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 (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崛起于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对当时存在的两种局面的反动。第一，是对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反动。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普遍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在经济学说上则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第二，也更重要，是对当时苏联版本社会主义的反动。现代新自由主义先驱人物海耶克当时发表的《通向奴役之路》很形象地展示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国家权力尤其是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人类通向奴役的道路。如何应对强大的政治权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得核心课题。

正如另外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所强调的，人们的政治自由必须由经济自由加以保证，或者说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


创造了奇迹也演变成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经济政策的哲学基础。表现在实际政策上就是私有化和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经济的监管。

尽管英美两国的经济改革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两国之内并没有多少影响，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尤其在英国。因为有民主制度的存在，撒切尔很难收回和取消人们已经得到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真正有效的第一个实验场并不在西方本身，而是在拉丁美洲，即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皮诺切特用专制权利压制人民各方面的权利，为资本创造了民主社会不可能存在的有利条件。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因为赋予资本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既为智利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分化和动荡播下了种子。

里根和撒切尔之后，新自由主义哲学仍然有很大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刺激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经济自由，没有资本的推动，任何国家的经济很难得到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资本是其背后最为强大的物质经济支持力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巨大，新自由主义也很快在金融经济中找到了最有利于施展自身力量的场所。

很多年来，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权势人物如美国联署局的格林斯潘有效地减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府规制。没有任何有效规制的资本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在很短时期里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少时间，终究演变成为今天的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


中国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尽管中国经济学界内部有不少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

中国的学者和一些决策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对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反动。当经济发展取代了阶级斗争哲学的时候，如何驱动经济发展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关切。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也就显现出来。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资本，经济发展没有动力。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予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

从理论上说，中国向外开放的时期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时候。无论是出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还是在西方留学的学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把新思想带到了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如同在其他任何社会，中国也不乏原教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信徒。

新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政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强调市场和资本的政策都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因为如上所说，要发展，就需要市场和资本。

中国的一些政策之所以具有新自由主义性质，是因为这些政策具有一些特殊的特征。特征之一为：效率就是一切。达到效率具有很多途径，但在新自由主义那里，资本至高无上，资本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手段。

特征之二就是动用政权的力量来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各方面的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就是忽视普通人民的权利。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影响政府政策。最先表现为一些意在进行激进改革的企图，例如价格闯关。价格闯关立刻导致了很多负面的社会难以消化的后果，例如物价上涨。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那场政治危机。

但是整个90年代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占了主导地位。邓小平南巡之后进行了激进分权，在内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外部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完全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别开来。


把财富送入少数人之手

然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原来设计得好好的“抓大放小”战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就演变成为恶性私有化，主要表现在地方各级官员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是企业工人的权力的被任意剥夺。

在外部关系上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国作了过分重大的让步。要意识到的是，负面的结果是让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而非政府本身。

不管怎么说，在所有那些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政策中，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力量则被排挤出决策过程之外。

对新自由主义必须进行客观的评价。在早期，中国的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去过份强调新自由主义经济精神。如果没有资本的冲击，很难想象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会如何才能被转型。

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了具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也把这些财富送入了少数人之手。新自由主义使得人们在得到一些权利的时候，也加速了其他方面的权利的损失。不计一切代价的经济发展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时代，但环境、安全、道德等等人来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被破坏甚至被摧毁。

资本很重要，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市场经济更是人类追求财富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如果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毫无节制，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那么就会产生极端的腐败。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被普遍视为是反民主的。资本（尤其是全球性资本）影响所有人，但资本的所有决策不受制约，既不受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制约，更不受人民的直接制约。


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再度抬头

人们也观察到，在非民主国家，新自由主义是阻碍民主发生和发展的，因为资本需要的是政治权威所提供的秩序和稳定。

新自由主义导致金融领域的大危机。在西方，资本的权力正在得到节制，各国政府正想方设法通过规制资本而抢救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不可避免地得到体现和发展。这并不使人惊奇，因为社会主义的产生本来就是回应极端资本所带来的弊端的。

同样，在中国，如果变相的新自由主义得不到纠正，那么就会演变成一场无颜色的革命。因为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往往结合在一起，社会力量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参与和影响重大决策，这使得纠正资本的弊端更加困难。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力图纠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至上的局面，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无疑是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决策。但是，要把这个政策理念体现在各种政策中去，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来规制资本和政治权力，达到社会、政治和资本的均衡和谐状态，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0/28）

亚欧峰会检验中国领导能力 (郑永年)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亚欧峰会就要在中国举行。尽管中国仅仅是个主办国，但外界对这次峰会已经给与格外的注意和格外的期待。原因很简单，由美国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很快把中国推至世界舞台的中心。人们注意到，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会如何行动是西方各国必谈的话题，无形中外界对中国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解救全球金融危机也必然成为这次亚欧峰会的主要议程。无论对中国本身，对亚欧两大洲，还是对全球经济，这次亚欧会议要从多个层面和角度检验中国。

