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五年规划与政改路线图（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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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五年工作规划中对党领导层自我约束的制度设计，已经大大超出了反腐败的范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未来5至10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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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当中提到了要在今后五年时间里，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反腐五年工作规划的出台，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化反腐的一个新开端，也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反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改革

通常，中国长期规划的时间表一般出现在经济发展领域，而此次为反腐败工作提出五年规划，不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而且表明了此次改革并不像往常那样仅仅是一次反腐败运动，而是长期的制度规划，通过具体制度建设来预防和反腐败。中国反腐败发生在各个领域，但重中之重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反腐败。

这一点西方人往往不太理解。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跟西方的政党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核心，而西方的政党基本上只是选举的机器。中国有“治标”和“治本”的说法。因此，中国反腐败要“治本”，就是要把重点定位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反腐制度建设。

五年工作规划正是基于如此意义出台的，当中提出了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这种对党领导层自我约束的制度设计，已经大大超出了反腐败的范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这种意义还可以从工作规划内容上可见一斑。它虽然只是一个反腐败文件，但内容实际上是综合性的，涉及党建、行政、金融以及社会等诸多层面，所有这些都涉及了政治改革的内容。中国的政治改革，在提法和做法上，经常表现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中，如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等。这次反腐败内容其实质就是政治改革。也可以说，政治改革的内容表述为反腐败。

这种方式的中国反腐败机制早已显山露水。去年9月，中国就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近来深圳实行的政改新方案，以及国内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都说明了中国政治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分解式政治改革好处明显

以往，出于现实各种因素的考虑，中国政治改革往往包含在其它方面的改革里，这种方式的政治改革其作用是辅助性的，其现实意义也在于支持和推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也就是说，政治改革自身并没有成为一种主体性的改革。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一说起政治改革就会给人以较高的期待，另一方面要在全党、全社会达成政治改革的普遍共识并不容易。从经验看，一旦改革陷入争论的漩涡，就可能会乏（泛）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一旦形成这个局面，改革实践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把政治改革隐含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以及反腐败当中，这样的方式可以理解为“分解式的政治改革”。这与冷战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总体式改革并不一样。俄罗斯、东欧当时进行的以民主化为中心的一揽子改革，最终导致了社会发生动荡。

相比之下，“分解式政治改革”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改革价值取向转化成政治技术性实践。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存在政治改革的价值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抬得很高，实践性的政治制度建设反而被忽视。

从本质上说，政治是实践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任何国家，政治改革要顺利进行，就需要把改革的价值问题转换成制度技术问题。不能转换成为制度技术的价值很可能只是空想。只有从制度技术层面来体现价值，价值才不会沦为空中楼阁。抬高价值因素，而忽视制度技术实践，必然导致技术性制度改革的失败，价值也就无从得以实现。

此外，政治改革如果不能成为主体性改革，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遗留下来的难点，最终也将难以得到解决。因此，政治改革应当进入主体性阶段，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发展的关键的5至10年，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期。

基本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前提

中国政治改革的分解式特点，还表现在它的分块、分阶段的渐进性上。从十七大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路径已经较为明确，那就是由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民主化。从长远来看，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真正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好一套比较完整的基本国家制度。基本国家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设施，否则民主就没有载体。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先有国家制度建设，而后有民主的，因此西方的民主也比较稳定。反观之，在非洲、拉美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则腐败、暴力层出不穷，经济、社会、教育水平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它们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时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可以想像，战后日本如果没有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基本国家制度基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就不会生根。

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比民主更重要，有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就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开放自然发生，并且也会比较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把民主理解成西方式的多党制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例如，两党制民主和四党制民主，游戏规则很不一样，政治结果也会不一样。两党制、多党制只是民主的不同表达方式，而不是其本质。多党之间可以竞争，一党之内也可以竞争。但不管什么情形，任何良性竞争都需要制度的设计。

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可以理解为参与式社会民主，其实现过程可以用如下公式加以概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宪政民主＝参与式社会民主。十七大报告已经告诉人们，中国参与式社会民主实现的路线图，是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同时强调法治，在宪法法律的构架内参与政治，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人们经常拿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来比较，这就像拿苹果与桔子做比较，没有多大的意义。何况西方民主也不是整体单一的民主，西方不同国家其民主表现方式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中国政治路线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先让小制度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生长，最终整合成大制度，形成一个整体的制度改革。当然，这样的改革方式也不是没有风险，比如如何协调好改革的各个方面，做到有条不紊，这需要领导人有长远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这次五年规划的出台表明领导人有这个意识。

