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进行人本主义教育运动(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近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在论及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时指出，“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胡对党政干部的严厉批评既表明领导层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也表明接下来中共要下大决心来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

作为执政党，中共所面临的远远不仅于此，其他种种问题，如变本加厉的党内腐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每况愈下的社会分化等等，都足以对执政党构成严峻的挑战。

一些重大问题已不是新问题。像腐败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层已发动多次反腐败运动，但情况并没好转。至于食品安全、群体性事件等问题。很多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早期都经历过此阶段。关键是如何应付这些挑战。如果能够直面问题，寻找有效解决方法，那么就能够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迅速转型。但如果忽视问题，任由其发展下去，就不仅会转化成为政治危机，而且也会导致社会的解体。
　　

意识形态的转型　　

在任何社会，国家的转型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组织和意识形态。组织方面，中国要从一个非规制型国家转型成为规制型国家。这方面，本栏已多次论述过。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

无论是管治党政官员还是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意识形态一旦被内化成为行为规范就会起到自我规制和自我约束的作用。没有自我规制和约束，任何外在的制度制约都不能发生有效的作用。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作为自私的人都可以找到制度缺陷，牺牲公众利益，谋取私利。即使在规制发达的西方国家也频频发生因为追求私利而导致的各类危机的原因。

再者，意识形态也可以造成有效的社会环境约束。意识形态赋予社会成员有效的准则来判断干部官员的行为。有了这种准则，社会就可以在抵制和抗议党政干部的不正当的行为的同时为规制者提供信息。

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发生作用的。在毛泽东之后，多数人都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负面的东西。这是对毛泽东时代过分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一种反动。但出问题的并非意识形态本身，而是意识形态的内容。

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结果造成了社会的对立和动荡。在邓小平时代一直到本世纪初，尽管中共很少讲意识形态，实际上经济GDP主义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党政官员的潜意识。这段时期，中共不时进行不同形式的政治教育运动，但都局限于党内本身，并且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人本主义并未落实到地方　　

中共十六大也就是胡温执政之后，中共为人本主义正名，努力推动中国走上人本社会主义道路。对执政党来说，人本主义的要求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时人本主义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就是说包括经济社会在内的各方面都要以人为本，发展的目标是人。人本主义也体现在后来所总结的“科学发展观”，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也是人。

从提出人本主义到现在已经多年过去了，尽管高层想方设法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各种政策中，但到了地方就无影无踪了。虽然中国大地“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概念满天飞，但都是官样文章，哄骗中央和百姓。在党政官员中间，很少有人能够把人本主义内化为人的行为准则，更不用说是体现在地方政策和官员的个人行为中去。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任何社会的主体都是人。任何体制要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把人当成主体。金钱主义，以钱为本和市场万能主义都足以对一个社会的政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西方也强调道德教育　　

在经过了市场经济熏陶后，中国人现在知道了利益的重要性，也知道利益制约利益的作用。但显然以一种利益制约另一种利益并没有见效。利益之间的制约或许会导致公共利益(public goods)，但也有可能导致公害(public bads)，就是说一个更比一个坏。因此，被今天的人们誉为自由主义祖师的亚当斯密一方面强调"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作用，但同时更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实际上，西方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自由，但其各种道德教育也无处不在。

在制约市场经济或者资本的权力方面，人本主义是西方克服早期资本主义缺陷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人本主义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转型，并且成为欧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人本主义传统深厚。较之那些人本主义较浅的资本主义国家，北欧国家的人本社会主义表现更为典型，政府更加清廉，社会更加稳定。
　　

中国还未有人本主义教育　　

中国目前以钱为本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存亡问题，更是社会的存亡问题。如同西方社会，中国也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自近代以来，因为革命和战争等多种因素，传统人本主义荡然无存，西方的人本主义又没有学过来。在五四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中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运动，有反传统教育，有革命教育，有阶级斗争教育，有愚弄人民的个人崇拜教育，也有多次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但就是没有人本主义教育。

