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7日星期二

G20和中国国际战略的再思考 (郑永年)

经过很大的努力,G20终于有了一些收获,各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和经济问题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一些人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面临危机,各国都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没有一个能够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须仅自己的一份责任。

但G20峰会所透露出来的信心远远不止这一些。这样一次高调的并且具有实质性的国际峰会,在很多方面是对现存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大检验。

从这次峰会上,人们可以看到老霸权如何接纳新兴力量及其新兴力量如何在现存体系中崛起的问题。这尤其表现在中国身上。很多人认为G20的核心是G2,即中美两国的互动主导了会议的议程。也有人更进一步说实际上是G1,即中国的态度决定了峰会的成效。

上一次国际权力的大转移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即经济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当时,殖民地英国因为战争已经筋疲力尽,美国对是否接下英国的金融和政治领导地位犹豫不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认为,国际机构与前世界霸主英国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美国最终还是从英国那里接下了这个国际责任和领导权,实现了经济霸权的和平转移。此后,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组织了国际经济体系并且一直主导这个体系。


中国仍对现存体制表示“忠诚”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准备建立一个其国际机构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准备好这样做。

这次G20峰会前,中国对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极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主管财经的副总理王岐山等先后发表文章,主张要改革国际金融秩序,并且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方案,例如发展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作用等等。

一时间,中国似乎成为国际体系改革派的领导力量。当然,中国的呼声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很大,希望中国能够领头来改革现存国际金融体系。

但是,现在真的可以谈论国际权力的和平转移了吗?美国真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国力衰落而准备放弃其霸权地位了吗?中国真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从美国那里接过国际责任了吗?

至少从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行为来说,历史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没有强烈的意愿来进行所谓的权力转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和现存制度的和平相处。

G20之前,中国充其量是表达其对现存体系没有能够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不满。用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对现存体制的“抱怨”或者“牢骚”,表现的仍然是对现存体系的“忠诚”,是希望改进现存体制,而非退出(exit)现存体制。

G20峰会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抱怨”和“牢骚”得到了回应。美国和西方答应中国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代表权。当然这是以中国向IMF出资为条件的。就是说发言权和代表权取决于中国出钱多少。中国强调的IMF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也得到了回应。


“大国责任论”呼声会越来越高

这些当然有助于中国在现存体制上往上爬一些,就是说有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和美国乐意这样做,因为这无疑在消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外部挑战的同时强化现存体系的能力。就是说,这种结局可以解释成为中国和西方的双赢。

因为是巩固现存体制,这次峰会的最大赢家还是美国和西方,因为这个体制是他们所主导的。美国的最大目标本来就是世界各国一同来拯救经济,因为一旦经济恢复,美国又会回到从前的霸权地位。

美国尽管也有妥协,例如同意一定程度的国际监管(对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等),但这方面纯粹属于虚的方面。国际监管的效力如何取决于IMF等国际机构,而美国会继续主导这些国际机构。

中国和新兴国家通过在现存国际金融体制中提升自己的做法相当理性。一则这些经济体没有其他的体系可作选择,二则这样做有助于他们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崛起。

在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临相同的情况,作出类似的决策。

就是说,中国会长期面临只有国际责任而无国际领导权的矛盾局面。因为美国和西方主导现存国际体系,他们就很容易通过修正体制来消化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压力。

也可以预期,随着中国的发展,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关“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中国尽管对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但也很难拒绝被要求承当责任。很显然,中国的这种被动责任的代价极其高昂。


国际空间不等于中国的实质领导权

美国在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权之后,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进行了大力改造,使之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当时美国面临独一无二的优越条件。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了西方的天然领导者。又加上冷战,西方世界需要美国来领导西方世界和前苏联阵营竞争。这些都为美国改制国际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美国通过这一机制要么聚财,通过各种方式从全世界转移财富,要么向其他国家转嫁负担。就是说,美国建立的国际金融和经济体制是美国长期占据领导世界权的最重要机制。其他西方国家则是“搭便车”,也从这一体制中获得不少利益。最吃亏的当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

如上所说,尽管中国不满现存体系,但并没有要推翻现存体系。建立一个非西方主导的新国际秩序过于理想,并且即使能够实现,代价也会非常高。

无论是中国的实力还是中国领导层所坚持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信条,都不容许中国另建体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选择是接纳现存体系,并改革自身和国际接轨。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现存体系,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因为美国和西方是体系的建立者和主导者,中国改变不了受支配的地位。

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易轻易改变,就要求中国反思和重新考量和现存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中国可以脱离现存体系,或者另立体系,而是说中国要考量其政策重点到底在哪里?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还是在自身的制度建设。

在国际层面,如果中国乐意,的确有很多的责任空间。例如西方世界一直要求中国开放自己的货币汇率并向IMF注入更多的资金。这种要求也会来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国际空间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得到具有实质性的领导权。


没必要作过度的国际承诺

从长远来看,如何在不回避国际责任的同时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国际领导权,并且是可持续的领导权?中国所能选择的就是分权。因为全球化,各国需要一个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

现存秩序是美国西方建立和维持的,也是由这些大国所操纵的。这对很多国家非常不利。IMF既没有做到国际监管的作用,更没有做到帮助穷国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产生监督国际组织的权力纯属天方夜谭。

分权就是要把国际权力分散到各个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的区域化也有更具实质性的发展。这就为区域货币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亚洲,产生一种区域货币的呼声已有多年,但因为政治原因,这种货币还是渺茫。但现实地说,在主权国家时代,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即使产生了也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欧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种主权货币的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这对日元来说也是一样的。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如果没有一种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但其他储备货币的出现则可以削弱美元一霸天下的地位。

美元可能在一些领域或者区域仍然占霸权地位,但在另外一些领域或者区域,其他储备货币可以成为美元的替代选择,甚至完全取代美元。就是说,中国必须有计划地培养人民币作为未来的储备货币。

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内部各种制度建设。

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元的强势不仅在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体系,也在于美国庞大的实体经济,在于美国内部的各种制度建设。美元成为储备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国际社会存在着一种对美元的主观期待价值和信任感。

同样,国际社会是否对人民币产生足够的主观信任度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中国能否进行有效的内部制度建设。

因为这次金融危机,美元的信任度受到很大的打击。美元之所以仍然被接受,不仅是因为除了美元,别无选择,也是因为美国还是有能力获取世界各国支持来维持美元的地位。但这也表明,危机已经给其他货币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发展成为未来的储备货币。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承担国际责任还是国际领导权,都包含有巨大的代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不可推卸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也没有必要去作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取国际领导权。

在没有实质性的能力对现存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改革之前,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自身的建设。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4/07)

2009年3月31日星期二

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能做什么(郑永年)

中国自邓小平时代所选择的“韬光养晦”国际政策取向,可能因为西方美国的金融危机而要告终了。这不是说中国要放弃这一坚持多年的政策,而是说中国是被迫推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的。

已经有人把现在的中国比喻为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当时英国的财力耗尽,美国成为主要的债权国,但仍然不具备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体系的领导能力。也就是说,英国无能领导,而美国不愿意领导。

这和今天的中国有很多雷同之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尽管中国也一再明确表示会承担与自己的能力相应的国际责任,但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西方和世界的救世主,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问题是,外界并不这样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因为西方危机深重,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就不能拯救危机,更不能重建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而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才具有强大的能力。

因此,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西方也有些人想把中国作为危机的替罪羊,例如批评中国的高积蓄率导致了金融危机,但总体上西方对中国寄予很高的期望,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很显然,随着G20的临近,西方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也同样高,希望中国能够领导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

中国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在G20前,中国金融经济领域的主要人物包括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前后发表文章,一改往日“不作声”和“少作声”的做法,明确阐述了中国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观点。

周小川建议国际社会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缺陷。他特别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上世纪60年代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可担任此角色。

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王岐山表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中国愿意协助IMF筹集资金,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呼吁以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