中国政治系统开放动力充足

对于任何改革来说，实践上的可行性最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任何改革都害怕乌托邦，中国就曾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改革虽然听起来悦耳，但是它缺少可行性的制度支撑，因此具有很大的冒险性。

现阶段来看，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集团。暴风骤雨式、社会总动员式的改革，比较容易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往往需要利用利益机制来推动。比如中国的改革是先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是在它们之外发展新的利益，如在国有企业外发展民营企业。但这样做，同时也出现一个新问题，即新的利益产生后又可能形成新的既得利益。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就需要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实践证明，制度越是开放，它的生命力就越强。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系统呈现了一种开放的状态，比如农民工人大代表的产生，等等。

中国政治系统保持开放的动力是充足的，这主要来自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开放的市场经济会产生社会阶层的变化，社会阶层变化则会导致政治过程的变化。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才形成了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均衡。假以时日，中国同样也会实现上述三方面力量的均衡。这是大的趋势，也是政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

 

《国际先驱导报》（2008/6/26）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8-06/26/content_8440619.htm

 

附录：针对郑先生写的这篇文章，有位名为“高人”的先生在“中国的选举与治理网站”撰文评论，题为“读郑永年的政改路线图”。尽管该商榷仍然理想主义浓厚，静态看问题，而且显示出些许的“民主的傲慢”，但有些方面指出的问题似乎也是值得多方重视。譬如，党内竞争的形式，内容等具体问题，至今仍无有效的答案。当然，这类问题并不是一纸专栏所能涵盖，也不是缺乏经验调查和实践的大学教授所能担当，因此高人先生的期待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日。（2008/7/10）

中国的自然灾害和国家社会关系(郑永年)

这次地震已经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

像中国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大国，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或者政府和社会）关系？

四川大地震中无数校舍倒塌，夺去了很多年轻学生的生命。从震后的第一天起，学校校舍质量问题一直是海内外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独生子女家长的悲伤可想而知。随着家长们不满情绪的上升，如何追究相关责任的问题也提了出来。

这次地震中及其随后的救灾过程中，在人性光辉的一面被弘扬出来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中国社会及其制度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的克服和消除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把这些弊端揭示出来无疑是件好事情。

像校舍的质量这样的问题的提出至少对今后的重建具有非常的参照意义。当然，人们希望不仅每一所校舍是安全的，而且是所有的住房都是安全的，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人的生命。

灾后必须重建。但重建的不仅仅是校舍楼房等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

实际上，这次地震已经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那就是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建。像中国这样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大国，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或者政府和社会）关系？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责任分配。在自然灾害过程中（包括发生前的预报、应付灾难的过程、灾后的重建等），国家应当负什么责任？社会应当负什么责任？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有利于厘清国家和社会各自的责任，也能引导人们去建设更为有效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两部引起反思的著作

对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可以举两个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德国裔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出版《东方专制主义》巨著。一些西方学者把这本书和另外两位德国学者的巨著相提并论，一位是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另一位是韦伯及其《经济与社会》。

魏特夫认为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政府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导致了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权。

客观地说，魏特夫对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权的观察有其独特的视角。但这本书的研究动机显然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当时处于冷战，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民主政体严重对立。魏特夫名为理解中国当时的政体形式，实为西方民主政体作辩护。

所以，也同样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就批评魏特夫，认为他的这部著作充满“偏见”、“失实”，是一本政治读物，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著作。

半个多世纪之后，另一个人的著作也引出了关切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人们的讨论和思考。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作品中论证自由在人类应付自然灾后中的重要性。

森是从信息公开来论证其观点的。他观察到，在预防和处理危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为较权威专制制度优越。像中国大跃进那样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原因很简单，在民主社会，信息的流通总要比权威体制下畅通。

魏特夫和森从不同的角度都涉及到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个强调中央集权的坏处，一个强调社会分权的好处。但在很大程度上，两位作者都并非在研究中国社会本身，而是用另外一个社会来为中国社会做一个价值判断。

魏特夫看到中国传统皇权的专制性及其这种专制性的客观条件，但忽视了皇权的有限性。在传统中国，国家的权力非常有限，仅仅限于税收和防止挑战皇权的力量的产生和兴起等少数几个方面。

