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传统的衰落与中国政治的困局 (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会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在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来表露不满，并且表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呢？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和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例如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则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介。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用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知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人被视为是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是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的时候，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成为大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常活跃。但在九十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在过去很多年里，有关部门也提倡社会科学为政府决策服务。但因为体制的制约，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里，从课题审查到经费分配，“政治上正确”是前提条件。从很大程度上说，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财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和文人阶层的独立性的衰落是同时进行的。在很多场合，这种支持不仅导致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腐败，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专业精神的消失。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是社会的良心，但这个良心现在是否存在，可以争论。不过，明确的是，这个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积极的回报了，更多的是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惩罚。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本身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就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7/31）

八国峰会的迷失与中国的选择（郑永年）

最近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的八国峰会，多方面表明这个曾经在全球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组织和论坛，已经大不如前。很大程度上还不如中国人经常所说的“务虚”会议。

务虚会议是为了达成共识，是为了采取共同的行动。八国峰会及其扩大会议的确意识到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战，也意识到现在是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但是，问题是对如何采取行动没有任何共识。

因此，八国峰会及其扩大会议一结束，很多人就抱怨会议仅仅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传递了模糊的信息。由16国参加的主要经济体会议认为，有必要“ 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全球变暖。但是，富国和发展中国家没能就2050年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50%的目标达成协议。

峰会同样也没能为更具争议的减排中期目标制定出任何具体的数字。此外，八国集团不仅没有能够对未来目标达成行动纲领，而且也显示出没有能力来履行他们已经作出的承诺。对非洲的援助就是很好的例子。

八国集团内部既无行动共识，更无行动纲领，但有共同的倾向，就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国和印度等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当然，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共识，那就是要发达工业国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八国论坛已经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互相推诿责任的场所。

 

须具备履行重大国际责任的能力

这就提出了一个八国峰会向何处去的问题。几乎所有政治家包括八国峰会成员都已经意识到如果八国峰会要继续有效，必须扩大成员国，包括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

实际上，八国峰会的弱化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印等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他们已经逐渐地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进入了中心地带，在国际事务上的角色就跟着提高。同时，这也表明其它国家包括八国峰会的一些成员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相对衰落。正因为这样，国际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呼声来改革八国峰会这个重要论坛。

对改革八国峰会的呼声，中国如何反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国际组织。每次在被邀请参加八国峰会时，中国也乐意接受，并在峰会上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也是客观情势所然。

中国已经成为主要一个国际经济体，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重大国际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同时，这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中国已经融入到国际社会，国际秩序一旦发生重大变化，就会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此意义上，中国必须尽力参与国际事务。

但也不应当否认，很多人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必须也有资格加入这个组织。民族主义的感觉不可避免，因为每加入一个重要国际组织，都是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标志。但民族主义者往往忽视了中国加入后是否有能力履行国际责任的问题。

被不被邀请加入八国峰会？要不要加入八国峰会？这些都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客观地说，中国还不具备履行如此重大国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所需要的是理性，不应当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原因很简单，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谴责别人不承担责任要比自己承担责任容易得多。实际上，美、日等大的世界经济体，并不是不想作为，而是很难作为罢了。

人们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八国峰会没有中国和印度的参与很难解决问题，但是不是中国和印度的加入，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呢？答案并不明确。

不仅仅是八国峰会，所有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都面临如何共同行动的问题。共同行动面临困难并不仅仅是成员组成的问题，而是国际组织构架如何转型以适应新国际环境的问题。

 

中国行为模式有助非洲减贫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意识到八国峰会的两重性。八国峰会一方面的确是一个意在解决全球性重点问题的协调组织。但同时，它也是西方的一个价值组织，经常被用来推行西方所认可的价值和政策。

在一些问题上，这个组织的决策具有深刻的价值取向。即使中国加入这个组织，中国也不会有能力来改变西方的价值取向。

中国不想在此论坛上和西方公然对立。实际上，中国的加入有可能使得价值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系统。

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反全球化运动也越来越甚，并且也正在日趋制度化。中国更不想在加入八国集团之后，成为反全球化力量的批评和攻击目标。

因此，在八国峰会问题上，“低姿态”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中国的原则应当是参与对话，分担责任。

