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金融危機提升中國外交空間

本文由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董晓宾采访/整理

金融危機為中國改善外部環境提供了機會，中國應當運用國家實力主動謀求更多國際空間。

從剛剛結束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歐洲“信心之旅”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有資本和力量在與西方交往中佔據更多主動權。金融危機帶給中國外交怎樣的潛在國際空間，及其如何實現潛在空間，值得思考和分析。


金融危機讓西方輿論收斂

中國外交空間的提升，表面看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客觀效果，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國家實力積累到一定程度，這種效果就會很難體現出來。

換言之，中國發展到了目前這個水平，它的國際空間必然會增加。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這次危機要是沒有作為國際經濟體係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的參與就很難解決；同樣，沒有中國的參與，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建立不起來。這與過去“繞開中國，地球也照樣可以運轉”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隨著金融危機突顯中國地位的重要性，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也隨之改觀。去年開始，國際輿論環境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態勢。北京奧運會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很多都屬意識形態領域，比如人權和民主。近期西方尤其是在政府層面評價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則相對淡化。特別是由于金融危機，西方出于需要中國幫助的考慮，輿論環境方面對中國有所改善。為了盡量不激怒中國，西方在打價值觀牌或者人權牌上有所收斂，轉向低調。

當然，這些都是中國國際空間增長的客觀空間。中國還應當從主觀上運用中國的國家實力，進一步提升國際空間。


中國應成為制度制定者

那麼，中國如何利用這一機會來進一步改善自身國際環境，提升國際空間呢？

最明顯的一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社會已經高聲發出了重建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呼聲。西方各國都已經在考量在未來的大談判（grand bargaining）中如何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中國能否提升其國際地位和擴展國際空間就要看中國是否能夠在國際經濟秩序未來重建過程中謀求發揮更大的作用。

過去，中國的重點是與世界接軌。接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西方世界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現在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重建，中國的角色就不一樣了。在這個舞臺上，中國是作為一個建設者，是作為一個制度制定者而出現的。

中國如果要參與重建這個秩序，就需要自己的東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原則，不能光等著別人提出來。所以應該抓住目前的時機，總結和傳播中國這方面制度中所包含的優勢或者說價值優勢。這也是金融危機為中國提升軟實力所提供的機遇。


要讓世界認識中國的價值

中國經濟在這次危機中之所以沒有受到像西方那樣大的影響，一方面因為中國的金融經濟的成分在整個經濟體上不像西方那麼多；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經濟金融改革已經領先西方一步。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外貿和內需的關係，金融規制等等方面，中國有教訓也有寶貴的經驗。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把批評中國作為己任，但忘掉了如何去改善本身的制度體係了。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處理危機中，中國現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正如溫家寶總理這次歐洲之行所強調的，要把中國內部的事弄好，同時不會推卸中國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要應付危機和解決危機所帶來的一係列問題，有效的辦法就是富國和新興國家必須共同承擔責任。但實際情況則不然。富有國家總千方百計地想把金融危機的責任推給新興國家，比如將金融危機的責任指向中國等等。中國則強調既要把自己救活，另一方面也要和國際社會共度危機。這種做法不只謀求一己之利，同時也照顧到國際社會的公共利益，更容易贏得國際尊重。

金融危機無疑為中國提供了與西方展開制度競爭乃至價值競爭的機會。但這並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輸出（屬于帶有強制條件的“硬”輸出）。中國只是提供自己有用的經驗，供大家參考。

不過筆者以為，目前中國還遠遠沒有把隱含于自己經濟實踐裏面的價值觀充分提煉出來，這是令人遺憾的地方。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那麼中國一定要提供一種價值。西方過去認為中國的價值不如它們的價值，在和中國打交道過程中，經常充當指手畫腳的“老師”，那麼這次金融危機就給了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但要改變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認識中國的價值，中國自己必須告訴他們中國的價值是什麼。


用經濟實力爭取政治空間

外交不僅可以為經濟服務，必要時經濟也可以為外交服務。經濟和外交是相輔相承的兩個方面。美國和西方就很善于利用其經濟實力爭取政治甚至戰略空間。金融危機也給中國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危機促使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有所收斂，但並不意味著中國利用西方對中國的需要，就可以換取比如承諾不接見達賴這樣的政治利益，因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由于政權更替比較頻繁，所以很難保證其政策的連貫性，現在的當權者也許出于眼前考慮暫時放棄冒險，但很難保證繼任者能延續這一承諾。

