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共应向社会吸引官员(郑永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无可否认，在这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超越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一句话，整个世界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但也不容否认，不仅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无穷的问题，而且在继续改革的道路上也面临难以想象的障碍。

很容易理解，在纪念30周年的时候，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当很多人为中国成就而赞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质疑，甚至有了抵触情绪。在整个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这种情绪表现得尤为强烈，各种有关“主义”的争论又浮现出来。

如何纪念前30年？最富有意义的事情，是考量如何进行今后30年或者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而取得；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的问题也必须经由继续的改革开放而得到解决。除了不间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可以途径。


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利益

在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是由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过程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内部开放。正是因为是内部开放，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

经济改革因此就是经济过程逐渐向各社会群体开放。这个过程先是向农民开放，就是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经济改革把农民纳入中国的经济过程，为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注入了动力。没有前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很难想象工业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工业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过程。当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在不完全否认计划体制的前提下，把经济过程开放给计划体制之外的力量，那就是非国有部门经济。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终对国有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为国有部门的改革造就了巨大的动力。向既定体制外的力量开放，利用体制的力量来克服旧体制的阻力，这就是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

政治方面的进步也离不开内部开放。经济改革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反映在政治过程中。政治过程的开放最显著的就是反映在执政党提出的“利益代表”的概念中。“三个代表”的概念就是说执政党要代表方方面面的利益。

在这个概念的引领下，执政党成功地把政治过程开放给新兴社会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近年，执政党也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在改革开放过程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利益。

无可否认，内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并非等速进行，经济开放的速度远远大于政治开放；同时政治过程开放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程度不同，对强势群体的开放远远大于对弱势群体的开放。但不管怎么说，正是内部经济和政治过程各方面的开放构成了中国内部改革的主题和动力。


只要有利可图就有政府垄断

从内部开放的角度，人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可以理解如何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一切有关乎利益。过去的30年可以说是用新利益去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用新利益体制取代旧利益体制。

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已经培养了方方面面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同时他们本身已经变成了既得利益，成为了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力。

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体制趋向于封闭。这种封闭并不是对外关系上，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而是指对内开放方面。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垄断。

上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有两个。一是重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

中国国企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当国际竞争力缺失的时候，很多企业转向了国内。这就造就了垄断。

今天的中国，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就会有政府垄断。垄断就是“大鱼吃小鱼”，侵吞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发展停滞不前，政府垄断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同时，各种垄断机制往往导致国家的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

垄断既是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巨大差异的结构因素，是中国经济缺乏创新的制度制约，也在阻碍着经济过程的开放。可以说，如果政府垄断局面不能被打破，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毫无希望，进一步的发展动力。


社会力量不足以影响改革

在社会改革方面，缺少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开放不足，就是说社会力量影响不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当今发达社会，社会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项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全民教育体系都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建立起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是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各项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的确，社会改革是这些年来领导层的最高改革议程。但是，社会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

社会改革需要钱。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因为国家所拥有的钱很难有效分配下去。从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政策的执行能力看，就不是这样了。

在很多方面，国家能力是失败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把钱用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是失败。谁都意识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就是改革不了。

医疗改革争论已经多年，还在争论。原因似乎也很简单，钱掌握在既得利益手中，他们不想把钱花到造福于社会大众的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对既得利益来说，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有利于有钱有势阶层，何必要进行改革呢？

如何克服阻力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显然，政治改革是关键。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治过程的开放。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但大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这些年来诸多体制内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是体制内部改革，往往是左手改革右手，没有任何力度。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已经没有超然的力量。在强人政治的时代，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领袖们能够超越于官僚体系之上进行改革。没有了政治强人，中国靠什么来改革？靠解放思想，靠政治创新。解放和创新就是要产生一些和既有的事物不一样的事物。

思想解放和政治创新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就是说，改革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如何能够获得改革的动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主体呢？没有任何办法，执政党改革主体的确立只能通过执政党吸纳社会力量来达成。


