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开端 (郑永年)

中国政府近日宣布，“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尽管这个宣布行文并不长，这是自3月14日西藏发生暴力骚乱以及藏独分子和西方反华力量阻挠中国奥运火炬传递之后，中国中央政府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意在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定。

中国政府所说的是“恢复商谈”。这表示过去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也一直有商谈。实际上，自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和达赖方面有过六次商谈，但均无结果。那么在西藏骚乱之后，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回应达赖的要求而恢复商谈？一些人自然想到了是否是藏独分子通过暴力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发生了作用。也有些想到了是否是来自西方的压力发生了作用。

实际上，各种说法和猜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这样做，表明其一贯的承诺，即和达赖“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如果把中国政府回应国内外形势发展而做出的政策调整解读成为软弱或者将其解读成为暴力生效，那就大错特错了。可以想见，和以往那样，中国政府不会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作任何形式的妥协。
　　

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所在　　　

此举为一个责任政府应当有的行为。和达赖恢复商谈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奥运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问题意识，就是说承认西藏问题的存在，并且相当严重。如果这样，那么就必须直面问题。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伤痛，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伤痛。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决定表明，西藏问题再次回到了最高领导层的议事日程。在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的时候，西藏（和其他民族问题）曾经是中共领导高层的议事日程。胡耀邦对解决西藏问题提出过几点重要的原则性建议。但因为当时的西藏骚乱和国际大环境等原因，中央政府较为自由的政策被迫中止。

可以相信，中国政府近日的决定是最高领导集体的决定，而非一般官僚决策。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直面西藏问题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达赖方面要求和中国政府恢复商谈，这并不难理解。实际上，随着达赖年事渐高，达赖方面和中国政府商谈的动力会越来越大。笔者多次强调过，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在达赖生前得到圆满解决，那么，西藏民族会面临大分裂的大危机。达赖提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放弃“独立”路线，追求“真正自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这些年来，达赖一直在利用外国政治力量的帮助或者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西藏问题”意识，或者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达赖对外国力量作用的有限性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其实，西方反华力量的有限作用，连激进的“藏青会”也是有认识的。“藏青会”试图想通过本身的暴力来达到藏独目标。）

达赖利用西方力量，或者愿意被西方力量所利用，但其对自己作为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的工具也是有感触的。很显然，达赖如果要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和中国政府接触和打交道。他最近表示，“外人能够帮助我们，但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要靠我们（指中国政府和达赖）”，就是这个心态的表露。
　　

孤立少数激进分子　　

不管怎样，这次西藏暴力骚乱的发生和持续，表明达赖对海外激进藏人力量的控制力已经式微。无论如何，赤裸裸的暴力和达赖本人一直所公开提倡的和平路线是向背的。达赖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出自己和激进“藏青会”的距离。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这一点达赖也是很清楚的。西藏在中国最弱的时候都没有分离出去，现在中国渐趋于强大，无论怎样的暴力，除了增加民族矛盾和仇恨之外，都解决不了西藏问题。

中国政府方面也很显然意识到达赖仍然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客观地说，西藏问题的解决缺少不了三个条件，一是去暴力化，二是去西方化，三是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通过持续对话和商谈达到共识。

这三个条件的达成都避免不了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的接触。如何去暴力化？要完全消除藏独分子的激进行为几乎说是没有可能。如果这样，中国政府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有效控制激进和暴力。在这方面，达赖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达赖毕竟是西藏人心目中的活着的上帝。只有通过达赖，赢得多数藏人包括海外藏人的支持，才能有效孤立少数激进分子。

在没有对达赖、西藏问题和藏独运动等因素分离开来，作具体分析的情况下，简单地把激进因素和暴力因素宣布为“恐怖主义”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会把问题复杂化。很简单，因为全球化和国际化等因素，西方社会已经把西藏问题高度道德化了。

