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郑永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就是对外的开放，“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

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会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

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到了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等。


不同角度看“中国模式”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

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无论对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其意义最主要的体现就是近年来所争论的“中国模式”上。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

基本上，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前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前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

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

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只有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稳定和生存。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了非常的意义。


中国模式不否认民主人权

中国模式不仅是对已经证明了失败的前苏联模式的否定，而且也并非是西方模式的延伸。在经济上中国走的是混合式经济道路。既否定了前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绝端私有化模式。

混合式经济整合了各方面的动力机制，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没有由混合式模式带来的经济财富，中国也不可能进行庞大的社会改革。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中国的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在监管方面仍然薄弱），但总的趋势已定。

在政治方面，中国似乎处于弱势。中国仍然面临西方的很多指责，尤其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在这方面中国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关。

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这样看，因为西方式的民主人权并没有使得那里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所谓的民主政治经常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是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政治腐败和社会乱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也并不否认民主人权。中国模式强调的是各种权利获得的阶段性。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到了经济社会方面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政治权力才有基础。

或者说，民主政治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数人民所获得的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要比那些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无论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要多得多。正因为这样，中国模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各国须根据自己情况来参照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的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的极大兴趣，也是因为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

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西方的相关性并非危言耸听。中国的改革是在国际环境下发生的，就是说中国的经验是世界发展经验的内在一部分。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改革的，而是在开放环境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习了很多的经验，不仅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学，而且也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家学。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成功是一些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就是说，中国模式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具有国际性表明中国的发展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都具有参照意义；而中国性则表明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参照中国模式。这也就是说，中国不可把自己的模式总结成为像“华盛顿共识”那样的东西往外推广。

如果想象中的“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那不可能是一些人所希望的中国软力量，而是一笔巨大的负资产，正如喧嚣一时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的负资产一样。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1/25）

改革开放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郑永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尽管从数字上看30年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中间，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

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30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未来的路还很长，但站在今天这个历史的连接点上，如何看过去的30年非常重要，因为它必然会影响未来的改革开放和方方面面的发展。

正因为这样，中国各方面早已经开始纪念这30周年。尽管已经有大量的纪念和回顾性文章出现，但有意义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家都聚焦于一些细小的枝节上，谈些亲身的感受。人们还不得而知，这种纪念方式是否和有关方面的宣传基调有关，但从这几年的发展形势来看，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理解。

很多年来，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往往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每年都会有所谓的左右派之争，要不为改革开放大唱赞歌，要不就是加以否定。

左右派争论往往都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在这个层面，人们用亲身的经历和利益得失来衡量和评介改革开放。从利益得失的角度，尽管改革开放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那些得到很多利益的群体必然倾向于肯定改革开放，而那些得到利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群体必然对改革开放抱否定的态度。

人们抱怨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问题很自然，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改革开放不能给社会的大多数带来利益，如果诸如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断送改革开放。

但仅仅从微观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是不够的。宏观的审视也非常必要。没有一种宏观的角度，就会使人既看不到个人的未来，也看不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

如何确立宏观的视角？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宏观的视角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的大环境中去探讨其意义。开放使得中国和国际体系的整合，使得中国的改革具有了国际意义（这方面应当另文讨论）。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自身历史的意义。


摸着石头，但方向明确

从宏观的角度，简单地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历史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

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似乎并不清楚。“继续革命”可以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30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一代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中国仍然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

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但对如何建立这个新国家，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只有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毛泽东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理想如社会公平正义等，但其本身的实践和所使用的各种方式并没有赋权中国社会实现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改革前的30年就很难有改革开放的30年。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等已经被证明为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接受并拼命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

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实际上的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面前例如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和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回过头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精神已贯彻生活

同时，中国对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前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个价值。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以俄罗斯为例。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

直到普京的改革，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被视为是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完美，可以高枕无忧。高速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无穷的负面效应。在一些方面的价值因为改革开放而得以实现的同时，另外一些价值如环境、道德和社会公平等一一消失了。如果不能重新拾回这些价值，社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问题。