执政党须吸纳社会力量

政治向社会开放至少有两层意义。一是执政党向社会吸引官员。中国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向社会吸取改革者。新加坡是个很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的大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是领导人都是由社会培养的。他们进入执政党之前都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精英。从社会吸纳人才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共都是从内部培养干部，培养的往往是官僚类型官员，没有全局观，没有社会观，也很容易和人民和社会脱节。

二是向社会分权。中国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府内部进行。这样，向中央集权往往变成专制，向地方分权往往产生很多土皇帝。向社会分权就是就是向社会寻找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

近年来，权力迅速向中央倾斜，但是社会还是那样无力，所以改革也无动力。要产生改革的动力，权力在向中央集中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分权。

当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抱怨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都没有出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再也不可能往回走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的改革和开放。

而新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从前的重复，新的开放必须是向社会的开放。不管阻力有多大，开放政治是中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30）

人本主义当成为中国政改的核心概念 (郑永年)

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和赵紫阳时期，中共曾经正式把政治改革作为其最高议程。但很可惜，这场改革运动很快就激进化，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此后，尤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尽管中共也不时提及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再也没有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议程。

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共的改革重点在于经济。这方面的成就不小。不仅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体接轨，而且也在政治上作了调整，容许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进入政治过程。

为了应对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中共在本世纪初以来，开始把社会改革作为重点，力图建立一套能够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社会制度。

社会改革还在进行，那么政治改革呢？各种迹象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进程并不理想，各方面的改革例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讨论又讨论，就是无法确定改革方案。

社会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本身就说明，需要用政治改革来推行社会改革。如上所说，社会改革是为了回应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既然社会改革很难进行，那么也就是说由经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仍然在那里。


无法改变社会分化现象

最近几年来社会层面的发展更表明政治改革的当务之急。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或者社会抗议运动，无论从发生的频繁度还是规模，都增加得很快。在当前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群体性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随着工厂的倒闭，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失业人口正在快速增加。

经济的恶化对大多数社会群体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种形式的罢工也在迅速扩散。尽管无论是群体性事件还是罢工，参与者所争取的还只是具体的物质利益，但如果他们的利益表达受到阻碍或者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很容易演变成为政治性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说，社会层面的这些变化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就是说，它们是正常现象，同时有关方面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但在中国，很多官员经常把它们视为是洪水猛兽，用不适当的方法甚至强力来处理问题。这又经常导致参与者和执政者之间的矛盾。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普遍缺失道德感。企业界和政界的腐败变本加厉。企业家拥有经济资本，而政治家拥有权力资本，他们都能够对自己的资本充分利用，或者合法或者非法，拼命积累个人和家庭财富。

再者，中国社会分化已经多年。政府部门尽管承认社会分化的严重性，但又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情况。虽然中国老百姓有崇尚政府的传统，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很难使得他们对政府有较高的认同。

可以说，政府部门的政治合法性大多取决于一些开明的领导人的个人行为，而很难说来自制度整体。道德衰落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最大的挑战。


重新体认“天下为公”

实际上，到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论证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谁都知道中国需要政治改革。问题是怎样去改革，又如何去实施改革。

这里主要涉及到两个相关的方面，一是改革的理念，二是改革的执行能力。在过去，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是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二是靠利益。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改革在不同时期，目标不同，但都很明确，并且当时的领导层有很大的能力来动员改革的支持力量。邓小平所确立的市场经济概念既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也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支持。

现在，改革遇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怎么办？与邓小平时代一样，要推行改革，一要确定目标，二要强化改革者的能力。确定目标就是说改革需要“主义”来引导，需要主义来动员方方面面的支持力量。

这个主义就是近年来所提倡的人本主义。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本主义都具有深厚的传统。这并不奇怪，因为任何社会的核心就是人。

以人为本应当是所有政治制度的普世价值。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先生开始寻求建设近代国家之路，他不仅向西方学习，而且也向传统中国寻找资源。他提出了“天下为公”的人本理念，并且也力求在其制度设计中体现人本理念，尤其体现在其大力倡导的民生主义上。

经过了世纪之久的革命和政治运动之后，当代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五四运动”以来的对传统的敌视，开始文化自信，在学习当今世界各国执政经验的同时要从传统寻求资源。