但金融危機需要各國共度時艱，中國重視別國，別國也要尊重中國，如果誰老是欺負中國的話，中國也可以拒絕與其合作。重要的是要把對方的行為與其國家利益聯係起來，告訴他們，欺負中國的結果反而可能會給它自身的國家利益造成損害。這樣做比批評某一個政治家的行為更為有效。很顯然，政治人物是流動的，而國家利益是永恒的。

不過，金融危機固然為中國提升外交空間提供了機會，但也可以預見，在西方對華交往中，意識形態這個東西不可能完全消失。不管你做得多麼好，總會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更何況，在對付金融危機時刻，並不意味著國家間沒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利益，不同形式的衝突就在所難免。對此，中國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

《國際先驅導報 》（2009/02/09）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09/content_10786186.htm

中国的“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局面(郑永年)

今年年初（1月4日），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文章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章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再次充分显示出其亲民总理的风格。其任总理以来，无论从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但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无论从制定到执行，总会受到现存体制的制约。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当是有感而发。这里提到了两个不公平，一是收入不公平，二是教育不公平。但两个不公平显然具有相关性。再者，在任何社会，政府在解决这两个不公平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同样一个模式。在收入分配领域，无须多说，中国的分布是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

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方式现在是尽人皆知，令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也会自感不如。同时，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状态。

很多人仍然处于不足温饱阶段。中国尽管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穷人的绝对人口数还是非常庞大。

很显然，少数人过度消费与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是今天中国建立全面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

在教育领域，不公平则表现在一些人的过度教育和另一些人的教育不足上。温家宝这里所说的农村孩子就是教育不足的一个最主要的群体。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3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如同收入分配领域，教育不公也有很多原因。但在诸多原因中大多数还是和钱有关，就是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己的收入过低，供应不起其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费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尽管高考成绩很好，但家里没有钱提供给他们上大学。

第二个和钱相关的问题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农村地区的优秀教师往往会离开农村流向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自然影响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

很多年以来一直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小孩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

另外一些教育改革如高考对农村学生的英文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要求，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小孩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没有尽到责任在农村建立能够提供学生生产一种产品的基础设施，却要求学生生产该种产品。这完全是教育官僚主义的结果。


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笔者已经论述过。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会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情况更会糟糕。

在任何社会，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

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防止过度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

在另一端，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在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

在这些群体中，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确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导致成绩不好，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但因为学费昂贵，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没有任何希望便只有怨恨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Stanley Rosan)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

这个制度比较公正，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管多么贫穷，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尽管对社会不满，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这个教育制度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们只有怨恨。

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问题就更为严重。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24）

农民工问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郑永年)

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的经济和社会甚至是政治上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体。这同时也说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治紧迫性。

但从现在所出台或者所讨论的举措看，很多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性质。就是说，这些政策是用来应付农民工问题，而并没有长远的目光从根本上来解决。

本栏上周提到，在农民工问题上，中国现在的趋向实质上是要把目前的二元社会转变成三元社会，即在现有城乡差异之上再附加一个非工非农的社会群体，就是农民工的制度化。

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对付眼前的问题和危机当然有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远景中来考量。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社会势必变成三元社会。

这个三元社会要比过去的二元社会还要难以治理，从而为巨大的社会动乱埋下制度性因素。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废除农民工制度，有计划地、渐进地通过城乡整合向一元化社会发展。


正义的社会必须是开放的社会

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户口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

中国传统没有西方那样的阶级概念，更没有印度那样的身份等级概念，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往上流动。今天的户口制度是49年建国之后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政策的产物。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很难也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谁的政策责任了。但这个制度未来如何发展，则是一个必须加以严肃考量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说得过去。他们本身是农民，因为农村改革，他们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今天，第二代农民工开始逐渐成为主体，并且第三代也开始处于成长阶段。除了“农民工”这个人为的身份，他们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正义公正的社会不会是个绝对平均的社会或者毫无城乡差别的社会（到今天这些还是停留在空想阶段），但必须是个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必须是包容性的(inclusive）而非排他性的(exclusive)。

农民工制度的存在，不管其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说明了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排他性质。

排他性社会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强势社会群体）的生活品质水平的提高或者维持一方面必须依赖于另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弱势社会群体）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同时又排挤后者的进入，阻止后者来分享前者的生活品质，并且社会群体之间的界线往往是通过各种制度化途径来划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排他性的社会在很多国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过。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但社会的排他性往往会通过不同形式保存下来。

