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3日星期二

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和中国担忧(郑永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种种矛盾和冲突似乎围绕着奥运会一一展现出来。尽管以往双方间也不时出现纠纷,但都没有像这次那样表现得那么全面和充分。同时海内外中国人对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中国和西方的互动造就了新一波强大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一些人也因此把这次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利益之争,也有价值观之争。但无论是利益和价值观,这里都有一个认知问题。不同的利益因素和价值观永远不会消失,但这并不表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一些力量利用中国举办奥运会这个机会全面对中国发难,在其背后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的变化,以及这种认知背后的对中国的担忧甚至恐惧。本栏从欧洲人的中国认知变化来讨论这个问题。
  

欧洲对中国认知的三个阶段  

从总体来看,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中国在欧洲人眼中前后有三种不同的图像,即从早期的文化中国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中国,再到近年来的政治中国。从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实际上在深化,但在深化的同时,他们对中国的担忧程度也在强化。简单地说,欧洲人对中国的担忧并不是中国的不变化,而是中国的巨变和巨变所包含着的不确定性。

在讨论欧洲人的中国认知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欧洲并无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一旦当任何两个国家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时,两国就具有了很大的动力来互相了解。中国和欧洲之间地缘政治利益的缺失是双方互不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难说,中国对欧洲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历史上看,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文化中国的概念。欧洲人了解中国是从孔孟、四书五经等经典开始的。从经典来理解中国是欧洲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仍在延续。中国研究在欧洲基本上还是一种人文历史语言文化研究。但从经典来理解中国有其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很容易把中国乌托邦化。在很长时间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并非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乌托邦国度。这一点在马可波罗和欧洲启蒙运动学者的笔下表现得很清楚。(实际上,欧洲对西藏的了解也是这样,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欧洲人的“香格里拉”梦幻。)

中国和欧洲开始接触后,主要是单纯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贸易关系的早期,欧洲人看到的是一个富足的中国。但自从中国被欧洲列强打败之后,欧洲人惊奇地发现,这个神秘的国家并没有像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国家那样强大,在近代国家面前,中国不堪一击。诚如美国学者白鲁询(Lucian Pye)所总结的,中国只是一个文明,但假装成一个近代国家。中国自近代衰落之后,欧洲再也没有把中国放在眼中。当然,也有关怀中国的欧洲人希望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能够得到转型成为像欧洲那样的强大民族国家。很多人因此开始扮演中国的“老师”,期望中国向欧洲学习。欧洲人(美国人也一样)扮演中国“老师”的过程造就了欧洲人一种特殊的心理,那就是道德优越感。


感受到中国经济能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开始从文化中国跨越到经济中国。一个经济中国先后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早期,欧洲人希望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促使中国走向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是说,改革开放会成为中国实现欧洲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或者说,中国也会变成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国家。应当说,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期待,因为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像欧洲人所期待的那样发展。

中国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高速发展很快使欧洲人感受到了一个经济中国的能量。在短短时间里,中国经济崛起从概念变成了现实。与文化中国不同,一个经济中国和欧洲人的生活变得相关起来。中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现在具有相当高的相互依赖性。当中国生产什么,什么都变得很便宜;而当中国消费什么,什么都变得昂贵。这样的时候,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就具有了很大的动力。欧洲人觉得,既然中国国内的变化都能影响他们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有了评论中国的合理性,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在欧洲人眼中,他们生活中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欧洲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能源价格、气候环境变化、制造业转移、就业等等,都和一个经济中国有关。中国目前还只是中等发达国家,就已经对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

如果当中国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那么其对欧洲的影响又会如何呢?尽管欧洲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其它的好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担忧。欧洲的那些受中国经济关系负面影响的社会力量因此产生了恐惧感。一些人也热衷于中国的“经济威胁论”。
  

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影响力  

当欧洲人还远远没有消化一个经济中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国,那就是近年来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和政策圈谈论的“中国模式”问题,也就是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加。应当强调的是,如上面所讨论到的,欧洲(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是期望中国的发展会实现西方价值。但现实是,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使得西方价值在中国开花结果;反而,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价值构成了挑战。这是欧洲人难以接受的。