“立党为公”是现在执政党确立的执政理念。这里的“为公”就是人本理念的体现。也很显然，人本的理念也符合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一种人本主义。

人本是普世，因此也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结点。但是中国和西方拥有同样的价值并不是说各国应当有同样的制度来表达同样的价值。事实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在建设适应于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制度体系来追求和实现同样的价值。

不管怎样，人本主义意味着在当政者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或者显性的（西方）或者隐性的（中国）契约。执政者执政必须以人为本。一旦执政者偏离人本，其合法性就会消失。


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数世纪

尽管中国具有丰厚的人本传统，但是要人本主义成为指导党政官员的行为准则或者凝聚改革的社会支持力量并非容易。

承认和接受了人本概念是一回事，但人本主义远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很多年来，有关方面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学习运动，但是并没有出现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没有长期的人本教育，党政官员很难达成人本共识。

实际上，在执政党内部，仍然有些人对人本抱很大的怀疑态度。本栏（9月30日）曾经强调，如果没有一场持续的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人本主义很难影响党政官员的行为。在西方，人本主义教育持续多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文明。

人本主义更难以体现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很大，很难看得到人本主义对经济体制的影响。

直到本世纪以来，当执政者开始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才开始希望把人本主义体现在制度层面。但如上所说，因为各方面的阻力，社会改革的很多方面并不理想。

最能够体现人本理念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更多的还是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特色。党政官员的行为更不用说了。尽管很多官员口头上也会谈论人本主义，但在实际行为层面，除了自私自利主义外，别无其他任何主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家走的是一条主义立国路线。（应当说，在任何国家，都是主义立国的。）现在要由主义来引导政治改革，通过改革来提升制度。

在没有了强人政治之后，主义尤其显得重要。只有主义才能达成执政党的内部共识，才能达成社会的共识，才能达成社会和执政党之间的共识，因此也只有主义才能聚集改革的社会力量。

在中国，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说，除了人本主义，还看不出其他任何主义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人本主义不能确立，政治改革会继续缺失方向，继续缺失支持力量。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23）

中国经济结构重组和国际战略(郑永年)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估计会在今后数年继续显现出来。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危机源于美国并延伸到西方各国。中国在初期影响并不大，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投资受到牵连。但这种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很难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不管怎样，金融经济部门在中国的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很大。

不过，随着西方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实体经济，中国就很难抗拒其所带来的冲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对西方的影响和对中国的影响就其本质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罢了。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互为负面影响，导致恶性循环。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高度一体化。
　

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类似早先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模式，即外向型经济或者出口导向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并非纯粹的人为选择。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闭关守国政策，内部的发展没有任何有效的动力机制。当时的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很清楚，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开放首先导致海外资金的流入，先是华侨资金，后期是西方资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把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运作过程之中。没有如此开放政策，中国很难想象能够在西方的阻力下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很成功。在并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人们往往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理解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很确切。但可再进一步说，“对内改革”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对外开放”。在很长时间里，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决策者们的政策重点。“接轨”的努力使得中国内部体制的改革和变迁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可以说，没有外在的压力，人们很难看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内部体制变革。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的服务对象更多的是国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中国尽管是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其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每次外部发生危机，中国都要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冲击。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大陆型经济。除了和国际市场高度接轨的东南沿海一带，国家其余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很好发展起来。这已经导致了很多负面效应。例如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收入分配差异。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减少这些差异。
　　

容易受制于外在压力

但可以说，如果经济发展结构或者模式不改变，政府方面无论怎样的侧重于“二次分配”的努力很难非常有效。再者，这种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各省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度很低，但和外国市场反而有很高的依赖度这种奇怪的现象。世界银行的数个研究都发现，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整合度远远不及欧盟主权国家的整合，甚至也不及冷战期间的苏联各加盟国之间的联系。这种结局并不是一般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地方政府搞地方保护主义，而是因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当然，如果结构不调整，从长远来说，会对国家的整合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很显然，这种经济结构也使得中国很容易受制于外在的压力。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对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主要一个因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产生的廉价的商品有效遏制着西方的通胀压力。同时，西方等经济发展和较发达国家在把低技术（往往是有害于环境）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之后，进行了有效的产业升级。但是，对这些，西方并不领情。西方在从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经常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环保问题，劳工和人权问题等等。他们忘掉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和西方有关。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脆弱的经济强国。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受国际经济影响很大。再者，支撑发展的内部动力不足。从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来说，这种发展模式的潜力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决策部门的重点仍在想尽各种办法刺激出口和吸引外国资金。尽管这样做对追求经济增长不无道理，但不能盲目。在对外经济方面，中国是时候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巩固阶段，而不是继续毫无道理地进行扩张。比如说，提高外国投资的品质要比规模更为重要。在对外经济领域也要讲产业的升级。
　　