再次，在去“西方化”方面，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西方是达赖唯一所能够依靠的力量。在激进藏独力量和西方政治势力之间，达赖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此，多年来，达赖一直在西方政治人物中间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达赖和中国政府之间通过接触和对话而能够达成共识，那么就能减少达赖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从而达到去“西方化”。

西藏问题的僵局，不管是因为达赖提出的“中间路线”不能为中国中央政府所接受，还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条件不能为达赖所接受，但只要有接触、对话和商谈，双方最终会得出一些共识。

从互相缺乏信任到达到共识，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这条路非走不可，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两个民族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希望这次中国政府和达赖的商谈是个新的和重要的开端。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4/29）

中国应成为思想创造者（郑永年）

 

要减少中西间的障碍，不仅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思想创造者，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去阐释自己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西方的关系，这是中国软力量的基础 。

 

当听到中国国内有爱国呼声时，西方媒体往往会告诉其国内读者或观众，这是中国政府操纵的结果。然而，近来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抗议西方媒体的声音，开始让西方的部分普通民众和政府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游行集会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一次挑战，并且取得了积极作用。

 

西方媒体把“藏独”运动道德化

报道中国负面新闻、歪曲中国形象是西方一些媒体的一贯做法，它们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面孔，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媒体把“藏独”运动道德化，而把中国政府在西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妖魔化。在西方媒体的语境中，中国变成了“压迫者”，而西藏人则是“被压迫者”。支持西藏人“反抗”自然成了西方媒体当仁不让的道义选择。

西方媒体戴着道德面具的报道，对西方普通民众的欺骗性相当大，至少它让很多西方民众同情“藏独”。因此，才会有一些西方人走在“藏独”的游行队伍里。“西藏独立”的话语，也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并不是所有海外西藏人都是“藏独”运动的一部分。显然，西方媒体已经把西藏问题政治化，“藏独”、达赖喇嘛也成了西方手上的工具。这是达赖喇嘛所面临的困境和悲哀。

实际上，西方民众对待西藏也不是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其中只有少数公开支持“藏独”，他们把支持“藏独”视为巨大的道德力量；大部分的西方普通民众，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下，他们对西藏的态度更多是同情。民众当中也有很多人去过中国、去过西藏，他们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了解，他们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是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一些学者则是能公正客观地理解“西藏问题”的，近来笔者参加的多次学术研讨会上，不乏有西方学者的反思。

 

　“政治中国”加剧西方恐惧感

但这种反思目前很有限，远远不能上升到西方整个社会舆论的反思。西方媒体有其特点，很难说它们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利益说话，也很难说它们能反映西方的真实情况。因为媒体出于发行量、收视率的考虑，炒作中国话题一向是它们所热衷的，就是说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它们自己的利益。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还有其社会心理基础。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中国首先呈现的是一个“文化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西方人从中国古典文化中获取对中国的印象。那时他们为中国文化着迷，那是一个跟西方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的“文化中国”。对很多西方人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只能感知的遥远的中国。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成了一个“经济中国”，并且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从前那个遥远的“文化中国”，突然之间进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制造”给西方人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随着中国外在经济影响力的剧增，西方人对“经济中国”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并与日俱增。

而“政治中国”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西方的恐惧感。在很多西方政客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削弱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信心。冷战结束之前，西方与外界关系只存在过两种模式，一种是冷战时期与苏联阵营之间的相互孤立关系；一种是非洲、拉丁美洲等对西方的依附关系。而中国与西方发展关系的模式，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既不孤立也不依附。中国一方面融入世界体系，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上坚持自己的模式。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人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西方人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对于中国来说，要改变西方人的成见和思维定势，改变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并非易事，这同样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中国崛起需要健康的民族心态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衰落，但西方人还是有失落的心态。这种心态跟当年中国清王朝从颠峰跌落、看到日本崛起时的心态类似。加之中国与西方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未来双方发生的摩擦与冲突还会很多、很激烈。

对此，中国要抱着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而不只是单纯地看到西方反华。世界是复杂多元的，我们既要容许人家说好话，也要容许人家说坏话，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种包容的心态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本身也需要调整心态。