正因为这样，近年来中国已经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社会改革方面，包括环保、卫生、医疗、社会福利和教育等等方面。但无容置疑，因为政治改革的滞后，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还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求。

因为社会改革的困难和政治改革的滞后，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走到了顶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顶点。的确，从微观角度看，中国正面临任何其他国家所不曾面临的无穷无尽的问题。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没有特别使人感到悲观的因素。

中国的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并且中国已经和国际社会深深整合。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但无论是哪一个社会群体，谁都不想走回头路。

或者说，改革开放的精神已经隐含到整个社会运转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就是继续改革开放最强大的动力。

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会是平坦的，会是毫无风险和危机的。曲折、风险和危机是前面30年改革开放的特色，今后也会继续。但是前面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给未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无限的动力机制。

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尽管“摸着石头”不可避免，但是不管前面有怎样的风险和危机，这条河还是要过完的。

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没有任何人想停滞不前，就此沉沦。对道路的探索，不仅是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更是社会群体的整体价值。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1/18）

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国际经济秩序(郑永年)

横扫整个西方世界并且把很多发展中国家拖入其中的金融危机，已经带给人们很多的思考。其中最大的呼声莫过于重建世界经济秩序了。但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或者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兴经济体，对未来新经济和金融秩序是怎么样的及其如何重建并没有基本的共识。

欧洲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积极。尽管欧洲和美国一直在主导世界经济体制，但两者的利益不尽相同。实际上，欧元诞生本身早就说明欧洲要通过欧元的机制与美国分享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这次因为美国而引起的金融危机给欧洲来说是个好机会。

美国显然和欧洲不同。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千方百计求得全世界（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帮助，拯救现存体制，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所以，虽然西方一些人宣称只要跨大西洋联盟（欧美）合作，就可化解金融危机和重建世界秩序，但美欧之间对新秩序的理解不同，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同时，无论是欧洲和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来化解危机或者重建秩序。他们必须面对现实，重估新兴经济体的能量。这样，中国的角色就体现出来了。

很容易理解，最近一段时间里，西方一直在高调谈论中国的角色和中国责任，使得一些人飘飘然，受宠若惊，开始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了。


新秩序并非确立另个霸权

没有人否定中国必须参与新经济金融体制的建设。因为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国如果不去参与拯救危机或者体制重建，那么就与国家利益相悖。同时没有中国参与，就不会出现真正的国际合作。

客观上，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健全运作需要稳定器。大国无疑可以起到稳定器的角色。

中国必须参与。但如何参与呢？这和中国对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会是怎样的有很大的关联。

首先要意识到新的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确立不是以一个经济霸权取代另外一个。不管美国的危机有如何严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包括欧洲在内都没有能力取代美国的未来角色。

但美国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要站在美国这一边，恢复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实际上，这次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霸权这一事实。美国霸权成为事实既有美国本身的原因（即追求霸权地位及其维持这种霸权地位），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努力依附于美国经济从而强化和巩固美国霸权的原因。

18和19世纪，英国经济称霸全球。到了上一世纪，美国取代英国霸权。在西方，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被视为是缺少一个负责的全球性经济霸权所致。

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就是从制度上保证了美国这样一个经济霸权的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制度能够保证美国也同样能够履行作为一个霸权的责任。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帮助美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把各种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生产和积累，美国则大量消费，这种现象已经持续数十年。

人们经常说，美国人是消费未来。这话只对了一半。美国人大量消费的是其他国家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正是美国通过美元等经济和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转移而来。


欧洲在争取更大的国际支持

这个国际经济金融体制因此弊端丛生。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的滥用权力。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这个体制赋予美国绝对的权力，但没有任何制衡这种权力的机制。

它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附于这种体制；如果不进入这个体制，那么国家就得不到发展；但一旦进入这个体制，那么就必然成为这个体制的附庸。

同样，一旦这个体制生病了，其他国家也要跟着生病；这个体制死亡了，就要跟着死亡。因为美国是这个体制的“老大”，世界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美国体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发生了危机，亚洲国家都要想方设法地去拯救美国。日本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金融尽管不那么自由化，但也已经有一大半融入到了美国的体系。原因再也简单不过了，美国倒下了，这些国家也会跟着到下。这些国家不得不屈服于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