就是因为没有人本教育，中国党政官员那里很少有人的权利概念。在他们决策的时候，在他们的各种行为上，根本就不会想到公民的各种权利，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等。没有人本概念，再加上中国的各种制度因素，党政官员自然形成了以钱为本和以权为本的概念。在没有人本概念的情况下，对钱和权的追求，必然导致对人民权利的，漠视甚至侵犯。同样，当公民开始追求权利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需求来看，中国非常有必要开展一场持久的和大规模的全国性人本教育运动。没有这样一场教育运动作配合，其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很难成功。人本意识就是权利意识，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去损害他人的权利。这是人的自觉。实际上，这也是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期望，也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事业。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30）

中国如何跳出自我击败的治理模式 (郑永年)

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与河北的三鹿奶粉事件，很快把人们从奥运会的欢乐中叫醒过来。尽管这些年来，类似的事情频繁发生，但很多人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像奥运会那样重大国际事情的大国，不能整治这样那样的恶性事件并有效控制它们的发生呢。

奥运会尽管是个体育盛事，但这个体育事情的组织则是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到党政机构、各级政府和官僚机构，而且也涉及到整个社会。奥运会的成功不仅检验了中国的组织者尤其是最高领导层对现存组织的整合能力，更是检验了其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奥运会会办得如此出色。

但是非常荒唐的是，正是这样一个能够集中各种力量干大事情的政治体制，就是整治不了山西频繁发生的人为灾难，预防不了也同样频繁发生的诸如三鹿毒奶粉那样的食品安全问题。

尽管每次事件发生后，民众的怨恨总会洒向政府官员，也总会有不同层级的官员需要承担责任，但官员的频繁更换并没有使得情况有任何好转，更不说是解决问题了。相反地在一些情况下，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就要求人们从更深层次来看问题。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甚至政治模式中所包含的诸多自我击败因素。


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

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上，差不多所有自我击败的因素都可以和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连接起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一体化有几种呈现方式：

第一，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

第二，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

第三，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则是在背后操作。

第四，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会促使政治自我击败。

这些年来，尽管中央政府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但要转换已经高度内化了的GDP主义谈何容易。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还是最重要的。

政府要的是经济成绩，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官员政绩有好处，对地方官员的经济利益也有好处。只要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作出贡献，政府对企业的不义行为也就加以认可。企业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

如果是涉及到政府个别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关系，情况就会更加复杂。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企业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但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他们选择的总是金钱而置国家的法律和人民的生命与不顾。

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能瞒就瞒，直到不能瞒或者瞒不住为止的行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这次三鹿奶粉来说，3月中旬就已经知道消费者投诉，8月初就已内部得出结论，但9月份面对媒体却仍然矢口否认，声称“仍无证据表明婴儿患病与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联系”，而且居然还强调“三鹿奶粉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排除竞争对手栽赃”等。

等到问题完全曝光之后，所有相关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同样出来为自己辩护，把责任全部推到奶农身上。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个个都是受害者。


官员因频发的工业事故栽跟头

这次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也可以说是层层利益保护下的人为产物。四年前，安徽阜阳发生了“大头娃娃”事件。之后，有关媒体公布了阜阳市多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其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

但是没有部门和官员去关心这件事情，对质量和安全进行把关。倒是各个方面协助三鹿拼命公关，最终使得三鹿从“黑名单”中撤下来。原因再也简单不过了，因为对质量和安全把关无利益可图，而帮企业攻关则就不一样了。

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三鹿奶粉的纽西兰合作伙伴早就发现问题，并要求中方采取行动，但遭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拒绝。中国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草菅人命的行为方式不得不令人惊讶万分。

山西的各种人为的灾难也是这样。这些年，山西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灾难，死了多少讨生活的人们。中央有关部门也不是没有整治山西的决心，向山西派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