首先要克服自卑和过分自信两种心态。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民族心态一直是富国强兵，把百年耻辱的悲情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动力。但是，现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富国强兵，国民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表现出了过分自信的骄傲心态，这其实跟西方人表现的道德傲慢没什么两样。自卑与过分自信，都不是一种健康的国民心态。

中国崛起需要一种健康的民族心态作奠基，自卑和过分自信的民族心态，只会让中国崛起的道路更加艰难。

 

防御性民族主义是良性轨道

中国在崛起，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和驾驭民族主义的力量和方向，如果民族主义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那就很非常危险。

这是我们所需要反思的，笔者以为，中国需要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如果中国民族主义变得具有进攻性，那周边国家就会有危机感和防范心理，这只能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障碍。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煽动国内进攻性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酿成大错。但也不能否认，民族主义正是当年德国、日本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能避免民族主义走向攻击性一面，“包容”也会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最终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理性文化，而非宗教文化。现代中国需要一种能容纳全球化，容纳普世价值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大国软力量的文化基础。

 

防止戴着有色眼镜看西方

此次中西方之间发生的冲突，还只是双方的初步较量，中国最终要走出去，还会遇到很多障碍。

障碍之一就是中国的宣传不跟国际接轨。中国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有其很多优点，可以说，很少有西方哪个国家能够对其境内的少数族群，提供像中国中央政府所提供给少数民族那样的优惠政策，比如发展经济，每年给予大量的补贴等等，但是中国的民族政策表达得不好，没有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表达。

中国话语的政治味道太浓，中国的官样文章很难让西方人读懂和理解。从这个层面讲，中国的宣传语言、手段和方式，都需要很大的改变。

要减少障碍，不仅仅是一个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一个思想创造者，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去阐释自己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西方的关系，这是中国软力量的基础。

另外，中国需要看到的是，抗议奥运会，不是中国办奥运才发生，这是抗议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很多抗议北京奥运的人只是抗议全球化，而并非反对中国，只能说抗议全球化的内容中有了中国。

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很正确，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是从实践中来。中国批评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中国同样要防止戴着有色眼镜看西方。对于西方的抗议，中国不必过分看重，而要把这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摆正心态的同时，做出更好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

 

《国际先驱导报》（2008/4/29）

在压力下重建中国民族主义 (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海外藏独力量和在西方的一些反华力量利用中国奥运会的机会，对中国发起了眼花缭乱的挑战。这激起了中国人民新一波自觉的民族主义浪潮。无论海内外，中国人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对西方各种对中国不公正的待遇和西方媒体片面和极具扭曲的报道表达出强烈的愤概和忿恨。

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可以说首先发生在西方的华人中间。亲眼目睹了西方的一些势力是如何歪曲西藏事件，西方媒体如何制造“故事”来丑化中国，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华人首先站出来和西方的这些势力作哪怕是微弱的抗争。应当指出的是，很多原来对西方抱有理想的很多学生这次也参与到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西方造就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

然而，因为民族主义所包含着的不可控的因素，这些西方势力似乎又找到了新一波挑战中国的资源，那就是这一波新民族主义本身。对这些西方势力来说，他们所希望的是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失去控制。

如果中国人的情绪被鼓动起来，如果中国人能够在奥运会期间显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如一些中国球迷早些时候对待日本球队那样），如果西方的运动员或者其它人在奥运会期间和中国发生了冲突，那么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达到了。

这里的逻辑很明显，那就是：到那个时候，西方的这些力量可以公然地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往日的德国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样，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也在所难免。


对西方要有总体认识

无疑，在外在压力下，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反应，那么中华民族的确很难被人所尊敬。但同时，人们也应当提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从目前的动态来看，有几种民族主义倾向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有可能不仅达不到民族主义本身的目标，反而走向了民族主义的反面。

第一，对西方的“总体论”认识。因为抗议运动发生在西方各国，民族主义自然倾向于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而又往往把这个西方“整体”置于中国的对立面。但在实际层面，把西方看成是一个整体，造成似乎整个西方在和中国作对的“想象”，既不合乎事实，也有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合理性。