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欧洲国家很难得到亚洲国家的真正合作动力的原因。这次欧亚峰会，尽管双方都表达了最高层次的意愿来合作化解危机，但就是没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眼睛都盯着美国，他们的关注重点仍然是美国。拯救美国就是拯救自己。但欧洲就不一样了。欧洲并没有有效的机制从亚洲转移财富，因此对亚洲很难构成真正的压力。

欧洲早就意识到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的道理。因此，就有欧元的产生。当然，迄今为止，欧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抗衡美元。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确立已久，拥有很多的依附者。欧洲要得到同样的国际支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要靠自力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应当作什么样的选择？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一个比较民主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但这个秩序是怎样的，中国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现在应当明确一些了，那就是经济和金融的多极化。

只有美国一极的经济金融秩序对谁都没有利益，对依附于美国的经济体没有利益，对美国本身也没有利益。经济和金融多极世界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美国、欧洲、亚洲和其他更多的经济金融权力极。

这是一个比较分散或者分权的体系。各个极之间并非互相封闭，而是互有关联，但不能有一个绝对的霸权主导一切。它们间相互制约，防止权力的被滥用。

如果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能够合作，亚洲早就成为经济金融权力的一极了。亚洲经济金融共同体的概念早就提出，但就是发展不出任何有形的制度。

这里除了一般人们认为的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更为重要的恐怕就是这些国家都在依附美国方面构成竞争。既然这些国家都已经高度依附于美国，怎么还能够有形成独立一极的意愿和能力呢？

那么如何追求一个分权的和民主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国和日本合作非常重要，但可欲不可求。不管中日两国今后会有多么密切的经济交往，日本很难和中国同处一个体系之内。

中日一体从前没有发生过，现在没有发生，以后也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重新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内的角色。

毋庸置疑，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并且今后的地位会继续提高。但必须意识到，不管中国的力量在将来变得多么强大，类似美国的一霸超强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唯一有可能的定位是和亚洲其他国家一起追求成为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一极。要追求这个目标，中国不可避免要面对几个重大的问题。


理性处理同欧洲的关系

首先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中美两国已经到达相当高的依赖程度。中国对国际经济金融的整合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和美国的整合。但如上所说，这种整合在支持着美国经济霸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使得美国权力更容易腐败。

尽管从短期看，中国还是可以从依附于美国经济中得到好处，但为了最终促成亚洲权力极的形成，中国要有意识地减少对美国的制度依赖。实际上，在经济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有利于中国在其他方方面面减少来自美国的压力。

其次是理性处理和欧洲的关系。中美两国之间因为有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国有很大的动力经营和美国的关系，但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则不一样了。

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关系，双方很容易互相忽视。但中欧关系显然对建设多极经济金融体系非常重要。在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关系的同时，中国应当向欧洲作些倾斜。

但这种倾斜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是说放弃美国而转向欧洲。如果这样，就会犯和依赖美国同样的错误。向欧洲倾斜就是说中国要支持欧洲成为经济金融的权力一极的同时寻找自己的国际空间。

更为重要的就是亚洲优先问题。中国要把重点放在亚洲，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亚洲国家，而且更是因为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已经得到相当高的整合程度。这种整合程度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必然会进一步加深。但在中国和亚洲经济金融整合的制度化方面，中国不可强求，一种自然状态的整合更合乎亚洲特征。

这些方面的努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成国际经济金融的多极化。一个经济金融的多极世界对中国本身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中国的大国责任既不是向美国负责，也不是向欧洲负责。真正有意义的责任就是建立中国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公正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1/11）

土地流转制度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革 (郑永年)

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推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了土地流转制度是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的轴心。很快，海内外对这个文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一样，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少数几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对新的改革或抱有高度的期望或表现出极大的担忧，都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因为叫好声而飘然，也不因为批评声而止步不前。