无疑,要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具有全球性。此前,主要西方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提出了各种改革设想。但是因为各国利益不同,对如何改革,各国间并没有很高的共识。

  与其他国家的呼声相比较,中国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由联合国邀请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呼吁另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目前美元独大的地位,解决单一储备货币所带来的问题。

从上次G20部长会议到现在并没有多长的时间,但整个世界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已经深刻了很多。或者在上次会议上各国都不太敢说真话,现在则开始说了。

一句话,现在大家的共识是,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美元独霸天下。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一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原油等主要商品以美元计价,全球企业也以美元结算,主要工业国家的央行以美元作为对抗危机的储备货币。

然而,由于美国大量增加美元供给以处理各种危机,包括这次金融风暴,导致美元计价的资产的价值大减。美国债务毫无限制的累积更打击全球市场信心和稳定。

改革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成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系统,此系统可以是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也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

很容易理解,美国政府的方方面面对这些建议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各国帮助其应付危机,恢复其往日的霸权地位。

因为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性,很容易被视为领导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进行较量。有人因此说,G20的真正核心是G2,即美国和中国的互动决定了未来国际金融秩序。

的确,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多次对美元的价值表示了很大的担忧。但说中国vs美国不免有些夸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要求增加在IMF中的权限最也正常不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已经认可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周小川所提议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在挑战美国?

如果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这个提议与其说是挑战,倒不如是对美元霸权的不满,更是对美元价值的担忧。


美国仍保留“一票否决”权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世界迷信美元已经被证明为有害。中国本身也是美元迷信者,否则就不会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是,迷信一种超主权国家储备货币则显得没有政治现实性。这个设想更多的只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而没有考虑到政治权力在国际金融经济体系运作中的作用。

包括世界银行和IMF在内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形成和运作,都是政治力运作的结果。经济理性或者思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没有政治力的运作,理性和思想很难体现为制度,更不用说是维持所建立起来的体制的运作了。

未来的金融体制怎么样还是要取决于各主权经济体的实力。尽管美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但还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一个实体经济能够挑战和取代美国的作用。

美国本身当然也不想被挑战,被取代。虽然美国深陷危机,但对未来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仍然保留着“一票否决”权。况且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意愿和经济实力来挑战美国。

全球化迫切要求超主权的组织来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但客观现实上很难出现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经济体。IMF的产生本来就是要协调国际经济活动的,但为什么IMF没有发挥好其应当发挥的作用,甚至发挥了相反的作用?这是国际权力政治较量的结果。

无论从设想到运作,IMF背后都是权力政治。IMF和其所设立的SDR本身的发展就说明这个问题。根据IMF机制,拥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拥有绝对的否决权。正是如此,有人说IMF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

在不改造IMF本身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全球货币供给控制权。SDR的产生有其理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操纵SDR的主权国家权力。

因为IMF的重要性,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想法有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要在现存体制内往上爬,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来影响美国或者制衡美国的权限。但对这个体制本身是否合理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反思。

大家都想往上爬,但等到爬到顶点,发现这个体制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那么就太晚了。美元霸权出了问题,换一种货币也同样会出问题,不管是主权货币还是受主权国家权力操纵的超主权货币。


多元储备货币是次优选择

各国要求在IMF内拥有更多的权力很好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重新定义IMF的功能,使得其不会受主要主权国家的操纵。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就要减少IMF的国际责任,把权限分散到其他区域型金融和经济组织。

各国对美元霸权的不满也同样可以理解,但要对美元形成制约可能不是一种超主权货币,因为即使产生了这样一种货币,也同样会受美国或者其他大国的操纵。SDR本身的历史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要制衡美元,唯一的出路就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联合国专家组对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看好,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有两三个国家储备系统,也和美元霸权一样不稳定。他们设计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如果能够产生,当然是最优的选择。

但问题是这种从纯经济逻辑出发,所设计的计划并没有现实可能性。原因很简单,不可能存在一种不被大国操纵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多元化储备货币的确有其不稳定性,但这种不稳定与单一储备货币所导致的不稳定具有不同的性质。单一储备货币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多元储备货币则会在它们之间构成一种有效制约,就是说在主要主权经济体之间构成制约。

同时,对较小主权经济体来说,多元储备货币给他们带来更多生存空间,而无论是单一主权储备货币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都会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最小化。多元储备货币是次优选择,但更具现实性。


先作内部改革才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了内部金融改革。但即使是内部改革,也因为众多的既得利益而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根本提不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

  从G20部长会议上美国的表态,从美国对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否定上,可以明确看出美国要做什么。况且,美国仍有“一票否决”权,否决任何意在挑战美元的改革建议,更不用说那些要革美国命的建议了。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力量来承当其国际责任了,只是美国不愿罢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充当国际领袖,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担当这一领袖角色,更不具备全球性大国的内部制度条件。任何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扮演怎样角色,内部经济和制度仍然是基础。

论从美国西方的态度,还是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来说,重建国际金融体制会是漫漫长路。G20可能只是这个大谈判(grand bargaining)的开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理当承担其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要积极参与改革,但中心的任务还是把自己的内部事情办好,尤其是要把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好,达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可持续发展。

在内部制度还不具备中国承担过度国际责任的条件时,过度的国际承诺会显得力不从心。在长远看,只有当中国有能力提供另外一种储备货币时,才会有能力建设一个较为公平和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31)

2009年3月24日星期二

中国如何在G20定位国家利益 (郑永年)

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因为这20国的经济规模占了全球的80%,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对峰会给予厚望。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努力应对各自的危机,但危机的深刻性,似乎已经大大超越出人们的想象,各国很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看来,只有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才能应付危机。

但是,从刚刚不久前结束的G20财长会议的情况来看,人们对G20的期望或许不可太过乐观。尽管危机深重,但各国恐怕都难以超越自私利益,国际合作的困难度并不比拯救金融危机的难度小多少。

G20并不是什么完全各走各路,在一些问题上,大家还是达成了共识。例如在国内层面,各国都意识到挽救银行业是拯救实体经济的关键。也意识到要加强金融监管,加强管制所有评级机构。在国际层面,美欧在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源上,立场基本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风险监管方面应发挥关键作用。

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美欧间的分歧远大于共识。在欧盟看来,美国放任自由主义是这次危机的直接根源,因此欧盟主张峰会应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实行全面改革,集中讨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纠正美国式的宽松监管,防范危机再现。

美国则不以为然。美国主张全球主要经济体要扩大政府开支,投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美方尽管认同需要大力改革,但反对建立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监管秩序,反对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设立“超级监管者”。


不能期望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

可以预见,这些重要方面的分歧很难在峰会上得到消除。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已经指出,G20可以商定金融监管的原则,但不可期望以此会议可制定各项细则。

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并不具有实质性的议程。他们提出了一些原则,例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例如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多边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正是因为这些都是原则上的,也因此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尽管这些国家很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总体说来,欧美还是在主导进程。

美国和欧盟都在未来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中对自身做了定位。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尽快恢复往日的辉煌,重新做回世界唯一的霸主。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主张解救金融和实体经济,而反对全球金融监管。很多年来,美国利用其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主导国际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极大的利益,甚至是转移财富。

欧盟的定位也相当清楚。因为其福利体系,欧盟的公共投入本来就比美国庞大。同时,美国可以大搞政府赤字,因为可以向其他国家销售,但欧盟各国则不能这样做。

此外,欧盟也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这些因此表明欧盟会把重点放在政府对金融体系(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进行有效监管。

美欧之间的分歧,决定了G20不会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今天的情况和二战以后确定国际金融体系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国主导世界,欧洲是美国的盟友。美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现在则不同。欧盟已经没有了战略上的敌人,即前苏联。而欧盟也已经有了基础货币欧元。实际上,欧元的产生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抗衡美元的。