笔者在上周已经简单论述了为什么中国存在的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安排既违背人本原则，也违背生产力解放原则。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社会绝非和谐社会，而是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包含有潜在的革命因素。废除农民工制度就是要保持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工关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朝开放社会发展还是倒退为一个封闭社会？


城市须吸收够多的农业人口

农民工问题也关乎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对孪生姐妹。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巨大无比的动力。从农业分化出来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具有高度的自发性，政府就可以利用这种自发机制，在满足工业化需要的同时消化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中国各方面的共识。当然，城市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大城市化，建设一大批中小城市群更能符合中国的现实。

实际上，上世纪末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开发政策时，就有专家建议要通过建设中等城市群的办法来发展西部。这个建议在今天和今后也仍然有效。

城市化还是消化农业人口的最有效途径。农民工（尤其是第二和第三代）转变成城市居民就会给各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过程或者城市化过程中，中国的户口制度本来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作用，就是说，这个既定制度使得政府可以有计划地来推进城市化，从而避免一些国家盲目的人口流动。

如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人口流动，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而造成了城市贫民窟。在那里，尽管农民进了城，但他们的权利也同样得不到保障。

可惜的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因为各级政府本来就没有意识和政策来消化农业人口，户籍制度是被用来维持和巩固现存制度。

农村本身的问题尤其是这些年来成为政府重点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也是依赖于农村人口的减少。例如去年提出的“土地流转”政策。

如果农业人口不能减少，土地如何流转？土地流转的核心并不是土地本身，当城市没有能力吸收消化农业人口的时候，土地如何流转？只有当多数农民流转出去之后，土地才能流转。

从政治上说，在城市能够吸收足够多的农民工之前，土地流转会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也只有到了大部分农业人口流出去之后，农业本身的工业化才有可能，剩余的农业人口也就有机会通过规模生产提高生活水准。


人口过度分散谈不上品质服务

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更关乎于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通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应当已经明确，那就是政府必须负责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即服务型政府。

但任何公共服务，如果是要可持续的，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学校、娱乐等等的提供必须有足够多的人口。

例如一个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乡镇很难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学校教育服务或者维持一个电影院，但一个数十万人的中等城市就可以。　　没有达到一定的人口，公共服务就不可持续。因此历史地看，服务也一般发生在城市。中国政府如果要转变成服务型政府就必须包括农村人口。

但是要对过度分散的农村人口提供品质服务并不现实，因为成本极高，很难维持。这就需要通过城市化来进行。就是说，政府可以结合城市化，通过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来达到本身的转型。

自然，如果能够把广大的农村人口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政府更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支持力量。

丛这些方面来看，尽管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严峻化在眼前来说给政府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巨大的契机。如何把压力转变成契机一是取决于领导层有关中国发展的大思路，二是取决于如何来制定有效的措施并加以落实。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17）

中国应当废除农民工制度 (郑永年)

金融危机马上显示农民工的影响力。大量的农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乡，但发现在家乡已经无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更重要的是，很多农民工并非单个的个人，而是家庭。

他们离开家已经多年，小孩在打工当地上学。回家乡后，不仅他们本身的工作成问题，同时面临小孩上学等一系列问题。

有人说，农民工失业了，就可以叫他们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问题实在并非那么简单。农民工已经不再是农民，他们很难再回到过去成为从前的农民。

他们离开农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外在世界已经具备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认同。

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即社会稳定不确定性的遽然提高。

这里，一是指农村的稳定。这些人回去以后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没有了他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要在农村开始新的生活，谈何容易？

二是指城市的稳定。很多农民工失业以后，并不想再回到农村，年轻人尤其如此。较之农村，他们发现城市生活的引人之处。一旦没有了工作，留在城市干什么？其中的一些人开始犯罪，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


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实际上，很多年来，如何应付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一直是各级政府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每当春运，每当遇到类似“非典”（沙斯）的疫情，每当遇到经济不景气，农民工似乎成为各级政府的包袱。这年来，各级政府疲于应付，从来没有真正思想过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说，在农民工问题上，除了废除农民工制度，中国别无他途。在中国，农民工的出现既是历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会制度进步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社会，农村和城市截然分割。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分割造就了由国家主导的第一波工业化，国家以牺牲农民利益的方法为中国的工业化进行了有效的资本积累。

改革开放后，因为农村改革的成功，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工业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样，户口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开始进城工作。

