达成共识,是为了采取共同的行动。八国峰会及其扩大会议的确意识到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战,也意识到现在是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但是,问题是对如何采取行动没有任何共识。

因此,八国峰会及其扩大会议一结束,很多人就抱怨会议仅仅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传递了模糊的信息。由16国参加的主要经济体会议认为,有必要“ 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全球变暖。但是,富国和发展中国家没能就2050年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50%的目标达成协议。

峰会同样也没能为更具争议的减排中期目标制定出任何具体的数字。此外,八国集团不仅没有能够对未来目标达成行动纲领,而且也显示出没有能力来履行他们已经作出的承诺。对非洲的援助就是很好的例子。

八国集团内部既无行动共识,更无行动纲领,但有共同的倾向,就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国和印度等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共识,那就是要发达工业国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八国论坛已经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相推诿责任的场所。

 

须具备履行重大国际责任的能力

这就提出了一个八国峰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几乎所有政治家包括八国峰会成员都已经意识到如果八国峰会要继续有效,必须扩大成员国,包括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

实际上,八国峰会的弱化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印等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他们已经逐渐地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进入了中心地带,在国际事务上的角色就跟着提高。同时,这也表明其它国家包括八国峰会的一些成员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相对衰落。正因为这样,国际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呼声来改革八国峰会这个重要论坛。

对改革八国峰会的呼声,中国如何反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每次在被邀请参加八国峰会时,中国也乐意接受,并在峰会上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也是客观情势所然。

中国已经成为主要一个国际经济体,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重大国际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同时,这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中国已经融入到国际社会,国际秩序一旦发生重大变化,就会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此意义上,中国必须尽力参与国际事务。

但也不应当否认,很多人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必须也有资格加入这个组织。民族主义的感觉不可避免,因为每加入一个重要国际组织,都是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标志。但民族主义者往往忽视了中国加入后是否有能力履行国际责任的问题。

被不被邀请加入八国峰会?要不要加入八国峰会?这些都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客观地说,中国还不具备履行如此重大国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所需要的是理性,不应当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原因很简单,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谴责别人不承担责任要比自己承担责任容易得多。实际上,美、日等大的世界经济体,并不是不想作为,而是很难作为罢了。

人们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八国峰会没有中国和印度的参与很难解决问题,但是不是中国和印度的加入,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呢?答案并不明确。

不仅仅是八国峰会,所有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都面临如何共同行动的问题。共同行动面临困难并不仅仅是成员组成的问题,而是国际组织构架如何转型以适应新国际环境的问题。

 

中国行为模式有助非洲减贫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意识到八国峰会的两重性。八国峰会一方面的确是一个意在解决全球性重点问题的协调组织。但同时,它也是西方的一个价值组织,经常被用来推行西方所认可的价值和政策。

在一些问题上,这个组织的决策具有深刻的价值取向。即使中国加入这个组织,中国也不会有能力来改变西方的价值取向。

中国不想在此论坛上和西方公然对立。实际上,中国的加入有可能使得价值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系统。

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反全球化运动也越来越甚,并且也正在日趋制度化。中国更不想在加入八国集团之后,成为反全球化力量的批评和攻击目标。

因此,在八国峰会问题上,“低姿态”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中国的原则应当是参与对话,分担责任。

一个大国是否具备领导能力,在于其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在很多属于全球性公共财(global public goods)的领域,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例如气候环境问题。一旦全球性气候环境恶化,谁都会成为受害者。那种认为等到经济发展了再来重视环保的思想过于简单。中国重视环境气候并不是为了回应国际压力,而是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中国再去重复西方和其他国家走过的“先发展,后环境”的路线,那么中国本身的发展会是不可持续的。要求西方承担更大的责任并不是要推卸自己的责任。

同时,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解决国际重点问题的政策和行为模式。

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模式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尽管在西方尤其在欧洲,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中国甚至被视为是新殖民主义,但一些公正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发现,中国的政策和行为模式实际上有助于非洲国家减少贫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花大力气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交通、学校、医院和体育场所等等。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这些都可以为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条件。

国际社会已经在呼唤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这种呼声也会在今后越来越高。但问题是,中、印等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来承担国际责任?