正因为这样，中国从未能够产生近代类型中央集权国家。在专制的皇权下，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的分权状态。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中央（皇帝）依靠乡绅来统治，而乡绅并非政权的一部分。在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的中央权力从未深入到社会层面。

另一方面，森的理论看到了分权和社会自由的积极面，但忽视了中央集权在应付自然灾害过程中的积极角色。很少有人会否认信息控制对应付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但森并没有回答由谁来提供有关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海啸、洪水等等的信息。

很显然，在任何国家，从自然灾害的预报、预防和灾害重建，政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气候和环境的恶化，这可能是个世界范围的大趋势。
　　

中国某些方面不够集权

回到中国的例子，上述两位作者的讨论对中国的灾后国家建设应当具有反思意义。中国要建设的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集权并不表示专制，很多现代民主国家也都是中央集权的，比中国还集权。

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集权？现代国家都是规制型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很多制度方面还不够集权。

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预测、提高社会的自然灾害意识及培养社会个体的自救意识等方面，政府需要履行的责任还有很大的空间。

像学校校舍质量等问题和政府方面的监管不力无疑是有关系的。至少从应付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把民主化和中央集权制度对立起来的观点显然并不能引导中国的制度建设。

同样重要的是不应当把国家建设和社会分权、赋权社会对立起来。社会力量在应付自然灾害过程中的作用在很多方面并不亚于政府。这在这次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在应付包括地震在内的自然灾害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有其限度。无论是预防还是应付灾难，社会必须具有自救精神和自救能力。社会既包括公民个体和地方社会或者社区。

日本社会是个典型的例子。国家在预防、预测自然灾害上和救灾方面履行规制责任，但同时把应付灾难过程中的“自救”落实到每一个人。在日本，国家集权与社会分权和个体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如同任何社会，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也并非抽象，它最终必须表现为一种制度规定。而制度规定就是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计的。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思考和讨论来设计一个适应中国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念尽管可以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但实际上对制度建设的引导作用并不大。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6/24）

越南经济危机与中国大国责任 (郑永年)

越南近来出现类似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诸多症状。一些国际投资公司就开始研判越南的危机是否会扩展和转化成为另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各国政府尤其是和越南有比较紧密经济关系的国家对此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很显然，如果越南经济危机转化成为类似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么亚洲很多国家就要受到牵连。九七金融危机的阴影刚刚过去不久，谁也不想看到再有新危机的发生。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似乎对越南的危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重视。概括地说，中国所关切的有三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是越南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可能影响。中越两国是邻居，两国的经济互相依存度也相当高。越南所发生的危机不可能不对中国产生负面的影响。

二是从越南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本身应当学到什么样的教训。中越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从原先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到后来的改革路径都如出一辙。一些人已经看到，中国经济本身在近年来也体现出了类似越南的迹象。现在越南发生了危机，中国自然要担心类似的危机是否会发生在中国。

但中国更多的关切是中国怎么办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如何能够帮助越南度过经济危机，也就是中国的大国责任问题。


美欧采取观望态度

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对越南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是观望。可以这么说，即使这次越南经济危机演变成为类似19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西方也会重蹈覆辙，置身事外。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经济本身现在也面临很大的困难，也是因为西方并不认为亚洲的危机能够对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

越南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其经济规模并不很大，和欧美经济的整合程度也不是很高。但更为重要的是，欧美从来就没有认为亚洲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自己责任的有机一部分。

只有在上世纪的冷战期间，为了战略上的考量，西方（美国）关注过亚洲一些国家（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经济状况。冷战之后，西方随着其战略重点的变化，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关注就变得不如以前了。

诚然，西方视亚洲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并且亚洲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利于西方经济。但从心理上说，亚洲并不在西方经济决策者的关切点上。这一心理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有了很大的强化。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亚洲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和日本那样的经济大国的责任领域。

西方的“无力”和“无心”表明中国等亚洲主要大国要负起亚洲经济发展的责任。中国的决策者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何应付越南经济危机的。

的确，中国在九七年金融危机开始介入亚洲经济事务。中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为中国在亚洲国家中赢得了不少威信与声望，不仅表明中国是一个有责任的亚洲大国，而且也有能力帮助其他较小经济体克服危机。

越南经济危机如果要演变成为亚洲危机，中国责无旁贷。再者，作为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中国也应当负较大的责任。但是从九七年金融危机到这次越南危机已经为亚洲经济大国尤其是中国提出了一个及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履行大国的责任？