这些人一方面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被称为农民工。

尽管中国官方对农民工的数量没有正式估计，但各种研究表明这个群体的数量极其庞大。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度。可以说，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他们为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极其廉价的的劳动力。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农民工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优势的最主要因素。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开始在政治方面体现出来。农民工在资本和地方政府面前软弱无力，他们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于是国家通过了新的劳动法来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时，政府也开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让农民工表达他们的声音和利益。


制度违反人本原则

例如在党代会和人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农民工的代表，尽管人数极少，比例极小。农民工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界别”或者功能社群。就是说，大趋势是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的制度化。

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绝非好消息，而是长期之痛，甚至是隐患无穷。如果农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即城市与农村，和流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非工非农的农民工。

这样的三元社会首先不符合一个政权的道德基础。政权要以人为本。但农民工制度是违反人本原则的，因为这个制度带有很强烈的非人道因素。

如上所说，农民工对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农民工的出现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如果因此而意图把农民工制度化，那么就会违背人本主义精神。

所谓的农民工就是说他们既非农民，但也没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权。要知道，农民工的很大一部分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在一个城市工作十多年，甚至更长。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工作的城市组织家庭。

可是，除了承受恶劣的工作场所之外，他们也享受不了当地居民的公民权。就是说，他们要受工厂主、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的三重歧视。换句话说，他们连国际移民劳工的权利都不如。

一个外国人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家合法工作到一定的时间，就会有权利申请永久居民，甚至公民权身份。即使是非法劳工，一些国家也会对他们进行大赦，给与公民权身份。但是，在自己国家流动的中国农民工则永远转变不了身份，享受不了公民权。

从农民工不能享受公民权的角度来说，中国远非一个现代国家。在现代国家内，所有公民有权利享受最为基本的和别人一样的公民权。


并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农民工制度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历史上看，人道原则和生产力发展原则是一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被废除就是因为他们不符合人道原则。当奴隶和农奴成为公民的时候，生产力就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在现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从传统二元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民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都要求农民转变为现代公民。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举世无双的。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农民的速度则极慢。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人为的农民工制度之所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没有考量到农民工，结果就导致了制度上的歧视。可以说，农民工制度不废除，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

生产力的提高不能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更不能依赖于对农民工的权利的被剥夺。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奴隶制和封建制在历史上消失了。

近年来，政府推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这表明了政府要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但建设新农村绝对不是意味着要把农民工赶回去或者诱导他们回去。

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减少农民。把已经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利出来的农民工送返农村、归依农业，是和发展生产力相对的。

有规划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农民工制度的存在对社会政治稳定更构成了严峻的制度性的威胁。这一点是很显然的。上面提到的农民工制度不符合道德和生产力发展原则就已经对社会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更会恶化这种威胁。一是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因为长期生活在城市和城市人打交道，农民工知道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权利，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剥夺权利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往日不关心自己权利的农民。对制度的不公正使得他们经常会有巨大的动力想改变这种制度。

二是农民工所具有的高度流动性。中国有“无产者无恒心”的古训。就是说，无产者是最具有革命和造反精神的。有产者首先就要有固定的社会空间。农民工无固定的社会空间，被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左右而流走于各地。就是说，他们既具有革命的动机，也具有革命的条件。

从这些方面来说，为什么要废除农民工制度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当然，要消化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当然不容易，解决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也并非一时三刻能够做到。但当政者必须具有这样的意识。

可以说，如果在农民工早期出现的时候，领导者就有长期的意在吸收消化农民工的思考，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有了意识，就会有计划，有政策，就会有能力。

在金融危机的时刻，由农民工带来的政治压力是显见的。要消化这样的压力，就不能以巩固农民工制度的方式。这样做，充其量把问题往后推延。具有远见的唯一选择就是从现在始要有意识地、有规划地、一步一步地废除农民工制度。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10）

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郑永年)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俨然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是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敏感的人的眼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个发展模式已经处于较量之中。尽管整个世界还处于危机之中，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救金融、救经济，但很多人已经在提问中国在未来世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金融危机以来，有人赞扬中国，有人批评中国。但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扬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国那样乐观的了。西方的危机还没有看到底，中国本身的危机依然存在，但从政府到民间，已经呈现出相当乐观的情绪。很多人已经在开始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回弹了。

乐观情绪非常重要。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

当然，客观上说，中国也有很多因素促成人们的乐观。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对付危机的能力上不同。美国和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两者都有，除了金融杠杆之外，中国的经济杠杆可以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得到发挥。