一个大国是否具备领导能力，在于其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在很多属于全球性公共财(global public goods)的领域，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例如气候环境问题。一旦全球性气候环境恶化，谁都会成为受害者。那种认为等到经济发展了再来重视环保的思想过于简单。中国重视环境气候并不是为了回应国际压力，而是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中国再去重复西方和其他国家走过的“先发展，后环境”的路线，那么中国本身的发展会是不可持续的。要求西方承担更大的责任并不是要推卸自己的责任。

同时，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解决国际重点问题的政策和行为模式。

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模式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尽管在西方尤其在欧洲，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中国甚至被视为是新殖民主义，但一些公正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发现，中国的政策和行为模式实际上有助于非洲国家减少贫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花大力气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交通、学校、医院和体育场所等等。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这些都可以为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条件。

国际社会已经在呼唤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责任，这种呼声也会在今后越来越高。但问题是，中、印等国是否已经准备好来承担国际责任？

这不仅仅是一个意愿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力问题。在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经验，也在力所能及地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7/21）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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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要适应这个潮流，完善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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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

这些动荡、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


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

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对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

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性，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性的。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

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

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性竞争，要形成良性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


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

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因为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

民主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就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像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2008／7／2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7/21/content_8739407.htm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郑永年)

或许仍然有人记得，在今年3月的中国“两会”期间，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中国媒体报道的大幅标题就是“哈利波特淹没了刘胡兰”。

如同其它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还有刘胡兰、高玉宝，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论语》《春秋》和《孙子兵法》。

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本栏且不去评论这个立法呼吁本身是否可行。通常，形式的东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文化崛起并非复活历史

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文化的崛起并非要复活历史（包括历史人物）。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这30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去年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失去文化直觉如何产生大师？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除了大修土木外，还能做什么？今天，已经有明白人指出，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哪一个是政府培养出来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

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

这位官僚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家”，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专业精神要占主导地位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状态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7/15）

不要以“乌托邦”心态看待普世价值（郑永年专访）

贴者根据原文注释提请读者注意以下事项：“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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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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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发生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再度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我觉得，要想找到相对客观的答案，首先应避免情绪化地表达看法，而应冷静地观察。此外就是要厘清其中的背景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码事。


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实际上，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国内一些人不喜欢“普世价值”的提法，其实是不喜欢西方以此为由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和普世价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但对普世价值本身而言，我不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惟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才能转型，这是自然的发展，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更不是想输出就能输出得了的。


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

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这个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就是因为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

西方（包括反对中国的人）并不是说因为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良好表现，就认同共产主义了，他们只是看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同样有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为什么叫普世，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反之，缅甸政府在飓风后的表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时让人感觉到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还是其推行普世价值的能力，都远远不如以前了。它们掌握话语权的高峰时期是冷战后，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政体了。但经历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失败后，西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过去。好多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想法是否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非常有助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让西方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上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中国模式”呢，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看重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类的互助友爱本身，也同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中。


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

国内一些人喜欢跟着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去走，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否认。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内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阶段。好多人只是从书本上认识西方，并没有在西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认同西方的话语理论，但是西方的行为和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内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区别。这一点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也盲目跟着西方走。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启蒙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清末处于衰落状态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把所有东西都和“传统”联系起来，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使很多中国人谈论西方时不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于是就出现了理想化的认识。具体到普世价值来看，他们也是围绕这个为基础的。

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和现在中国部分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但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指出这种看法不对，就是说，不能只看西方形式上的东西。但不少中国人的头脑还没转过弯来，总是说“要西化要西化”，实际上他的脑袋已经被西方制度化了。


不必讳言普世价值

西方现在在犯一种错误，即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看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当“救世主”的心态，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比如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不道德的做法。他们现在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展开对话，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讲人的权利，其实它是可以分解的。所谓制度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是实现人的权利的一种路径，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从秦（清）王朝崩溃以来，首先追求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追求个人的发展权和经济的自由，下一步就是政治权利。

现在国内有人不喜欢谈普世价值，这个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价值，这样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国际先驱导报》（2008/7/10）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8-07/10/content_8520578.htm