几乎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统统卷入这次金融危机。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层都在全力抢救各自的金融制度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体系，但似乎是力不从心。因此西方国家纷纷转向新新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他们以各种方式或促使或劝说或求情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所想象和要求的作用。

中国内部也有一些力量自我膨胀起来，相信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有人甚至喊出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的口号。一些人的确相信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标志，中国必然取而代之。


为自身利益必须卷入世界事务

但无论是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中国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认知都不切实际。国际社会谈论中国的崛起已经多年，中国经济也的确持续发展，在很多方面在快速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但中国的领导层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多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始终“韬光养晦”，保持低调。在很大程度上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美国一样，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不愿意的大国(reluctant power)。就是说，尽管外界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国，但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成为这样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大国。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一战之前，美国奉行的是孤立主义政策，从自己的利益着想，不想过多地卷入世界事务，更不想在世界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今天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自己和世界经济体高度整合，世界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对中国产生莫大的影响。为了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卷入世界事务。

中国的“不愿意”主要由中国的内外环境决定。从内部环境来说，中国没有足够的实际能力在全球扮演一个像当年美国那样的角色。尽管有高速经济发展，但国内问题严峻。中国这次还没有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不是因为中国有比西方更好的监管机制，而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资本还没有发达起来。实际上，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对实体经济还是对金融经济，中国各方面的监管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套成型的监管制度。没有一整套有效的监管机制，国内稳定的经济秩序就很难得到保障，更不用是扮演全球领导角色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所面临的外在制约。中国即使有能力，但能力在西方的运用受方方面面的制约。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西方承认中国是利益相关者，一直要求中国负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另一方面则时时刻刻提防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一直想着如何来制约中国。

这里面除了国家间竞争权力的一般因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原因，那就是中国所具有的不同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世界各列强当时能够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和美国具有和他们同样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这一事实分不开。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中国具有足够的物质能力来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来自西方的阻力也是难以克服的。

西方的这种态度也表现在这次金融危机上。大家都希望中国作贡献，但他们看中的是中国人口袋里面的钱，要中国掏出钱来解救他们的危机。但如果中国人要用自己的钱来收购他们的企业或者银行，那是绝对不容许的。钱当然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但一旦当钱和中国人及其国家联系起来时，就具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


中国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

西方资本和政治对中国的这种态度应当引起中国的注意。中国如何面对金融危机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中国在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角色，就受制于西方的这种互相矛盾的中国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的“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政策取向具有相当的理性。金融危机会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尽管中国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受到深刻的影响，但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互相依赖，中国不可能不受影响。中国应当对潜在的影响有足够的估计，也应当准备好应付潜在的危机的影响。

中国会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内部影响？这是对中国的一个考验，包括领导层的危机应对能力和国家的实际经济能力。

同时，中国避免不了、也不可避免和西方的合作。总理温家宝在美国访问时就已经表示要与国际社会合作来化解这场危机。中国如果过分自私，自己也会成为受害者。

中国关注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这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因为一旦中国自己不稳定，就会对外在金融界发生很大的冲击。但在这个层面的合作似乎还不够。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关起门来，对西方各国的危机视而不见。因为和西方经济的互相依赖，中国和西方的合作有其客观的需要。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中国应当拒绝的是要求中国光从钱包里掏钱的无理做法，而欢迎那些有助于在制度层面促进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名副其实的角色的建议和措施。

同时，中国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区域关注重点。正如在战略领域，现在的经济世界也是多极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扮演全球经济领导角色。无论从哪个角色来看，中国都应当把重点放在亚洲。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合作度过了九七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合作得好，也同样能够应付这场危机。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国家的利益。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说，中国如果要想扮演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领导角色，中国应当和国际社会就这次危机之后如何重建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展开理性的对话。中国也具备了相当的能力来支持这个新秩序的建设。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重建世界金融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中国再次被排除在经济秩序重建之外，未来的中国就要继续处于被领导的角色。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0/21）

赋权农民要以农民为主体(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9月30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容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这一讲话精神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各方面围绕着《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进行的讨论的核心。

这一文件具有历史重要性，因为它指明了下一步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胡锦涛的话一出，海外很多媒体就把土地流转解读成为土地私有化的开端，或者变相的土地私有化。

中国有关方面马上出来回应说明土地流转不是土地私有化。但正如同其他政策领域，在中国，一项政策从形成到执行，中间不可避免会有很多变数，甚至会有质的变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取决于这项政策的制定者的本意，而是实施过程中的多种因素。