要对西方作多元主义的解释。任何抗议行动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包括组织者和参与者，观察者和反对者。这次发生在西方的抗议中国的运动也一样。参与者是各种反华和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反对者就是支持中国和对华友好的力量。

当然，更多的是观察者。中国公众感到愤慨的是西方媒体只报道组织和参与者的声音，而见不到反对者的声音。反华和对中国不友好的力量具有高度的组织性，他们和媒体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情形。

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反对者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西方人。他们不是没有支持中国的声音，而是没有管道来表达声音。

实际上，很多西方公众对西方媒体只报道负面消息而不报道正面消息感到迷惑不解。笔者参加的很多次讨论会上，不时有西方学者或公众对BBC等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提出质疑和批评。一些西方媒体也开始反思他们本身偏激的做法。

多元主义的看法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事物的真相。既然人们对西方制造一个不真实的中国感到愤怒，也就应当避免对西方的不真实的认识。

第二，一些人倾向于把这次中国和西方部分反华力量的冲突提高到文明冲突的位置。“文明的冲突”是个老话题，但这个概念往往变成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提出“文明的冲突”的学者和政治人物从来就没有对此有个合乎事实的解释。

实际上，各种文明本身之间没有任何理由会发生冲突，只有当各种不同的利益把文明作为一种资源加以动员来达到其本身的目标的时候，文明的冲突就会发生。就是说，在文明冲突的背后就是各种具体的利益，是这些力量利用和挟持了“文明”。

正如上面所强调的，反对中国的只是西方的一部分人，而不是西方的全部。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正在对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产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具有相关性。一些反华人士尤其是组织者具有他们本身的利益，也有一些参与者之所以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心理因素使然。

中国的崛起并不表示西方的衰落；相反，中国在开放状态的崛起是西方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然而，很多西方人还是感觉到了西方的相对衰落，他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确定性。这些人对中国的认识取决于他们的心理调适。

可以想见，这种心理状态的调适会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本身从前在从辉煌到衰落的过程中也有这种心态的调适问题。这种心态实际上不仅在西方存在，在中国的近邻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国也存在。

这些国家的人民需要在和中国的互动过程中来确立他们的新的心态。尽管在西方还是会有人抱着拒绝中国的心态来看中国，但幸运的是，随着中国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变得相关起来，很多人开始用接受中国的心态来看待中国。

同时，中国人本身也需要作些心理调适。尽管这次藏独分子和西方的反华力量把矛头对准中国，但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这也是一次抗议奥运会的运动，或者说反全球化浪潮的运动。

因为全球化速度的加速，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加剧。很多年里，凡是具有国际性的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和八国峰会等发生在哪里，抗议活动就会跟到哪里。

一些国际性的活动如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已经产生了其对立面，而且反全球化的力量也是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不幸的是，奥运会也处于被抗议对象的前沿，因为奥运会是个高度国际化的活动。

如果这次奥运会发生在他国，抗议活动也同样会发生，只不过是抗议的议程不同罢了。就是说，任何国家如果要举办类似的国际活动，就不能简单地等待欢呼的声音，而是也要准备听到批评甚至攻击的声音。支持和反对本来就是一体的。这部分“什么都抗议”的西方力量也参与到这次的抗议中国运动。如果减去这部分力量，那么强硬的反华力量又会少很多。


民族主义要有合理的因素

第三，对抵制外国货运动的作用要有理性的认识。笔者不认为最近的抵制“法国货”运动没有一点意义。这种抵制行为对提出问题、促使人们正视问题具有相当的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对此有过高的期待。

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行为具有象征性。前些年也有抵制日本货的行为，但抵制很难持续。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不爱国，而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把世界各个经济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对中国尤其如此，很简单，中国本身是个世界商品制造基地。

从这些方面说，尽管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必须重建。很多行为似乎都合乎民族主义的逻辑，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背道而驰。

