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金融危機提升中國外交空間

本文由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董晓宾采访/整理

金融危機為中國改善外部環境提供了機會，中國應當運用國家實力主動謀求更多國際空間。

從剛剛結束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歐洲“信心之旅”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有資本和力量在與西方交往中佔據更多主動權。金融危機帶給中國外交怎樣的潛在國際空間，及其如何實現潛在空間，值得思考和分析。


金融危機讓西方輿論收斂

中國外交空間的提升，表面看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客觀效果，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國家實力積累到一定程度，這種效果就會很難體現出來。

換言之，中國發展到了目前這個水平，它的國際空間必然會增加。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這次危機要是沒有作為國際經濟體係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的參與就很難解決；同樣，沒有中國的參與，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建立不起來。這與過去“繞開中國，地球也照樣可以運轉”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隨著金融危機突顯中國地位的重要性，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也隨之改觀。去年開始，國際輿論環境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態勢。北京奧運會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很多都屬意識形態領域，比如人權和民主。近期西方尤其是在政府層面評價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則相對淡化。特別是由于金融危機，西方出于需要中國幫助的考慮，輿論環境方面對中國有所改善。為了盡量不激怒中國，西方在打價值觀牌或者人權牌上有所收斂，轉向低調。

當然，這些都是中國國際空間增長的客觀空間。中國還應當從主觀上運用中國的國家實力，進一步提升國際空間。


中國應成為制度制定者

那麼，中國如何利用這一機會來進一步改善自身國際環境，提升國際空間呢？

最明顯的一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社會已經高聲發出了重建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呼聲。西方各國都已經在考量在未來的大談判（grand bargaining）中如何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中國能否提升其國際地位和擴展國際空間就要看中國是否能夠在國際經濟秩序未來重建過程中謀求發揮更大的作用。

過去，中國的重點是與世界接軌。接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西方世界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現在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重建，中國的角色就不一樣了。在這個舞臺上，中國是作為一個建設者，是作為一個制度制定者而出現的。

中國如果要參與重建這個秩序，就需要自己的東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原則，不能光等著別人提出來。所以應該抓住目前的時機，總結和傳播中國這方面制度中所包含的優勢或者說價值優勢。這也是金融危機為中國提升軟實力所提供的機遇。


要讓世界認識中國的價值

中國經濟在這次危機中之所以沒有受到像西方那樣大的影響，一方面因為中國的金融經濟的成分在整個經濟體上不像西方那麼多；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經濟金融改革已經領先西方一步。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外貿和內需的關係，金融規制等等方面，中國有教訓也有寶貴的經驗。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把批評中國作為己任，但忘掉了如何去改善本身的制度體係了。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處理危機中，中國現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正如溫家寶總理這次歐洲之行所強調的，要把中國內部的事弄好，同時不會推卸中國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要應付危機和解決危機所帶來的一係列問題，有效的辦法就是富國和新興國家必須共同承擔責任。但實際情況則不然。富有國家總千方百計地想把金融危機的責任推給新興國家，比如將金融危機的責任指向中國等等。中國則強調既要把自己救活，另一方面也要和國際社會共度危機。這種做法不只謀求一己之利，同時也照顧到國際社會的公共利益，更容易贏得國際尊重。

金融危機無疑為中國提供了與西方展開制度競爭乃至價值競爭的機會。但這並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輸出（屬于帶有強制條件的“硬”輸出）。中國只是提供自己有用的經驗，供大家參考。

不過筆者以為，目前中國還遠遠沒有把隱含于自己經濟實踐裏面的價值觀充分提煉出來，這是令人遺憾的地方。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那麼中國一定要提供一種價值。西方過去認為中國的價值不如它們的價值，在和中國打交道過程中，經常充當指手畫腳的“老師”，那麼這次金融危機就給了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但要改變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認識中國的價值，中國自己必須告訴他們中國的價值是什麼。


用經濟實力爭取政治空間

外交不僅可以為經濟服務，必要時經濟也可以為外交服務。經濟和外交是相輔相承的兩個方面。美國和西方就很善于利用其經濟實力爭取政治甚至戰略空間。金融危機也給中國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危機促使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有所收斂，但並不意味著中國利用西方對中國的需要，就可以換取比如承諾不接見達賴這樣的政治利益，因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由于政權更替比較頻繁，所以很難保證其政策的連貫性，現在的當權者也許出于眼前考慮暫時放棄冒險，但很難保證繼任者能延續這一承諾。