再者，美国政府和大多西方政府都是赤字政府，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富有的政府。


目前内需比外贸重要

但也很显然，也有一些人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多大的理性。有人看到美国西方倒下去了，就乐观起来。但客观的现实是，别人的倒下并不意味着自己能够站立下去，更不用说是去拯救他人了。

在西方，看到中国表面现象的人总是担心中国模式会取代西方模式。但是比较理解中国体制运作的人则深不以为然。

前些时候，一位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并曾经效劳克林顿政府的美国经济学家，当问到中国在应付全球经济危机的作用时强调，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能改变到目前为止所扮演的美国和西方贸易“清算银行”的角色，那么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这位教授指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对中国本身和世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外贸驱使，整个金融体系也是为这个外向型体系服务的。

出口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结果如现在所看到的，中国购买西方金融产品一方面促成了西方金融市场的“腐败”，但同时也因为购买金融产品而受到巨大损失。

这也就是一些西方政治经济人物指责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些指责尽管并没有道理，但却值得中国的思考。

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在过去的30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

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了。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消费社会需要基本保障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在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转型？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诸多拯救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措施能否促成整体经济模式的转型还有待观察。

很显然，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要寻找新模式，首先必须对危机的深度有更为深刻的意识。

有人说中国是船大不好调头，也有人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早期救火阶段。但不管怎样，当政者必须让人知道，船长的确努力在调转船头，而非仍然在原来的航道上前进。

同时也要知道现在的救火方式能够有效地把火泼灭，否则大把钱烧进去了，火还是泼不灭。

总体说来，中国各方面可能对这次危机的深度估计不足。因为中国和西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性，只要西方还处于危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就是说，中国在这次危机之中很难置身事外。

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得以解决，并非来自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只是“救火”。今天世界各国政府所做的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超过罗斯福新政。

如果相信这次危机和上世纪那场危机同等严重，甚至更为严重，那么由此可知现在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种举措远远不能解决危机。

中国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应付危机的模式，基本上承续了处理1997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

很显然的是，1997年之后，政府在前一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打造内部消费市场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当时，因为西方市场没有危机，中国的出口不久就恢复了。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西方没有了需求，不管怎样的刺激外需的努力都不会很有效。

所以，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笔者曾经论述，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要求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等。这次中国在努力扩大这方面的投入，但很显然大多数投入还是流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


亦须抗拒西方转移危机压力

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应付危机都显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中国政府要有效解决危机，也必须克服这方面的倾向。全民共度危机、全球共度危机应当是解决危机的大思路。就是说各国内部社会各阶层要分享负担（内部责任），国际社会各国也要分享负担（外部责任）。

就中国内部来说，如果既得利益过于自私，试图把危机转嫁给弱势群体，甚至利用危机再进一步获利，那么就不能克服危机。

中国诸多社会制度难以建立和既得利益的阻力分不开。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克服，就会造成政府“只取不予”的局面。中国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治国经典。如果只取不予就会导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危机时刻必须“用之于民”。反之，“用之于民”也是政权强大之根本。如果中国不能建设一个有效消费社会，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这次危机不能促成基本社会制度的确立，未来经济增长就会缺失动力。这些并不是很多人所意识到的。

同时，中国也应当承担外部责任，就是和国际社会协调，共同对付和解决危机。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如果每一个国家过于自私，那么危机就会向纵深发展。

全球化必然要求各国间的协调行动。中国一方面需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但同时也要抵制西方转移危机的压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弱势就是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就是说西方很容易把危机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上。

应当对这次危机对中国所带来的风险及其包含的机会作深度思考。如果危机促成社会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确定，那么中国外部的影响力的性质就会得到根本的改观。

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03）

奥巴马与中国变革意识的再现 (郑永年)

奥巴马可以说是美国人民理想主义的产物。美国理想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变迁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当美国面临危机的时刻，理想主义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直接。这从开国早期的杰斐逊到内战时期的林肯到现在的奥巴马都是如此。

就奥巴马总统选举来说，这种理想主义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奥巴马是美国变革的中介

首先是作为少数族群象征的奥巴马能否当选。美国尽管自诩为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但在政治方面，少数族群一直处于微弱地位。在奥巴马之前，大概没有多少人想象得到一个黑人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更少人会梦想一个黑人候选人会当选成为总统。在美国之外，多数人对奥巴马也并不看好。

