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灾难与重生(郑永年)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再次考察四川地震灾情。他在北川中学安置点对学生做了演讲之后，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中国人说“多难兴邦”，这里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经验观察，人们可以发现在新国家或者新制度诞生之前，大多要经历种种困难与痛苦。二是指人民的期望，即在重大的困难与痛苦之后，人们希望新的国家和制度的诞生。

实际上，这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过，在实际层面，巨大的困难和痛苦并不一定会催生新的国家或者新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看，有些困难和痛苦催生了新国家和制度，但也有很多困难和痛苦并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反之，困难和痛苦不断重复着。

换句话说，大多数人类的进步都伴随着人类的牺牲，但是在很多场合，人类经常在作无畏的牺牲。

因此，灾难发生之后，人们不仅要忍受灾难所带来的困难与痛苦，更为重要的是要去“兴邦”，建立新的国家或者制度，以便今后避免灾难或者至少把灾难所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减到最低的限度。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国人民就是这样期望的。如果这场大灾难能够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那么这么多人的宝贵的生命就不致于白白牺牲。


地震信息与分析受重视

四川大地震之后，人们既看到了中国制度体系的优越性，也看到了很多方面的不足。在很多方面的优越性中，最显著的莫过于现存制度的动员能力。在短时间内，中国政府能够动员如此巨大的力量投入赈灾，这是其它任何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主义政体）所不能比拟的。

实际上，至少在对付自然灾害问题上，中国的行为已经引出了人们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在以往，人们（无论海内外）都往往简单地把西方式民主视为是好的，而其它的非民主则是不好的。但现在人们则开始意识到，民主与非民主的简单划分并不能充分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

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都存在其优越性和缺失。衡量一个政体的好坏更多的是要看这个政体是否有意愿和能力来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务。西方式民主并不见得一定有能力这样做，而非西方式政体也并不见得没有意愿和能力这样做。

中国制度所具有的动员能力不仅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动员，而且也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的动员。这次赈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展现出了巨大的自觉的动员能力。并且在这种社会自觉的动员能力中，人们也发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凝聚力。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凝聚力并非基于任何利益之上，而是出于最本能的对人及其生命的关怀。

然而，这次地震不仅夺去了数万人生命，摧毁了无数家园，而且更震出了中国制度所存在的缺失。没有任何制度能够阻止象地震和海啸那样的自然灾害，但有效的现代规制国家能够预防灾害或者在灾害发生时减少人类的损失。

很显然，尽管中国的制度现代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很大的进展，但中国仍然远离现代规制型国家。这里有无数的例子可举。例如，尽管中国也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并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中损失了数十万生命，但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像日本那样的统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个体的预防地震体系来。

处于地震带的中国民众和学生很少有被告知如何应付地震，中国的家庭也没有如日本那样常备一套最基本的应付地震的急救工具。中国的楼房建设既没有地震意识更没有如日本那样需经过极其严格的防震检测。

这次地震震倒了无数的学校教室和民房。没有地震意识，所有这些楼房也就没有能力抵御地震的威胁。这也是这次地震中学生生命损失如此严重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决策层有了地震意识，但体现这种意识的政策和法规的实施经常在既得利益面前大打折扣。中国有关当局在收集地震信息和材料方面也存在欠缺。尽管人类还没有能力来精确地预测地震，但如何对各种和地震有可能相关的信息保持高度警惕，人类的损失还是可以减少。

正因为这样，总理温家宝在最近的一次地震局的会议上强调要重视地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人”的价值成为核心

地震发生了，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生命和财产代价。但在赈灾过程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以及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正在产生出新的制度因素，指明新制度的建设方向。在国家制度建设上，人们的目标并不总是明确的。

上面提到的中国为什么还没有成为一个现代规制型国家，和国家制度建设目标不明确是有关联的。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政治理论家，其对共和国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国家制度试验，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每次试验都包含着生命的代价。在毛泽东的最后的日子里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并没有导向一个新制度的建立。

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又经历了商业大潮。商业大潮彻底改变了以往的贫穷社会主义，给人们空前的改变贫穷物质生活的机会。但是也导致了“以钱为本”的局面。当钱成为衡量一切包括人的价值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变得不可避免，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在一些关系方面的紧张也变得不可避免。

目睹地震夺走了那么多的生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又再次意识到人及其生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震又帮助人们再次确立了有关人的原则，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及其生命。没有了人，世界上的一切就无从谈起。

正如很多观察家所观察到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很少有今天那样得到人民自觉和自发的支持。原因很简单，“人”的价值成了政府所作的一切的核心。当普通人民在政府的行为中发现了自身的价值的时候，其对政府的支持就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对人的价值的重视远远跨越政治而延伸到经济和商业等各个领域。不管喜欢与否，作为社会成员，普通老百姓用社会责任来衡量同样是社会成员的企业行为也是最自然不过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灾难中各种社会角色之间显现出来的少有的相互信任。人们发现，政府开始信任媒体，并给予媒体于自由的报道空间。人们也发现，政府也鼓励和接受赈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社会自治或者志愿组织。