如果亚洲各国经济体的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周期性地发生，那么就表明亚洲经济大国就没有履行好责任。经济危机发生了，中国就出手相救。这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责任的很小一部分。真正的责任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和其他经济体合作来建立共同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来防范危机的发生，至少能够把危机的负面影响减低到最低的限度。


金融工程师可以制造危机

说到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救济式的帮助已经变得既无效率也不可持续。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当今世界，所谓的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为国际私人资本和各国政府之间的一场战争。

在全球范围，各种类型的金融家或者私人金融组织已经积累了庞大的足以摧毁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资金。私人资本往往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一直是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推动者。

显然，他们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今天，私人资本通过由“金融工程师”设计的各种各样的“金融工程”，可以“席卷”和“掠夺”各个国家人民的财富。就是说，这些唯利是图的金融工程师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经济或者金融危机。

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而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他们针对的对象。在这场国际私人资本和政府的战争中，失败的往往是政府。各国政府往往面临各种制度因素的制约，不能采取灵活有效的手段来对付国际资本，但国际资本则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创新和风险承担往往是和国际私人资本而非各国政府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为很多发展中国家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困局：如果拒绝进入或者被拒绝进入世界经济体系，那么国家就会停留在不发展状态；但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如果没有能够发展出健全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制度，那么发展的财富就会被国际资本所掠夺。

为了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大量的国际资本的流入，在初期的确可以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制度面的建设，同时客观上说建立一套足以抵御国际压力的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制度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就为国际私人资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制造经济和金融危机，把财富从受害国家转移到国际私人资本手中。

因此，进行制度建设来防御国际资本的掠夺性质和引入外资来发展本地经济一样重要。假设一个国家利用外资发展了本地经济，但如果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可以得到有关国家的帮助和救济，那么该国的经济制度就不会有很大的进步，下一次危机也难以避免。


须提升到体制层面

从更深层面来说，越南的经济体并不很大。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并不大的经济体一旦发生危机就会连累其他经济体呢？这就需要人们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或者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才是值得推动的？另一方面，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可以防御和减少全球化所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如果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这些方面，那么中国等亚洲经济大国也应该知道如何去履行大国的责任了。中国和越南等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已经很深，一个国家出了事情不可能不影响其他国家。但是可惜的是，亚洲国家实际经济的整合并没有反映到制度层面的区域合作。

因为历史的、政治的和战略的种种原因，亚洲国家还不能建设成类似于北美和欧盟那样的区域经济制度。而一个整合有效的区域经济制度就是亚洲国家的“公共产品”。没有这样的“公共产品”，亚洲国家很难避免无论是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引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和亚洲其他国家紧密合作，为亚洲国家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才是中国等亚洲经济大国真正的国际责任。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6/17）

媒体自由与中共的领导权 (郑永年)

自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中国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着媒体自由度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一直被视为封闭和被政府所控制，但这次出色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正改变着人们的这种刻板的看法。

大多数西方人（甚至包括反华力量）在惊叹于中国媒体剧变的同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当然，更多的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真诚希望中国媒体的这些方面的积极变化一直会延伸下去，最终达致媒体自由的制度化。

中国媒体这次在报道四川大地震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感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救灾报道中的表现。平时对媒体自由显得过分吝啬的中国媒体主管部门这次也对媒体的表现称赞有余。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对媒体有个客观的评介。

中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慌的报道，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它不仅为中国政府和媒体赢得了国际信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


须保持和追求领导权

无疑，中国媒体这样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在这次救灾报道过程中，中国媒体首先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令很多历来自我骄傲的西方媒体自叹不如。

在西方，媒体一直是社会权力的重要一部分，在西方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媒体的社会责任也一直是西方媒体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有时为了商业利益，有时为了自以为是的道德价值，西方媒体经常置社会责任于不顾。这个现象在前不久报道中国的“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暴露无遗。

中国媒体在这次报道过程中，没有人编造故事，没有人撰写蛊惑人心的稿件，更没有人为了报道而妨害救灾。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报道，反映事实的真相是中国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很显然，社会责任不是从天上能够掉下来，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以人为本”和突出人的价值的报道原则促使中国媒体的自律。也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的监督。如同任何权力，媒体的权力也同样需要监督。中国社会力量尤其是中国的网民这次对媒体的报道扮演了有效的监督角色。有了社会力量的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得到纠正和改正。