在山西，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不同层级的官员因为这频发的工业事故中栽了跟头。但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是使得企业主和政府官员前仆后继地冒险。

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自废武功”，也就是自我击败。很多年来，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规制型政府。就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来说，规制型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从经济领域撤出来。

在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规制只能是左手规制右手，也就是说规制只能是自欺欺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今年3月全国人大之后，中国开始了“大部制”的改革，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建设规制型政府。但从实际行为来看，很多现象是和规制型政府背道而驰。立法部门做一套，行政部门又有自己的一套，互不从属；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情况越来越严重，并且中国的企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规制谁呢？


情况没因问责制而得到改变

除了政府和企业的不分，规制型政府建设的困难也来自于规制和现实需要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规制制定者或者立法者这些年出台了非常多的规制和立法，但似乎没有一个规制或者立法可以实施的下去的。

当然规制者和立法者可以把责任推给既得利益或者地方保护主义。但这显然过于简单。如果一个规制或者立法真正为社会所需要，那么就应当执行得下去的。中国的规制或者立法，要不没有，要不就是过于理想。例如近年来的有关环保和劳动法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

很显然，如果一个意在保护劳工权利的法律连劳工都不想接受的时候，就要应该反思这个法律了。规制和法律并不是越理想越好，而是要根据现实性。只有具备了现实性，才能够有实施的可能。

这些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了。但现在看来这个制度也是治标不治本。官员来来往往，但地方利益是永久的。在不改革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光是问责是远远不够的。

山西的情况就是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各级政府欺上瞒下的情况没有因为问责制而得到改变。问责制只是一种事后追求责任的办法，但要预防事情的发生就需要从改变基本制度入手。

如何改革基本制度？这里要回到奥运会的成功。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是奥运会成功的主要因素。中国改革所产生的困难就在于改革者总是担心社会力量的兴起，不敢真正赋权于社会，包括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会儿分权，一会儿集权，但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的政府间流动。

在社会力量被排挤在政治过程之外时，众人就仅仅是被政府和企业管治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把社会力量排挤在政治之外的组织是没有任何向社会负责的内在机制的。即使产生了负责的机制，这个机制也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没有实质性意义。

记得孙中山先生把政治定义为“众人之事”。这里的众人不仅仅是被管制的对象，更是政治的参与者。只有当众人成为政治过程有机部分的时候，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跳出自我击败的现象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24）

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及其走势（李君如）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

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远的且不说，去年召开的十七大就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它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同志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和做法，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场被人们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许多朋友也许不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1）参加国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2）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3）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4）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是在中共中央1989年的文件中，就已经规定了的。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是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七大报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应该讲，中国民主政治的这八个方面特点还在发展中，不能说都搞得很好了，但是，这八个方面或者说至少这八个方面，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和重要特点，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那些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仅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而且陷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因为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观察做了什么，还要从这些已经做的事实中，深入地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作为中国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希望大家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以上是我这几年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体会。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相反，我倒是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但是，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向人家学习，也不妄自菲薄；既积极推进，也不盲目发展、急于求成。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能够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京报网》（2008年9月8日）
http://www.beijingdaily.com.cn/gdjc/200809/t20080908_481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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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相关链接

人民网李君如专栏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55946/index.html

 

后奥运会中国的政治改革(郑永年)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奥运会在发达国家的举办和在发展中国家举办，人们的政治期待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在发达国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发展的意义，包括交通、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但如果奥运会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除了这些平常的关注外，还特别附加着政治期待，例如政治开放、透明和民主化。这一点从前是这样，以后还会这样。

很难想象，像奥运会这样一次国际盛会就能立即促使中国这个巨型国家发生激进的政治变化和民主化。但另一方面，也很难想象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认为的奥运会的成功反而会强化中国政治的权威主义性质。

奥运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举办促成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包括中国的两个邻居，即日本和韩国。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在这一点上中国也不会例外。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而逃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

