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中国能做什么(郑永年)

中国自邓小平时代所选择的“韬光养晦”国际政策取向，可能因为西方美国的金融危机而要告终了。这不是说中国要放弃这一坚持多年的政策，而是说中国是被迫推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的。

已经有人把现在的中国比喻为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当时英国的财力耗尽，美国成为主要的债权国，但仍然不具备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体系的领导能力。也就是说，英国无能领导，而美国不愿意领导。

这和今天的中国有很多雷同之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尽管中国也一再明确表示会承担与自己的能力相应的国际责任，但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西方和世界的救世主，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问题是，外界并不这样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因为西方危机深重，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就不能拯救危机，更不能重建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而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才具有强大的能力。

因此，金融危机以来，尽管西方也有些人想把中国作为危机的替罪羊，例如批评中国的高积蓄率导致了金融危机，但总体上西方对中国寄予很高的期望，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很显然，随着G20的临近，西方的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也同样高，希望中国能够领导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

中国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在G20前，中国金融经济领域的主要人物包括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前后发表文章，一改往日“不作声”和“少作声”的做法，明确阐述了中国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观点。

周小川建议国际社会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缺陷。他特别提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上世纪60年代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可担任此角色。

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王岐山表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中国愿意协助IMF筹集资金，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呼吁以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

无疑，要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声具有全球性。此前，主要西方国家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提出了各种改革设想。但是因为各国利益不同，对如何改革，各国间并没有很高的共识。

　　与其他国家的呼声相比较，中国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同。由联合国邀请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也呼吁另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目前美元独大的地位，解决单一储备货币所带来的问题。

从上次G20部长会议到现在并没有多长的时间，但整个世界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已经深刻了很多。或者在上次会议上各国都不太敢说真话，现在则开始说了。

一句话，现在大家的共识是，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美元独霸天下。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一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原油等主要商品以美元计价，全球企业也以美元结算，主要工业国家的央行以美元作为对抗危机的储备货币。

然而，由于美国大量增加美元供给以处理各种危机，包括这次金融风暴，导致美元计价的资产的价值大减。美国债务毫无限制的累积更打击全球市场信心和稳定。

改革的逻辑很简单：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成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系统，此系统可以是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也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

很容易理解，美国政府的方方面面对这些建议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各国帮助其应付危机，恢复其往日的霸权地位。

因为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的重要性，很容易被视为领导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进行较量。有人因此说，G20的真正核心是G2，即美国和中国的互动决定了未来国际金融秩序。

的确，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多次对美元的价值表示了很大的担忧。但说中国vs美国不免有些夸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要求增加在IMF中的权限最也正常不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已经认可了这一点。问题在于，周小川所提议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在挑战美国？

如果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这个提议与其说是挑战，倒不如是对美元霸权的不满，更是对美元价值的担忧。


美国仍保留“一票否决”权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世界迷信美元已经被证明为有害。中国本身也是美元迷信者，否则就不会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是，迷信一种超主权国家储备货币则显得没有政治现实性。这个设想更多的只是从经济理性出发，而没有考虑到政治权力在国际金融经济体系运作中的作用。

包括世界银行和IMF在内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形成和运作，都是政治力运作的结果。经济理性或者思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如果没有政治力的运作，理性和思想很难体现为制度，更不用说是维持所建立起来的体制的运作了。

未来的金融体制怎么样还是要取决于各主权经济体的实力。尽管美国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但还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一个实体经济能够挑战和取代美国的作用。

美国本身当然也不想被挑战，被取代。虽然美国深陷危机，但对未来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仍然保留着“一票否决”权。况且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意愿和经济实力来挑战美国。

全球化迫切要求超主权的组织来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但客观现实上很难出现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经济体。IMF的产生本来就是要协调国际经济活动的，但为什么IMF没有发挥好其应当发挥的作用，甚至发挥了相反的作用？这是国际权力政治较量的结果。

无论从设想到运作，IMF背后都是权力政治。IMF和其所设立的SDR本身的发展就说明这个问题。根据IMF机制，拥有16%以上投票权的美国拥有绝对的否决权。正是如此，有人说IMF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

在不改造IMF本身的情况下，根本难以取得全球货币供给控制权。SDR的产生有其理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操纵SDR的主权国家权力。

因为IMF的重要性，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想法有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要在现存体制内往上爬，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来影响美国或者制衡美国的权限。但对这个体制本身是否合理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反思。

大家都想往上爬，但等到爬到顶点，发现这个体制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那么就太晚了。美元霸权出了问题，换一种货币也同样会出问题，不管是主权货币还是受主权国家权力操纵的超主权货币。


