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当成为中国进步的新起点(郑永年)

奥运会过去了。不管在奥运会之前还是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包括新疆恐怖主义事件），不管中国面临来自西方社会的这样那样的批评，也不管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有怎样的不同，国际社会都会认同这是一次非常成功和辉煌的世界盛会。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应当感到骄傲。

中国人经过世纪之久的努力打拼，终于从往日的东亚病夫转型成为世界巨人。作为奥运体育舞台上的表演者，中国运动员所获得的奖牌是其体育大国的硬标志。

奥运的参与者、志愿者们和社会各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对奥运体育的热忱和尊重。组织者当中，尽管少数人有诸多的不满，但中国组织方面的能力和成就也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成功感到骄傲很自然，但中国没有时间和资本沉湎于成功，欢呼声过后应当是更为冷静和深刻的理性思考。无论从外交还是内政来看，这次奥运会对中国来说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全方位检验。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

中国能够举办奥运会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表明这是中国向更高水平进步的新起点。就是说，奥运会是个契机，而非终点。

就外交来说，人们注意到，一次成功的奥运后在很多方面表明中国韬光养晦时代的结束，一个大国崛起于世界政治舞台。

在整个奥运会期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了很大的自信。通过频繁的奥运外交，中国相当成功地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信息。尽管今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着奥运会发生了各种纠纷和冲突，但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民众体现出了包容的心态，欢迎一切来华参与奥运会的人们。

包容一切是一个大国所需要的心态。就是说，既然中国已经被视为是一个大国，那么中国也必须准备好其一切行为从今以后都为受到外在世界的监督与检验。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的大国不会有多大的区别。

当然，因为中国和西方大国的诸多不同，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等等方面，中国要面临更多的批评。这就要求中国有足够的自信和平常心来接受他国的批评。


包括自信与不自信

奥运会的确表达了中国的自信，但同时不可否认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很多不自信。中国想举办一次十全十美的奥运会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没有一次奥运会是十全十美的。刻意追求完美反而会导致不自信。

这次广为西方媒体注意的发生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种种事件，就是在追求完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自信行为。在整个奥运过程中，中国的媒体只报道国际社会对奥运的正面反映，而对一些来自西方的批评报道得很少，甚至没有。这不能说是自信。

为了和国际接轨，有关当局也设置了三个专门抗议区，方便民众在奥运期间表达不同的意见。但结果如何呢？申请接到不少，但实际抗议并未发生。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不够自信。高层决策，但到了具体实施的官僚层面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所有官僚都生怕抗议一旦发生就不可收拾。中国人一直强调“和”，并且知道“和而不同”、“和而不统”的含义。但到了官僚层面，“和”就是“同”，就是“统”。结局就是不容许不同利益和不同声音的表达。

因此，奥运会成功举办既是中国大国的标志，也反映了这个大国的不足之处。大国的物质基础已经彰显，但一个大国的自信还是不足。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自信的大国，还必须看内政改革的深入和成功。

实际上，很多人从一开始关切的就是奥运之后的中国，中国的变革和变革的方向。正因为这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奥运会前会见各国记者时就表示奥运会之后中国会继续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方位的改革。

可以说，在奥运会之后，中国会面临更多方面和更大的改革压力。例如环保问题。当人们再次回到拥挤不堪的车流中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人们再次看不到蓝天白云，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时，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不仅仅是环保问题、城市建设和交通发展模式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改变对公民社会的负面看法

很显然，在很长时间里，当人们一方面追求发展的权利的时候，另一方面也在剥夺自己其他方面的权利。又如媒体的开放。奥运期间，相对开放的媒体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要求，而且也是中国媒体本身的需要。那么，奥运之后相对自由的媒体是否还会继续下去？这当然是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

如同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这不仅仅是最高领导层的意愿问题，而且也是执行部门的问题。很多事情尽管高层想做，但实际上到了官僚层面，很难实行下去。中国很多方面的改革动议都是在执行中莫名其妙地消逝得无影无踪的。

认为奥运会能够改变中国当然过于天真。但奥运会的确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一个极好契机。从前，一些国家成功举办奥运会后国家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进步。这并不是说所发生的变化是奥运会前后，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结果。变革的更重要的力量来自内部因素。外部压力只是让这些国家领导层意识到，如果内政不发生变化，国家就会有困难让其他国家接受。

同样在中国，奥运会也在产生巨大的内部压力。奥运会的举办本身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要求政治变革的阶段。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等举措早已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的开放和全球化又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奥运会又在此基础上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开放。

自愿组织和社会力量是这次奥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们，很难想象奥运会会办得这样成功。当然，这里社会力量扮演了非常正面的力量，是政府的帮手。这或许能有助于改变有关当局对社会力量或者公民社会的负面看法。