在舞台上活跃和发声的不再是的单一的政府，而是媒体、企业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人们赞美中国政府赈灾上的高效率，但如果没有所有这些角色的参与，政府赈灾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应当赞美的是所有赈灾场上的每一个参与者。

当然，人们所希望的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反映在危机处理上，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在非危机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说，危机处理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政府品质如责任、透明和高效等必须延伸到日常治理过程中去。

如果这样，那么“多难”就可以“兴邦”；如果是这样，那些被地震夺去生命的人们就可以在地下长眠安然瞑目了。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5/27）

四川地震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再现 (郑永年)

在危机时刻，尤其是天灾面前，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民族的精神。面临危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就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衡量尺度，那就是人及其生命。

人和生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本源问题，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有了人，就有了社会。对人及其生命的重视和尊重也就成了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当危机危及他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和我作出怎样的反应也就成为你和我存在的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没有了他人，你我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巨大无比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民族精神的展现和崛起远比中国即将举办的奥运盛会更重要，更有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够象对人的关怀那样体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


急速反应来自对人的重视

正是因为对人的价值的重视，中国政府对地震做出了最快速的反应。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两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救灾工作。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亲自坐镇指挥。每到一个地方，温家宝的言行举止总是使人流泪，让世界感动。

救人是第一要务，这是温家宝传达出来的唯一信息。房子倒了可以重建，城市毁了可以再造，并且可以建造更加美丽的房子和城市，但没有了人，一切都会是尘埃一片。

在今年年初的雪灾期间，人们还在抱怨方方面面的动员和协调能力。然而，这次从中央各部委到人民解放军到各级地方政府，各方面都把他们的动员和协调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急速的进步当然和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各方面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如果各方面的目标只有一个，即救人，那么他们间的合作和协调也就容易达成了。

中国的社会力量也在自发地动员着。很多企业和社会名人尤其是演艺界人士在第一时间里纷纷捐款。当然也有很多地产商被指只顾从老百姓那里赚钱，而对受灾人民冷漠。

这里且不说社会对捐款者的赞同和对冷漠者的指责是否合适，但是社会还是有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关怀人和生命是所有人的责任和义务。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与义务，而是道德意义上的，也是最基本的。

记得温家宝向前往汶川的登机部队领导发出指示时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我想，这句话在不同程度上应当可以普遍地适用于任何人，党政干部、社会名人、企业界、演艺界、地产商等等。如果没有人民，哪有他们呢？只有在人民中间，这些社会群体才具有了存在的意义。


中国媒体的开放令人惊叹

中国的媒体进步更令人惊讶。刚刚过去不久的西藏“三一四”事件使中国蒙冤不少，西方媒体当时大量歪曲事实甚至制造故事来妖魔化中国。这里当然有西方媒体的价值观和偏见的原因，但客观地说，中国媒体本身的不开放和透明度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中国媒体本身不能全面报道的情况下，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可避免。但自这次地震发生以来，中国媒体向世界呈现了其不同的面貌，中国完全变成了透明的了。

国内的媒体在地震发生后立刻开始进行报道。很多媒体放下或者推迟其他节目，连续跟踪报道地震及其救灾情况。从前，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要从西方媒体特别是CNN和BBC等获取最新信息。但这次，人们则可以从中国的媒体中获取消息了。

Note: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the spell of BBC.

西方主要媒体尽管也有他们自己的媒体人在现场，但主要新闻来源则是通过中国媒体。西方媒体第一次惊叹中国媒体的开放性。

更令人欣慰的是台湾方面的反应。在陈水扁当政期间，为了权力，为了独立的政治目标，台湾当局不顾一切地搞什么“去中国化”。两岸人民之间除了“仇恨”之外，同胞之情荡然无存。当然，一旦违背了人民利益，权力的骄傲最终也必然遭到人民的抛弃。但这次四川地震，两岸间的同胞之情又开始出现。尽管两岸还有诸多政治差异，但可以相信，只要两岸政府能够真正以人为本，从两岸人民的利益出发，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两岸争端的最终解决。


关怀人的制度才会被尊重

最令人惊讶的是西方媒体的变化。在西方的媒体里，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国度。刚刚前不久，西方媒体还是连篇累牍地报道着西藏事件、藏独运动、奥运火炬抗议运动等等，似乎要把中国妖魔化。但这次来了一个大转弯，大量正面报道四川地震和中国政府赈灾进展。

尽管也有批评的地方，但积极肯定的报道占了多数，其中更不乏同情之心。一些人对西方媒体的这种转变似乎难以理解。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西方媒体也是用人的价值和生命来衡量中国各方面的行为的。