多元储备货币是次优选择

各国要求在IMF内拥有更多的权力很好理解，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重新定义IMF的功能，使得其不会受主要主权国家的操纵。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就要减少IMF的国际责任，把权限分散到其他区域型金融和经济组织。

各国对美元霸权的不满也同样可以理解，但要对美元形成制约可能不是一种超主权货币，因为即使产生了这样一种货币，也同样会受美国或者其他大国的操纵。SDR本身的历史就很好说明了这一点。要制衡美元，唯一的出路就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联合国专家组对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看好，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有两三个国家储备系统，也和美元霸权一样不稳定。他们设计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如果能够产生，当然是最优的选择。

但问题是这种从纯经济逻辑出发，所设计的计划并没有现实可能性。原因很简单，不可能存在一种不被大国操纵的超主权储备货币。

多元化储备货币的确有其不稳定性，但这种不稳定与单一储备货币所导致的不稳定具有不同的性质。单一储备货币导致的是绝对的腐败，多元储备货币则会在它们之间构成一种有效制约，就是说在主要主权经济体之间构成制约。

同时，对较小主权经济体来说，多元储备货币给他们带来更多生存空间，而无论是单一主权储备货币还是超主权储备货币都会使得他们的生存空间最小化。多元储备货币是次优选择，但更具现实性。


先作内部改革才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了内部金融改革。但即使是内部改革，也因为众多的既得利益而困难重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根本提不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

　　从G20部长会议上美国的表态，从美国对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否定上，可以明确看出美国要做什么。况且，美国仍有“一票否决”权，否决任何意在挑战美元的改革建议，更不用说那些要革美国命的建议了。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力量来承当其国际责任了，只是美国不愿罢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充当国际领袖，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担当这一领袖角色，更不具备全球性大国的内部制度条件。任何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扮演怎样角色，内部经济和制度仍然是基础。

论从美国西方的态度，还是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来说，重建国际金融体制会是漫漫长路。G20可能只是这个大谈判（grand bargaining）的开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理当承担其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中国要积极参与改革，但中心的任务还是把自己的内部事情办好，尤其是要把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好，达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可持续发展。

在内部制度还不具备中国承担过度国际责任的条件时，过度的国际承诺会显得力不从心。在长远看，只有当中国有能力提供另外一种储备货币时，才会有能力建设一个较为公平和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31）

中国如何在G20定位国家利益 (郑永年)

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峰会即将登场。因为这20国的经济规模占了全球的80%，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对峰会给予厚望。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一直努力应对各自的危机，但危机的深刻性，似乎已经大大超越出人们的想象，各国很难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看来，只有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间的合作，才能应付危机。

但是，从刚刚不久前结束的G20财长会议的情况来看，人们对G20的期望或许不可太过乐观。尽管危机深重，但各国恐怕都难以超越自私利益，国际合作的困难度并不比拯救金融危机的难度小多少。

G20并不是什么完全各走各路，在一些问题上，大家还是达成了共识。例如在国内层面，各国都意识到挽救银行业是拯救实体经济的关键。也意识到要加强金融监管，加强管制所有评级机构。在国际层面，美欧在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源上，立场基本一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风险监管方面应发挥关键作用。

但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美欧间的分歧远大于共识。在欧盟看来，美国放任自由主义是这次危机的直接根源，因此欧盟主张峰会应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实行全面改革，集中讨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纠正美国式的宽松监管，防范危机再现。

美国则不以为然。美国主张全球主要经济体要扩大政府开支，投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美方尽管认同需要大力改革，但反对建立类似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监管秩序，反对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设立“超级监管者”。


不能期望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

可以预见，这些重要方面的分歧很难在峰会上得到消除。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克南已经指出，G20可以商定金融监管的原则，但不可期望以此会议可制定各项细则。

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并不具有实质性的议程。他们提出了一些原则，例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例如要求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多边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正是因为这些都是原则上的，也因此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尽管这些国家很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总体说来，欧美还是在主导进程。

美国和欧盟都在未来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中对自身做了定位。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尽快恢复往日的辉煌，重新做回世界唯一的霸主。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主张解救金融和实体经济，而反对全球金融监管。很多年来，美国利用其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主导国际金融机制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极大的利益，甚至是转移财富。

欧盟的定位也相当清楚。因为其福利体系，欧盟的公共投入本来就比美国庞大。同时，美国可以大搞政府赤字，因为可以向其他国家销售，但欧盟各国则不能这样做。

此外，欧盟也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这些因此表明欧盟会把重点放在政府对金融体系（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进行有效监管。