拓展内部需求

应付危机的重中之重应当是拓展内部需求。就是说要扩展国内市场。现在是中国高度依赖西方市场。这个局面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国会继续受西方毫无道理的制约。拓展内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建立就会促成西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一旦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得到建立，市场就可以有效地消化西方对中国的压力。

内部消费市场的建立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次危机表明，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国际市场。近数十年来，尽管全球化不断深化，但并没有促成全球性规制体制的确立。各国只不过是各自想从全球化途经来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罢了，具有很大的机会主义色彩。虽然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在强调规制市场，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规制体系并非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不可能孤立于国际市场，但必须意识到这个市场的有限性。

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取决于内部生产和需求市场的确立。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强大的内部生产和需求。中国经济要强大，必须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经济大局。现在的重点是国际市场和积累，造成强国际市场、弱国内市场，高积累、低消费的局面。因此也造成了那种中国人积累，西方人消费的模式的国际经济局面。很显然，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缺乏公正公平性。正如在生产过程，中国的高积累也对西方经济体正常运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西方并不买账。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就有西方人出来指责中国的高积累。中国要确立消费社会，这并不是说是为了回应西方，而是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经济体。

金融危机已经引出了中国国内有关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种种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讨论还是不够深入，停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层面。实际上，调整也好，转型也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调整和转型并非要回到从前的关门政策，并非要实行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巩固内部的经济体是为了更好的开放，更有效的开放和更持续的开放。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16）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观(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又在中国兴起。早些时候，人们把四川地震之后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视为是普世价值。四川地震尽管对那里的人民造成了无法想象的灾难，但地震也使得中国人异常地团结，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在这之后，有关普世价值的话题多了起来。很快进入其他各个领域。现在有关普世价值的讨论涵盖包括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方方面面。这就引起了社会上一些社会群体的反弹。传统老左派和现代新左派都对普世价值发出了质疑。

很容易理解，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方面正在通过各种途径纪念这个重要的年份。但纪念并非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涉及到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问题。有鉴于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格外引人注目。


把争论当作政治武器

新老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这些年来时有发生，但始终没有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但谁也没有提问过：大家争论的是否只是一个假命题呢？不管对普世价值的争论有怎样的表述方式，实质上讨论的是中国本身价值和西方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就有围绕着“趋同论”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各个方面有趋同的倾向。当时也有一场更大规模围绕着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争论。

但无论是趋同论还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这些争论在当时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一部分。通过政治的干预，争论停了下来。当然，因为争论并没有透彻和持续，各方面间也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这样的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运动或者更早些时候，人们围绕着西化和传统之间的争论。那个时候的争论跟改革开放初期的争论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那个时候，人们把任何向西方学习的举措视为是西化。五四运动的自由激进派也把西化当成己任。传统派的反弹既可以理解，在实践层面也具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其对激进派构成一定的制约。

改革开放之初以来的争论还是这种形式，只不过多了中国革命的新传统，那就是社会主义。但不管怎么说，从五四到现在，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都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把争论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对普世价值本身都缺乏理性的理解。

实际上，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他们都具有同质性心理结构。在自由派那里，西方的就是普世的。所以中国的进步必须以西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来衡量。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方向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发展要以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为目标。在这里，自由派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不自信充分表达出来。反对者反对普世价值，也同样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不自信，也同样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的优越地位。

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能够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所以要求政治和行政的干预来抵制普世价值。