当前些年西方有人提出用“北京共识”来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时候,尽管中国国内有人表示认同,但中国领导人非常慎重,并不认同所谓的“北京共识”,因为中国的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之中。但不管怎样,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从前接受西方模式,它们的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甚至是西方人来设计的。但很显然,西方模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发展和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开始反思西方模式,开始学中国经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欧洲开始产生另类“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即双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上的利益冲突。利益既有物质的方面,也有价值方面。非洲国家传统上属于欧洲的影响范围。在欧洲看来,中国和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对欧洲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观都产生了严重的挑战。一旦当非洲国家放弃欧洲而转向中国,那么会对欧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对于一个政治中国的担忧和恐惧甚于一个经济中国。并且,这种担忧和恐惧还相当普遍。现实地说,这种担忧甚至恐惧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也很可能会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提高而强化。这也使得西方那些反华和对华不友好的力量可以随时随机来动员他们的支持者来反对中国。不管喜欢与否,中国都要面对这个现实。人们也因此可以看到,重要的不是对西方的反对作民族主义式的强烈反应,而是要理性地寻求改变西方的中国认知的途径和方法。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5/13)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

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的转型(郑永年)

藏独和西方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北京奥运会,立即导致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态。如同预期的一样,西方媒体开始用不解和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波新民族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是海内外中国人给西方对华不公的回应。

同时,中国国内各方面尽管对西方反华力量都感到不满和愤概,但也有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激进反应(例如抵制法国家乐福)表达了不同意见。

很显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一些人似乎很难容忍不同意见。一时间,“汉奸”的概念满天飞。在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的竞赛,表现为“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巨大压力,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难理解。但如果每次遇到外在压力,就出现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变成一种常态,那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笔者以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从长远国家利益而计,必须对这种民族心理进行反思,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走上利己利人的健康轨道。


百年耻辱结合过分自信

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具有强烈普世主义倾向的儒家,包容一切。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中国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对不同种族有些论述,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用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传统的中国因此被称为“文化中国”,而非近代欧洲那样的主权国家。儒家普世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传统国家衰落的根源。传统国家形式生存了数千年,至少在东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所仿效和学习。

然而,自从欧洲建立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后,中国传统国家便很快失去了竞争能力。欧洲列强一来,中国传统国家开始衰落。如何拯救和重建国家?晚清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西方输入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很多主义很快就被淘汰,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就是如何追求强大和富裕。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如何通过内部国家建设,让国家再次成为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地位。

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起码在经济上已经是相对崛起了。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富强。

与此相呼应,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主义心态的主题是“百年耻辱”,“雪耻”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的今天,尽管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浮现出来。

一些年轻人甚至官员中间,开始表现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的心态使得这些人看不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他们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且给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的地位。一旦当西方拒绝中国的崛起,或者不尊敬中国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油然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它在西方却遭遇到覆盖面很大的抵制。进而,抵制奥运的事件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列强”。如此,那种“百年耻辱”的心情很自然被刺激起来。“百年耻辱”心态和年轻一代的过分自信,两种情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造就了新一波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继续改革开放

一种健全理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耻辱”和“过分自信”的心态,自尊而不自卑,自信而不骄傲。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对此感到过分恐惧。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

中国要建立的是好的民族主义,而必须避免坏的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非常理性地引导了中国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是民族主义者。

邓小平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其民族主义的直接表述。在邓小平的民族主义里,爱国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把民众从贫穷社会主义那里解脱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做得很成功。没有他们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很难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

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现在中国民族主义再次面临转型。从这次新民族主义的一些过激反应来看,这种转型尤其显得必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防御性的,因为民族主义的主题还是对西方对中国不公的一种反应。但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变成为进攻性的。

如果民族主义变成了进攻性的,那么就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和平。在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为例。

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但从经验看,德日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分不开。但是,这两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转型,最终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了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这要求民众既要有民族主义精神,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变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如果民族主义激进化,那么周边国家就会感觉到威胁。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所以人们就要思考应该把民族主义这个巨大的资源用到哪里的问题。答案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要用民族主义精神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之中,国内还有无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际上的阻力仍然很大。反西方至多是民族主义的消极反应,积极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这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的崛起,全球化规定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那么民族主义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