不管怎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经济的变革已经积累到了需要政治变革的时候了。去年十七大之后，中共党内有新一波思想解放的声音，可惜的是，这些声音很快就消失了。

奥运会的举办既表明中国面临怎样的外部压力，也显现内部日渐增加的压力。那么，奥运会所产生的压力能否再次复兴思想解放运动从而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8/26）

奥运会当告别中国百年悲情(郑永年)

奥运会尽管是个体育事件，但不可否认具有非体育的意义。无论在发达民主国家还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在东亚社会，日本和韩国的奥运会当时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巨变。因此，每当奥运会来临，人们总会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奥运会对举办国的非体育方面的意义。

如何认识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从中国申奥一开始，西方世界主流社会主要在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来讨论奥运会对中国的意义。在这个话语中，故事的主题是中国的百年雪耻。

中国自进入近代史以来，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列强欺负，而奥运会则表示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强国，站到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在一些西方人看来，百年雪耻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有深刻的意义。

如果“雪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报仇”和“复仇”的意味，那么延伸到中国的外交领域，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发展成为往日德国和日本式的民族主义。

实际上，西方谈论中国民族主义的威胁已经有很多年了。把民族主义和中国举办奥运会联系起来并不足为奇。对内，中国民族主义一直是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资源。也就是说， 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会强化中国现存权威主义政权。

因此就有西方媒体宣称，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表明一个权威主义新时代的来临。而这种新权威主义则是对西方民主的最大的威胁。


国家积弱时需要民族主义

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强调也并非无中生有。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本身的媒体也是这样来看待奥运会的。奥运会每每会强化举办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中国也不例外。百年奥梦终于实现，这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关方面当然也不想放过这次机会来强化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无可非议。

中国本身媒体多年来形成了“弘扬民族主义总不会错”的心态。这次对奥运会的解读也比里外。但问题是仅仅在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的话语中来解读奥运会并不确切。

相反，笔者认为，如果奥运会脱离不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那么奥运会也应当成为告别中国百年民族主义悲情的一个契机。

实际上中国举办这次奥运会过程中也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告别悲情的趋向。中国的体育迷和观众不仅为中国队而且也为外国队的优秀表演喝彩和鼓掌。

在奥运会前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不愉快，并且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不时想借用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政府。这招致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很多人表示不想看到这样的领导人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活动。但是，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最终决定来华参与奥运会时，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民都表现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开放态度，欢迎一切来中国参与奥运会的朋友。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人正在超越百年民族悲情，开始具有一个正常大国国民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对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国际舞台上担负大国责任具有深刻的意义。

中国人民受西方列强的欺负长达一个多世纪，民族主义悲情的产生不可避免。同样，也不能忽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民族主义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动力。

在国家积弱的时候，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精神，就很难想象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都起到了任何其他主义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很显然，民族主义精神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也体现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只不过民族主义在他们两者思想中具有不同的体现形式罢了。


民族主义使民族关系复杂化

但是也不可否认，世纪之久积累起来的民族悲情也经常产生很多负面的作用。顾名思义，民族悲情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一旦把所遇到的问题，尤其是来自外来的问题放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来审视，就经常会出现过分情绪化的情况。

这可以从很多年来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大众抗议运动中可以看出。前些年的反日情绪是一个例子。近年来，中日两国领导层为了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两国关系。但中国领导层的这些努力，总会遇到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抵制。（同样，日本方面也经常遇到来自右派的压力。）

在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很多中国民众对西方一些政治力量对中国的不公正做法也做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回应。民族主义式的回应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很多经济、商业、社会和政治问题统统被放到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中。很自然，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能解决问题，到最后还是要通过理性的方法加以解决。

国家弱小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人民所爆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如果还继续那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那么就很难让人理解。有人说，小国、弱国需要民族主义，但大国和强国并不需要民族主义，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大国，尤其是一个强大的大国，本来就容易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如果这个大的强国还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其他国家更对其感到不安了。

考虑到中国周边的情形，这一点更需要强调。和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有数十个，不仅都较中国小或者弱，而且和中国存在着各种历史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过于强烈，就会造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安全感。

其实，对内部来说也是这样。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尽管应当提倡各民族都能认同的国家意识，但不能过分提倡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只能使民族关系复杂化。要达到各民族间的和谐，就要求个方面能够有意识地淡化民族主义。

中国成功举行奥运会有可能使得中国摆脱百年民族主义悲情。只有摆脱了悲情，民族主义才能变得理性。当然，从百年悲情中摆脱出来并不是要忘记历史，而是要意识到，除了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很多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和保护国家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能否摆脱民族主义悲情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正常大国的重要标志。只有一个摆脱了民族主义悲情的大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理性的行为，并且履行大国责任。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8/19）

奥运会：谁不想改变中国？(郑永年)

