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郑永年)

无可否认，中国的教育部门也一直在追求GDP主义。GDP主义处处可见，大学升级（从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学院升级为大学）、大量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大举兴建大学城、重量不重质的教师业绩评估、孔子学院的大跃进等等，不一一而足。

如同经济部门一样，GDP主义使得教育方方面面的“产值”上去了，但也产生了无穷的恶果。这些恶果不仅制约着教育部门本身的进步，而且也制约着中国人才的质量。因为和其他部门不一样，教育部门关乎于百年人才大计，不当的教育制度自然影响其所培养的人才的质量。

再者，这些恶果不仅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制约着中国的国际软力量的发展。本文并不列举教育GDP主义的种种负面效果，而是局限于教育升级扩招和孔子学院来分析其这些方面的影响。


熟练工人急需培训

先以升级和扩招为例。为什么要升级和扩招，教育部门的正式说法是，这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教育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人是要获得教育的机会。

这并没有错。但教育不仅仅是要培养人才，而是要培养有用的人才。教育部门一方面追求产业化，但另一方面教育部门培养的人才是最不合符市场需要的。就是说，在教育部门进行所谓的教育改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的需求。

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尤其是工业化的这个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技能工人。但中国的现实是，熟练工人大量缺乏。因为中专、大专和各类技术学校都变成了大学，自然造成了培养这类技术工人的学校的大量缺乏。

这就导致了今天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中国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但经过了四年的大学培养，则变成了无用之才。

当然，这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有关系。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可以进北大和清华，都可以“学而优则仕”。但很显然，同样重要的是教育部门充分利用了中国家长的这种社会心理。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教育机构只图利，而没有承担起其“社会责任”来。

后果当然不仅仅是对学生本身，而且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很多年来，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过分依赖于投资者，这可以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等种种说法上看出来。但问题是，为什么产业升级从内部来说没有巨大的动力呢？人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都非常先进，并不亚于其他先进国家，但就是转化不了产品。同样一种技术，拿到日本和德国生产和拿到中国生产就有巨大的差异。这里工人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是个关键。

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制造的大多是产业链上的低端产品。企业依赖的是无穷的廉价和毫无技术要求的劳动力，而学校也不培养能够促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劳动力。

可以确切地说，如果中国的学校不能培养大量的技能工人，中国很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技能工人而非外来的技术和资本是内发型技术创新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


孔子学院的不可持续性

再进一步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非常有效地制约着中国企业家的生产。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就企业家的教育背景来说，大多数企业家都产生于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能够对某些现存技术进行改进，甚至创造新的技术。而在高端技术领域如物理、化学和航天等，企业家总是少数。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

中国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符合这个分布。如上所说，中国在下端是毫无技术要求的工人，大多为农民工；顶端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缺少的就是中间地带的人才。

没有这个中间地带人才，不仅造成了上面所说的产业升级的困难，更造就了中间地带企业家的缺失。而这个群体的缺失是中国中小企业不能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小企业不发展当然有很多制约因素，如金融、法律和政策，但缺乏这样一个群体的企业家更为关键。没有这个群体，即使有了其他方面的条件，中小企业也不会得以发生和发展。

不管怎样，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很多困难，教育部门是有责任的，至少从其培养的人才的角度来说。

孔子学院则是教育部门追求GDP的外在表现。孔子学院项目诞生以来，有太多的人在大唱赞歌。这表现为必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要在海外追求自己的软力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学院得到人们肯定和赞美的。

但海外已经有不少人在说，没过多久，孔子学院不仅成不了中国的软力量，而且会成为中国在海外的负资产和包袱。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孔子学院首先表现为其不可持续性。

孔子学院现在已经在世界遍地开花。这当然是与国家汉办的推动分不开。每一家孔子学院最初几年由汉办提供经济资助，一段时间以后，就要由承办孔子学院的组织来承担经济责任。

除非来自中国的经济资助是无限的，否则光从经济上说，孔子学院很难持续下去。但问题是，数量那么庞大的孔子学院，中国方面能够一直承担下去吗？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的孔子学院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教育家首先应是教育家

除少数有特殊定位的孔子学院外，大多数孔子学院定位为语言教育。这种定位使人不解。语言教育是市场决定的。就像中国人学英文。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人学英文，是因为英文对人们的利益的相关性。换一句话说，中国人学英文并不是美国和英国政府推动的结果。

这也同样表现在中文学习上。中国的崛起和对各国相关性的增加本来就已经促成人们学习中文的巨大动力。在孔子学院之前，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一直在增长。除了在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说孔子学院在鼓励人们学中文方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可以说，孔子学院项目的产生更多的是教育部门的GDP主义精神，而非专业精神。人们很难看到这个项目中所隐含着的专业精神。追求软力量不能盲目，而必须具有专业精神。