其他国家也并不见得和美国具有一致的利益。日本长期以来生活在美国的翅膀下,但并不见得很舒服。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已经导致了国际经济的多极化。

但是,尽管美国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力量,其霸权心态仍在那里,至少要恢复霸权地权的心态还在那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定位,无论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还是对中国经济本身和区域经济体的关系,或者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模式,都非常重要。


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

因为这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必须有自身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如何定位自身?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从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强调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些当然很重要,但这里表现的只是在西方建立的构架内和西方竞争权力,而没有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缺失进行反思。

新兴经济体不应当仅仅争取更多的权力,而且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性质有个重新的考量。因为金融的全球化,国际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并且缺少监管。

在很长时间里,国际金融组织往往成为强国欺侮弱国的武器。在这些组织面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往往指手画脚,成为这些国家自主经济发展的阻力。

本来,国际金融组织应当起到监管全球经济的作用和帮助弱国的作用,但可惜这两方面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因此,在重组国际金融体系时,必须重新考量国际组织的功能和权限。

其次是区域层面。应当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应当是亚洲强国。尽管在经济方面,中国在北美和欧洲有很大的利益,但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亚洲,对亚洲的经济关系不容忽视。

在国际关系的很多方面,金融和经济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国的强大并不仅仅是其军事,而是其强大的经济渗透力。中国如果在亚洲不能拥有强大的经济渗透力,那么不仅其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其战略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最近在南海和周边发生的事情已经表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力还远远没有能够和其战略利益达成一致。尽管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免不了要和西方美国合作,但和亚洲国家的合作也同样重要。

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国应当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这也表明,中国的重点应当是地区性金融制度的建设。这方面已经有些努力,但远远不够。


追求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应当追求的是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多极化。这次金融危机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的腐败。要追求金融多极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追求人民币成为一种基础货币。

欧元的产生是针对美国的,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很难很快强大起来。人民币是主权货币,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作为另一种基础货币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应当有一个全盘的计划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当然并不拒绝亚元的产生。但过去很多年的经验表明,亚元的产生存在着不可跨越的政治障碍。

不管怎样,应当认识到,只有一种基础货币——即美元的国际金融体系,必然腐败。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要和美国合作,但并不是简单地帮助恢复美国的霸权地位。

再者,如果只有一种基础货币,不管存在着怎样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约和监管。只有当产生了三种甚至更多的基础货币时,才会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才会造就一个比较公正的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24)

2009年3月17日星期二

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郑永年 )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的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各种主义,各有支持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低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低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

双方面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层社会层面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

尽管努力达成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低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

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17)

2009年3月10日星期二

中国应慎防内生型金融危机 (郑永年)

内生型金融危机指的是一个国家由内部因素促成的危机。尽管在全球化条件下,所有开放国家的金融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但不管有怎样的外部因素,很多危机都是通过内部因素而直接触发的。

例如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泰国金融系统过分倚重短期外来资金。但即使这样,泰国也很难把责任归咎于外资,而在于自己本身。

同样,尽管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监管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尽管一些人毫无道理地把金融危机的原因推给其他国家。因为是全球化,一个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会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在其他国家引发更大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从两个方面慎防内生型金融危机。一方面指的是要防止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金融系统或者被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另一方面指的是要防止现在所使用的应付外来金融危机的手段和方式触发本身的金融危机。本文集中讨论后一方面的问题。


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

对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总理温家宝有个客观的判断。温家宝最近表示,“中国经济受到的主要影响是在实体经济,因为中国金融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具备应对危机的良好基础,总体运行是稳定、健康的。世界市场的萎缩,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趋大,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外部需求造成很大的冲击,最主要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主要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实体经济危机。也可以再进一步说,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也是局部性的,是中国内部区域性实体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等出口导向的地方经济体。中国很多地方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内部需求导向的经济体,并没有面临很大的问题。

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西方各国的金融危机。中国有所波及,主要是中国金融系统和西方美国金融系统相关的部分,如中国购买的美国金融资产。因为被波及的部分比例极小,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问题称不上危机。中国基本上免予危机,主要是因为中国金融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大力度的改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很大的内外部压力。当时中国银行系统制度不健全,银行决策主要由政治和行政因素主导,银行坏账比例过高。当时的西方各国对中国的银行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中国政府大力改革银行金融系统。很多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是处理坏账。到今天,中国银行的坏账比例极小。

其次是银行决策的市场化,由从前的政治和行政决策转向了市场导向。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努力建设中国本身的银行和金融监管制度。

中国抵制了西方的压力,没有进行西方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逐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借鉴各国的经验确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制度来规制银行的行为。

西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光批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施加了莫大的压力,但却忘记了自身的改革。毫无节制的银行自由化最终造成今天这么深刻的金融危机。


也须慎防“合理”的贪污

可以说,中国金融改革的这份成果来之不易。但也应当看到,因为金融改革的历史不长,很多金融实践的制度性程度还不高。

今天,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仅要担负经济复苏的责任,也担当着政治社会责任(如社会稳定),就是说,金融系统也是政治和行政工具。

因此,如果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应付实体经济危机过程中决策不当,也有可能触发本身的金融危机。或者说,中国必须预防由实体经济问题转化成为本身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谈论西方是先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危机,而中国则是先实体经济危机而后金融危机。

这次危机一发生,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应对方案。这4万亿基本上用于基本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尽管也涉及到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但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

过度投资基本上会发生在基础设施方面。这次在这方面基本上延续了应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法。基础设施建设后面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他们会毫无理性地追求投资。

人们已经看到,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追求投资,扩大建设规模。尽管很多地方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发生危机,但也同样拼命乘这次危机的机会求得地方基础设施的大发展。这势必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政策,转而又影响金融系统的决策。

如果货币政策过宽,货币供应量过大,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4万亿或者更多的财力的不合理配置和使用的监管不严,很容易导致银行坏账遽然增多,从而触发自身的金融危机。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已经有地方政府因为应付危机心切,开始放松对企业贷款的条件。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两会期间已经有很多人对4万亿的去向和用途表现出极大的关注。4万亿有可能酿成形形式式的腐败。这里可以有直接的腐败,例如化公为私,直接贪污,把公共工程建设费用通过不同形式落入私人口袋。也可以有间接的腐败,就是腐败工程,豆腐工程。

在中国,更要注意的是“合理”的腐败,这往往表现为无用的工程,就是总理温家宝所说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人们可以从日本找到很多这类例子。在很多年里,日本政府企图用人们称之为投资“不知道通向何处的桥梁”工程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结果,公共工程越建越多,但经济状况反而越来越糟糕。

从中国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中央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三种腐败都会发生。而这些腐败不能阻止,不仅会触发金融危机,而且也会引发政治危机。

在经济发展上升时期,因为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相对的改善,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就会高一些(尽管无奈)。但在危机时期,当生活走下坡路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容忍腐败,尤其是大规模的腐败。


社会制度的基础建设尚未健全

中国政府要扶持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产业。在中国,这两方面往往是同一件事情。

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主要是因为廉价劳动力,而非技术或者资本。要应付就业和维持出口,政策的支持是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出口的下滑不可避免。

因为是西方的危机,西方没有了进口的需求,或者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的出口,那么中国作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刺激出口。

同时,出口的下滑也并非全是坏事。这次金融危机中,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所有出口导向经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需要人们作深刻思考的。

像中国那样的基于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低技术、高能源消耗之上的出口经济不可持续。实际上,广东省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要对珠江三角洲进行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免不了一些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在任何国家,产业升级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从长远来看,要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不得不这样做。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扶持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仍属重要,但也必须避免又回到老路上去。提出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一些人一直在批评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做法。

要有效应付实体经济危机,中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投资不足的领域,即基本社会制度设施的建设方面,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