随着奥运会的正式开幕，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和西方各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奥运会的纷争也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有新疆恐怖事件的发生，尽管有各种零星的抗议发生，但中国人要举办一场成功的奥运会的热情不减。

可以这样说，各种内外部的压力的增加，更增添了中国人要把奥运会办好的决心。有了这份决心，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意外”反而没有了意外感。

从一开始，除了热衷于体育的人们视奥运会为体育盛事外，很多人对于奥运会的关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次体育盛会，而是想着如何利用这次机会来改变中国。尽管人们并不想看到奥运会被政治化，但既然奥运会被政治化了，就应当坦然视之。在短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多次风波之后，中国主管当局终于认识到要以平常心来看待奥运会。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纷争当然不会因为奥运会而结束。奥运会只不过是一次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机会。没有了奥运会，他们也会寻找其他的机会。但无论是支持中国的力量还是反华力量，从一开始，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不想利用奥运会来促使中国的变化呢？

现在的情况好像是，西方力量想促使中国的变化，而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政府在阻止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很显然，如果只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压力而忽视中国内部求变的动力，就很难了解奥运会对中国的深刻意义。


中国最想用奥运改变本身

西方想借用奥运会促成中国的变化，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变成西方那样的一个国家，正如从前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变化那样。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举办奥运会前夕，西方有关国家也吵吵闹闹，对这些政府施加压力，而且奥运会之后这些国家的确发生了政治上的变革，这使得很多人相信这些国家的经历也可以同样发生在中国。因此一些政治力量尽力操作一切可能的议题、借用一些可能的场合不断向中国政治发难和施压。

中国的内外问题包括西藏新疆、政治异见者、人权、宗教自由、环境恶化、缅甸、非洲达尔富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一场奥运会可以彻底改变中国，可以给中国带来民主政治、多党制、人权、自由等等西方制度的标志。西方在奥运会上的话语开始时很多人还觉得新奇，但日子久了，人们也就习惯了。这就是中国人“平常心”的来源。既然不同声音不可避免，那么只能接受之。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按照西方一些政治力量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除了让中国当局感觉到一些压力，西方政治力量的作为很难说能够在任何程度上促成中国的政治变革。

如果认为只有西方力量希望奥运会能够促成中国的变革，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最希望利用奥运会促成变革的是中国本身。并且在这一点上，执政党、政府和人民，都具有相当的共识。

西方经常把奥运会放在中国百年雪耻的话语中来讨论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意义，把奥运会仅仅看作中国人施展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精神的机会，那是对中国的偏见所致。

中国人说“百年奥运”，把奥运会提高到非常神圣的高度。奥运会源于西方，尽管西方人也强调奥运精神，但很少像中国人那样把这个体育盛会看得如此神圣。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一些西方人开始破坏和阻碍奥运会火炬传递时，大多数中国人感到迷惑不解和愤恨。


将给中国留下非体育遗产

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把奥运会看得如此神圣，从申请奥运会开始，很多人就希望奥运会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变。正如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是为了和世界接轨，通过接轨来改变自身那样，中国举办奥运会也是为了给国家的变化注入莫大的动力。

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包括媒体自由在内的各项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兑现中国对国际奥委会的承诺，但同时也是符合中国本身求变的愿望。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些政策方面的进步远远不能满足西方过高的期待。西方各方面开始全面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引起了中国有关方面的反弹。

因为西方力量努力促成奥运会的政治化，中国有关方面就开始限制中国内部有关奥运会的非体育方面的意义的民间讨论，从而至少在内部限制奥运会的政治化。但尽管有各方面的限制，中国媒体还是在用各种形式讨论奥运会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

很多媒体都聚焦在奥运会如何在生活层面改变着中国，包括如何文明地行为。这些讨论并非没有意义，因为人的行为是最难改变的。如果奥运会能够改变个人行为，那么离改变中国的制度行为也不远了。

对本身媒体的管制也并不妨碍中国政府继续兑现其承诺。最近中国方面专门划出几个公园作为奥运会期间人们表达不满的场所。尽管有人把此解读成为权宜之计，但也有传媒希望中国的民主从这里开始。很显然，有关方面作此决策至少表明其已经意识到不同的意见和利益需要具体的表达路径。

客观地说，中国和西方的争论并不在于中国变还是不变，因为有奥运会还是没有奥运会，中国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之所在在于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发展，而非西方的一厢情愿。的确，当初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奥运会发生了政治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西方施加了莫大的压力，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举办奥运会之时其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因此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

没有内部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些国家的政治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西方的压力在很多场合只是表象而已。西方国家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动用强力甚至武力，但并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内部的动力远较外部压力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说，中国政府愿意利用奥运会促成政治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环保政策、媒体自由和设立抗议场所等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奥运会，更重要的是为了国内发展的需要。这些政策因为奥运会而设立表明奥运会是个契机。