这不仅仅是一个意愿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力问题。在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经验,也在力所能及地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7/21)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郑永年)


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要适应这个潮流,完善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

这些动荡、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


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

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对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

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性,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性的。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

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

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性竞争,要形成良性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


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

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因为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

民主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就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像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2008/7/2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7/21/content_8739407.htm

2008年7月15日星期二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郑永年)

或许仍然有人记得,在今年3月的中国“两会”期间,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中国媒体报道的大幅标题就是“哈利波特淹没了刘胡兰”。

如同其它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还有刘胡兰、高玉宝,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论语》《春秋》和《孙子兵法》。

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本栏且不去评论这个立法呼吁本身是否可行。通常,形式的东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文化崛起并非复活历史

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文化的崛起并非要复活历史(包括历史人物)。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这30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去年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失去文化直觉如何产生大师?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除了大修土木外,还能做什么?今天,已经有明白人指出,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哪一个是政府培养出来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

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

这位官僚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家”,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业精神要占主导地位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状态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7/15)

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

不要以“乌托邦”心态看待普世价值(郑永年专访)

贴者根据原文注释提请读者注意以下事项:“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上

汶川地震发生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再度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我觉得,要想找到相对客观的答案,首先应避免情绪化地表达看法,而应冷静地观察。此外就是要厘清其中的背景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码事。


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实际上,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国内一些人不喜欢“普世价值”的提法,其实是不喜欢西方以此为由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和普世价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但对普世价值本身而言,我不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惟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才能转型,这是自然的发展,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更不是想输出就能输出得了的。


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

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这个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就是因为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

西方(包括反对中国的人)并不是说因为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良好表现,就认同共产主义了,他们只是看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同样有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为什么叫普世,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反之,缅甸政府在飓风后的表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时让人感觉到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还是其推行普世价值的能力,都远远不如以前了。它们掌握话语权的高峰时期是冷战后,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政体了。但经历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失败后,西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过去。好多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想法是否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非常有助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让西方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上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中国模式”呢,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看重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类的互助友爱本身,也同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中。


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

国内一些人喜欢跟着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去走,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否认。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内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阶段。好多人只是从书本上认识西方,并没有在西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认同西方的话语理论,但是西方的行为和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内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区别。这一点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也盲目跟着西方走。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启蒙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清末处于衰落状态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把所有东西都和“传统”联系起来,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使很多中国人谈论西方时不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于是就出现了理想化的认识。具体到普世价值来看,他们也是围绕这个为基础的。

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和现在中国部分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但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指出这种看法不对,就是说,不能只看西方形式上的东西。但不少中国人的头脑还没转过弯来,总是说“要西化要西化”,实际上他的脑袋已经被西方制度化了。


不必讳言普世价值

西方现在在犯一种错误,即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看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当“救世主”的心态,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比如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不道德的做法。他们现在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展开对话,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讲人的权利,其实它是可以分解的。所谓制度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是实现人的权利的一种路径,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从秦(清)王朝崩溃以来,首先追求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追求个人的发展权和经济的自由,下一步就是政治权利。

现在国内有人不喜欢谈普世价值,这个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价值,这样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国际先驱导报》(2008/7/10)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8-07/10/content_8520578.htm

附录:

  1. 司马南:讲给沉默的大多数2008/7/16)

2008年7月8日星期二

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 (郑永年)

中国和西方世界围绕着奥运会的种种冲突,表明中国的国际关系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如何对国际事物做出反应和如何处理和西方冲突。

很多中国人开始从这次冲突中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他们从对西方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他们也不再简单地认为整个世界会欢迎中国的崛起。