媒体主管部门（政府）的角色认知的变化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一些海外媒体说中国媒体这次是“自我解放”。这并不很确切。实际上，媒体主管部门这一次真正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就是引导媒体的报道方向。

中国最高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为救灾抗震奠定了基调，那就是，“救人”。这一基调成为了抗震救灾方方面面的行为原则，也是中国这次令世界惊讶的原因。为什么方方面面能够在“救人”上达成高度共识？原因更为简单，只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原初的善良的直觉和本能。

那么，中国的媒体未来往何处走？抗震救灾以来的这一份经验值得总结，这是一份涉及到政府、媒体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经验。

对执政党来说，这份经验已经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执政党如何通过媒体自由来获取领导权？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领导权的强弱可以通过媒体自由度的多少来衡量。对任何执政党来说，执政权包含统治权和领导权。

一些政党在获得了执政权之后，简单地行使统治权。但也有些政党在行使统治权同时也能努力保持和追求其领导权。很自然，后者比前者的执政更具有可持续性。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可以说获得和行使领导权比行使统治权更为重要，或者说领导权是中共长期行使统治权的基础。


思想解放以媒体达成共识

如何通过促进媒体的自由来行使领导权？在这方面中共自身的历史已经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从远的说，中共所信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自由讨论而得到确立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就可能就没有共产党。

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通过媒体的自由争论达成共识。如果没有那次思想解放，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局面。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大的难题的解决都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媒体的自由的获得。

可以说，媒体自由是中共行使领导权的一个关键。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得到的。一些人经常把媒体自由与领导权对立起来。

任何国家，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都会规制和管理媒体的行为。但中国的一些具体管理部门，为了方便，往往简单地用政治和行政手段给媒体自由设置障碍。没有了媒体自由，执政权就演变成为简单的统治权。这样，一些媒体主管部门不是引领政治进步，反而拖了政治进步的后腿，甚至变成阻力。

同时，这样做也不容易培养政府和媒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感。主管部门想控制媒体，而媒体总想超越控制。

中共高层对行使领导权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知的。执政党是人民的有机部分，要行使领导权就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也就是“立党为公”的主题。

因此，前些年高层主管就向媒体界提出了“三个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话”和“贴近群众”。中国媒体这次成功报道和所展现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是这三个"贴近"的最好实践。媒体的社会责任行为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执政党的领导权。

本栏上周提到过，在很多年里，执政党很少像今天那样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和支持。这就是领导权。由此看来，作为执政党，中共不仅仅要善于使用媒体自由，不仅仅要成为媒体自由的支持者，更必须成为媒体自由的推进者。只有站在媒体自由的顶端，才能牢牢掌握执政党的领导权。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6/10）

让人民参与、监督赈灾与重建 (郑永年)

四川地震一发生，中国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人们写下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是，赈灾过程刚刚开始，就不断有关于腐败的消息传出来，让人们在为地震死者悲痛之余，对这些腐败因素产生莫大的忿恨。

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乘“国难”的机会来谋一己之私利呢？记得一位海外媒体人写道：国难当头，还请官员高抬贵手，少贪一次吧。

中国官场腐败之盛行已经有年。各种反贪运动不断，但贪污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遏制。这次也不例外。大凡在中国内部没有人会相信贪官们这次因为数以万计的人民生命的损失而会良心发现，会“高抬贵手”。

因此，有关方面近日召开抗震救灾物资监管工作会议，中共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严厉声明：“发国难财，天理难容”，强调要严惩贪污截留挪用。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央成立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计划通过制定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抗震救灾。


人民的支持不能任其流失

无论社会还是政府都意识到腐败的必然性。刚刚接触到赈灾物资就开始腐败，腐败也必然出现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的重建过程中，并且随着重建资金和物资的到位，贪官的腐败动机会随之变大，腐败也会变本加厉。

因此，从赈灾一开始就强调反腐败显得非常重要。但有关部门未必已经对灾后腐败的严重后果有了清醒的认识。如果对腐败后果认识不足，那么就不会产生有效的举措遏制和反对腐败。

一句话，灾后的腐败会动摇执政党的统治根基。一个政党的执政根基是什么？很简单，是人民的信任。

赈灾款或者物资是普通人民点点滴滴捐献出来的，这里有富裕人家，也有穷人乞丐；有健康明星，也有残障人士；更有非洲一些长期饱受各种天灾人祸的国家出于对中国的友谊而作的努力。所有这些人出钱出力，不管多少，但包含着一份不可用言语表达的对人及其生命的关怀。然而，一旦到了贪官的手里，所有这些意义倘然无存，他们所唯一感觉得到的只是钱或者物质能够满足他们贪婪的本性。