在面对西方压力时，有效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之间达到一个平衡。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各种文明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不同类型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不能简单地把什么样的冲突都视为文明的冲突。全球化也在造就文明的融合。

民族主义的重建也要考量到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从大国的责任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的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而要避免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种。

作为大国，中国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传统儒家那样的具有很强包容性和普世主义性质的国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容纳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价值，那么民族主义只会成为一种微弱和无效的抗争。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这是需要人们深思的。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4/22）

达赖喇嘛在为西藏民族谋利益吗？ (郑永年)

海内外藏独力量以及西方各种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利用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利用“人权”话语，向中国发起持续的挑战。这些力量的行为越来越激进化，各种形式的暴力伴随着本来应当象征和平的奥运会火炬传递。无疑，不仅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奥运精神，都受到非常负面的影响。可是，最终受害最深的当是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利益和多数西藏人的利益。无论是达赖本人还是被中国方面称为“达赖集团”的西藏流亡政府表面上在为西藏争取利益，一些政治人物也的确可以获取不小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这些做法在大大损害西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使用暴力，不管是想要挟中国，还是挑战中国，都会使得问题复杂化。一方的暴力必然导致另一方面的暴力。如果挑战方使用暴力破坏现成法律秩序，政府为了维持法律秩序也经常会诉诸于暴力。这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如此。

　　
藏独变成西方反华工具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和以往历次西藏事件那样，这次藏独力量的公开挑战也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也就是说，藏独运动并非仅仅由海外西藏人或者达赖集团独立所驱使和发动。西藏问题早已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制约中国的一个有效手段。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一直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企图。西藏独立的话语与其说是西藏独立力量的使然，倒不如说是西方反华力量的“力作”。没有西方长期支持海外藏独力量，藏独运动也不致于激进化到今天的程度。用西藏制约中国的企图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显然。人们不难看到，很多非西藏人参与到藏独运动。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来说，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藏独运动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其最终的目的，而是这个运动能否长期持续下去，能否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看，西藏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和西方反华力量之间的关系了。藏独运动，不管其用什么话语来论证其合理性，就其本质来说，变成了西方反华力量的一种工具。也正因为这样，西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往往消失在这一过程之中。

达赖喇嘛本人似乎处于一个困境之中。一方面，他处于变得越来越激进的海外西藏人和西方支持力量中间，另一方面他要面对中央政府。达赖与所谓的“达赖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人们对达赖本人的真实意图当然可以有很多猜想，但其至少在公开的话语层面显得比较温和。多年来达赖提倡“中间路线”赢得了不少西方民众的尊敬和接受。但从行为层面看，达赖的“中间路线”并没有对达赖集团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条“中间路线”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既没有为中央政府所接受，也没有减少藏独运动的激进化程度。海外藏独运动的激进化正在变得不可避免。海外西藏人对西藏的发展毫无了解，他们有关西藏的信息都是从西方媒体中获得。西方极端的藏独话语和带有政治意图的支持更助长了藏独运动的激进性。
　　

暴力行为不会促使中央政府让步　　

“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政治力量宣称藏人的“反抗”和“抵制”针对的是中国的领导层，而非普通中国人。这种说法当然和吻合达赖的“中间路线”。达赖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诉求于普通中国老百姓。但是，达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并不确切。维持国家的统一和西方所说的“共产主义”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和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感有关。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只能代表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无论海内外，中国人民自发地显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就是最好的例证。

