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郑永年)

最近，在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中共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新鲜事。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是否定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的适用性。每次讨论一旦涉及到政治改革，人们总会把西方民主拿出来反思一番。

但最近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相信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其次，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为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的价值。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根据了。
　　

“反思民主”可能变成“反民主”　　

近来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这一波的反思民主显然和思想解放有密切的关联。思想解放当然是容许任何人来反思一切，这一点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尤其重要。但是如果对“解放思想”作极端的理解，那么很容易表现为虚无主义，最终变成了虚无一切和否定一切。表现在政治领域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如果反思民主演变成了反民主，那么思想解放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思想解放的本意就是为了寻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手段。表现在民主政治方面，如果对围绕着民主化政治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就容易把反思民主转型成为反民主。

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经验上看，很难说民主政治和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诸多负面现象联系起来。显然，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民主的国家和地区通常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民主政治也通常较之非民主政治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本身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不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它输出形式，要不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问题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基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
　　

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从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被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同时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为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强力推行。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没有具说服力的理由可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等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说的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2/27)

西方能够在奥运会政治中赢得什么？ (郑永年)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西方社会的奥运会政治也开始处于一个全面动员状态。从社会名人到国会议员到政府部长们都好像做好了要对中国施加全面压力的准备。

在这个政治舞台上自然有动员者与被动员者。动员者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就是本来对中国就不那么友好的人士，另外一部分人则是衷心希望中国的进步尤其是政治上的进步但过于天真地认为可以利用奥运会来快速改变中国。而被动员的对象则可以说是涵盖西方社会的各个部门，只要有些名气，能够发挥一些社会影响力的人士都可以包括在内。

很遗憾的是西方各国参加这次运动会的运动员更是首当其冲。现在离奥运会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西方各国，奥运会精神看不到，但奥运会的政治味道已经非常浓厚。每天留意媒体报道的人会得到一个错觉，不知道今年的奥运会到底是一个体育盛会还是政治盛会？


奥运是改革开放难得机会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为这个即将来临的体育盛会忙碌不停。对中国来说，申请到这次举办权并不容易，但要办好它更不容易。因此，各方面都在作最大的努力。

中国社会也希望通过这次盛会对国家各方面的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能够举办奥运会本身就表明中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外在世界全面交往。奥运会是个难得的机会，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再进一步开放，和世界的进一步整合。即使在政治上，中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来塑造一个开放、透明和责任的形象。自去年以来，中国有关方面一直不断地出台相关的规定，努力向这些方面进步。

但所有这些似乎不能让西方满意。实际上，不管中国做什么，西方总会有人不满意。

尽管奥运会政治不可避免，但体育本身必须是主体。如果政治成了主体，那么奥运会的存在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奥运会在西方产生，也在西方发展，大多数西方人对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但是在西方的自以为代表着至高无上道德价值的人眼中，奥运会不再是体育，而是政治，或者说体育只是要达到他们想像中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而已。

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奥运会置于中国的民主人权当中，置于缅甸的军人政权当中，置于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危机当中。反正一切可以用来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事情都可以和奥运会联系起来。

但是，这些人忘记了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西方能够从奥运会政治中赢得什么？

如果作些理性的分析，实际上不难看出，即使在政治领域，西方要把奥运会政治化的势力只会失去很多，而不会得到他们所希望的任何政治价值。


中国在探寻务实外交路线

先说内政。不仅西方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国本身也在寻求政治变革，只不过是中国的政治变革没有也不会朝着西方一些人所希望的方向和模式进行。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开放，中国的政治变革动力也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开始直视民主，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一条可行的政治民主化道路。

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其内部的动力，任何外在的压力都不足以促使其内部政治的变革。中国政治正在发生变化，但变化并不是由于西方的或者其它的外在压力，而是在回应内部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

奥运会能够促使中国的政治变化，那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产生了政治变革的需求。

在外交方面，西方如果不断把奥运会政治化，最终必然成为输家。西方现在紧盯的问题是缅甸和苏丹达尔富尔。西方不断要求中国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希望中国拿出西方的“勇气”来和这些国家打交道。