笔者多次论述过,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建设内部消费社会。而内部消费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够建设成,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设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必须努力把更多的财力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建医院和建学校和建那些“不知通向何处的桥梁”同样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尽管同样是基础设施建设,但前者对消费社会的建设、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有效得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很有必要,但同时也要考量金融危机之后的长远发展道路。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10)

2009年3月3日星期二

中国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郑永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介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期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90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

近20多年来,中国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更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可以说,它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作为评审标准的反动。


马克思主义从科学变成意识形态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80年代,就有科学家讥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就算不上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乐此不疲。只有到了中国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入西方评审方法是必要的矫正。

在西方,科学评审明明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原因可能再也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群体本身的工具,而是官僚制度管理学术研究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

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在中国,各种考核却都是教育官僚决定,教育官僚推行。中国的教育资源,也大多是教育官僚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

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不了解本身社会,遑论改造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再者,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

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里面所涉及到的经济上的腐败,但更为严重的是整体教育制度的腐败。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橛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双重的功能,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显然,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想改造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改造过中国,这并不难理解。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

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应让专业人士担当更重要角色

现在各种由西方进口的主义充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本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介体系里面了。

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

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

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教育和研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应当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在数百年中确立起现代教育和研究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加入和推动,后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当理解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教育官僚的作用。

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03)

2009年2月24日星期二

鄭永年:金融危機提升中國外交空間

本文由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董晓宾采访/整理


金融危機為中國改善外部環境提供了機會,中國應當運用國家實力主動謀求更多國際空間

從剛剛結束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歐洲“信心之旅”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有資本和力量在與西方交往中佔據更多主動權。金融危機帶給中國外交怎樣的潛在國際空間,及其如何實現潛在空間,值得思考和分析。


金融危機讓西方輿論收斂

中國外交空間的提升,表面看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客觀效果,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國家實力積累到一定程度,這種效果就會很難體現出來。

換言之,中國發展到了目前這個水平,它的國際空間必然會增加。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這次危機要是沒有作為國際經濟體係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的參與就很難解決;同樣,沒有中國的參與,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建立不起來。這與過去“繞開中國,地球也照樣可以運轉”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隨著金融危機突顯中國地位的重要性,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也隨之改觀。去年開始,國際輿論環境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態勢。北京奧運會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很多都屬意識形態領域,比如人權和民主。近期西方尤其是在政府層面評價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則相對淡化。特別是由于金融危機,西方出于需要中國幫助的考慮,輿論環境方面對中國有所改善。為了盡量不激怒中國,西方在打價值觀牌或者人權牌上有所收斂,轉向低調。

當然,這些都是中國國際空間增長的客觀空間。中國還應當從主觀上運用中國的國家實力,進一步提升國際空間。


中國應成為制度制定者

那麼,中國如何利用這一機會來進一步改善自身國際環境,提升國際空間呢?

最明顯的一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社會已經高聲發出了重建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呼聲。西方各國都已經在考量在未來的大談判(grand bargaining)中如何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中國能否提升其國際地位和擴展國際空間就要看中國是否能夠在國際經濟秩序未來重建過程中謀求發揮更大的作用。

過去,中國的重點是與世界接軌。接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西方世界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現在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重建,中國的角色就不一樣了。在這個舞臺上,中國是作為一個建設者,是作為一個制度制定者而出現的。

中國如果要參與重建這個秩序,就需要自己的東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原則,不能光等著別人提出來。所以應該抓住目前的時機,總結和傳播中國這方面制度中所包含的優勢或者說價值優勢。這也是金融危機為中國提升軟實力所提供的機遇。


要讓世界認識中國的價值

中國經濟在這次危機中之所以沒有受到像西方那樣大的影響,一方面因為中國的金融經濟的成分在整個經濟體上不像西方那麼多;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經濟金融改革已經領先西方一步。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外貿和內需的關係,金融規制等等方面,中國有教訓也有寶貴的經驗。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把批評中國作為己任,但忘掉了如何去改善本身的制度體係了。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處理危機中,中國現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正如溫家寶總理這次歐洲之行所強調的,要把中國內部的事弄好,同時不會推卸中國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要應付危機和解決危機所帶來的一係列問題,有效的辦法就是富國和新興國家必須共同承擔責任。但實際情況則不然。富有國家總千方百計地想把金融危機的責任推給新興國家,比如將金融危機的責任指向中國等等。中國則強調既要把自己救活,另一方面也要和國際社會共度危機。這種做法不只謀求一己之利,同時也照顧到國際社會的公共利益,更容易贏得國際尊重。

金融危機無疑為中國提供了與西方展開制度競爭乃至價值競爭的機會。但這並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輸出(屬于帶有強制條件的“硬”輸出)。中國只是提供自己有用的經驗,供大家參考。

不過筆者以為,目前中國還遠遠沒有把隱含于自己經濟實踐裏面的價值觀充分提煉出來,這是令人遺憾的地方。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那麼中國一定要提供一種價值。西方過去認為中國的價值不如它們的價值,在和中國打交道過程中,經常充當指手畫腳的“老師”,那麼這次金融危機就給了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但要改變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認識中國的價值,中國自己必須告訴他們中國的價值是什麼。


用經濟實力爭取政治空間

外交不僅可以為經濟服務,必要時經濟也可以為外交服務。經濟和外交是相輔相承的兩個方面。美國和西方就很善于利用其經濟實力爭取政治甚至戰略空間。金融危機也給中國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危機促使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有所收斂,但並不意味著中國利用西方對中國的需要,就可以換取比如承諾不接見達賴這樣的政治利益,因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由于政權更替比較頻繁,所以很難保證其政策的連貫性,現在的當權者也許出于眼前考慮暫時放棄冒險,但很難保證繼任者能延續這一承諾。

但金融危機需要各國共度時艱,中國重視別國,別國也要尊重中國,如果誰老是欺負中國的話,中國也可以拒絕與其合作。重要的是要把對方的行為與其國家利益聯係起來,告訴他們,欺負中國的結果反而可能會給它自身的國家利益造成損害。這樣做比批評某一個政治家的行為更為有效。很顯然,政治人物是流動的,而國家利益是永恒的。

不過,金融危機固然為中國提升外交空間提供了機會,但也可以預見,在西方對華交往中,意識形態這個東西不可能完全消失。不管你做得多麼好,總會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更何況,在對付金融危機時刻,並不意味著國家間沒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利益,不同形式的衝突就在所難免。對此,中國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


《國際先驅導報 》(2009/02/09)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09/content_10786186.htm

中国的“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局面(郑永年)

今年年初(1月4日),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文章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章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再次充分显示出其亲民总理的风格。其任总理以来,无论从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但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无论从制定到执行,总会受到现存体制的制约。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当是有感而发。这里提到了两个不公平,一是收入不公平,二是教育不公平。但两个不公平显然具有相关性。再者,在任何社会,政府在解决这两个不公平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同样一个模式。在收入分配领域,无须多说,中国的分布是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

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方式现在是尽人皆知,令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也会自感不如。同时,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状态。

很多人仍然处于不足温饱阶段。中国尽管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穷人的绝对人口数还是非常庞大。

很显然,少数人过度消费与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是今天中国建立全面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

在教育领域,不公平则表现在一些人的过度教育和另一些人的教育不足上。温家宝这里所说的农村孩子就是教育不足的一个最主要的群体。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3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如同收入分配领域,教育不公也有很多原因。但在诸多原因中大多数还是和钱有关,就是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己的收入过低,供应不起其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费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尽管高考成绩很好,但家里没有钱提供给他们上大学。

第二个和钱相关的问题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农村地区的优秀教师往往会离开农村流向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自然影响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

很多年以来一直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小孩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

另外一些教育改革如高考对农村学生的英文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要求,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小孩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没有尽到责任在农村建立能够提供学生生产一种产品的基础设施,却要求学生生产该种产品。这完全是教育官僚主义的结果。


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笔者已经论述过。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会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情况更会糟糕。

在任何社会,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

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防止过度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

在另一端,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在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