美欧之间的分歧，决定了G20不会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今天的情况和二战以后确定国际金融体系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国主导世界，欧洲是美国的盟友。美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现在则不同。欧盟已经没有了战略上的敌人，即前苏联。而欧盟也已经有了基础货币欧元。实际上，欧元的产生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抗衡美元的。

其他国家也并不见得和美国具有一致的利益。日本长期以来生活在美国的翅膀下，但并不见得很舒服。中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已经导致了国际经济的多极化。

但是，尽管美国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力量，其霸权心态仍在那里，至少要恢复霸权地权的心态还在那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定位，无论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还是对中国经济本身和区域经济体的关系，或者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模式，都非常重要。


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

因为这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中国必须有自身长远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如何定位自身？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从国际层面。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现在强调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些当然很重要，但这里表现的只是在西方建立的构架内和西方竞争权力，而没有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缺失进行反思。

新兴经济体不应当仅仅争取更多的权力，而且应该对国际金融组织的性质有个重新的考量。因为金融的全球化，国际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大，并且缺少监管。

在很长时间里，国际金融组织往往成为强国欺侮弱国的武器。在这些组织面前，很多发展中国家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这些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往往指手画脚，成为这些国家自主经济发展的阻力。

本来，国际金融组织应当起到监管全球经济的作用和帮助弱国的作用，但可惜这两方面的事情都没有做好。因此，在重组国际金融体系时，必须重新考量国际组织的功能和权限。

其次是区域层面。应当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应当是亚洲强国。尽管在经济方面，中国在北美和欧洲有很大的利益，但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亚洲，对亚洲的经济关系不容忽视。

在国际关系的很多方面，金融和经济是最有效的武器。美国的强大并不仅仅是其军事，而是其强大的经济渗透力。中国如果在亚洲不能拥有强大的经济渗透力，那么不仅其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而且其战略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最近在南海和周边发生的事情已经表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力还远远没有能够和其战略利益达成一致。尽管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免不了要和西方美国合作，但和亚洲国家的合作也同样重要。

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国应当一脚在亚洲，一脚在西方。这也表明，中国的重点应当是地区性金融制度的建设。这方面已经有些努力，但远远不够。


追求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应当追求的是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多极化。这次金融危机说到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的腐败。要追求金融多极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追求人民币成为一种基础货币。

欧元的产生是针对美国的，但因为欧元不是主权货币，很难很快强大起来。人民币是主权货币，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作为另一种基础货币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应当有一个全盘的计划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当然并不拒绝亚元的产生。但过去很多年的经验表明，亚元的产生存在着不可跨越的政治障碍。

不管怎样，应当认识到，只有一种基础货币——即美元的国际金融体系，必然腐败。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不可避免要和美国合作，但并不是简单地帮助恢复美国的霸权地位。

再者，如果只有一种基础货币，不管存在着怎样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也难以对美国构成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约和监管。只有当产生了三种甚至更多的基础货币时，才会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才会造就一个比较公正的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24）

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郑永年 )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的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各种主义，各有支持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低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低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

双方面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层社会层面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

尽管努力达成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低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

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17）

中国应慎防内生型金融危机 (郑永年)

内生型金融危机指的是一个国家由内部因素促成的危机。尽管在全球化条件下，所有开放国家的金融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但不管有怎样的外部因素，很多危机都是通过内部因素而直接触发的。

例如1997年的泰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泰国金融系统过分倚重短期外来资金。但即使这样，泰国也很难把责任归咎于外资，而在于自己本身。

同样，尽管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监管制度出了很大的问题，尽管一些人毫无道理地把金融危机的原因推给其他国家。因为是全球化，一个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会波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在其他国家引发更大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从两个方面慎防内生型金融危机。一方面指的是要防止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金融系统或者被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另一方面指的是要防止现在所使用的应付外来金融危机的手段和方式触发本身的金融危机。本文集中讨论后一方面的问题。


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

对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总理温家宝有个客观的判断。温家宝最近表示，“中国经济受到的主要影响是在实体经济，因为中国金融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具备应对危机的良好基础，总体运行是稳定、健康的。世界市场的萎缩，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趋大，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外部需求造成很大的冲击，最主要影响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主要是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的实体经济危机。也可以再进一步说，中国的实体经济危机也是局部性的，是中国内部区域性实体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等出口导向的地方经济体。中国很多地方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内部需求导向的经济体，并没有面临很大的问题。