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民主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还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如何进行一场平稳的民主化就是中国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政治改革攻坚战。


2008是中国市民社会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会增加得很快。在经济上和国际社会接轨之后，中国也必须考虑政治的接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国家，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

但另一方面，很显然，中国政治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先进发达的民主国家来说还是“异类”，他们对这个“异类”和其所包含的所谓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担忧。中国目前所有的各种政治话语，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社会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存的体制是可以和其他各种体制和平共存的。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但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内部各方面都似乎一直在凸现中国和其他体制的不同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在继续加深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猜疑。

当然，中国领导层对这样一个事实不是没有意识到。前些年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就提出过要改变执政党的名称。不过，这样做显然没有现实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真正动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就是说，改革是为了回应内部而非外部的压力。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表明中国政治已经到了变革的时期。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同时进行。这构成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巨大动力。尽管中国经济体制还有待深入，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融合进国际经济秩序。

一个开放的经济为开放的社会奠定了基础。现代中国社会远较很多民主国家开放。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被低估。但2008年令人叹为观止。很多人已经注意到，2008年可以称为中国市民社会年。在四川地震期间，诞生了成千上万个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而奥运会期间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催生了无数志愿组织。

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这些组织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表明中国社会力量在很快成熟并且能够在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坚力量。毋庸置疑，社会力量的崛起和中国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很难有出现大量的志愿者。


民主互动离不开法律基础

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必然具有政治意义。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促成政治过程的开放。实际上，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现在的政治过程已经相当开放。执政党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调整执政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各社会阶层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政治参与，包括新兴私营企业家阶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很不均衡，弱势社会群体的参与包括农民工仍然微弱。

社会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关乎于公民权利，更关乎于政权的重建。通过基于法律之上的透明化的政治参与来重新改造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政权的基层尤其如此。

这些年来基层政权呈现出黑社会化的趋势。这和政权权力总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流动，而没有赋权给社会（包括媒体）有关。如果基层政权的这个趋势不能阻止，整个政权就会失去基础。而赋权社会的政治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社会民主既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途径，也是政权重构的途径。

同样重要的是党内民主速度需要加快。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党内权力滥用，也是为了党员的政治参与权利。民主的基本意义就是竞争，通过竞争来选拔优秀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党内竞争不可避免。

这些年里，中共在不同层级进行党内民主的试验，但如何规制党内民主，进行有序竞争仍然是个大问题。制度建设得好，党内竞争有助于党内团结；但如果建设得不好，就会增加党内冲突。

但无论是社会民主还是党内竞争都需要以宪政民主为依托，也就是法治。宪政是一个国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无论是执政党与社会力量的互动，还是各种社会力量间的互动或者党内不同成员间的互动都须要以法律为基础。

上述所有这些方面的民主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国试验着。就是说，有无奥运会，中国政治都会发生变化。毕竟，经过了过去30来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也应当直面民主化的问题了，并且从国际经验看，直面这个问题要比回避这个问题要有效得多。但奥运会的确可以从多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变革。

奥运会表明中国现存体制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只要领导层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意志，就可以动员和集中资源，绕过各种既得利益，促成一个事业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事业，那么人们就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个事业也能成功。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16）

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国际新定位(郑永年)

有人指出，奥运会的巨大成功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奉行的韬光养晦时代的结束。即使中国主观上想继续韬光养晦也很难了，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了的国家，而且也是因为国际社会从今以后对中国有了不同的期待，那就是要求中国承担一个大国所应当承担的更大的国际责任。

邓小平开启的韬光养晦政策，注重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发展，并且对外追求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内部发展服务。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人们今天所谈论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取得的。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巨变。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内部发展具有了很大的外部性，就是说中国内部向什么方向发展及其如何发展，都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实际上，近年来，西方国家所流传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性论”就是这种外在性的反映。