一项原意不在私有化的政策，一旦到了实际执行过程也有可能变成私有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当时也反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则变成了恶性私有化。

不管怎样，对这样一项具有长远而深刻影响的政策，如果没有一整套配套措施，政策很容易变质，一项原意是赋权农民的政策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一项道道地地的赋权资本的政策，意在让农民受惠，实则对农民的大举剥夺。

人们对这种演变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政策还没有正式开始，一些媒体就已经开始高调谈论“土地和资本的结合”、“土地的资本化”、“农村资本时代的来临”等等。别的不说，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资本对农村土地的虎视眈眈的一种状态。


寻求农村发展新动力

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有其必然性。土地流转制度的意义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要保证农民的权益，二是寻求农村发展的新动力，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先说第一方面。这些年来，由土地所牵涉到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方政府、资本和地方居民之间围绕着土地问题的矛盾非常突出。往往是地方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一体化，剥夺农民的土地权，造成了官员和资本在土地问题上的严重腐败。

在很多地方，由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尽管有中央政府的各种努力，但还是不能保障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利和权益。从这个意义上，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在提倡土地的私有化。因为理想地说，土地的私有化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的主要机制。

土地流转制度对农村发展的新动力更具意义。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早期农村以土地承包为核心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农民收入大为增加，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但后来农村的发展逐渐失去了新动力。

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重心在工业。直到本世纪初，中央才再次大力关切农村问题，把“三农问题”提高到议事日程。这些年来有大手笔的农村改革举措，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免掉农业税等方方面面的改革。但农村的发展还是没有很大的新动力。

到去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扩大到3.33比1，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差异。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可以说是希望这一制度能够为农村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农民和资本之间的公平交易

从更宏观角度来看，土地流转制度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说只有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能力吸收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时候，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希望。实行土地流转显然是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的。

但是土地流转制度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的，即农村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无论从价值还是经验角度，这个判断是否合理，是可以加以争论的。

土地是农村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不仅是农村稳定而且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政治问题。土地流转制度实施得好，可以推进农村的发展；实施得不好，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中国不同地区对这一制度的需求并不一样。在沿海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较高的地区，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突出。实际上在这些地区，土地流转已经在进行。在那里，工业和城市化能够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没有新的政策，只要具有实际合理性，事实上的土地流转还是会继续下去。对这些地方，土地流转制度只起到把事实上的合理性转化成为法理上的合理性罢了。

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较低和贫穷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直面一个人们似乎不愿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农民的理性。在贫穷的情势下，很多农民会在土地问题上作出非理性的行为。

现实地说，在农民和资本之间并没有一场公平和理性的交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必然是另一个重要角色。并且也可以预期，地方政府和官员肯定站在资本一方。在一些地方，甚至地方政府本身就是资本拥有者。一旦资本和地方政府要求流转农民的土地，什么样的困难和来自农民本身的阻力都是能够加以轻易克服的。

因此，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土地流转政策上的配套，而且更是政治上的配套。如果土地流转制度要赋权农民，那么就是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他们就必须享有农村土地、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销售流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主权。

资本并非农村的对立面，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问题是谁是主体？赋权农民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引入资本。一旦资本成为农村的主体，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这里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到现在还是个体。农民要成为主体就要组织起来。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政治上的条件成熟了吗？可能没有。日本和韩国等农村发展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问题，更是政治条件问题。有组织的农民对资本力量构成一种平衡。但在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希望并不大。


制度创新不能流于变质
　　
对规模经营的期望也不能太大。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是纸上谈兵，很多理念不见得会成为现实。在传统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集中最终导致的是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走上造反的道路。

土地集中只是近现代农业的其中一个因素。不是所有的土地集中都能导致规模农业，也不是只要土地私有化就会导致近现代农业。规模农业需要许许多多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配套。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把土地产权的重要性提高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大规模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流离农民了吗？农民并非注定要绑在那一块并不能使他们足以温饱的土地上的。问题是没有了那块土地，他们又能够去哪里？土地流转出去之后，那么多农民去哪里？他们要去城市，但城市并不想接纳它们。

很多年来，中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民工为中国的整体经济，为城市建设做出了无限多的贡献，他们都尚未被接纳，还是到处在流浪。实际上，如果被接纳，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

农民工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政治构造，是城市拒绝接纳农民的政治象征。那么，流转了土地之后，农民干什么呢？无产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农村的改革的确必须深化。这里需要很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土地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设计得非常好，但结果变了样，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城市新贫民的产生。同样，土地流转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如何能够保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会从赋权农民转变成赋权资本呢？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谁也承担不了的。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0/14）

规制国家与中国再社会主义化(郑永年)

不规制，就是死亡。这是人们能够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得出来的最简单的结论。因为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已经到达很高的程度，美国金融危机势必严重损害到中国经济，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就这一点，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访问美国期间已经表述得相当清楚。