从专业精神的角度来看，类如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要比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要有效得多。如果说今天的孔子学院侧重的是毫无实际效果的遍地撒钱，孔子基金会可以成为培养各国中国问题精英从而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方法。

教育部门为什么追求教育GDP？首先是因为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类学校校长，其身份最主要的是官员，或者说他（她）们追求的是官员身份，而非专业教育家。在任何国家，教育部门是最讲求专业精神的，但在中国看不到。

其次是中国实际上的教育产业化。尽管并没有明文的教育产业化的国家政策，但教育部门实际追求的就是产业化。一旦产业化，GDP主义就会马上产生效应，因为在这里，教育“利润”变得相关了。

为了钱，教育部门要不向社会（学生家长）要钱、要不向政府部门要钱（各种变相的教育财政和补贴）、要不向银行要钱（借债）。无论哪一项，钱的数量是最重要的。升级和扩招也不可避免，因为它带来巨大的量。

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是分行政级别的。大学重视的是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声望和社会的尊重。这些在其他国家最为重要的品质，中国的大学是不去追求的。大学校长们热衷于追求的就是官职。

教育家追求官职势必造成种种恶果。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要从去官职开始。现实地说，要学校尤其是大学去政治化可能一时三刻还是很困难。不过，去行政化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学校长们还是可以是任命的，但必须去掉他们的行政级别。

教育家应当首先是教育家，而非其他。教育不改革，国家就毫无希望。从民国时代的“教育救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教兴国”的种种口号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但严酷的现实是，差不多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中国的教育还是远离人们的期待。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1/20）

中共要巩固其改革主体地位(郑永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过去了。没有人会否认在这期间中国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光唱赞歌并不够，更为重要的要考虑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的中国发展方向。

正如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集会上所提醒人们的，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并非一劳永逸。面临困难，既然没有可能往回走，那么只好顶头前行。相信，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会认同这个判断。但现在的问题是，继续往前行如何变得可能呢？

一个确切的改革现象是：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也一直在大唱改革，更不乏雄心壮志，但一旦表达于政策和行动层面，则很难见到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

实际上，就改革本身而言，在很多方面，很多人的感觉是，目前已经陷于泥潭。方方面面的改革，比如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规制型政府建设、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改革，谈了很多年了，但一直进展不大或者止步不前。


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在很大程度上说，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之后，继续改革应当说较之30年前要更为容易一些。改革者不仅积累了很多经验，更具备了足够多的财力来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会产生目前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呢？主要的原因是执政党在改革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出现了问题。

改革以来，中共一直是推进改革开放的主体。这种主体性的存在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保障。改革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只要分权、放权、自由就可以那样简单。

作为改革开放的主体，中共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首先是要克服改革的阻力。在任何社会，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这就要求改革者能克服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否则改革不会发生。

在中国，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阻力的是以改革者为主体的执政党领导层。更应当指出的是，领导层所克服的大部分既得利益来自党内本身。而在其他社会，阻力会更多的来自社会。

其次，中共作为改革的主体，使用政治力量来保障制度供给额的不足。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的转型，都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出现和存在。

在改革初期，中国面临制度严重供应不足，例如产权制度、法制等一系列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者及其国家机器扮演了很重要的并且是充满矛盾的作用。

例如对产权的保护与其说来自法制，倒不如说来自行政力量。当然，不容否认，行政权力因为缺乏制约也经常侵犯人们的各种权利。

其三，中共作为改革主体有效保证了改革的逐渐性。俄罗斯和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激进的改革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主要是那里的执政党失去了主导改革的主体地位。俄国直到普京集权，才改变过度分权的状况。

可以预见，在缺失改革主体的情况下，改革进程过多地受各种既得利益影响，俄国和东欧国家的制度建设在很长时间里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在中国过去30年里，中共保证了改革的逐渐性。改革一旦出了问题，总会出现纠正机制，改革也就不会停下来，总会有动力推动前行。


思路不明与执行力不足

从过去的经验看现在的情况，有必要提出重建中共作为改革主体地位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中共已经不再是改革的主体。客观地说，在现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执政党来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提出这问题主要原因是，与过去相比，中国目前面临改革动力不足，而改革的艰巨性越来越甚的问题。

这就是说，改革面临困境。实际上，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就是要从困境中寻找出路。30年前，由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就是被迫在困境中找出路。邓小平当时说，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把这句话放到全球的背景也表现为真理。