不能说西方就是普世的

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所谓的普世价值指的是人类社会都能认同的一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又是在不同文化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在西方，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形成实际上是西方社会一方面发扬其本身传统，另一方面学习和整合其他文明的结果。例如，现在人们认同的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形成和中国传统的世俗理性主义分不开。如果人们能够从实践的层面而非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观察问题，很容易看到，普世价值既可以形成于西方，也可以形成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就是说，亚洲和中国本身的一些价值也具有普世性。

观察普世价值因此至少在两个层面进行，即理想和工具。从理想层面看，任何价值表达的是一种理想，不可避免地和实践有相当大的距离。

理想是一种参照体系，不见得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产生在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并不表明这些价值已经在西方完全得到实现。也同样，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也同样并没有在中国的各种实践之中完全实现。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普世价值表达的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状态。

普世价值也表现为工具性质。社会就是人，人并非抽象，而是文化的产物。各种文化都能产生其他文化下的人们可以认同的普世价值，但同时也说明各种文化实现普世价值的方法和方式是不同的。

例如，西方人可以认同中国的理性主义，但实现理性主义的方法则和中国的全然不同。同样，中国也可以认同一般被错误地视为是西方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但中国人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方法则可以全然和西方的不同。

简单地说，只要是人，就有人都可认同的价值；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则有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这基本上接近人类历史价值的发生、发展和传播。


价值观：中国可有更大作为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对普世价值有那么大的争论呢？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所提出来的这样那样的争论往往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但更重要的原因往往是在很长历史时期里，西方社会把推行“普世价值”作为一种其扩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力的工具。

就是说，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并非为了这些价值本身的实现，而是为了达到普世价值之外的价值。“普世价值”只是西方扩张的一种道德装饰罢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同时改革开放又为普世价值增加了新的内容。这在本栏《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已经论述过。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表明尽管认同普世价值很重要，但寻求实现普世价值的方法和方式更为重要。在这些年里，中国人学会了什么是市场，法治，正义，公平，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并通过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努力实现这些价值。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简单，面临的困难仍然巨大。不管这些价值实现的程度如何，追求实现这些价值的实践无论对中国社会本身还是对国际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寻求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方法上，中国有更大的作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强调过的，“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如果人们因为具体利益的不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可避免，那么比较有意义的争论应当在如何有效公平地实现普世价值，就是说在实践普世价值的工具方面，而非从意识形态层面就普世价值本身作政治化的解读。
　　
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表明，意识形态性的争论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对实现普世价值工具的追求则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09）

金融危机与建设美好中国社会(郑永年)

金融和经济危机席卷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各种举措，显示出拯救经济的信心，尽管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并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

中国人经常认为危机也是机会，这并不假。历史地看，自近代以来，重大的制度创新都是在危机和压力下得以实现的。有人说，中国是个危机驱动的社会，这是有些道理的。

笔者认为，目前的危机，如果应付得好，的确可以成为千载难逢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好机会。坏事变好事，危机可能成为一个美好未来的前奏。


4万亿向何处去

和世界上很多其他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果断地推出了一系列应付危机的方法。中央政府出台一个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已经令世界刮目相看了。之后，各地方政府更是野心勃勃，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了10多万亿的刺激经济的计划。上下努力，这不仅仅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更表明了各级政府的实际能力。

但关键的问题是，这4万亿向何处去？10多万亿向何处去？很显然，有关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要应付危机，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提升国家制度。

从发表的信息看，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基本上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像铁路建设、飞机场建设等项目。这里面有些项目早已经确定，只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压下来。现在，这些项目又开始启动。另一个就是民生经济部门包括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为了应付金融危机所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些投资都非常有必要。但从经验看，令人担忧的是，各级政府很可能会大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大量的公共工程，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制度，将会导致大面积腐败。中央政府要分钱，各省都有份。中央政府怎么去监督呢？

大面积的额监督基本上没有可能性，腐败不可避免。在任何国家，公共工程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地方。在西方，地方政府还会受到法律、媒体、议会等的监督，但是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监督的机制。很多地方政府拿了钱以后就算了。它上报的东西可能完全和中央政府的要求不一样。