正是人民对“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高度认同，近代以来，西藏在中国国家最弱的时候都没有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说，自从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后，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容许其分离出去。现在，中国是个崛起中的大国，是近代以来最强盛的时期，更没有任何理由让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错误的算计下的非理性的暴力行为的结果会怎样呢？尽管“达赖集团”中少数经营政治的人物会获得一些利益，但如上所说，受损害最大的是西藏民族。首先，这样做无疑会制造出的新的民族矛盾来。其次，达赖和中央政府之间本来互相信任就很少，甚至不存在，这种以暴力方式出现的互动只会加深双方间的误解甚至敌视。如果有人认为暴力行为会促成中央政府对达赖的让步，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三，藏独运动也会在中国的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制造矛盾。在西藏制造事端的毕竟是少数受海外藏独运动影响和西方势力支持的西藏人，包括喇嘛。西藏的大多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层并不想看到藏独运动影响他们的生活，影响他们和其它民族的关系。其次，如果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不能解决西藏问题，那么一旦前者过世，西藏民族的大分裂不可避免。尽管中国届时或许会面临一些西藏人的更为暴力的行动，但受冲击最大的还是西藏民族。
　　

达赖须思考 如何去“西方化”和“激进化” 　　

毋庸置疑，藏独运动中获得利益最多的是西方一些反华势力。达赖喇嘛出走西藏，本来就和西方有关。从那时到现在，西方一直在想方设法地利用西藏问题来对付中国，但在实际层面又为西藏民族做了多少积极的事情？

达赖喇嘛如果要考量西藏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中央政府的对话不可避免。西藏问题必须在两者之间的对话中建立共识，才能得到基本解决。如果要对话，就不能在完全自治的名义下的提出毫无限制的要求。现在达赖方面提出的诸多条件就等于要恢复旧西藏皇朝。实际上，正如中国本身不可能回到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朝帝国时代，西藏也不可能回到西藏皇朝时代。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个既成的事实。

西藏和汉民族已经相处多个世纪。西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和汉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密不可分。无论是达赖还是其它西藏人对此应当是有认识的。作为西方的一种工具，藏独只会损害西藏民族的利益。要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既要“去西方化”，又要“去激进化”。但这正是达赖的困境，因为达赖很多年来是想要通过“西方化”和“激进化”迫使中央政府的妥协。而对“西方化”和“激进化”的诉求只会导致达赖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负面互动。如何去“西方化”和“激进化”？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领袖，达赖也必须直面和思考这个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4/16）

奥运会：中国直面西方(郑永年)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奥运会政治化的味道越来越浓厚了。西方世界的一些对华不友好和反华力量决计利用奥运会围堵中国。各种势力全力动员任何可以加以动员的力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中国作对。先是利用缅甸和达尔富尔问题，现在是西藏问题。

其实这些势力利用什么问题和议题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奥运会和一切可以用来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事情结合起来。如果没有西藏这样的问题，他们照样可以找出其他的问题来。

然而，很显然，西藏事件可以起到其他任何事件所不能比拟的作用。无论是利用像达尔富尔那样的外部事件还是利用像中国国内一些民间异议人士所关注的政治人权问题，都不能产生像西藏问题那样的巨大效应来。

在西藏问题上，海内外的力量可以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形式和西方这些年在各地制造的颜色革命有很大的雷同之处。

西藏事件一发生，西方各国媒体无一例外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谴责中国，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媒体的如何不择手段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西方媒体本来就扮演一个比较独立的力量。媒体一旦动员起来围堵中国，其他各种组织就找到了有效的动员手段，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于是，抵制或者部分抵制奥运会成为西方的一个政治议题。少数几个西方政治人物已经表示不再参加奥运开幕式。

甚至有西方大国的政府首脑出来说要协调欧洲各国对中国的抵制。尽管西方政府不是铁板一块，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但这表明这个议题一直会被操作下去，把奥运政治化推到一个极端。可以想见，奥运火炬走到哪里，抗议就会跟到哪里。达赖在5月份访问英国，在6月份访问德国。对这些势力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好机会。

 

西方政客对中国有成见

奥运会政治化的种种议题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实质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些年随着中国融合进世界体系，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在不同的领域也在不断表现出来，如贸易、人权、民主、环保等等，但所有这些冲突都不及这次在西藏事件上表现得充分。

这次事件不仅表明了西方的一些势力为了围堵中国可以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表明西方不能接受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只要崛起中的中国和西方所想象的中国有差异，那么，这个中国就是西方难以接受的，这个中国也是西方会竭力围堵的。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的不择手段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市场？在海内外中国人强烈抗议西方媒体的时候，西方社会对此好像并没有很大的反应。这绝对不是因为西方社会对媒体的不择手段已经习以为常那样简单。