但奥巴马的确当选了。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胜利。小布什当政八年，美国内部境况不好，最后还触发和酿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外部的形象更差，把美国往日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软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

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奥巴马的当选无疑是美国民主软力量复兴的起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当选总统本身就已经被视为是美国民主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新型的（从前不曾有过的）部分。

第二是理想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变革的动力。变革是奥巴马的竞选主题。美国变革的动力在布什当政期间日益聚集和壮大。为什么要变革？原因很简单：人民对现状不满。那么要作什么样的变革呢？这里不可避免涉及到理想主义。

变革需要为人民提供一幅远景图，这幅远景图就是理想。更为重要的是，变革也需要中介。就是要回答谁来变革的问题。如果变革没有主体，那么最好的理想也仅仅会是乌托邦。

对布什政府的强烈不满更加深了美国人对变革力量的诉求。对支持奥巴马的美国选民来说，奥巴马无疑既是变革力量的表述者，也是变革的中介。


中国变革力量有其复杂性

尽管奥巴马能否满足人们对他寄予的高度理想主义期待还有待时日来观察，但其当选美国总统已经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如同对其他社会，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也不可避免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尽管有关部门不容许媒体高调报道和宣扬奥巴马及中国社会对其当选总统的反应，但这种控制本身就表明奥巴马对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力。之所以能够对中国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存在着的变革理想和需求。

在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物质主义和政治冷漠之后，再次呈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上一世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很快消失。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大多数中国人沉浸在商业和经济世界里，政治冷漠是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主要特征。

但近年来，政治理想主义回潮已经成为趋势。理想主义的复出有很多原因。主要是因为单向面GDP主义或者经济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恶果，例如收入差异急剧扩大、社会高度分化、环保恶化等等。这些恶果无疑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应对。

但在现实世界，中国似乎缺失改革的主体。尽管各方面都在呼吁改革，但就政策制定和落实来说，改革则是进入了僵局。也就是说，社会层面所存着的巨大改革呼声和民间动力无法转化成为改革的政策动力。

这种僵局本身就可以催生和强化社会的理想主义。当大多数社会成员满足于现实或者对现实并没有感到非常不满意的时候，理想主义就会处于低潮甚至不会出现。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十多年里就是这种局面。但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了。除了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社会的各个群体都在往理想主义方向发展。

在各种力量中间，被人们称为“自由派”和“左派”的力量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把体制派称为左派，而把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力量称为自由派。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都在要求变革，并且他们既存在于体制外，也存在于体制内。这种现象更表明变革力量的复杂性。


“不折腾”并非不要变革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相信民主政治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在自由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的很长时间了，主要表现在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在中国并没有自由主义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为自由主义奠定了不可忽视的物质力量。正因为自由主义获得了相当的物质力量，自由主义也在不断适应中国的土壤，就是说在逐渐中国化。

到今天，除了少数相信西方体制不加变动就能适合中国之外，没有多少自由主义者在提倡中国政治的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这种调整非常必要，因为如果自由主义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就很难生存和发展。

这些年来，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在呐喊政治改革，“变革”、“法治”、“宪政”和“人权”等是其话语的主体。

所谓的“左派”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一般人们把左派视为保守和变革的阻力。但这并不确切。现在的左派甚至较之自由派更要求变革。

在中国政治的光谱里，左派被视为是代表下层社会利益。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包括城市工人和平民、农民工和农民等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受惠较少。

在许多年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在这些社会群体中间。较之新兴社会阶层，这些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往往比较恶劣。这就为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核心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话语产生实际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提供了物质基础。

毫无疑问，左派和自由派都在呼吁变革。针对来自左派和自由派的变革压力，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明确提出中国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更旗易帜，就是“不折腾”。但很显然，这里的“不折腾”并不是说不要变革。

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困难都要通过深刻的变革（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来得到解决和克服。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变革来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局面来消除或者控制人们的“折腾”行为。

“不折腾”指的只是不要感情用事，从情绪或者书本概念出发来作非理性的行为（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政府政策层面）。任何有效的改革必须从人类理性出发。

对奥巴马来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把美国社会给予的巨大政治支持力量转化成为实际的政策，来实现其选举期间所确立的理想主义目标。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聚合变革的力量，把此转变成为实施政策的动力。

在西方社会，民主是聚合变革力量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缺失西方式民主的情况下，如何寻求其他能够聚合变革的力量的方法，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挑战。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