第二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不仅来自西方阵营，而且也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两大阵营对中国的要求不尽一致。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如核扩散、缅甸、朝鲜和非洲达尔富尔问题上负起责任。但在西方的“中国责任”概念里，更重要的是包含着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尤其是民主化的内容。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责任一部分是希望中国承担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帮助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也希望中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极端者希望中国能够“当头”来对抗西方，温和者则希望中国发展出和西方不同的国际关系模式。


中国在行为上应有所作为

的确，奥运会的成功已经造就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大国概念，奥运会后对中国的更高的期待也不可避免。但这是否表明中国要放弃从前的韬光养晦政策呢？实际上，即使在奥运会之前，中国国内这些年也有争论，提出是否要放弃邓小平的这一政策的问题。争论的发生表明已经有人提出要改变这个政策。这种争论不可避免，因为任何政策必须随着变化了的现实作出调整或者改变。

不过，笔者认为，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不仅在新时代继续有效，而且应当成为中国永恒的国际关系原则。人们应当所做的就是对这一概念作新的解读，赋予新的政策含义。邓小平的政策有两层，即“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从前中国内部发展不够，没有能力来有所作为。现在有了能力，那么在行为层面也必须有所作为。上面提到了内部变化的外在性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很显然，无论是应付内部发展的外部性还是承担国际责任，都需要通过“有所作为”来达成。

在内政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内部改革尽管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内部改革必然具有外部意义。内部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改革尽管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回应，但主要是为了回应国内的政治发展需要。（奥运会之后中国为什么需要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当另文论述。）就是说，政治改革可以同时回应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确定性的疑虑主要来自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不明确。西方世界所谓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异类”性，尽管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味道，但的确可以对中国的外部事务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西方，一些人不承认中国是个大国，另外一些人承认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接受。这和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认识有关。因此，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种压力会持续下去，并且也会变得更大。对中国来说，尽管政治改革并不是说政治制度的西方化，但必须说清楚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发展，为什么说中国的制度可以和西方的制度和谐共存。

在履行更大国际责任方面呢？在邓小平那里，韬光养晦意味着“永不当头”。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时，中国并不具备“当头”的能力。但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来这样做。

所以，今天提“韬光养晦”显得更具实际意义。不“当头”意味着不挑战西方，不和西方争霸权，不领头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来和西方抗衡，不欺负较中国弱小的国家。

中国一直在提倡建立新国际秩序。那么这个国际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无论对西方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要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在履行责任的同时如何避免霸权行为呢？中国自己反对美国霸权，所有国家也不想看到一个霸权替代另外个霸权。再者，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所谓的“金砖四国”的崛起，这个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性。那么，多极权力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权力极里充当地区霸权呢？

类似的问题一直可以提问下去。很自然，韬光养晦的概念可以帮助中国反省自己的国际行为，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的“称霸”冲动。


国际需要有能力实现和谐的中国

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国与国之间、不同权力极之间充满着冲突。面临这样的冲突，很多国家不得不在冲突双方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时代，中国也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今天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有能力拒绝作这样的选择。这次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上，中国就拒绝了做这样的选择。

中国作此选择并不是因为像一些人所说的两难境地，也不是因为中国对俄罗斯和西方各自的利益相关性的计算，而是中国因为崛起有了独立的行为能力。中国的行为既和中国所提倡的和谐世界目标一致，也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一些贡献。

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往往和这个国家的各方面能力相关。奥运成功举行，中国向世界传达出了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信息。但是从各方面看，没有任何理由说奥运会的成功正在促使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

中国的确需要思考奥运会之后的国际定位问题，但对定位问题的思考的核心应当是如何在新时代继续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一政策应当是中国不称霸，实现和谐世界的基础。国际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实现和谐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有了能力就会去重复从前的霸权所走过的老路的中国。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09）

奥运会寻回中华文明的自信(郑永年)