就是说，如果中国也学西方，对苏丹和缅甸动不动进行经济制裁，甚至军事武力的威胁，那么西方肯定一片叫好。在对中国的关系上，西方的最高理想一直是想用西方的价值改造中国。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的一些人犯了一个日后会后悔无穷的错误。

中国不想再去重复西方一而再、再而三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对西方不友好国家所实行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政策。历史证明这些干预已经破产，并且中国本身数次成为西方制裁的受害者。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随着本身的快速崛起，正在努力寻求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新的外交路线。中国一直奉行“不干预政策”，但“不干预”并不是说中国毫无打算用更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对方。

西方的失误在于动不动经济制裁或者军事干预，结果就把这些对象国家孤立起来。一旦当西方和这些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的时候，西方就失去了任何有效的途径来影响这些国家。

这样，西方和这些国家之间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关系。因为没有有效的途径去影响这些国家，西方只能求助于外部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干预，而无论是经济制裁还是军事干预都会激发这些国家对西方的仇视。

中国则不然。中国人讲“关系”。在外交领域也是这样。“关系”就是在自己和他国之间建立各种各样的连接点。用学理的术语就是创造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当然也可以是依赖关系）。因为有不同的关联点，中国就可以对这些国家产生影响。

这是一种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对对方产生的影响。在朝鲜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都在努力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实际上，中国的努力已经产生了很显然的效果，尤其在朝鲜和缅甸问题上。这一点很多西方知情人士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确看到和感觉到中国在为这些国家的利益出发，而非出于自私。


发展中国家在反思西方民主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说，中国的内政外交实践已经逐渐促使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尽管这种模式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但已经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二战后起来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政治精英大多受的是西方教育。尽管他们争取独立，但他们所认同的是西方政治价值。因此，在独立后，他们也曾经努力建立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政体。

另一方面，西方在二战后也在这些国家竭力推行西方式民主政体。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国家又怎么样了呢？民主政治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在很多国家还要加上无止境的种族冲突。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们开始反思西方式民主的时候，西方对这些国家的关系也表现出极度的“虚伪性”。在冷战时代，西方国家为了和当时的苏联争夺国际空间，能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是冷战一结束，西方的这种援助在西方内部就失去了合法性。

因此，在援助上要附加上很多西方的“软体价值”。而这些“软体价值”正是发展中国家所反思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模式”似乎对这些国家具有了莫大的吸引力。

在外交方面也是如此。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猛然走了出去。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经济需求理论所能解释的。没有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过去数十年培养起来的“关系”，中国经济的走出去不可能那么迅速和顺利。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青睐更推动了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走出去”。

在奥运会问题上，西方一些人冷战式的思维在客观上只能促成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近，甚至整合。

中国自邓小平以来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但中国记住了邓小平“永不当头”的话。

中国并不想利用和发展中国家的具有实质性的友好关系来反对西方。但是，如果当整个西方开始和中国作对或者当中国感觉的一个敌对的西方的时候，这个局面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届时，西方又能做什么呢？

对西方一些势力把奥运会政治化的企图，中国的沉着应对并不困难。中国当然应该听取任何人包括西方国家的善意批评，努力把奥运会这个体育盛事办好。恶意言语甚至行为不可避免，但成为不了奥运会的主轴。在政治化乌云笼罩下，把奥运会这个体育盛事办好更能促成中国在国际社会软实力的提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2/19）

中国的下一条“血路”(郑永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从经济增长的指标来衡量，中国这段时间里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史所少见。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话语的主题词。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应当是庆祝的日子。但刚好在这个应当庆祝的日子里，中共高层政治议程中的关键词则是“忧患意识”。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去年在中央党校为新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讲话的时候，提出党政干部要有“忧患意识”。此后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的讲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中共高层一方面承认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领导高层的“忧患意识”就产生于对所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就要求思想解放。这也就是近来中国政坛再次掀起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

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需要再次转型的时候。在前30年，中国领导层关注的是经济上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今天尽管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有待于转型，经济制度的建设还有待于深化，但中国毕竟已经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深刻的“忧患”来自于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通过考验越来越难