在四川地震发生前，先发生了缅甸风暴灾难。为什么西方媒体异口同声地来谴责缅甸军政府？很简单，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权力至上而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的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

一些西方媒体甚至鼓动其政府来“入侵”缅甸，对缅甸人民进行人道救助。在缅甸问题上，尽管西方的一些政治力量有其非人道主义的考量，但对大多数西方民众来说，还是出于对人的生命的关怀。随着文明的进步，生命关怀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对生命的关怀也是文明的意义之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在西方媒体（甚至整体西方社会）中有了一个全新的形象。这只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人的价值凸现出来了。

四川地震使得中国民族精神重新展现。在被商业大潮冲击了数十年之后，中国人再次感觉到了生命之脆弱和人的价值之重要。全球在关注中国，国际社会得到一个新的机会重新审视中国，审视中国的制度，审视中国人的精神。

当然，中国人也得到一个机会来重新审视西方。近来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各方面的冲突使人眼花缭乱。但实际上，除了少数对华敌视的力量，西方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还是具有很多共同的价值，其中最原初的就是对人的重视。

毫无疑问，对人的价值的认识和人的重视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大动力。同时，这也说明了中国今后进步的方向，那就是各种改革要体现人本主义精神，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只有一个关怀人的制度才会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和拥护，才会是可持续发展的。也只有一个关怀人的制度和社会，才会得到其他制度和社会的尊重。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5/20）

Mourning for the Dead in the Sichuan Earthquake (2008/5/19-5/21)

 

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和中国担忧(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种种矛盾和冲突似乎围绕着奥运会一一展现出来。尽管以往双方间也不时出现纠纷，但都没有像这次那样表现得那么全面和充分。同时海内外中国人对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中国和西方的互动造就了新一波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一些人也因此把这次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利益之争，也有价值观之争。但无论是利益和价值观，这里都有一个认知问题。不同的利益因素和价值观永远不会消失，但这并不表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一些力量利用中国举办奥运会这个机会全面对中国发难，在其背后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的变化，以及这种认知背后的对中国的担忧甚至恐惧。本栏从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变化来讨论这个问题。
　　

欧洲对中国认知的三个阶段　　

从总体来看，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中国在欧洲人眼中前后有三种不同的图像，即从早期的文化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中国，再到近年来的政治中国。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实际上在深化，但在深化的同时，他们对中国的担忧程度也在强化。简单地说，欧洲人对中国的担忧并不是中国的不变化，而是中国的巨变和巨变所包含着的不确定性。

在讨论欧洲人的中国认知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欧洲并无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一旦当任何两个国家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时，两国就具有了很大的动力来互相了解。中国和欧洲之间地缘政治利益的缺失是双方互不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难说，中国对欧洲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历史上看，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文化中国的概念。欧洲人了解中国是从孔孟、四书五经等经典开始的。从经典来理解中国是欧洲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仍在延续。中国研究在欧洲基本上还是一种人文历史语言文化研究。但从经典来理解中国有其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很容易把中国乌托邦化。在很长时间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乌托邦国度。这一点在马可波罗和欧洲启蒙运动学者的笔下表现得很清楚。（实际上，欧洲对西藏的了解也是这样，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欧洲人的“香格里拉”梦幻。）

中国和欧洲开始接触后，主要是单纯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贸易关系的早期，欧洲人看到的是一个富足的中国。但自从中国被欧洲列强打败之后，欧洲人惊奇地发现，这个神秘的国家并没有像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国家那样强大，在近代国家面前，中国不堪一击。诚如美国学者白鲁询(Lucian Pye)所总结的，中国只是一个文明，但假装成一个近代国家。中国自近代衰落之后，欧洲再也没有把中国放在眼中。当然，也有关怀中国的欧洲人希望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能够得到转型成为像欧洲那样的强大民族国家。很多人因此开始扮演中国的“老师”，期望中国向欧洲学习。欧洲人（美国人也一样）扮演中国“老师”的过程造就了欧洲人一种特殊的心理，那就是道德优越感。


感受到中国经济能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开始从文化中国跨越到经济中国。一个经济中国先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早期，欧洲人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促使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是说，改革开放会成为中国实现欧洲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或者说，中国也会变成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国家。应当说，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期待，因为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像欧洲人所期待的那样发展。

中国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高速发展很快使欧洲人感受到了一个经济中国的能量。在短短时间里，中国经济崛起从概念变成了现实。与文化中国不同，一个经济中国和欧洲人的生活变得相关起来。中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现在具有相当高的相互依赖性。当中国生产什么，什么都变得很便宜；而当中国消费什么，什么都变得昂贵。这样的时候，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就具有了很大的动力。欧洲人觉得，既然中国国内的变化都能影响他们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有了评论中国的合理性，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在欧洲人眼中，他们生活中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欧洲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能源价格、气候环境变化、制造业转移、就业等等，都和一个经济中国有关。中国目前还只是中等发达国家，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