同时,对西方来说,他们也面临一个真实的中国。很多西方人也曾经幻想改革和开放政策能够促成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中国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当中国和西方双方不再对对方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的时候,双方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要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

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是否会往回走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当然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不如以前,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有从开放到封闭的经验。例如在明朝。当统治者感觉到开放的不安全时,就想着往回退。中国历史上错失了很多次走出去,最终成为海洋国家的机会。

因为中国属于大陆型经济,在相对的封闭下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从开放到封闭,再发展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很显然,当国家最终封闭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衰落的时候。这种情况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缺乏远见导致挫折不断

不过,往回走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这不仅因为中国和外在世界至少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往回走的代价及其高昂,而且更因为外在世界也不容许中国往回走。中国唯一和理性的选择只能是继续改革开放,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那么,如何避免盲目性而有效地走出去呢?内部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内部的发展停顿下来,走出去就会没有动力。但是光有内部动力还不够。要继续往前走,就要建立国际观。

国际观的重要性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没有一种能够反映国际关系大趋势的远见,走出去的过程会挫折不断。

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从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放弃从前的孤立主义路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但如果当时没有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观,美国很难很快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其所抱有的国际观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敬佩。此后,国际观是每一届总统候选人所必备的。

二战之后,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主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是美国领头的产物。

相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没有能够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不能确立有效的新的国际观。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的角色大不如从前的一种主要原因。

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国际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当代领导人的“和谐世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观。

但总体说来,这些大多是针对西方所确立的秩序而言的,要表达的或者是中国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态度,或者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

隐含在这些国际观里的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巨大的距离。在实际行为层面看,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

在西方看来,中国实际上正在演变一种国际保守力量,就是说,中国的意向是在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来改造之。因此,当西方提出放弃绝对主权概念,实行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的时候,中国至少在原则和理论上加以强烈反对。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

中国的崛起正在呼唤中国的国际观。对国际而言,这种国际观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所体现的道德是什么?如何建立?如何处理和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接受?等等。

对中国本身而言,这种国际观也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中国要不要走出去?怎样才能走出去?走出去了以后又如何和当地国家和社会打交道?如何保护走出去的利益?如何通过走出去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等等。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国际行为较之国际话语更容易让人接受。例如中国尽管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话语,但在行为上实际上在支持着这种话语(如参与国际维和力量等)。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正在付出相当高额的学费。迄今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机制引领走出去。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总体国际资本中还微乎其微,但已经遇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抵制。可以相信,外在的阻力会随着中国走出去的继续而加大。

其实,人们也可以从西方的利益走入中国的过程来领会西方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的。整个西方,不仅仅是政府层面,而且还有企业层面,社会层面,都在“打开”中国大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打开”中国大门是中国主动改革开放和“请进来”背景下进行的。考虑到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国的走出去要比西方走入中国困难得多。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走出去的主角是政府支持的企业,而中国的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

中共十七大提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和具有远见的。但是,“国际”这个大局并没有足够表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和决策方面。主要领导人的重中之重是国内问题,而对国际状况的关注和思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再者,注重于国际关系的领导人的人数也远远不够。

结果是,领导层的国际观仍然缺乏厚度、广度与深度。有人说,如果主要领导班子中有三到四位精通国际事务的领导人,那么中国的国际观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有了国际观,中国才能发展出国际领导权。没有国际领导权,中国只能跟在形势后面,被动地对国际局势作出反应。同时,中国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会陷于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很显然,确立一种能够推动中国国际领导权的国际观,并且把这种国际观体现在领导层的“国际大局”的决策中,是对崛起中的中国的重大挑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7/8)

中国模式为何让西方不适(郑永年)