附录：

1. 司马南：讲给沉默的大多数（2008/7/16）

中国的国际观从何而来 （郑永年）

中国和西方世界围绕着奥运会的种种冲突，表明中国的国际关系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拐点。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些人所说的中国如何对国际事物做出反应和如何处理和西方冲突。

很多中国人开始从这次冲突中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他们从对西方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他们也不再简单地认为整个世界会欢迎中国的崛起。

同时，对西方来说，他们也面临一个真实的中国。很多西方人也曾经幻想改革和开放政策能够促成中国成为一个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中国是不能被轻易改变的。当中国和西方双方不再对对方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的时候，双方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要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

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是否会往回走的问题。这样的担忧当然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已经不如以前，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有从开放到封闭的经验。例如在明朝。当统治者感觉到开放的不安全时，就想着往回退。中国历史上错失了很多次走出去，最终成为海洋国家的机会。

因为中国属于大陆型经济，在相对的封闭下仍然有发展的空间。从开放到封闭，再发展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很显然，当国家最终封闭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衰落的时候。这种情况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缺乏远见导致挫折不断

不过，往回走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这不仅因为中国和外在世界至少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往回走的代价及其高昂，而且更因为外在世界也不容许中国往回走。中国唯一和理性的选择只能是继续改革开放，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那么，如何避免盲目性而有效地走出去呢？内部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内部的发展停顿下来，走出去就会没有动力。但是光有内部动力还不够。要继续往前走，就要建立国际观。

国际观的重要性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没有一种能够反映国际关系大趋势的远见，走出去的过程会挫折不断。

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从前的大国崛起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放弃从前的孤立主义路线，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但如果当时没有总统威尔逊的国际观，美国很难很快就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威尔逊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其所抱有的国际观在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敬佩。此后，国际观是每一届总统候选人所必备的。

二战之后，美国领导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主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是美国领头的产物。

相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没有能够从冷战思维中解放出来，从而不能确立有效的新的国际观。这是美国在国际事务的角色大不如从前的一种主要原因。

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没有国际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到当代领导人的“和谐世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观。

但总体说来，这些大多是针对西方所确立的秩序而言的，要表达的或者是中国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态度，或者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理想。

隐含在这些国际观里的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巨大的距离。在实际行为层面看，中国实行的是“跟着走”或者“随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

在西方看来，中国实际上正在演变一种国际保守力量，就是说，中国的意向是在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来改造之。因此，当西方提出放弃绝对主权概念，实行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的时候，中国至少在原则和理论上加以强烈反对。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

中国的崛起正在呼唤中国的国际观。对国际而言，这种国际观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所体现的道德是什么？如何建立？如何处理和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接受？等等。

对中国本身而言，这种国际观也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中国要不要走出去？怎样才能走出去？走出去了以后又如何和当地国家和社会打交道？如何保护走出去的利益？如何通过走出去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等等。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国际行为较之国际话语更容易让人接受。例如中国尽管反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话语，但在行为上实际上在支持着这种话语（如参与国际维和力量等）。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正在付出相当高额的学费。迄今中国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机制引领走出去。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总体国际资本中还微乎其微，但已经遇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抵制。可以相信，外在的阻力会随着中国走出去的继续而加大。

其实，人们也可以从西方的利益走入中国的过程来领会西方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的。整个西方，不仅仅是政府层面，而且还有企业层面，社会层面，都在“打开”中国大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打开”中国大门是中国主动改革开放和“请进来”背景下进行的。考虑到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中国的走出去要比西方走入中国困难得多。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走出去的主角是政府支持的企业，而中国的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还处于不发达的状态。

中共十七大提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和具有远见的。但是，“国际”这个大局并没有足够表现在中国的领导集体和决策方面。主要领导人的重中之重是国内问题，而对国际状况的关注和思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再者，注重于国际关系的领导人的人数也远远不够。

结果是，领导层的国际观仍然缺乏厚度、广度与深度。有人说，如果主要领导班子中有三到四位精通国际事务的领导人，那么中国的国际观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领导层要思考国际大问题。有了国际观，中国才能发展出国际领导权。没有国际领导权，中国只能跟在形势后面，被动地对国际局势作出反应。同时，中国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会陷于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很显然，确立一种能够推动中国国际领导权的国际观，并且把这种国际观体现在领导层的“国际大局”的决策中，是对崛起中的中国的重大挑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7/8）