如果当中国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那么其对欧洲的影响又会如何呢？尽管欧洲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其它的好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担忧。欧洲的那些受中国经济关系负面影响的社会力量因此产生了恐惧感。一些人也热衷于中国的“经济威胁论”。
　　

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影响力　　

当欧洲人还远远没有消化一个经济中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国，那就是近年来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和政策圈谈论的“中国模式”问题，也就是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加。应当强调的是，如上面所讨论到的，欧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是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得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反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这是欧洲人难以接受的。

当前些年西方有人提出用“北京共识”来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时候，尽管中国国内有人表示认同，但中国领导人非常慎重，并不认同所谓的“北京共识”，因为中国的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之中。但不管怎样，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从前接受西方模式，它们的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甚至是西方人来设计的。但很显然，西方模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发展和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开始反思西方模式，开始学中国经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欧洲开始产生另类“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即双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上的利益冲突。利益既有物质的方面，也有价值方面。非洲国家传统上属于欧洲的影响范围。在欧洲看来，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对欧洲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观都产生了严重的挑战。一旦当非洲国家放弃欧洲而转向中国，那么会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于一个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一个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还相当普遍。现实地说，这种担忧甚至恐惧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也很可能会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这也使得西方那些反华和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可以随时随机来动员他们的支持者来反对中国。不管喜欢与否，中国都要面对这个现实。人们也因此可以看到，重要的不是对西方的反对作民族主义式的强烈反应，而是要理性地寻求改变西方的中国认知的途径和方法。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5/13）

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的转型(郑永年)

藏独和西方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北京奥运会，立即导致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态。如同预期的一样，西方媒体开始用不解和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波新民族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是海内外中国人给西方对华不公的回应。

同时，中国国内各方面尽管对西方反华力量都感到不满和愤概，但也有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激进反应（例如抵制法国家乐福）表达了不同意见。

很显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一些人似乎很难容忍不同意见。一时间，“汉奸”的概念满天飞。在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的竞赛，表现为“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巨大压力，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难理解。但如果每次遇到外在压力，就出现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变成一种常态，那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笔者以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从长远国家利益而计，必须对这种民族心理进行反思，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走上利己利人的健康轨道。


百年耻辱结合过分自信

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具有强烈普世主义倾向的儒家，包容一切。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中国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对不同种族有些论述，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用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传统的中国因此被称为“文化中国”，而非近代欧洲那样的主权国家。儒家普世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传统国家衰落的根源。传统国家形式生存了数千年，至少在东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所仿效和学习。

然而，自从欧洲建立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后，中国传统国家便很快失去了竞争能力。欧洲列强一来，中国传统国家开始衰落。如何拯救和重建国家？晚清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西方输入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很多主义很快就被淘汰，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就是如何追求强大和富裕。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如何通过内部国家建设，让国家再次成为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地位。

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起码在经济上已经是相对崛起了。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富强。

与此相呼应，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主义心态的主题是“百年耻辱”，“雪耻”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的今天，尽管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浮现出来。

一些年轻人甚至官员中间，开始表现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的心态使得这些人看不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他们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且给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的地位。一旦当西方拒绝中国的崛起，或者不尊敬中国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油然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它在西方却遭遇到覆盖面很大的抵制。进而，抵制奥运的事件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列强”。如此，那种“百年耻辱”的心情很自然被刺激起来。“百年耻辱”心态和年轻一代的过分自信，两种情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造就了新一波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继续改革开放

一种健全理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耻辱”和“过分自信”的心态，自尊而不自卑，自信而不骄傲。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对此感到过分恐惧。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

中国要建立的是好的民族主义，而必须避免坏的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非常理性地引导了中国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是民族主义者。

邓小平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其民族主义的直接表述。在邓小平的民族主义里，爱国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把民众从贫穷社会主义那里解脱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做得很成功。没有他们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很难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

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现在中国民族主义再次面临转型。从这次新民族主义的一些过激反应来看，这种转型尤其显得必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防御性的，因为民族主义的主题还是对西方对中国不公的一种反应。但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变成为进攻性的。

如果民族主义变成了进攻性的，那么就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和平。在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为例。

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但从经验看，德日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分不开。但是，这两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转型，最终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了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这要求民众既要有民族主义精神，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变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如果民族主义激进化，那么周边国家就会感觉到威胁。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所以人们就要思考应该把民族主义这个巨大的资源用到哪里的问题。答案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要用民族主义精神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之中，国内还有无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际上的阻力仍然很大。反西方至多是民族主义的消极反应，积极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这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的崛起，全球化规定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那么民族主义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