和国际社会的期望一样，普通中国人也希望这些政策不仅能够在奥运会后延续下去，而且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奥运会不仅仅是一次体育盛会，而且也能给中国留下很多非体育的遗产。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8/12）

中共党内民主与党政关系(郑永年)

近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这个文件的出台表明中共的反腐有了一个新开端，也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来反对和遏制腐败。

很长时间以来，中共的反腐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党政官员的腐败也从来没有因为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而有所减弱。从制度层面反腐的呼声早就存在，有关方面也曾经试验各种制度方法来反腐和防腐败，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

不过，这次出台的各种制度措施都比以往的更具综合性和系统性。

中共的反腐败实际上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防止党的各级领导层的腐败，尤其是第一把手的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一个最大政治关切，原因很简单，因为腐败会亡党亡国。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重中之重就是如何防止党领导层的权力腐败。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力量，而内部也缺乏分权、参与和制约机制，因此在一些地方，一党执政往往演变成一人执政。

党的各级领导人经常居于全体党员之上。而党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等则变成徒有虚名。一人执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腐败，权力的腐败又进一步导致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的腐败。

这次出台的《工作规划》的重点之一显然是要通过党内民主来解决党的领导层的权力腐败问题。规划强调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去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党内民主，而《工作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配合十七大，对党内民主的内容进行制度细化，只不过是《工作规划》把党内民主放到了反腐和防腐的话语体系中了。


须处理党政两套平行制度

但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却绝对不能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党政关系。党政关系是中国基本国家制度的主轴之一。党政关系历来困扰着中共领导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普遍现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党政关系的改革定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主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党政分工”和“党政分开”等不同的提法，有关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很有成效的改革和试验。天安门事件以后，领导层不再提党政关系的改革，但并不是说，这方面没有任何改革

从中央高层到企事业单位，党政关系实际上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但不管有怎样的变化，党还是居于政府之上。很多年来，中共一直强调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但实际上是从革命党向行政党的转型。究其实质来说，党是第一级政府，各级人民政府是第二级政府。

《工作规划》所展示的改革，如果能够实行，的确是党内民主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必然影响到党政关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建制的扩大和党的功能的加强经常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削弱和功能的弱化。中共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党政两套平行的制度体系及其领导班子关系问题。

从理想层面来说，党政应当分野，党管政治，政府管行政。政党应当履行政治责任，而政府的焦点则是行政效率问题。就是说，党权应当是政治权，不是行政权。一旦当党权演变或者扩展成为行政权的时候，党就演变成为直接行政组织。

如果党只管政治，管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不涉及到政策的执行，那么作为政策执行机构的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但一旦当党权演变为行政权，那么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辅助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诸多负面效果，包括政党政治功能的衰落、行政成本的增加、行政效率低下和党政冲突增加等。

党政两套机构之间的冲突经常体现成为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而两套班子之间的冲突又会体现成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冲突。在同一级，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两者之间的冲突没有任何协调机制。因为两者都是上级任命的，只有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才能加以协调。

同时，上级各方面也不见得能够对下一级人事达成共识，很多人事纠纷往往会上升到中央。这是中国无穷人事纠纷的制度根源。

经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反映到人事制度层面。可以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党政两者之间的冲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甚。

从现实层面来说，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以党领政不可避免。但以党领政不是以党代政。领政是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和监督，而不是代替政府形式(行使)行政。如果说党内民主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关系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社会的参与和监督必不可少

如何改革党政关系？这里实际上至少要涉及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党机构本身的改革，二是党和政府的关系。

党的机构要改革。到目前为止，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甚至是农村的村一级和街道，党和行政是两个并行和重合的机构。在农村，甚至在村民委员会不再属于一级政府的情况下，党的机构仍然保持强势状态。

党的机构改革尽管从来就没有提出来过，但这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政府机构方面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就到县一级，党方面能否可以仿效？党的机构是否必须和政府机构并行？在地方，党的很多功能能否让渡给政府行使，因为越到地方，各方面的事务就越体现为经济和社会性，政治性相应减低。

党政关系方面，笔者一直认为，党要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干预和参与政治。共产党不是西方制度下的议会党，因为它居绝对的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产生政府、监督政府和实行政府的轮替交接。

避开西方不谈，中共也可以从其他一些政党吸取经验。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通过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入党，再参选送入议会来执政的。共产党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途径，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选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执政。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不仅能够理顺党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党内民主很重要，但不能替代社会民主。

党内民主是党的自我监督机制，尽管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要真正有效反对和预防腐败，还必须有社会的参与和监督。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是要通过实现党内民主来引领人民民主。通过参与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执政，这不仅是改革党政关系的关键，也是同时实现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制度路径，更是中国反腐和防腐的基本制度路径。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8/5）

 

See also:

• 反腐五年规划与政改路线图（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