西方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西方世界传出一波又一波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当苏联和东欧政权解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步苏联东欧后尘而且发展得更快更稳定的时候,西方就出台了“中国政治威胁论”。随后,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上升,西方又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各个主要国际性组织内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西方开始讨论中国的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如果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期望来服从既存国际规则,中国就构成了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又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现存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上撰文讨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她从西方学术界借用“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个概念很简单,说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了经济发展。她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模式与美国和其持同样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背道而驰。因此,美国要和其他持共同价值的民主国家(欧洲、日本和澳洲等)来分享共同的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持赖斯这样观点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并不少见,可以说,对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的担忧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担忧也经常促成西方各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中国施加共同的政治压力。

这里涉及到两个表面上互为竞争的国家发展模式问题。首先是现存的所谓的西方“民主发展模式”。的确,不难观察到,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国家也同时是经济发达和社会公平做得好的国家。这使得西方很多政治和知识精英甚至是普通民众相信,民主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人普遍相信“历史终结”论,即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最后(也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也变成了西方世界的责任。民主和自由历来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的使用在冷战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到处使用军事力量,但论证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则是其传统民主和自由话语。

在把推行西式民主和自由作为自己使命的西方,很少会有人公开承认,正是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自由,才导致了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的时候忘掉了西方本身的民主发展不仅和其文化相关,更重要的是,它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基本国家制度缺乏,民主因此没有生存的根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没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根基,民主政治往往成为暴力、无序和腐败的代名词。暴力、无序和腐败反过来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也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往往并不是真正为了那里的民主发展,而是为了其战略利益。

在早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也信仰西方民主,他们因此在反殖民地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愿意接受西方的民主输出或者主动引入了西方式民主。但是西式民主推行已久,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无望。这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西方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成了一个特大的问号。


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中国发展经验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不仅造就了内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融入世界体系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三十年的实践已经为中国模式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渐进的、有秩序的。要有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有稳定的秩序。没有稳定的秩序,经济发展就没有空间。再者,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对现存秩序构成压力,这又进一步促成了中国改革现存秩序,不仅保障前段时间的发展成果,而且再促进进一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反,在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在外交方面,中国的经验也同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青睐。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关系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既没有和西方世界孤立,也没有依附于西方。人们还观察到,中国不仅参与国际多边组织,而且也成为国际或者区域多边组织的发起者。但中国所参与建立的多边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并不像西方国家组织的多边组织那样具有战略性,中国参与组织的这些组织是解决问题类型的,并且侧重于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更和西方不一样。尽管西方经常把中国在非洲的行为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掠夺性。今天,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又往往加上无穷的先决条件(以实现其经济之外的战略目标)。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没有其他的战略和政治意图,并且中国奉行不干预主义。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中,既满足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中国帮助非洲国家的诚心和能力,因为中国在那里正在打造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学校、医院、体育馆和公路等等。西方国家从早期殖民地政治开始到今天,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历史长久,但从来就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西方注重民主的形式,中国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交往,中国的行为模式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人物感觉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所构成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人开始看到,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模式。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宣称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因为中国的模式还在发展之中。“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是发展中国家自愿接受的结果。再者,中国的模式和西方模式并非处于对立和矛盾状态。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否认政治民主化。中国本身也正在寻求一条适合于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也意识到,中国式的发展不仅不会阻碍民主的发展,反而会为民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经济的支持。西方注重的是民主的形式,中国则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无疑为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动力。正因为这样,西方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压力也不会间断。但是,一个依靠反对别人的模式的模式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也因此没有生命力。西方世界最终会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只要保持自己发展模式的开放性,随时吸取所有其他模式的长处,那么才能够保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更是中国国际舞台上的核心软力量。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环球时报》(2008/7/8)

http://www.huanqiu.com/www/337/2008-07/157290.html

2008年7月1日星期二

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什么(郑永年)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的国门越开越大。开放的目标是接轨,接轨的目标是转型。中国曾经因开放而强大辉煌,但后来闭关守国,传统国家不断衰落,等到西方列强用强权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了。

经过世纪之久的革命和运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改革开放表明中国再次准备好通过改变自身,通过和外在世界整合而崛起。开放后,中国一直在各个层面改变着自己,不仅改变已有的制度,而且也改变个人行为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向外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在世界尤其是先进的西方世界如何评介中国。