在这些群体中,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确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导致成绩不好,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但因为学费昂贵,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没有任何希望便只有怨恨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Stanley Rosan)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

这个制度比较公正,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管多么贫穷,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尽管对社会不满,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这个教育制度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们只有怨恨。

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问题就更为严重。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24)

2009年2月17日星期二

农民工问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郑永年)

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经济和社会甚至是政治上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体。这同时也说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治紧迫性。

但从现在所出台或者所讨论的举措看,很多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就是说,这些政策是用来应付农民工问题,而并没有长远的目光从根本上来解决。

本栏上周提到,在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现在的趋向实质上是要把目前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三元社会,即在现有城乡差异之上再附加一个非工非农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工的制度化。

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付眼前的问题和危机当然有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景中来考量。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势必变成三元社会。

这个三元社会要比过去的二元社会还要难以治理,从而为巨大的社会动乱埋下制度性因素。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废除农民工制度,有计划地、渐进地通过城乡整合向一元化社会发展。


正义的社会必须是开放的社会

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户口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

中国传统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概念,更没有印度那样的身份等级概念,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往上流动。今天的户口制度是49年建国之后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政策的产物。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很难也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谁的政策责任了。但这个制度未来如何发展,则是一个必须加以严肃考量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说得过去。他们本身是农民,因为农村改革,他们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今天,第二代农民工开始逐渐成为主体,并且第三代也开始处于成长阶段。除了“农民工”这个人为的身份,他们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正义公正的社会不会是个绝对平均的社会或者毫无城乡差别的社会(到今天这些还是停留在空想阶段),但必须是个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必须是包容性的(inclusive)而非排他性的(exclusive)。

农民工制度的存在,不管其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说明了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排他性质。

排他性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强势社会群体)的生活品质水平的提高或者维持一方面必须依赖于另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弱势社会群体)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同时又排挤后者的进入,阻止后者来分享前者的生活品质,并且社会群体之间的界线往往是通过各种制度化途径来划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排他性的社会在很多国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过。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但社会的排他性往往会通过不同形式保存下来。

笔者在上周已经简单论述了为什么中国存在的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安排既违背人本原则,也违背生产力解放原则。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社会绝非和谐社会,而是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包含有潜在的革命因素。废除农民工制度就是要保持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工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朝开放社会发展还是倒退为一个封闭社会?


城市须吸收够多的农业人口

农民工问题也关乎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对孪生姐妹。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巨大无比的动力。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具有高度的自发性,政府就可以利用这种自发机制,在满足工业化需要的同时消化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中国各方面的共识。当然,城市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大城市化,建设一大批中小城市群更能符合中国的现实。

实际上,上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开发政策时,就有专家建议要通过建设中等城市群的办法来发展西部。这个建议在今天和今后也仍然有效。

城市化还是消化农业人口的最有效途径。农民工(尤其是第二和第三代)转变成城市居民就会给各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过程或者城市化过程中,中国的户口制度本来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作用,就是说,这个既定制度使得政府可以有计划地来推进城市化,从而避免一些国家盲目的人口流动。

如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人口流动,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而造成了城市贫民窟。在那里,尽管农民进了城,但他们的权利也同样得不到保障。

可惜的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因为各级政府本来就没有意识和政策来消化农业人口,户籍制度是被用来维持和巩固现存制度。

农村本身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年来成为政府重点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也是依赖于农村人口的减少。例如去年提出的“土地流转”政策。

如果农业人口不能减少,土地如何流转?土地流转的核心并不是土地本身,当城市没有能力吸收消化农业人口的时候,土地如何流转?只有当多数农民流转出去之后,土地才能流转。

从政治上说,在城市能够吸收足够多的农民工之前,土地流转会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也只有到了大部分农业人口流出去之后,农业本身的工业化才有可能,剩余的农业人口也就有机会通过规模生产提高生活水准。


人口过度分散谈不上品质服务

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更关乎于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通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应当已经明确,那就是政府必须负责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即服务型政府。

但任何公共服务,如果是要可持续的,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学校、娱乐等等的提供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口。

例如一个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乡镇很难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学校教育服务或者维持一个电影院,但一个数十万人的中等城市就可以。  没有达到一定的人口,公共服务就不可持续。因此历史地看,服务也一般发生在城市。中国政府如果要转变成服务型政府就必须包括农村人口。

但是要对过度分散的农村人口提供品质服务并不现实,因为成本极高,很难维持。这就需要通过城市化来进行。就是说,政府可以结合城市化,通过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来达到本身的转型。

自然,如果能够把广大的农村人口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政府更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支持力量。

丛这些方面来看,尽管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严峻化在眼前来说给政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巨大的契机。如何把压力转变成契机一是取决于领导层有关中国发展的大思路,二是取决于如何来制定有效的措施并加以落实。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17)

2009年2月10日星期二

中国应当废除农民工制度 (郑永年)

金融危机马上显示农民工的影响力。大量的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但发现在家乡已经无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更重要的是,很多农民工并非单个的个人,而是家庭。

他们离开家已经多年,小孩在打工当地上学。回家乡后,不仅他们本身的工作成问题,同时面临小孩上学等一系列问题。

有人说,农民工失业了,就可以叫他们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问题实在并非那么简单。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很难再回到过去成为从前的农民。

他们离开农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在世界已经具备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认同。

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即社会稳定不确定性的遽然提高。

这里,一是指农村的稳定。这些人回去以后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没有了他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要在农村开始新的生活,谈何容易?

二是指城市的稳定。很多农民工失业以后,并不想再回到农村,年轻人尤其如此。较之农村,他们发现城市生活的引人之处。一旦没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干什么?其中的一些人开始犯罪,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


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实际上,很多年来,如何应付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每当春运,每当遇到类似“非典”(沙斯)的疫情,每当遇到经济不景气,农民工似乎成为各级政府的包袱。这年来,各级政府疲于应付,从来没有真正思想过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说,在农民工问题上,除了废除农民工制度,中国别无他途。在中国,农民工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会制度进步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社会,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割。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分割造就了由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的方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行了有效的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后,因为农村改革的成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样,户口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开始进城工作。

这些人一方面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被称为农民工。

尽管中国官方对农民工的数量没有正式估计,但各种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度。可以说,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他们为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极其廉价的的劳动力。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在资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软弱无力,他们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


制度违反人本原则

例如在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农民工的代表,尽管人数极少,比例极小。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界别”或者功能社群。就是说,大趋势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的制度化。

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绝非好消息,而是长期之痛,甚至是隐患无穷。如果农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即城市与农村,和流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非工非农的农民工。

这样的三元社会首先不符合一个政权的道德基础。政权要以人为本。但农民工制度是违反人本原则的,因为这个制度带有很强烈的非人道因素。

如上所说,农民工对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农民工的出现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如果因此而意图把农民工制度化,那么就会违背人本主义精神。

所谓的农民工就是说他们既非农民,但也没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要知道,农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在一个城市工作十多年,甚至更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工作的城市组织家庭。

可是,除了承受恶劣的工作场所之外,他们也享受不了当地居民的公民权。就是说,他们要受工厂主、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的三重歧视。换句话说,他们连国际移民劳工的权利都不如。

一个外国人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合法工作到一定的时间,就会有权利申请永久居民,甚至公民权身份。即使是非法劳工,一些国家也会对他们进行大赦,给与公民权身份。但是,在自己国家流动的中国农民工则永远转变不了身份,享受不了公民权。

从农民工不能享受公民权的角度来说,中国远非一个现代国家。在现代国家内,所有公民有权利享受最为基本的和别人一样的公民权。


并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工制度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历史上看,人道原则和生产力发展原则是一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被废除就是因为他们不符合人道原则。当奴隶和农奴成为公民的时候,生产力就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人为的农民工制度之所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没有考量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生产力的提高不能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更不能依赖于对农民工的权利的被剥夺。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奴隶制和封建制在历史上消失了。