对土地改革抱乐观态度的是改革者。很简单，如果没有对这一改革有良好的预期，就不会主张改革了。


赋权、收入与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根本性问题。的确，“三农问题”中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土地入手。首先，农村党政官员在土地问题上的腐败。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在土地，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已经造成了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从而也对整个政权造成压力。土地改革就是要赋权与农民。

其次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很多年里，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在这些年里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免掉土地税，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

再次，土地改革也是农村本身的生产方式的转型所需。农民现在是小规模经营，仅仅依靠土地，尽管可能求得衣饱，但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地的荒废。决策者希望通过土地流转在纠正这个问题的同时造成规模经营。

说到底，土地流转制度（甚至因为过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来的私有化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趋势所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经之路。

不过担忧者也并非没有道理。一是中国仍然欠缺有效法治的保障。在实施这个新政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是个大问题。如果土地的支配权仅仅从地方政府之手转移到资本之手，对农民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地方政府和资本这两者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必须预防农民再次遭掠夺。

其次，正因为资本和地方政权的强势，农民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自愿”很难得到体现和保证。这里，“自愿”并不意味着理性。如果城市居民在资本诱导下，把国企股份廉价卖掉，农民也会在各种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处理掉。

其三，人们也不能高估农民的自我忍受能力。尽管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但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市场规则的心理和能力。城市居民也一样。在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旦出了问题，城市居民还是要找政府来解决。农村也早已出现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集资问题上。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找政府就地解决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市场，或者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市场是一个受操纵的市场，权力和资本都可以任意操纵市场的运作。

其四，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片土地，农民可以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地，那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如果这个稳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农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动力机制

正因为争议比较大，出台这个政策的决策者和有关部分似乎开始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开始在推广这个政策的范围、方式和各种限制举措上作文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决策者很难预见得到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大家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预见问题，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参考。

但从现在看，一些批评者开始有倾向把农村浪漫化，名为为农民利益着想，但实际上会阻碍问题的解决。例如一些人认为土地的问题并非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对农村有大量的投入，给农民各种权利。这是要通过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

也有一些人开始把农民看成是一种“特权”，要把农民这个社会群体永久化。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浪漫化之外，这些都不可能是解决之道。“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新的土地改革的困难并不在于土地流转本身，而在于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配套改革，就很难达到原来的预期。正是因为土地改革有“牵一发动一身”的功能，其能够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

实际上，农村改革从来就是中国各方面改革的动力机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动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很难想象城市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农村改革更是促成了农村本身的巨变。家庭联产土地承包制马上导致了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制度的解体。旧制度的解体导致了制度创新，农民的实践和中央政策的结合造就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地方民主制度。

承包制也为农村人口的流通创造了条件，农村过剩劳动力进入城市市场，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劳动力优势是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执行得当，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成为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动力。例如，户口制度的改革，呼声已经有年，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政策层面的变化，但体制层面的变化仍然缺失，农民工还是农民工。

和西方比较，农民工是中国人为制造的一个社会群体。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前所未有，也吸收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改变着农村的性质。

举例来说，一个从密西西比来的农民如果在纽约找到了一个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为一个纽约公民的权利，同时马上减少了一名农业人口。那么中国呢？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但他们还是农民工，还是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

曾经看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论证为什么中国还需要保持农民工这个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这里，人们看不到些许道德感。这就是总理温家宝多次抱怨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的背景。


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问题

中国的第一波工业化牺牲的是农民，第二波工业化牺牲的也同样的是农民。第一波工业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第二波则把农民引入城市。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执政的道德基础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土地改革可以成为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新动力。不能说有关方面对农民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因为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有了农民工的代表。就是说，已经承认农民工是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具有政治参与权。但即使这样，在道德意义上仍然有问题。

为什么农民工不能成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农村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等问题的解决都等待着政治社会改革。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为什么这些财富不能回归农村呢？经济越发展，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贫穷人家的子弟的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越来越难了呢？

　　很容易理解农村和相当多的城市居民为什么在复兴着毛泽东思想。他们已经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是一种穷人的权利哲学。

如果光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量土地改革就会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资本化就会变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但如果能够把土地制度和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那么土地的改革就会变成巨大的进步动力。这既符合农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