中外古今，有意义的改革都不免要流血。记得80年代改革面临困难时，当时的人们希望从历史找到经验，于是谈论王安石，谈论戊戌变法等等。其实，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德国的很多有意义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就是由俾斯麦的“铁血政策”造就的。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这样。

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发动改革？尤其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面临如此艰难的国际形势，邓小平通过“南巡”发动更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在邓小平时代，尽管党内有不同利益，中央和地方之间有不同利益，社会也有不同利益，但无论怎样，各方面对改革能够达到一定的共识。

在达到共识之后，主要领导人就会动员党内外各方面的力量，从而造就改革的强大执行力。当今世界上，扬言改革的国家和领导人并不少，但很少有成功的例子。中国能够成功，主要是改革者有思想、有执行力。

那么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改革者对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是没有认识。近年来从上到下也都有再杀出一条血路的呼声。但就是没有实际上的改革行为。究其原因，一是政策思路不明，二是执行力不足。

思路不明，并不是说没有政策思路，而是因为政策话语受既得利益太多的影响。既得利益只考虑本身的利益，而不会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且既得利益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

如果改革政策受制于来自于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制约，那么就不会有明确的政策思路了。邓小平能够确立改革共识是因为当时的领导层能够超越既得利益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来设计改革。


诉诸社会力量才能有效制约

执行力方面似乎更成问题。一是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已经过去之后，很少再有领导人能够超越制度制约而进行改革。二是因为改革思路不明本身就影响到执行力问题。

要再次成为改革的主体，中共就必须确立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就是说，中共就必须首先改革自身，通过重组内部的权力结构来增强和强化改革的执行力。

在强人政治之后，党内民主成为必然。但党内民主的核心问题是要产生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没有这样一个权力中心，就很难凝聚改革共识，动员改革的资源，形成执行力。

中央和地方之间也必须重新作权力和利益分配。改革关乎国家整体利益。像建设基本国家制度那样的改革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做，不可以下放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不会有整体国家利益概念。

同时，属于地方性的改革必须下放给地方去做。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央政府实行财政集权。这个方向应当很正确，因为整体改革需要很大的财力做保证。但问题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把责任集中起来，尤其是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责任集中起来。

财权的集中和责任的分散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的中心。这个矛盾不解决，任何改革将会是很困难的。当然，责任集中并不表明地方政府无可作为。

中央政府也可委托给地方做改革试验，然后向全国推广，就像邓小平当年那样充分利用地方的积极性来推进国家的整体改革一样。

执政党要强化其改革主体性地位，也需要动员社会的力量。光靠党内的力量而得不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改革就没有力量。如果不能把改革政策诉诸于社会力量，既得利益非常容易影响国家政策。

实际上，只有当领导层诉诸于社会力量的时候，才能有效制约既得利益对政策的影响力。

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停滞不前的状态必须终结。改革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如果继续受制于既得利益的制约，久而久之，就没有任何改革会是可能的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1/13）

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改革的攻坚战 （郑永年）

本世纪初以来，在“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构架中，中国领导层逐渐把社会改革摆在了改革的头等议程。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会制度。这场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的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社会改革远较经济改革困难。对这场改革的意义，人们可以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解决经改的负面后果

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付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前三十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够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能够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

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大大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的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来越低，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对立。

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毋需再多说。这些年来中共领导层努力加以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而社会改革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主题。


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基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前面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笔者已经多次论述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服务，主要是西方市场，或者说中国的经济体基本上是为外国人服务的。这就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没有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金融危机也说明了，不仅中国增长模式已经缺失新增长动力，更表明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经济体的脆弱性。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中国对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发生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也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危机的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建设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励消费。


为未来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三个阶段。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本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

世界上，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和平，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也缺乏一个好的方向。环保恶化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各国社会制度改革都是攻坚战

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让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

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社会改革如果继续流于形式，深入不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上面所说，不仅应付不了已经出现的由单向面经济发展所导致了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没有新的和持续的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提前到来。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支比较独立的队伍。而农民工（工人阶级的变种）则更为独立。不管有关部门的镇压功能如何健全，一旦造就了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运动，镇压功能很难行使。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的事实表明国际力量很容易找到影响中国内部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力量结合在一起，释放出来的能量谁也阻挡不了。


确定中央政府在社改中的主体地位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在这方面，有关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外贸，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了民生经济，但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民生经济。

要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一要好的思路，二要坚定的政治信心，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中央政府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社会制度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其建立不可能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可以把责任推给各级地方政府。实际上，中央政府已经集中了足够的财力，现在也是时候把社会改革这份责任集中起来了。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更是国家真正崛起的制度基础。这一关必须闯过去；否则，不仅中国社会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治理，国家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危机随时都会发生。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