对外在世界的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内容,中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里就成为了世界共同体的一员,并且在这个体系内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情绪化反应有损国家形象

今年的奥运会更是给予中国人一个机会来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体育。在这里,中国既是参与者,也是表演者,更是组织者。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奥运会,中国的运动员也一直是奥运舞台上的表现者。现在随着这个世界舞台来到中国,除了中国的运动员,中国民众也变成了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者。

更重要的是中国也是这个舞台的组织者。如何为世界各国运动员提供一个好舞台变成了中国的责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或许是中国人的积极心态。

但是一些西方人并不理解中国,他们经常把中国的行为理解成为中国“太想表现自己了”。于是乎,一些人竭尽想象力,把从前所发生的一些负面形象(例如希特勒时期德国所举办的奥运会)和中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国家形象遭到破坏,中国人自然要表达愤怒。因此,中国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反华力量在过去的数月内似乎形成了互相抗议的局面。一方面是西方的反华和对华不友好力量抗议和试图抵制中国的奥运会,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对这些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的抵制和抗议。

在中国的反制过程中,愤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愤青的优点是对事物的敏感。愤青的抗议的好处就是把问题提出来,让各方面注意。但也不可否认,愤青也容易导致情绪化。

有人把愤青比喻成一头易动怒的雄狮,对周边的环境具有过分的敏感,每每感觉到有不友好的举动,都要大吼一声。

中国愤青的行为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国的开放已经三十载,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乌托邦的阶段。中国人好读书,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大都从书本或者媒体了解外在世界,很少人去理解书本上的西方和现实的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

平常把西方想象成太好了,一旦一些西方人诋毁中国,就很难接受。愤青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但一旦过于情绪化,反而有损于国家形象。


呈现自我才会被人接受

政府对西方势力的反应更为重要。尽管政府没有像愤青那样情绪化,但每逢西方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也是必有回应的。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政府必须要做出反应。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回应,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

要意识到,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每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会在西方造成什么效果?一是成就了“敌人”,二是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新的素材。

前段时间,针对西方的批评和攻击,中国有关方面试图邀请西方的公关公司,来为中国做形象设计。

政治公关在西方一直很重要。中国有关部门想到这一点,也无可非议。在媒体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形象包装非常重要。但也必须意识到,形象的包装只是个技术问题,对一个国家没有本质性的意义。

正如在经济领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品的包装,而在于产品本身的质量。

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不是要再次呈现给外在世界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而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上,这次四川大地震的经验不可忽视。

为什么西方媒体一改前段时间对中国大力诋毁的立场,而正面评介中国甚至羡慕中国呢?问题再也简单不过了,是因为中国呈现给外在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以人为本”成为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当中国人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人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


应该思考形象根基问题

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涉及到中国人心态的调整。要意识到外在世界是多元的。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外在世界,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多元的利益。

西方世界作为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对华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朋友和敌人都会长期共存。

不管喜欢与否,这是现实。今天是这样,明天、后天也会这样。这就要求人们调整心态,用多元的心态来看问题。很多问题的存在是常态,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法可以加以改变,那么就要改变看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毫无疑问,塑造国际形象的核心是改善自身,是自身的进步。再者,改善自身并非为了应付外在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善自身更不是要放弃自己的一切,把自己变成他人。

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自己的文明,塑造国际形象也就是在各种场合(包括奥运会)把中国文明的底蕴发挥出来。

中国是世俗文明,具有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的开放性。在历史上,中国文明很少有排斥其他文明的时候,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是中国文明的特性。现在也一样。

为了外在世界的积极评介而放弃自己,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主轴。一旦当中国转型成为其他文明的时候,那么中国人的生存就会失去了意义,中国对世界也不再具有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也正在加速转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国家的国际形象自然变得重要起来。在这个时候,人们更应当思考国家形象的根基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