推行4万亿的初衷就是为了拉动内需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但是，进行公共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能不能拉动内需？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理想化。

为了经济发展，政府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很重要，尤其是在那些非常落后的地区。但是，很难说这一定能够拉动内需。公共投资可以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也可以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些基础，但不一定能够拉动内需。

中国要真正拉动内需就要把现在的非消费型社会变成消费型社会。怎么来转变？中国没有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性基础。如果把4万亿或者更多的钱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这才是真正的为消费社会建立制度基础。

很显然，这些也属于基本国家制度的东西，是国家长久治安的保障。


有社会保障才能大胆消费

在西方，很多家庭不用很多存款，可以把挣来的钱全部用来消费。这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看病、小孩上学都不用担心，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消费。

中国老百姓的钱不能这样用来消费。中国老百姓的存款是为了生存，甚至是救命的钱。所以即使把基础设施搞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敢花钱，中国也成为不了消费社会。

如果中国要建立消费社会，就一定要把大量的资本投资用于社会制度的建设。只有等有了这些基本社会制度之后，中国才会变成一个消费社会，才能与西方国家竞争。

西方都是消费社会，虽然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不会走回头路。中国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消费社会，很难和西方竞争。再者，因为金融的全球化，中国如果不能建立消费社会，也就不能保证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性。一个可能发生的局面就是中国人积累，发达国家消费。

从目前来看，尽管这次4万亿方案的投资也提到了要以改善民生作为投资方向，投资的十大领域中有很多都是指向民生领域的，但可以预计，到最后，绝大部分的钱一定是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的。

道理很简单，做项目工程背后总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在推动；而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属于公共服务，没有人来推动。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动力来推动民生方面的制度建设，这是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之所在。

中央政府的设想是好的，也有推动社会改革的强烈意愿，但是中国各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权力，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的权力还强大。地方政府有能力可以抵制中央的政策。就拿这次的4万亿改革来说，一旦某个省拿到钱之后，它会不会进行民生建设？没有好的制度来保障这个。

比如说，医疗改革在中国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还是处于争议阶段。为什么？这不是因为政府没有钱，而是因为钱在既得利益者手中，不想把钱花在公共服务上。中国的社会改革需要钱，中央政府有大量的钱，但是花不出去或者不想花出去。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制度常在高增长时候产生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国家，当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时候，这些公共制度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建立社会制度方面，中国已经丧失了很多机会。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进行了数十几年了，但是社会制度上没有什么大成就。而且从长远来说，没有能够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社会制度，社会稳定的机制就没有。那么，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了一个为国外市场服务尤其是西方市场服务的经济体，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体并不是为内部市场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扩大公共投资的方法来扩大内需。这个政策的确推动了新一波经济增长，但在扩大内需方面很难说是成功的。

当时的政策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西方需求仍然强劲，中国国内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但现在的情况则不同。

这次金融危机的震中是在西方，整个西方的需求量大大下降。即使中国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出口，但都不会太有效，因为整个西方没有需求。

现在外部的需求没有了，是中国把一个为外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为内部市场服务的经济体的好机会，更是建立社会制度体系的很好时机。如果这次机会再丧失，中国以后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中央政府现在有足够多的财力来建立全国性的社会制度。如果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加上地方政府的财力，把基本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那么下一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会有非常好的制度基础，就是说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地方政府热衷于公共投入是为了拉动GDP增长。很多地方官员不关心民生问题，只是关心GDP，因为这才是和他们政绩挂钩的。把钱花在老百姓身上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政绩？

花些在老百姓身上的政绩只会在民主国家才会产生效应。但是光看GDP增长，没有多大意义的。GDP增加一个或者两个点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是看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看发展是否能够持续。

在任何国家，建立基本国家制度应该是中央政府的责任。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教育制度，都应该是中央政府去建立的。建立这些社会制度也是这些年来中国最高的政治议程。

正是因为这些基本制度的缺失，使得中国的整体制度显现出无比的脆弱性。中国的长治久安还是有待于这些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那么，这次金融危机能否最终促成中国社会制度的全面建设？这是对中国领导者的政治意愿和动员能力的考验。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8/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