近年来,政府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这表明了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意味着要把农民工赶回去或者诱导他们回去。

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农民。把已经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利出来的农民工送返农村、归依农业,是和发展生产力相对的。

有规划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农民工制度的存在对社会政治稳定更构成了严峻的制度性的威胁。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上面提到的农民工制度不符合道德和生产力发展原则就已经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更会恶化这种威胁。一是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因为长期生活在城市和城市人打交道,农民工知道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权利,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剥夺权利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往日不关心自己权利的农民。对制度的不公正使得他们经常会有巨大的动力想改变这种制度。

二是农民工所具有的高度流动性。中国有“无产者无恒心”的古训。就是说,无产者是最具有革命和造反精神的。有产者首先就要有固定的社会空间。农民工无固定的社会空间,被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左右而流走于各地。就是说,他们既具有革命的动机,也具有革命的条件。

从这些方面来说,为什么要废除农民工制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然,要消化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当然不容易,解决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也并非一时三刻能够做到。但当政者必须具有这样的意识。

可以说,如果在农民工早期出现的时候,领导者就有长期的意在吸收消化农民工的思考,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有了意识,就会有计划,有政策,就会有能力。

在金融危机的时刻,由农民工带来的政治压力是显见的。要消化这样的压力,就不能以巩固农民工制度的方式。这样做,充其量把问题往后推延。具有远见的唯一选择就是从现在始要有意识地、有规划地、一步一步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10)

2009年2月3日星期二

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郑永年)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俨然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是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敏感的人的眼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个发展模式已经处于较量之中。尽管整个世界还处于危机之中,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救金融、救经济,但很多人已经在提问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金融危机以来,有人赞扬中国,有人批评中国。但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扬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那样乐观的了。西方的危机还没有看到底,中国本身的危机依然存在,但从政府到民间,已经呈现出相当乐观的情绪。很多人已经在开始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回弹了。

乐观情绪非常重要。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

当然,客观上说,中国也有很多因素促成人们的乐观。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对付危机的能力上不同。美国和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两者都有,除了金融杠杆之外,中国的经济杠杆可以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得到发挥。

再者,美国政府和大多西方政府都是赤字政府,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


目前内需比外贸重要

但也很显然,也有一些人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多大的理性。有人看到美国西方倒下去了,就乐观起来。但客观的现实是,别人的倒下并不意味着自己能够站立下去,更不用说是去拯救他人了。

在西方,看到中国表面现象的人总是担心中国模式会取代西方模式。但是比较理解中国体制运作的人则深不以为然。

前些时候,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并曾经效劳克林顿政府的美国经济学家,当问到中国在应付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时强调,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能改变到目前为止所扮演的美国和西方贸易“清算银行”的角色,那么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这位教授指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对中国本身和世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外贸驱使,整个金融体系也是为这个外向型体系服务的。

出口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结果如现在所看到的,中国购买西方金融产品一方面促成了西方金融市场的“腐败”,但同时也因为购买金融产品而受到巨大损失。

这也就是一些西方政治经济人物指责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些指责尽管并没有道理,但却值得中国的思考。

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

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了。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消费社会需要基本保障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在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诸多拯救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措施能否促成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型还有待观察。

很显然,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要寻找新模式,首先必须对危机的深度有更为深刻的意识。

有人说中国是船大不好调头,也有人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早期救火阶段。但不管怎样,当政者必须让人知道,船长的确努力在调转船头,而非仍然在原来的航道上前进。

同时也要知道现在的救火方式能够有效地把火泼灭,否则大把钱烧进去了,火还是泼不灭。

总体说来,中国各方面可能对这次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只要西方还处于危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就是说,中国在这次危机之中很难置身事外。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得以解决,并非来自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只是“救火”。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超过罗斯福新政。

如果相信这次危机和上世纪那场危机同等严重,甚至更为严重,那么由此可知现在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种举措远远不能解决危机。

中国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应付危机的模式,基本上承续了处理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

很显然的是,1997年之后,政府在前一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打造内部消费市场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当时,因为西方市场没有危机,中国的出口不久就恢复了。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西方没有了需求,不管怎样的刺激外需的努力都不会很有效。

所以,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笔者曾经论述,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这次中国在努力扩大这方面的投入,但很显然大多数投入还是流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


亦须抗拒西方转移危机压力

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应付危机都显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中国政府要有效解决危机,也必须克服这方面的倾向。全民共度危机、全球共度危机应当是解决危机的大思路。就是说各国内部社会各阶层要分享负担(内部责任),国际社会各国也要分享负担(外部责任)。

就中国内部来说,如果既得利益过于自私,试图把危机转嫁给弱势群体,甚至利用危机再进一步获利,那么就不能克服危机。

中国诸多社会制度难以建立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分不开。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克服,就会造成政府“只取不予”的局面。中国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治国经典。如果只取不予就会导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危机时刻必须“用之于民”。反之,“用之于民”也是政权强大之根本。如果中国不能建设一个有效消费社会,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这次危机不能促成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未来经济增长就会缺失动力。这些并不是很多人所意识到的。

同时,中国也应当承担外部责任,就是和国际社会协调,共同对付和解决危机。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如果每一个国家过于自私,那么危机就会向纵深发展。

全球化必然要求各国间的协调行动。中国一方面需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但同时也要抵制西方转移危机的压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弱势就是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就是说西方很容易把危机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上。

应当对这次危机对中国所带来的风险及其包含的机会作深度思考。如果危机促成社会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确定,那么中国外部的影响力的性质就会得到根本的改观。

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03)

2009年2月1日星期日

奥巴马与中国变革意识的再现 (郑永年)

奥巴马可以说是美国人民理想主义的产物。美国理想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变迁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当美国面临危机的时刻,理想主义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直接。这从开国早期的杰斐逊到内战时期的林肯到现在的奥巴马都是如此。

就奥巴马总统选举来说,这种理想主义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奥巴马是美国变革的中介

首先是作为少数族群象征的奥巴马能否当选。美国尽管自诩为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但在政治方面,少数族群一直处于微弱地位。在奥巴马之前,大概没有多少人想象得到一个黑人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更少人会梦想一个黑人候选人会当选成为总统。在美国之外,多数人对奥巴马也并不看好。

但奥巴马的确当选了。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胜利。小布什当政八年,美国内部境况不好,最后还触发和酿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外部的形象更差,把美国往日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软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

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奥巴马的当选无疑是美国民主软力量复兴的起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当选总统本身就已经被视为是美国民主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新型的(从前不曾有过的)部分。

第二是理想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变革的动力。变革是奥巴马的竞选主题。美国变革的动力在布什当政期间日益聚集和壮大。为什么要变革?原因很简单:人民对现状不满。那么要作什么样的变革呢?这里不可避免涉及到理想主义。

变革需要为人民提供一幅远景图,这幅远景图就是理想。更为重要的是,变革也需要中介。就是要回答谁来变革的问题。如果变革没有主体,那么最好的理想也仅仅会是乌托邦。

对布什政府的强烈不满更加深了美国人对变革力量的诉求。对支持奥巴马的美国选民来说,奥巴马无疑既是变革力量的表述者,也是变革的中介。


中国变革力量有其复杂性

尽管奥巴马能否满足人们对他寄予的高度理想主义期待还有待时日来观察,但其当选美国总统已经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如同对其他社会,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也不可避免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尽管有关部门不容许媒体高调报道和宣扬奥巴马及中国社会对其当选总统的反应,但这种控制本身就表明奥巴马对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力。之所以能够对中国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存在着的变革理想和需求。

在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物质主义和政治冷漠之后,再次呈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上一世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很快消失。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大多数中国人沉浸在商业和经济世界里,政治冷漠是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主要特征。