中国模式为何让西方不适(郑永年)

西方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西方世界传出一波又一波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当苏联和东欧政权解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步苏联东欧后尘而且发展得更快更稳定的时候，西方就出台了“中国政治威胁论”。随后，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上升，西方又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各个主要国际性组织内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西方开始讨论中国的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如果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期望来服从既存国际规则，中国就构成了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又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现存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上撰文讨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她从西方学术界借用“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个概念很简单，说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了经济发展。她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模式与美国和其持同样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背道而驰。因此，美国要和其他持共同价值的民主国家（欧洲、日本和澳洲等）来分享共同的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持赖斯这样观点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并不少见，可以说，对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的担忧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担忧也经常促成西方各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中国施加共同的政治压力。

这里涉及到两个表面上互为竞争的国家发展模式问题。首先是现存的所谓的西方“民主发展模式”。的确，不难观察到，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国家也同时是经济发达和社会公平做得好的国家。这使得西方很多政治和知识精英甚至是普通民众相信，民主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人普遍相信“历史终结”论，即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最后（也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也变成了西方世界的责任。民主和自由历来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的使用在冷战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到处使用军事力量，但论证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则是其传统民主和自由话语。

在把推行西式民主和自由作为自己使命的西方，很少会有人公开承认，正是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自由，才导致了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的时候忘掉了西方本身的民主发展不仅和其文化相关，更重要的是，它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基本国家制度缺乏，民主因此没有生存的根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没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根基，民主政治往往成为暴力、无序和腐败的代名词。暴力、无序和腐败反过来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也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往往并不是真正为了那里的民主发展，而是为了其战略利益。

在早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也信仰西方民主，他们因此在反殖民地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愿意接受西方的民主输出或者主动引入了西方式民主。但是西式民主推行已久，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无望。这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西方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成了一个特大的问号。


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中国发展经验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不仅造就了内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融入世界体系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三十年的实践已经为中国模式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渐进的、有秩序的。要有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有稳定的秩序。没有稳定的秩序，经济发展就没有空间。再者，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对现存秩序构成压力，这又进一步促成了中国改革现存秩序，不仅保障前段时间的发展成果，而且再促进进一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反，在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在外交方面，中国的经验也同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青睐。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关系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既没有和西方世界孤立，也没有依附于西方。人们还观察到，中国不仅参与国际多边组织，而且也成为国际或者区域多边组织的发起者。但中国所参与建立的多边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并不像西方国家组织的多边组织那样具有战略性，中国参与组织的这些组织是解决问题类型的，并且侧重于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更和西方不一样。尽管西方经常把中国在非洲的行为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掠夺性。今天，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又往往加上无穷的先决条件（以实现其经济之外的战略目标）。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没有其他的战略和政治意图，并且中国奉行不干预主义。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中，既满足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中国帮助非洲国家的诚心和能力，因为中国在那里正在打造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学校、医院、体育馆和公路等等。西方国家从早期殖民地政治开始到今天，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历史长久，但从来就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西方注重民主的形式，中国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交往，中国的行为模式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人物感觉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所构成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人开始看到，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模式。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宣称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因为中国的模式还在发展之中。“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是发展中国家自愿接受的结果。再者，中国的模式和西方模式并非处于对立和矛盾状态。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否认政治民主化。中国本身也正在寻求一条适合于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也意识到，中国式的发展不仅不会阻碍民主的发展，反而会为民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经济的支持。西方注重的是民主的形式，中国则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无疑为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动力。正因为这样，西方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压力也不会间断。但是，一个依靠反对别人的模式的模式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也因此没有生命力。西方世界最终会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只要保持自己发展模式的开放性，随时吸取所有其他模式的长处，那么才能够保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更是中国国际舞台上的核心软力量。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环球时报》（2008/7/8）

http://www.huanqiu.com/www/337/2008-07/157290.html

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什么(郑永年)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的国门越开越大。开放的目标是接轨，接轨的目标是转型。中国曾经因开放而强大辉煌，但后来闭关守国，传统国家不断衰落，等到西方列强用强权打开国门的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了。