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西方各国的金融危机。中国有所波及，主要是中国金融系统和西方美国金融系统相关的部分，如中国购买的美国金融资产。因为被波及的部分比例极小，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问题称不上危机。中国基本上免予危机，主要是因为中国金融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大力度的改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面临很大的内外部压力。当时中国银行系统制度不健全，银行决策主要由政治和行政因素主导，银行坏账比例过高。当时的西方各国对中国的银行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中国政府大力改革银行金融系统。很多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是处理坏账。到今天，中国银行的坏账比例极小。

其次是银行决策的市场化，由从前的政治和行政决策转向了市场导向。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努力建设中国本身的银行和金融监管制度。

中国抵制了西方的压力，没有进行西方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逐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借鉴各国的经验确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制度来规制银行的行为。

西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光批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施加了莫大的压力，但却忘记了自身的改革。毫无节制的银行自由化最终造成今天这么深刻的金融危机。


也须慎防“合理”的贪污

可以说，中国金融改革的这份成果来之不易。但也应当看到，因为金融改革的历史不长，很多金融实践的制度性程度还不高。

今天，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应付金融危机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仅要担负经济复苏的责任，也担当着政治社会责任（如社会稳定），就是说，金融系统也是政治和行政工具。

因此，如果中国的金融系统在应付实体经济危机过程中决策不当，也有可能触发本身的金融危机。或者说，中国必须预防由实体经济问题转化成为本身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谈论西方是先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危机，而中国则是先实体经济危机而后金融危机。

这次危机一发生，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出台了4万亿人民币的应对方案。这4万亿基本上用于基本设施投资和产业升级，尽管也涉及到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但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问题。

过度投资基本上会发生在基础设施方面。这次在这方面基本上延续了应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法。基础设施建设后面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他们会毫无理性地追求投资。

人们已经看到，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追求投资，扩大建设规模。尽管很多地方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发生危机，但也同样拼命乘这次危机的机会求得地方基础设施的大发展。这势必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政策，转而又影响金融系统的决策。

如果货币政策过宽，货币供应量过大，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4万亿或者更多的财力的不合理配置和使用的监管不严，很容易导致银行坏账遽然增多，从而触发自身的金融危机。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已经有地方政府因为应付危机心切，开始放松对企业贷款的条件。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两会期间已经有很多人对4万亿的去向和用途表现出极大的关注。4万亿有可能酿成形形式式的腐败。这里可以有直接的腐败，例如化公为私，直接贪污，把公共工程建设费用通过不同形式落入私人口袋。也可以有间接的腐败，就是腐败工程，豆腐工程。

在中国，更要注意的是“合理”的腐败，这往往表现为无用的工程，就是总理温家宝所说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人们可以从日本找到很多这类例子。在很多年里，日本政府企图用人们称之为投资“不知道通向何处的桥梁”工程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结果，公共工程越建越多，但经济状况反而越来越糟糕。

从中国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中央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三种腐败都会发生。而这些腐败不能阻止，不仅会触发金融危机，而且也会引发政治危机。

在经济发展上升时期，因为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相对的改善，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就会高一些（尽管无奈）。但在危机时期，当生活走下坡路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容忍腐败，尤其是大规模的腐败。


社会制度的基础建设尚未健全

中国政府要扶持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产业。在中国，这两方面往往是同一件事情。

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主要是因为廉价劳动力，而非技术或者资本。要应付就业和维持出口，政策的支持是需要的。但另一方面，出口的下滑不可避免。

因为是西方的危机，西方没有了进口的需求，或者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的出口，那么中国作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刺激出口。

同时，出口的下滑也并非全是坏事。这次金融危机中，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所有出口导向经济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需要人们作深刻思考的。

像中国那样的基于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低技术、高能源消耗之上的出口经济不可持续。实际上，广东省政府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要对珠江三角洲进行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免不了一些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在任何国家，产业升级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从长远来看，要达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不得不这样做。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扶持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仍属重要，但也必须避免又回到老路上去。提出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一些人一直在批评广东省产业升级的做法。

要有效应付实体经济危机，中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投资不足的领域，即基本社会制度设施的建设方面，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

笔者多次论述过，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就是建设内部消费社会。而内部消费社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能够建设成，主要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设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必须努力把更多的财力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建医院和建学校和建那些“不知通向何处的桥梁”同样能够解决就业问题。

尽管同样是基础设施建设，但前者对消费社会的建设、对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有效得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很有必要，但同时也要考量金融危机之后的长远发展道路。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10）

中国官僚化教育评审制度的恶果 (郑永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教授曾经很形象地把“科学引文索引”(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称之为“愚蠢的中国式观念”(stupid Chinese idea)。SCI的原意是要帮助科研人员有效获取文献信息，但引入到中国之后逐渐演变和异化，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介奖励等几乎是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实际上，情况要比李教授所言严重得多。考虑到类似的评审制度已经渗透到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领域，如果各种异化了的官僚化评审制度得不到纠正，长期以往，就会使得中国人变得愚蠢，永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国家也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强国。