但近年来,政治理想主义回潮已经成为趋势。理想主义的复出有很多原因。主要是因为单向面GDP主义或者经济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恶果,例如收入差异急剧扩大、社会高度分化、环保恶化等等。这些恶果无疑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应对。

但在现实世界,中国似乎缺失改革的主体。尽管各方面都在呼吁改革,但就政策制定和落实来说,改革则是进入了僵局。也就是说,社会层面所存着的巨大改革呼声和民间动力无法转化成为改革的政策动力。

这种僵局本身就可以催生和强化社会的理想主义。当大多数社会成员满足于现实或者对现实并没有感到非常不满意的时候,理想主义就会处于低潮甚至不会出现。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十多年里就是这种局面。但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了。除了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社会的各个群体都在往理想主义方向发展。

在各种力量中间,被人们称为“自由派”和“左派”的力量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把体制派称为左派,而把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力量称为自由派。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都在要求变革,并且他们既存在于体制外,也存在于体制内。这种现象更表明变革力量的复杂性。


“不折腾”并非不要变革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相信民主政治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在自由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的很长时间了,主要表现在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在中国并没有自由主义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为自由主义奠定了不可忽视的物质力量。正因为自由主义获得了相当的物质力量,自由主义也在不断适应中国的土壤,就是说在逐渐中国化。

到今天,除了少数相信西方体制不加变动就能适合中国之外,没有多少自由主义者在提倡中国政治的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这种调整非常必要,因为如果自由主义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就很难生存和发展。

这些年来,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在呐喊政治改革,“变革”、“法治”、“宪政”和“人权”等是其话语的主体。

所谓的“左派”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一般人们把左派视为保守和变革的阻力。但这并不确切。现在的左派甚至较之自由派更要求变革。

在中国政治的光谱里,左派被视为是代表下层社会利益。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包括城市工人和平民、农民工和农民等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受惠较少。

在许多年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在这些社会群体中间。较之新兴社会阶层,这些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往往比较恶劣。这就为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核心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话语产生实际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提供了物质基础。

毫无疑问,左派和自由派都在呼吁变革。针对来自左派和自由派的变革压力,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明确提出中国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更旗易帜,就是“不折腾”。但很显然,这里的“不折腾”并不是说不要变革。

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困难都要通过深刻的变革(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来得到解决和克服。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变革来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局面来消除或者控制人们的“折腾”行为。

“不折腾”指的只是不要感情用事,从情绪或者书本概念出发来作非理性的行为(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政府政策层面)。任何有效的改革必须从人类理性出发。

对奥巴马来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把美国社会给予的巨大政治支持力量转化成为实际的政策,来实现其选举期间所确立的理想主义目标。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聚合变革的力量,把此转变成为实施政策的动力。

在西方社会,民主是聚合变革力量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缺失西方式民主的情况下,如何寻求其他能够聚合变革的力量的方法,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挑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1/28)

2009年1月20日星期二

中国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郑永年)

无可否认,中国的教育部门也一直在追求GDP主义。GDP主义处处可见,大学升级(从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学院升级为大学)、大量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大举兴建大学城、重量不重质的教师业绩评估、孔子学院的大跃进等等,不一一而足。

如同经济部门一样,GDP主义使得教育方方面面的“产值”上去了,但也产生了无穷的恶果。这些恶果不仅制约着教育部门本身的进步,而且也制约着中国人才的质量。因为和其他部门不一样,教育部门关乎于百年人才大计,不当的教育制度自然影响其所培养的人才的质量。

再者,这些恶果不仅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制约着中国的国际软力量的发展。本文并不列举教育GDP主义的种种负面效果,而是局限于教育升级扩招和孔子学院来分析其这些方面的影响。


熟练工人急需培训

先以升级和扩招为例。为什么要升级和扩招,教育部门的正式说法是,这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教育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人是要获得教育的机会。

这并没有错。但教育不仅仅是要培养人才,而是要培养有用的人才。教育部门一方面追求产业化,但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培养的人才是最不合符市场需要的。就是说,在教育部门进行所谓的教育改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的需求。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尤其是工业化的这个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技能工人。但中国的现实是,熟练工人大量缺乏。因为中专、大专和各类技术学校都变成了大学,自然造成了培养这类技术工人的学校的大量缺乏。

这就导致了今天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中国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经过了四年的大学培养,则变成了无用之才。

当然,这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有关系。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可以进北大和清华,都可以“学而优则仕”。但很显然,同样重要的是教育部门充分利用了中国家长的这种社会心理。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教育机构只图利,而没有承担起其“社会责任”来。

后果当然不仅仅是对学生本身,而且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很多年来,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过分依赖于投资者,这可以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等种种说法上看出来。但问题是,为什么产业升级从内部来说没有巨大的动力呢?人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都非常先进,并不亚于其他先进国家,但就是转化不了产品。同样一种技术,拿到日本和德国生产和拿到中国生产就有巨大的差异。这里工人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是个关键。

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制造的大多是产业链上的低端产品。企业依赖的是无穷的廉价和毫无技术要求的劳动力,而学校也不培养能够促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劳动力。

可以确切地说,如果中国的学校不能培养大量的技能工人,中国很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技能工人而非外来的技术和资本是内发型技术创新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


孔子学院的不可持续性

再进一步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非常有效地制约着中国企业家的生产。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就企业家的教育背景来说,大多数企业家都产生于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能够对某些现存技术进行改进,甚至创造新的技术。而在高端技术领域如物理、化学和航天等,企业家总是少数。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

中国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符合这个分布。如上所说,中国在下端是毫无技术要求的工人,大多为农民工;顶端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缺少的就是中间地带的人才。

没有这个中间地带人才,不仅造成了上面所说的产业升级的困难,更造就了中间地带企业家的缺失。而这个群体的缺失是中国中小企业不能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小企业不发展当然有很多制约因素,如金融、法律和政策,但缺乏这样一个群体的企业家更为关键。没有这个群体,即使有了其他方面的条件,中小企业也不会得以发生和发展。

不管怎样,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很多困难,教育部门是有责任的,至少从其培养的人才的角度来说。

孔子学院则是教育部门追求GDP的外在表现。孔子学院项目诞生以来,有太多的人在大唱赞歌。这表现为必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在海外追求自己的软力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学院得到人们肯定和赞美的。

但海外已经有不少人在说,没过多久,孔子学院不仅成不了中国的软力量,而且会成为中国在海外的负资产和包袱。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孔子学院首先表现为其不可持续性。

孔子学院现在已经在世界遍地开花。这当然是与国家汉办的推动分不开。每一家孔子学院最初几年由汉办提供经济资助,一段时间以后,就要由承办孔子学院的组织来承担经济责任。

除非来自中国的经济资助是无限的,否则光从经济上说,孔子学院很难持续下去。但问题是,数量那么庞大的孔子学院,中国方面能够一直承担下去吗?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的孔子学院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教育家首先应是教育家

除少数有特殊定位的孔子学院外,大多数孔子学院定位为语言教育。这种定位使人不解。语言教育是市场决定的。就像中国人学英文。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学英文,是因为英文对人们的利益的相关性。换一句话说,中国人学英文并不是美国和英国政府推动的结果。

这也同样表现在中文学习上。中国的崛起和对各国相关性的增加本来就已经促成人们学习中文的巨大动力。在孔子学院之前,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一直在增长。除了在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说孔子学院在鼓励人们学中文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可以说,孔子学院项目的产生更多的是教育部门的GDP主义精神,而非专业精神。人们很难看到这个项目中所隐含着的专业精神。追求软力量不能盲目,而必须具有专业精神。

从专业精神的角度来看,类如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要比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要有效得多。如果说今天的孔子学院侧重的是毫无实际效果的遍地撒钱,孔子基金会可以成为培养各国中国问题精英从而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方法。

教育部门为什么追求教育GDP?首先是因为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类学校校长,其身份最主要的是官员,或者说他(她)们追求的是官员身份,而非专业教育家。在任何国家,教育部门是最讲求专业精神的,但在中国看不到。