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背景。执政党和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这是个很大的考验。这个考验通过了没有？现在看来，这个考验不仅没有通过，而且越来越难以通过。

党政官员之间的腐败越来越甚。一旦当政治权力和金钱结合起来的时候，腐败变得不可避免。朱镕基在任时，曾明确提出，腐败，如果不能得到遏制，就要亡党亡国。

尽管反腐风潮从来就没有定息过，但腐败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急剧增加，亡党亡国的风险依然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和以往的有了巨大的不同。今天的市场经济还和信息化和全球化紧密相连，或者说，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今天市场经济的内在部分。

因为信息化，无论是党政官员中间的腐败还是其它丑事，就不那么好隐瞒了，老百姓也不那么好欺骗了。信息化要求的是透明政治和随之而来的责任政治。

全球化也对中国政治带来巨大的压力。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和外在世界之间的互相依赖。相互依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中国的影响通过这种互相依赖走了出去，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另一方面，外在的影响也通过这种互相依赖方式走了进来，并且可以给中国的内政构成重要而有效的压力。

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忧患？去年年底，新当选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广东官员再次解放思想，为广东的进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汪洋引用当年邓小平指导下的广东改革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的例子来强调思想创新的重要性。尽管汪洋这里所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下的经济转型，但“杀出一条血路”的思路则完全可以用来认识和应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深刻忧患。


改革就是避免流血

“杀出血路”指的是重大的转型，而非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滴改革。同时，杀出一条“血路”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公开冲突甚至革命，也就是避免流血。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实际上不止一次为推进中国的改革“杀出血路”。

第一次当然是发动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中国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把一个封闭的国家转型成为开放国家。

广东在这方面起到了学者们称之为“先行一步”的作用。

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当很多党政官员不知道中国前途如何的时候，当西方一些人等待着中国走上苏联东欧道路的时候，邓小平毅然决定通过激进的经济改革来化解危机，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成功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之初，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开明领导层和社会之间的共识。八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曾经努力推行政治改革。

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苏东共产主义解体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路径。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政府把优先重点放在了经济改革。八十年代赵紫阳时期的新权威主义遭到批判，但1992年后中国所走的激进经济改革路线实际上是一种新权威主义路线。

在朱镕基任总理时期，因为中央权力的有效集中，中国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经济制度建设，例如银行金融制度、税收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同时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完成了和世界的接轨。中国的改革因此完成了第一步。尽管这些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们支撑着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运作。

从改革路径来理解，那么不难看到中国下一条“血路”是什么了，那就是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

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所以是下一条“血路”，不仅是因为不改革导致了包括腐败在内的种种负面效应，而且也是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实现中国政治的转型。


政治建设百废待兴

尽管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建设仍然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很多年来，中国已经确立了人本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开始进行政府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建设。但是涉及到公共权力的多方面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体制、环境保护等等的建设困难重重。

老一套或者被废了或者失灵了，但新的一套制度还处于概念模糊的阶段。在民主化方面，尽管十七大对总体民主图景有个清楚的表述，很多年里，中国也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民主化实践，但整体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的实现还是言之过早。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邓小平当年所面临的要轻，今天所要进行的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也并不比邓小平当年遇到的小。尽管当年邓小平也遇到巨大的体制内的阻力，但依据“穷则思变”道理，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今天遇到的则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甚至是集团化的既得利益。

在各个层面，经济上的既得利益往往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结合在一起，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往往和体制外的既得利益结合。这几年的改革实践表明，任何貌似强大的改革动议一旦遇到如此庞大的既得利益，就会变得极其微弱。

过去的改革产生了负面的效应，这是忧患。但新的改革推行不下去，则是更为严重的忧患。如何在忧患面前再次杀出一条血路？这是中国新一代政治精英必须思考的，也是必须实践的。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2/13）

中国思想开放要靠制度改革(郑永年)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去年，在为十七大作准备过程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首先正式提出要进行思想解放，来正视和解决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问题。然后，思想解放成为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重要主题思想。在此之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胡锦涛本人在各个场合都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性。近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呼声正在向地方层面伸展。一些省委书记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要把思想解放作为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层面，人们也正期望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来临，希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能够给他们解惑，至少在意识层面明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