历史地看，引入西方的一些科学评审实践方法有其必然性。在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辉煌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但并没有发展出像近代西方那样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如此。

中国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从90年以前“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来看，中国人早就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国家强大的一个最主要根源。要强大，学习西方和引入西方科学体系不可避免。

近20多年来，中国大量引入西方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体系，更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可以说，它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作为评审标准的反动。


马克思主义从科学变成意识形态

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里，除了在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少数领域，中国说不上有什么科研。一切科学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80年代，就有科学家讥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名字，就算不上研究。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直被视为一种科学的方法，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仍然乐此不疲。只有到了中国才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味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引入西方评审方法是必要的矫正。

在西方，科学评审明明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原因可能再也简单不过了。在西方，这样那样的评估体系只是科学研究者们方便和促进科学研究的工具。但在中国，它们则成了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就是说，它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群体本身的工具，而是官僚制度管理学术研究的一项制度安排。

也很显然，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仅局限在科学研究部门，也发展到了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活动。例如这些年纷纷流行开来的教育考核制度。

教育考核很多国家都有，但这些都是要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在中国，各种考核却都是教育官僚决定，教育官僚推行。中国的教育资源，也大多是教育官僚来分配的。教育评估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一些地方出现一大群校长和教授围着教育部门派来的一个小官员团团转的事情。尽管这样的事情使得中国的校长和教授们蒙羞，但在这个制度环境下非常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

因为教育官僚的一言一行决定了学校的等级和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少，校长和教授们要取悦的并非那个小官员，而是金钱。


不了解本身社会，遑论改造

类似的评审制度多得出奇，不可胜数，如职称的评审、博士点、教育基地的设置，等等。教育部门能动性很高，乐此不疲地从西方引入各种评审制度。如果西方没有的，他们也可主动创新。因为这些既是权威的象征，同时也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

再者，长期以来，教育部门对西方引入的东西从来是不加以怀疑的。在缺失自信的教育官僚眼中，由西方引入的东西甚至已经有了道德的含义。

他们根本就没有考量到在西方是科学的东西，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中则成了反科学的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里面所涉及到的经济上的腐败，但更为严重的是整体教育制度的腐败。

教育官僚把这样那样的评审制度套到中国，反而使得中国的教育和研究没有创新能力。无论是科研制度还是科研评审制度的移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还说得过去，因为纯科学有其普遍性。但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则毫无道理可言。

在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们一方面大叫现存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继续不加思考地把西方经济学强加给中国学生身上。把解释苹果（西方）的理论套到橛子头上，结果是不伦不类。

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双重的功能，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显然，改造世界是以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要改造社会，但是如果连自己的社会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还想改造它？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成功地改造过中国，这并不难理解。

学习是一个再创造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社会科学就是解释特定社会现象的科学。在学习西方和美国的时候，人们只学概念性的东西，而不是方法。

西方社会科学中概念性的东西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在观察西方社会现象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现在中国学者把解释西方社会的概念，机械地应用到了中国，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己的社会，通过这种观察抽象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很多学者只知道搬用西方概念，而忘记了去考察这些概念从何而来。要学习西方的是人家如何观察社会现象，也就是方法，而不是人家观察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应让专业人士担当更重要角色

现在各种由西方进口的主义充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很多人都爱讲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们实际上学到的只是形式和概念，而没有学到西方社会科学的本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光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就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要避免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或者西方化。但事实上，西方化已经根深蒂固地被制度化了，因为西方的概念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教育官僚所主导的各种评介体系里面了。

比如，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很容易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因为这个“主流”是由西方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很多权威学术管理机构和学术评估机构都以美国为自己的标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在美国的刊物上，就是好文章。

因为自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所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是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估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评审标准也与时俱进。

西方学界根本不认为存在着唯一的标准，因此其评估体系也是多元体系。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教育和研究体制官僚化造成的。

美国和西方的思维霸权在美国西方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很容易就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

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教育和研究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确应当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在数百年中确立起现代教育和研究标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加入和推动，后发展中国家很难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政府的作用不应当理解成为政府官员或者教育官僚的作用。

专业人士应当扮演一个比政府官僚更为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府官僚应当配合专业人士而发生作用。德国政府曾经这样做，日本政府也曾经这样做，这两个国家无论在教育和科研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如果不能对中国教育科研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中国永远会处于贫于创新和贫于思想的状态。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