西方社会对此冷漠背后的主要根源在于整个西方自认为在和中国的交往中，自己处于一个道德优越的位置。“道德优越”证明了西方“不择手段”的合理性。

实际上，这是西方长期以来对其他国家的做法。从早期在第三世界搞殖民主义到伊拉克占领，西方都是用道德优越来论证其合理性的。但问题是，西方的这种“道德优越”感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的感觉罢了。往往为了论证其行为的合理性，西方诉诸于把对方“妖魔化”的手段。

西藏问题就是这样。西藏独立话语的确立本来就是西方力量而非西藏人本身创造出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西方的一些势力不断把中国中央政府的各种西藏政策妖魔化。

一旦中央政策被妖魔化，那么少数藏人无论怎样的行为，只要是反中央政府的和反汉人的，就是合理的。很自然，一旦放到西方的西藏话语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努力就成为了“镇压”，而少数藏人的打砸抢就成为了“反抗”。

这种话语不仅主导着西方媒体，而且也主导着西方的政界。实际上，西方大多数的公共并不认同并且反对把奥运会政治化。把奥运会政治化的是很小一部分人。但为什么这一小部分人能有这么大的能量？除了这些人具有高度组织性外，西方一些政客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麻烦的制造并非全是坏事

一些政客本来就不想看到中国的崛起，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有很多话要说。类似西藏骚乱那样的事件就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开始鼓噪，支持对华不友好和反华的力量。这在一些前政府官员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亲自出来反对中国，或者支持和动员其他力量来反对中国。

不管中国怎样做，这次奥运会已经被政治化。但中国必须也只能直面西方的这些反华力量。中国和西方在道德价值上的冲突迟早会公开化。

现在既然在奥运会的事件上公开了，中国尽管不想看到，但必须坦然处之。中国既然不能完全阻止奥运会被政治化，那么只好作最大的努力把政治化减到最低程度。

实际上，既然西方的这些少数人的目标已经表露无遗，中国也就应当能够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从眼前来说，中国要预防的是这些势力可能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如何理性和有效地处理可能的危机，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在种种外在力量制造危机中举办一个高水平的奥运会，更显中国的崛起。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自以为是。中国应当听取国际善言。从危机中寻找机会，不仅从各方面改进和提高奥运水平，而且也促进国家文明的提升。

从长远来看，西方少数人为中国制造的那么多的麻烦对中国来说具有正面的意义。在这次中国和西方道德价值上的冲突上，也有很多西方人士包括政治人物开始自觉到西方这种道德优越的虚伪性，并不认为可以随意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随着中国和西方的相关性越来越大，他们开始认真努力来理解中国。

而对中国来说，至少可以使很多人认识到国家崛起的困难性。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危机让人思考中国应当崛起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既然中国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国家建设就应当被放置在全球环境内。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把自己的包括民族制度的国家制度建设好，但中国不能闭门造车，国家制度建设必须考虑到全球背景。一个既基于中国本身社会又符合国际大趋势的国家制度才是中国真正崛起的基础。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4/8）

两岸关系从统独之争到制度竞争(郑永年）

台湾马英九当选总统和国民党重新执政，给紧绷了多年的台海关系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因为由陈水扁等台独力量推动的台独运动是两岸危机的根源，至少从原则上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国民党的重新执政的确可以稳定两岸局势。这使得很多人变得无限乐观起来，好像两岸从今以后就太平无事了。可是，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马英九的当选只是把两岸之间的统独之争转变成为制度之间的竞争。

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统独之争早已经成为一个假议题。这些年来，许多新因素和大趋势的出现使得台湾的法理独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本栏文章《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2007年6月5日）曾有论述。