不管是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或是奥运会期间中国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都从不同层面和角度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经历了世纪之久的文明悲观论之后，中国人再次寻回了文明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较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文明自信对中国今后的内政外交都会有更为持续的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力。

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的中心观点只有一句话，西方式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终的政治制度形式，其他制度形式终将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福山似乎预见了随之而来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当然，正是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使得福山的观点名噪一时。

但不久，1993年，另一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更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和福山相反，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利，而是文明冲突的开始。

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的冲突。他因此预测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会结合在一起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亨廷顿的眼中，前者代表民主，而后者代表非民主。

然而，历史的发展既没有证实福山的乐观论，也没有证实亨廷顿的悲观论。尽管西方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在福山著作出版之后达到了高潮，但民主显然没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形式。

不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产生的民主有回潮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原来是民主的国家面临各种困难，社会出现乱象。也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民主模式正在受到新型政治模式的挑战。


中国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历史只向西方民主开放。另一方面，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的确发生了，并且在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变本加厉，但中国既没有和伊斯兰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冲突。

实际上，正是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声浪中，中国的文明有了巨大的转型，而中国人也逐渐恢复了对自己文明的自信。自从清朝衰落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越来越没有自信，造成文明自卑。

从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到1989年的电视剧《河殇》，都典型地表现出这种不自信。相反，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自信来自反文明，就是批判和反对自己的文明，相信只有去除了原有的文明，中国才会发展出新的文明来。在很大程度上说，文明悲观论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

这样的思维也反映在实际政治操作中。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运动和革命都是和反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经过世纪之久的反文化运动和革命之后，很多人相信中国文明或者文化已经在本土迅速消失。

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曾经认为，原来处于儒家边缘地带的地区如韩国、台湾和香港等等已经变成了中心地带，而原来的儒家中心地带中国则成了边缘地带。

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明的每一次复兴都和开放政策紧密相关。就是说，新类型的文明是和外来文明冲突和融合中发展出来的。

同样，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在全面开放政策环境下，中国世俗文明再次显现其优点来。世俗文明包容一切，各种不同的文明因素纷纷走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并且正在得到有机的整合。

尽管外来文明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本土文明，在很多方面，中国传统正在急剧地消逝，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正发展着新的文明因素。


文明自信须配合政治自信

奥运会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但是一次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一些朝代的统治者（例如明朝和清朝）就开始实行封闭政策。尽管这样那样的封闭政策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利益，但牺牲的则是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当文明发展不可持续的时候，最终还是要牺牲统治者的自身利益的。

在经验层面，近代以来很多中国人与其说是对文明的不自信，还不如说是对政治的不自信。很多人是由政治上的不自信最终转变成为对文明的不自信。正因为这样，中国知识群体对政治的批评总是通过对文明的批评表现出来的。这一点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河殇》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当人们看到奥运会所体现出来的文明自信的同时，也体会到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不自信。在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所批评的一些事情及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政治上具有足够的自信，那么这样的事情可以减少。

当然，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上的不自信不仅表现在奥运会期间的这些事情上，更表现在日常政治生活里的各个方面。

如果政治上的自信不能达成，文明的复兴和新文明的形成就会困难重重。如果因为政治上的不自信而实行这样那样的控制政策，那么文明不但不能复兴，而且还会衰落。很显然，确立政治上的自信乃是中国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要务。

如何确立政治自信？简单地说，政治自信要通过政治改革而达成。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今天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和开放分不开。原因很简单，只有开放，才会有碰撞，才会有竞争，才会产生发展和转型的动力。

同样，政治改革要成功也离不开开放，向新的思想的开放，向新的利益群体的开放，向新的体制的开放。只有在一种开放的政治体制下，中国才能确立政治上的自信。

同时，政治自信的确立必然大力并且有效促进文明的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当那个时候，中国就不只是把自己辉煌的传统拿给人家看，而是贡献给人类一个面向未来的新型文明。也只有到那个时候，人们才可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