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远远不止如此。

尽管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早期，但经济规制或者监管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要比美国更甚。如果说美国的监管问题主要出在金融经济而非实体经济，那么中国无论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经济上都存在监管严重不足甚至完全缺失的情况。

实体经济中的监管问题如这次的三鹿毒奶事件和山西襄汾的山泥倾泻事件因为媒体透明度的增加被不断报道出来。但金融领域并不是没有问题，只是透明度不如实体经济那样高罢了。

不管怎样，所有这样那样监管问题的存在，表明了中共面临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那就是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或者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关系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历届政府无论是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还是现在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这些年，中共一直在强调执政能力问题。但在种种执政能力那里，市场经济如何监管，这一关还没有过。同时，在理论上说，直面这个问题也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贫穷社会主义的弊端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士、农、工、商”这一既是道德也是政治概念之上的。这里的“士”不仅仅是教育概念，更是道德概念。“商”在中国文化中隐含有一些非道德诸如投机和欺诈等意思。

农、工（小手工业）是传统王权的基础，而作为统治者的“士”是绝对不会让“商”有坐大的机会的。历代的统治者都千方百计地来遏制商业活动，例如一旦当统治者感到商人的政治威胁时，就往往把商人和土地绑在一起，让他们成为地主。如果还不行，就会动用国家力量消灭商人。

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商业发达的很多时候，但中国从来就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这也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西方接触以后，中国开始意识到近代化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但作为后来者，中国的民族资本很难和西方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于是政府就进入资本领域，要不成为资本的主体，要不成为资本的后台力量。

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政府和资本或者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到了国民党时代就最终演变成了政治权力高度依赖于经济权力的局面，最典型的就是“四大家族”问题。

当政治高度依赖经济的时候，也就是政治力量毫无能力规制经济力量的时候。当然，当政治权力失去自主性的时候，政府就没有任何能力来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利益。这是国民党失去政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建国以后，中国逐渐走上当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道路，厌恶商业和商业阶层，最终消灭了私有制。但消灭了商业和商业阶层之后，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活力。在计划经济之下，人们个个贫穷，就是贫穷社会主义。这当然和马克思原来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这种情况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完全改观。大多数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了短短一段时间对市场经济抱怀疑态度之后，自90年代开始毫不犹豫地走上了同样极端的市场化道路。

在理论层面中国走的是不是学术界所指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但从现实面看中国的改革很多方面，表现出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色彩。如果说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是因为那里的政权的垮台而解体，在中国则是用政权的力量加以摧毁的。


目前美欧都在社会主义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亲商”是各级政府的政策的唯一关键词。要发展经济，亲商非常重要。敌视商业或者对之不友好的政策是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各级政府的亲商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建设规制国家的努力就是在种种亲商行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最终发展成为名为亲商，实则害商。

亲商就是要善待企业。如何善待企业？就是要为企业提供有利于良性竞争和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同时还要规制企业行为，防止企业恶行，最终自我灭亡。

而中国各级政府的一些行为与其说是亲商，倒不如说害商。政府帮助企业提供和保持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企业雇员的权利并不在政府和企业的考量之中。

政府对企业实行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地方保护主义。只要为地方带巨额利益的企业，政府都为不惜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在国家层面，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就会罩上“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帜。对一些所谓的国家名牌实行质量免检就是表现之一。

这样，规制就失去了空间。这些年来，中央政府想方设法进行规制建设，但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的情况下，规制并没有任何空间，就是说，各种规制没有可能得到实施。

在不规制，或者没有有效的规制下，就造成一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导致商业之间竞争的邪恶化，就是说越是恶劣行为就越具有竞争能力。一些真正的名牌就被这种恶性竞争所拖垮。

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这次三鹿事件本身就是没有规制的恶性竞争下的必然产物。

规制缺失的情况在金融领域也非常严重。尽管中国实体经济还不发达，但因为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同时也俨然进入了金融时代。银行业在短短时间里飞速发展。在很多年里，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最多的国家。

但对庞大的金融业，中国到底有多少监管？纸面上的监管条例到底有没有发生作用？这可能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没有任何透明度。但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个领域的监管实际上不可能有效。第一，银行业由国家所垄断。国家垄断表明监管即使有，也是左手监管右手，没有任何效果。

第二，和美国一样，这个领域专业性强。除了操作这个领域的人以外，外界很少有人了解。当然，这也给这个领域逃避规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无论在实体经济领域还是金融领域，缺少监管肯定要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企业自我毁灭，但真正的受害者则是社会大众。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出现本来就是要预防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没有社会的监督，都会走上毁灭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如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毕竟，无论是“人民共和国”还是“人民币”，前面都冠有“人民”两个字。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