但金融危機需要各國共度時艱，中國重視別國，別國也要尊重中國，如果誰老是欺負中國的話，中國也可以拒絕與其合作。重要的是要把對方的行為與其國家利益聯係起來，告訴他們，欺負中國的結果反而可能會給它自身的國家利益造成損害。這樣做比批評某一個政治家的行為更為有效。很顯然，政治人物是流動的，而國家利益是永恒的。

不過，金融危機固然為中國提升外交空間提供了機會，但也可以預見，在西方對華交往中，意識形態這個東西不可能完全消失。不管你做得多麼好，總會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更何況，在對付金融危機時刻，並不意味著國家間沒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利益，不同形式的衝突就在所難免。對此，中國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

《國際先驅導報 》（2009/02/09）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09/content_10786186.htm

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及其走势（李君如）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

大家很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必须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不断推进。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远的且不说，去年召开的十七大就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至今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它没有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提出改革的任务，就在于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造就了思想解放的氛围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只要读一读邓小平同志那篇名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可以体会到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推动下起步的。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党是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各种意见都会有。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搞改革开放，搞现代化，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不能有序地推进民主也是不行的。

以往，之所以有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误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研究较多，而对于他领导改革的策略思想研究不够。我们联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发现，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战略，又有策略。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和做法，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从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和重视的：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比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取消了曾经作为中国“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政权，设立了县人大常委会，并由公民直接选举县和县以下人大代表。事实上，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每推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深化一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前正在实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这一特点，这场被人们叫做“大部制”改革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针对“文革”中出现的把民主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中长期涌动的民粹主义倾向，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30年来，我们修改和完善了宪法，废除了不合乎宪法和民主精神的法律条文和法规，制定了刑法、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建立了律师制度，并进行了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目标的司法制度改革。几千年形成的人治社会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变。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中，彻底纠正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践踏人权现象，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发展经济，努力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允许和支持公民创办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并确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实行身份证制度，允许公民自由择业包括异地择业；实行依法出入境制度，允许公民出国留学和出境旅游。最近这几年，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努力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变革，既保障了公民的人权，又激发了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乡村、社区和企业广泛地建立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是一大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广大农村实行了村委会村民直接选举制度和乡镇改革试点，而且在农村普遍实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而且，基层民主建设正在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拥护。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许多朋友也许不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政治构架中，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虽然不是执政党，但是参政党。参政的基本点有四项：（1）参加国家政权，包括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检察、审判机关的领导职务；（2）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3）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4）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特别是规定了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专委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大代表的比例。这是在中共中央1989年的文件中，就已经规定了的。这几年，在执政党的支持下，参政党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六是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7300多万党员，比欧洲一些国家的国民还要多。党要保持先进性，并且在引领全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体现先进性，必须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七大报告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会制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特别是在选拔任用干部问题上，已经废除了终身制，完善了以民主为原则的干部任免制度，给广大德才兼备的从政人员提供了竞聘上岗的机会，等等。这些党内民主举措，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大功绩，就是重新建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几年，在党内监督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且把党内监督与群众举报结合起来，成效显著。特别是媒体介入监督序列，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选举票决民主不断完善和发展，不仅在公民自治组织的范围内实行了直接选举制度，而且在其它实行间接选举的领域扩大了差额选举，完善了候选人提名方式；特别是在党内民主发展进程中，扩大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和中央、地方党委成员差额选举的范围，实行了候选人无记名投票推荐等民主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的协商民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中国特有的重要民主政治形式，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大职能，推动和组织中国各党派、各界别、各民族的政协委员，在党和政府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很有成效；各级政府也主动实施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制度；各人民团体在民主协商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应该讲，中国民主政治的这八个方面特点还在发展中，不能说都搞得很好了，但是，这八个方面或者说至少这八个方面，确实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和重要特点，这些做法和特点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在这30年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那些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仅看不到这些基本事实，而且陷入了自身的逻辑悖论。因为他们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一个他们认为“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中，会允许公民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会出现那么成功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发展。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及其走势，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客观地全面地认识中国的改革实践。

■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观察做了什么，还要从这些已经做的事实中，深入地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走势。

作为中国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希望大家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值得重视的走势：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大走势；通过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二大走势；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第三大走势。这三大走势的指向很明确，最终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以上是我这几年观察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体会。我并不认为中国在民主政治发展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相反，我倒是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还要继续深化。但是，在中国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致力于探索的，应该是、也只能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国情的，能够真正给中国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形式。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我们既向人家学习，也不妄自菲薄；既积极推进，也不盲目发展、急于求成。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经济上能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在政治上也能够创造出既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京报网》（2008年9月8日）
http://www.beijingdaily.com.cn/gdjc/200809/t20080908_481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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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相关链接

人民网李君如专栏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55946/index.html

 