那么，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意味着什么？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今天，不难看到，思想解放实际上是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当年邓小平发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很难想象我们能够看到今天的局面。同时，尽管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思想上的解放，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不同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但像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和持续的改革开放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提出再一次思想解放的今天，人们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什么是思想解放？为什么要再提思想解放？新的思想解放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层面　　

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层面的必要条件。一是意识层面的思想解放，二是在行动层面的思想解放。这两个层面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知”和“行”。首先是“知”的层面，如果不能在意识层面有解放，就不会有新的行动。进而，意识的变化必须表现在行动层面。没有行动，思想解放可能只会是空谈。在行动层面当然还必须涉及到行动的可行性。很多“知”只能停留在纸面，是因为这些“知”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

30年前，邓小平所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具备这些要素，或者说，在邓小平那里，思想解放是一种行动哲学。在意识层面，邓小平针对的是“凡是派”，就是教条派。邓小平并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新情势面前必须得到发展。在行动层面，邓小平强调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可以说，邓小平的这一行动哲学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但转型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面，包括日益增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等。尽管没有人会预期转型所带来的仅仅是利益而没有负面效果，但如何应付这些负面效应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旧的指导思想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思想解放就成为必要。再者，转型意味着向什么转型的问题，就是方向问题。这个方向问题就要通过思想解放运动来给予回答。
　　

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　　

近年来，因为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多人对现实和未来充满迷惑。左派提出要回到毛泽东主义。一些人就开始以反思改革名义，来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客观地说，怀旧主义既没有任何理性，也没有现实可行性。很多人也不见得真的要回到过去贫穷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的怀旧只不过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当人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就会开始怀旧。这股力量并不小。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表现在改革话语上，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否定改革，回头没有出路，只能向前看。但客观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前”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另外一端，从前的一些改革力量封闭起来，逐渐地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他们从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既得利益。他们的理性自然是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为维持既得利益。

这样，改革开放30年之后，改革开放本身的可持续性问题就提了出来。尽管有关方面在守住改革底线，避免倒退方面尽了不少努力，但又能如何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面向未来呢？这需要新的解放思想。

　　
思想意识的开放性　　

去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探索和回答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实际上在意识、经济和政治等多个层面涉及到了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涵。其本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开放”。思想解放就是“开放”。这里的“开放”当然不仅仅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对外开放，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含。

首先是思想意识的开放性。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中国社会大多数都能接受的一个共识。但这个共识的内涵是什么？这需要研究和讨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了大规模的争论，中国社会有了共识。但现在是官僚控制和垄断了意识领域。官僚体制本身无能在“知”的层面有所创新，又不容许社会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衰落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但官僚或者官僚学者所能做的只是代表局部利益，而非国家的整体利益。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现在实践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官员的思想并没有跟上变化。官僚对意识的垄断和控制只能导致一些思想意识的急进化，而改革的共识可能只有通过理性的争论才能明了。

　　
利益上与政治上的开放性　　

其次是利益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指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垄断状态。邓小平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如果先富者垄断了利益，并且这些既得利益利用其利益优势和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把其利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造成垄断，那么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不能达成。现实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可怕的并不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的结构化和制度化。一旦贫富分化结构化，那么就很难有机会实现社会公平。“先富”和“共同富裕”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关联。只有利益的开放性，共同富有才会有可能。所以，经济利益要开放，社会的各个群体才能公平参与发展和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就必须打破现存经济利益垄断的局面。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开放性。这里主要涉及到政治参与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政治参与主要有两层含义，即党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简单地说，因为执政党现在是个利益代表政党，社会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党内政治参与成为必要。政治的开放性更为本质性的表现就是社会（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对政权的参与。在现有的参政机构上，例如人大和政协系统，尤其要注意的那些组织化程度非常低和那些不被容许组织起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除了社会对政治的参与，政治的开放性也表现为要分权给社会。

尽管不能说这些层面的开放性不存在，在一些领域，开放性已经呈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开放性的实现程度低，制度化程度更低。开放性的实现要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必须表现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只有这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富有现实的意义。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