一旦腐败发生，如果得不到有效纠正或者遏制，人们的忿恨很容易从贪官转移到制度。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的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高度动员能力和领导人对人民生命的关怀不仅为世界瞩目，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可。

在很大程度上说，很长时间以来，执政党很少像今天那样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遏制和处理腐败，这种认可和支持就会轻易流失，转而成为失望和抱怨。在外部，今天中国所拥有的国际形象和所受到的尊重也会随之跌下来。


催生现存制度的重建

正是因为赈灾和重建对人民利益的切切相关性，人民对赈灾和重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实际上，迄今为止，有关腐败的消息都是普通人发现和报道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民的警觉性，这些腐败很可能被忽视过去。

人民对腐败的警觉性也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民在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确，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如何预防和遏制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可惜的是，出台的举措大多是自上而下，没有强调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试想，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中央的监督或者审计能够覆盖到如此广泛的赈灾和重建领域吗？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法律和法规能够严格执行下去吗？中国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参与和监督赈灾和重建是遏制腐败的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也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新的国家制度才能得以确立。人们希望“多难兴邦”，希望“凤凰涅槃”，但很显然，“兴邦”和“涅槃”并非政府一个角色所能达成，它是所有人民的事业。

的确，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重大的国家制度的诞生，或者重建都和重大的事件包括自然灾难和战争相关。就是说，制度的进步往往建立在生命的损失之上。重大事件的发生，生命的损失或者催生新制度，或者催生现存制度的重建。

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重大自然灾难和战争都会导向新制度的诞生或者制度重建。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天灾人祸不断，但还是缺少制度的进步，没有能力防止人祸，更没有能力通过制度的改进来减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生命代价。要避免生命的白白牺牲，就要通过人民的共同的努力，来催生新制度的建设。

所以，赈灾和灾后的重建过程应当是改进和重建国家制度的过程，是在政府和人民、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过程。这次赈灾一开始，或许因为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最高领导人的身体力行，政府对自身已经从各方面设定了高标准。正是这些高标准促使和推动着迄今为止救灾的成功。同时，普通人民也已经对政府产生了高标准要求。对国家和政府来说，如何在保持这种高标准的同时满足人民的期望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各种腐败现象的出现和一些政府人员和志愿人士的冲突等现象表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很清楚，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和对政府的监督，才能达致这个目标。

值得高兴的是，这次赈灾已经对中国人民的素质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验。公民素质的落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难以实行制度转型尤其是实践民主参与的最主要原因。在传统儒家社会，无论是当政者还是为当政者服务的知识分子，都相信人民应当是被统治的，而不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即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对政治冷漠，而统治者对人民没有任何信任感。


思想解放的一个关键

这次地震检验了中国公民的素质。灾害一发生，各种自愿组织就自我开始涌现。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同时也参与国家的赈灾过程。就是说，在国家政府主导的赈灾过程中存在着人民自我组织的一个次赈灾过程，并且这个次赈灾过程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尽管有关部门经常对社会自发的组织很不放心，但很难想象如果这次没有人民的自觉，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媒体方面的成熟也同样令人惊讶。有关部门最初对媒体还不太放心，害怕会出乱子。尽管有非常少的媒体人有些不当行为，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媒体已经充分显示了其公共责任。

媒体的进步也和公众的参与分不开。赈灾报道并非单向面的信息传送，而是媒体和公众之间双向的有效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自有其自身的判断能力。媒体如果有不公或者不合理报道的时候，公众就会出现批评声音，媒体得到纠正。

人们说，进入2008年以来，中国还没有过安静的日子，各种事件接踵而至，有天灾（如雪灾和地震），也有人祸（如西藏独立分子闹事和西方反华力量的挑衅）。但也正是国家的多难，人民自觉组织和参与到保护国家利益的行列，成为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人们，这一年是中国社会力量崛起和重生的一年。现在，社会力量已经自发自觉地动员起来了，接下去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如何把社会的力量整合到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去。

如何对待已经动员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应当说也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关键。当年初提出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势头的时候，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可以再次为这个运动提供莫大的动力。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当社会力量整合进中国政治过程的时候，那将会是一个新类型国家制度的诞生之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