其次是中国实际上的教育产业化。尽管并没有明文的教育产业化的国家政策,但教育部门实际追求的就是产业化。一旦产业化,GDP主义就会马上产生效应,因为在这里,教育“利润”变得相关了。

为了钱,教育部门要不向社会(学生家长)要钱、要不向政府部门要钱(各种变相的教育财政和补贴)、要不向银行要钱(借债)。无论哪一项,钱的数量是最重要的。升级和扩招也不可避免,因为它带来巨大的量。

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是分行政级别的。大学重视的是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声望和社会的尊重。这些在其他国家最为重要的品质,中国的大学是不去追求的。大学校长们热衷于追求的就是官职。

教育家追求官职势必造成种种恶果。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要从去官职开始。现实地说,要学校尤其是大学去政治化可能一时三刻还是很困难。不过,去行政化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学校长们还是可以是任命的,但必须去掉他们的行政级别。

教育家应当首先是教育家,而非其他。教育不改革,国家就毫无希望。从民国时代的“教育救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教兴国”的种种口号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但严酷的现实是,差不多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中国的教育还是远离人们的期待。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1/20)

2009年1月13日星期二

中共要巩固其改革主体地位(郑永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过去了。没有人会否认在这期间中国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光唱赞歌并不够,更为重要的要考虑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的中国发展方向。

正如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集会上所提醒人们的,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面临困难,既然没有可能往回走,那么只好顶头前行。相信,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会认同这个判断。但现在的问题是,继续往前行如何变得可能呢?

一个确切的改革现象是: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也一直在大唱改革,更不乏雄心壮志,但一旦表达于政策和行动层面,则很难见到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

实际上,就改革本身而言,在很多方面,很多人的感觉是,目前已经陷于泥潭。方方面面的改革,比如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规制型政府建设、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改革,谈了很多年了,但一直进展不大或者止步不前。


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在很大程度上说,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之后,继续改革应当说较之30年前要更为容易一些。改革者不仅积累了很多经验,更具备了足够多的财力来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会产生目前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呢?主要的原因是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出现了问题。

改革以来,中共一直是推进改革开放的主体。这种主体性的存在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保障。改革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只要分权、放权、自由就可以那样简单。

作为改革开放的主体,中共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首先是要克服改革的阻力。在任何社会,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这就要求改革者能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否则改革不会发生。

在中国,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阻力的是以改革者为主体的执政党领导层。更应当指出的是,领导层所克服的大部分既得利益来自党内本身。而在其他社会,阻力会更多的来自社会。

其次,中共作为改革的主体,使用政治力量来保障制度供给额的不足。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的转型,都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出现和存在。

在改革初期,中国面临制度严重供应不足,例如产权制度、法制等一系列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者及其国家机器扮演了很重要的并且是充满矛盾的作用。

例如对产权的保护与其说来自法制,倒不如说来自行政力量。当然,不容否认,行政权力因为缺乏制约也经常侵犯人们的各种权利。

其三,中共作为改革主体有效保证了改革的逐渐性。俄罗斯和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激进的改革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主要是那里的执政党失去了主导改革的主体地位。俄国直到普京集权,才改变过度分权的状况。

可以预见,在缺失改革主体的情况下,改革进程过多地受各种既得利益影响,俄国和东欧国家的制度建设在很长时间里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在中国过去30年里,中共保证了改革的逐渐性。改革一旦出了问题,总会出现纠正机制,改革也就不会停下来,总会有动力推动前行。


思路不明与执行力不足

从过去的经验看现在的情况,有必要提出重建中共作为改革主体地位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中共已经不再是改革的主体。客观地说,在现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执政党来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提出这问题主要原因是,与过去相比,中国目前面临改革动力不足,而改革的艰巨性越来越甚的问题。

这就是说,改革面临困境。实际上,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就是要从困境中寻找出路。30年前,由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就是被迫在困境中找出路。邓小平当时说,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把这句话放到全球的背景也表现为真理。

中外古今,有意义的改革都不免要流血。记得80年代改革面临困难时,当时的人们希望从历史找到经验,于是谈论王安石,谈论戊戌变法等等。其实,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德国的很多有意义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就是由俾斯麦的“铁血政策”造就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这样。

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发动改革?尤其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面临如此艰难的国际形势,邓小平通过“南巡”发动更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在邓小平时代,尽管党内有不同利益,中央和地方之间有不同利益,社会也有不同利益,但无论怎样,各方面对改革能够达到一定的共识。

在达到共识之后,主要领导人就会动员党内外各方面的力量,从而造就改革的强大执行力。当今世界上,扬言改革的国家和领导人并不少,但很少有成功的例子。中国能够成功,主要是改革者有思想、有执行力。

那么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改革者对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是没有认识。近年来从上到下也都有再杀出一条血路的呼声。但就是没有实际上的改革行为。究其原因,一是政策思路不明,二是执行力不足。

思路不明,并不是说没有政策思路,而是因为政策话语受既得利益太多的影响。既得利益只考虑本身的利益,而不会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且既得利益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

如果改革政策受制于来自于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制约,那么就不会有明确的政策思路了。邓小平能够确立改革共识是因为当时的领导层能够超越既得利益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来设计改革。


诉诸社会力量才能有效制约

执行力方面似乎更成问题。一是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已经过去之后,很少再有领导人能够超越制度制约而进行改革。二是因为改革思路不明本身就影响到执行力问题。

要再次成为改革的主体,中共就必须确立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就是说,中共就必须首先改革自身,通过重组内部的权力结构来增强和强化改革的执行力。

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民主成为必然。但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是要产生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没有这样一个权力中心,就很难凝聚改革共识,动员改革的资源,形成执行力。

中央和地方之间也必须重新作权力和利益分配。改革关乎国家整体利益。像建设基本国家制度那样的改革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做,不可以下放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不会有整体国家利益概念。

同时,属于地方性的改革必须下放给地方去做。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央政府实行财政集权。这个方向应当很正确,因为整体改革需要很大的财力做保证。但问题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把责任集中起来,尤其是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责任集中起来。

财权的集中和责任的分散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的中心。这个矛盾不解决,任何改革将会是很困难的。当然,责任集中并不表明地方政府无可作为。

中央政府也可委托给地方做改革试验,然后向全国推广,就像邓小平当年那样充分利用地方的积极性来推进国家的整体改革一样。

执政党要强化其改革主体性地位,也需要动员社会的力量。光靠党内的力量而得不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改革就没有力量。如果不能把改革政策诉诸于社会力量,既得利益非常容易影响国家政策。

实际上,只有当领导层诉诸于社会力量的时候,才能有效制约既得利益对政策的影响力。

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停滞不前的状态必须终结。改革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如果继续受制于既得利益的制约,久而久之,就没有任何改革会是可能的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1/13)

2009年1月7日星期三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郑永年)

本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会制度。这场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社会改革远较经济改革困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人们可以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解决经改的负面后果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前三十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够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能够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

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大大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的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

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毋需再多说。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


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基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前面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笔者已经多次论述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服务,主要是西方市场,或者说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金融危机也说明了,不仅中国增长模式已经缺失新增长动力,更表明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的脆弱性。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中国对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发生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也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危机的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建设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励消费。


为未来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本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

世界上,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也缺乏一个好的方向。环保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各国社会制度改革都是攻坚战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让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

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社会改革如果继续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上面所说,不仅应付不了已经出现的由单向面经济发展所导致了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没有新的和持续的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提前到来。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支比较独立的队伍。而农民工(工人阶级的变种)则更为独立。不管有关部门的镇压功能如何健全,一旦造就了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镇压功能很难行使。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事实表明国际力量很容易找到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力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能量谁也阻挡不了。


确定中央政府在社改中的主体地位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外贸,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了民生经济,但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民生经济。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随时都会发生。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