经过世纪之久的革命和运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改革开放表明中国再次准备好通过改变自身，通过和外在世界整合而崛起。开放后，中国一直在各个层面改变着自己，不仅改变已有的制度，而且也改变个人行为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向外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在世界尤其是先进的西方世界如何评介中国。

对外在世界的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内容，中国在很短的历史时期里就成为了世界共同体的一员，并且在这个体系内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情绪化反应有损国家形象

今年的奥运会更是给予中国人一个机会来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的体育。在这里，中国既是参与者，也是表演者，更是组织者。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奥运会，中国的运动员也一直是奥运舞台上的表现者。现在随着这个世界舞台来到中国，除了中国的运动员，中国民众也变成了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者。

更重要的是中国也是这个舞台的组织者。如何为世界各国运动员提供一个好舞台变成了中国的责任。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或许是中国人的积极心态。

但是一些西方人并不理解中国，他们经常把中国的行为理解成为中国“太想表现自己了”。于是乎，一些人竭尽想象力，把从前所发生的一些负面形象（例如希特勒时期德国所举办的奥运会）和中国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国家形象遭到破坏，中国人自然要表达愤怒。因此，中国和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反华力量在过去的数月内似乎形成了互相抗议的局面。一方面是西方的反华和对华不友好力量抗议和试图抵制中国的奥运会，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对这些损害中国形象的行为的抵制和抗议。

在中国的反制过程中，愤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愤青的优点是对事物的敏感。愤青的抗议的好处就是把问题提出来，让各方面注意。但也不可否认，愤青也容易导致情绪化。

有人把愤青比喻成一头易动怒的雄狮，对周边的环境具有过分的敏感，每每感觉到有不友好的举动，都要大吼一声。

中国愤青的行为并不难理解。尽管中国的开放已经三十载，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乌托邦的阶段。中国人好读书，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大都从书本或者媒体了解外在世界，很少人去理解书本上的西方和现实的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

平常把西方想象成太好了，一旦一些西方人诋毁中国，就很难接受。愤青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但一旦过于情绪化，反而有损于国家形象。


呈现自我才会被人接受

政府对西方势力的反应更为重要。尽管政府没有像愤青那样情绪化，但每逢西方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也是必有回应的。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政府必须要做出反应。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回应，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

要意识到，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每每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会在西方造成什么效果？一是成就了“敌人”，二是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新的素材。

前段时间，针对西方的批评和攻击，中国有关方面试图邀请西方的公关公司，来为中国做形象设计。

政治公关在西方一直很重要。中国有关部门想到这一点，也无可非议。在媒体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形象包装非常重要。但也必须意识到，形象的包装只是个技术问题，对一个国家没有本质性的意义。

正如在经济领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品的包装，而在于产品本身的质量。

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不是要再次呈现给外在世界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而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上，这次四川大地震的经验不可忽视。

为什么西方媒体一改前段时间对中国大力诋毁的立场，而正面评介中国甚至羡慕中国呢？问题再也简单不过了，是因为中国呈现给外在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

在这次救灾过程中，从政府到普通百姓，“以人为本”成为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当中国人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人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


应该思考形象根基问题

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涉及到中国人心态的调整。要意识到外在世界是多元的。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外在世界，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着多元的利益。

西方世界作为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对华友好的和不友好的、朋友和敌人都会长期共存。

不管喜欢与否，这是现实。今天是这样，明天、后天也会这样。这就要求人们调整心态，用多元的心态来看问题。很多问题的存在是常态，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法可以加以改变，那么就要改变看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毫无疑问，塑造国际形象的核心是改善自身，是自身的进步。再者，改善自身并非为了应付外在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善自身更不是要放弃自己的一切，把自己变成他人。

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自己的文明，塑造国际形象也就是在各种场合（包括奥运会）把中国文明的底蕴发挥出来。

中国是世俗文明，具有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的开放性。在历史上，中国文明很少有排斥其他文明的时候，善于吸收其他文明的长处是中国文明的特性。现在也一样。

为了外在世界的积极评介而放弃自己，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主轴。一旦当中国转型成为其他文明的时候，那么中国人的生存就会失去了意义，中国对世界也不再具有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中国也正在加速转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国家的国际形象自然变得重要起来。在这个时候，人们更应当思考国家形象的根基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