统独议题之所以能够持续，主要是因为陈水扁为核心的民进党为了选举而进行的恶性炒作。尽管即使是台独原教旨主义者也知道台独是不可为之事，但权力与野心给予台独政客无限的动力，在台独路径上冒险。当然，这次选举结果表明这样做的代价有多大。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压力主要是制度之间的竞争。台湾在和大陆竞争过程中，本来的优势就是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的。在经济上，台湾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是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

在经济发展之后，台湾再创奇迹，成为国际上被称之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代表之一。在民进党执政前，台湾所享受的巨大国际影响力就是这种政治经济优势的直接反映。但自陈水扁民进党执政以后，无论是台湾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都成为了其推动台独的有效工具。这使得台湾在短短的八年里，很快沉沦。

马英九执政之后，尽管经济发展是其主题，但诉求于民主政治则会变成其处理内政、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国际空间的主要资源和手段。诉求民主政治来处理两岸关系和追求国际空间曾经是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前的共识。现在，马英九和国民党要回到这个共识并不难。这个共识也可以成为国民党消化民进党攻击和批评的资源。


保持距离要打民主牌

“民主牌”必然得到强化，这与马英九的个人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马英九具有强烈的个性，同时又具有民主理想主义的色彩。个性与理想的结合使得其在涉及到民主原则时缺少妥协性。这与陈水扁有很大的不同。陈水扁尽管在口头上也追求民主，但体现其个性更多的是个权力机会主义者。对他来说，民主只不过是其追求其它目标的工具。

台湾的“民主牌”更是吻合台湾的国际环境。马英九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导思想是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就是说，与陈水扁相比，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国家眼中，马英九倾向于和中国大陆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

在这方面，无论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对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实际上多有微词。西方，尤其是美日，尽管一方面不想看到陈水扁的激进台独运动使得两岸冲突公开化，从而损害他们本身的利益，但这些国家也并不想看到台湾在马英九时代和大陆走得过近。

如何避免台湾和大陆走得过近，民主就成为关键。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只要马英九坚持民主，整个西方会全力支持。换一个角度，就是说，西方会全力反对马英九在和中国大陆交往时，牺牲民主原则。

因此，从台湾的内外环境来说，马英九的政策必然具有两个特点，就是经济上的务实主义和民主政治上的原则主义。

在经济上，正如其竞选纲领所示，马英九会大力推动两岸经贸的往来。这个方面不会有很大的困难。中国大陆已经早作准备，甚至是单方面向台湾开放。

台湾内部，因为国民党处于一党独大的局面，也不会有很大的阻力。而从社会方面来说，两岸的贸易必然惠及台湾民众。这在大陆与香港和澳门的关系上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如果经贸关系变得密切，也会影响台湾民众尤其是南部农业人口对中国大陆的看法。从长远来说，可以消减甚至遏制台独力量。

但是马英九的务实经济政策并不足以促使其放弃民主理想。实际上，如上面所讨论的，各种内外因素决定了马英九和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其对民主的坚持。民主政治是台湾的底线，也是最有效的防线。


两岸政治制度差异仍很大

两岸之间的制度竞争一方面表明中国大陆还会继续面对压力，因为在两岸政治制度差异还很大的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就没有制度基础。即使大陆方面强调不同政治制度共存（如香港模式），但来自社会的压力很难让台湾未来领导层在这方面有所妥协。

但另一方面，制度的竞争也会促使两岸的关系走向良性互动。中国大陆本身也并非没有制度优势。在过去的30年里，大陆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并且建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

最近大陆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2000美元，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同时，在对外方面，中国大陆实行开放式区域经济合作。就是说，中国大陆开放的市场体系有助于包容台湾。

中国大陆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台湾几十年前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推进政治改革，最终促成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即使是在这方面，大陆也具备了开放的思想。

去年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基本路径。无论是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环境，中国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民主化尤其是如何有序民主化的问题。台湾这方面实际上有很多正面和负面的经验可供大陆借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台海两岸的制度竞争既是两边各自进步的基础，也会是两岸走向良性互动，最终达到和解和整合的基础。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