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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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要适应这个潮流，完善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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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相继陷入混乱：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就连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韩国也陷入万民大示威的焦躁境地……

这些动荡、骚乱和不安的背后，几乎都闪现一个共同的身影——反对党。有观察人士因此指出，亚洲陷入了民主化危机……过度民主导致了这些亚洲国家目前的境况。


外生型民主天生不稳定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来说，大致可分为内生型民主和外生型民主。内生型民主稳定，且发展得好。这是因为内生型民主是一个国家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日益变迁的政治环境。

外生型民主的产生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很大，例如韩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甚至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一是因为缺乏基本的国家制度，二是因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不能对民主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这些亚洲国家身上，可以观察到，许多反对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建设性的态度，或者说他们是消极反对党。

而在内生型民主国家，反对党更具有建设性，是积极反对党。比如在英国，反对党在历史上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国家的基本体制，争议的地方多是政策性的。因此，政党可以更替，但国家制度不会变化，甚至连政策也不会有激进的改变。西方民主是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在制度框架内遵循游戏规则的竞争。

在亚洲这些所谓的外生型民主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意义上遵循的游戏规则。尽管建立了民主的构架，但在这个制度表象下，并不存在健全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的机制，政党关系因此表现出公开的对立。

这是亚洲国家需要反思的：亚洲国家学到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缺少民主的价值内核。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并且是遵循各方认同的规则下的良性竞争，要形成良性竞争需要许多细小的制度来支撑。


过早民主化弊大于利

这些亚洲国家陷入民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民主的过早发生。西方国家早期民主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更多的是因为社会内部各阶层、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亚洲国家，比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它们是在国家内部很多因素还不具备或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民主。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侧重分配面，而不是生产面。通俗讲，在没有“大饼”的时候，就来讲如何分配“大饼”，就会导致“大饼”成为“画饼”。很多发展中国家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恶斗都是为了物质经济利益，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尽管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但很显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并没有导致经济的发展。

民主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在发达国家，民主体现出整合的力量；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却经常变成巨大的分化力量，尤其是在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民主一旦形成后就会体现出不可逆性，时常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民主带来分化，分化的结果只能靠动用强力，如军事力量或者强权主义来整合。因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妥协的机制，因此最终出现的结果不是民族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一些已经实行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就是像泰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受外力催生而产生的民主会面临无穷的问题。


民主并不与亚洲传统相排斥

有人把这些亚洲国家的民主困境归结为：民主的价值核心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相抵触。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符合历史事实，日本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解释。日本民主体现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把西方民主构架跟儒家精神内核很好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化了的民主国家。尽管有人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的民主，但是不要忘记，在二战前，日本社会就有了很高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难想像日本的民主会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把日本的民主仅仅归结为美国的占领，并不符合实际。

民主并不是完全属于西方。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因此，民主也不会只有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人把民主等同于西方民主，具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个近代政治体系首先发生于西方；第二，系统的民主话语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第三，西方热衷于民主输出，也容易给人民主就是西方民主的假象。

新加坡式的民主又是一个例子，它是近代国家制度跟中国传统精神结合的产物。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为何热衷于批评新加坡的民主，这是因为很多国家看到了新加坡民主模式的优点，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模式产生了兴趣。新加坡的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定期选举，让人民来选择政府；尽管是一党独大，但这个党是高度开放的，向所有精英开放。其实，新加坡的开放度比很多西方民主国家都要高。


失败教训让中国引为鉴

任何政体都不是完美的，民主也一样。民主化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新加坡模式，其实是意识到了民主体制的好处和坏处，做出的某种制度安排。

印度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争议的。独立之后，印度保留了英国殖民地留下的制度。但一些观察家发现，印度民主除了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外壳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民主。传统种姓制度在民主的外壳下仍然存在。

从这个角度说，有人提出的“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并不确切。我们可以说有印度式民主、日本式民主、新加坡式民主，但并没有所谓的“亚洲式民主”。从发展路径来说，民主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产物，但是每个国家因为经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并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见得相同。

一些亚洲国家民主的失败或困境，可以给中国提供反思的机会：一方面，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些国家民主的失败而否定民主，尤其是把民主一味看成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思考自己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民主化到来之前，中国需要做出哪些准备。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变迁。最重要的是，要理解民主的本质，找到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2008／7／21）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7/21/content_8739407.htm

不要以“乌托邦”心态看待普世价值（郑永年专访）

贴者根据原文注释提请读者注意以下事项：“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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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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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发生后，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再度成为中国国内的热门话题。而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中国政府在地震中的表现是否是对普世价值的实践？谁有权利解释和定义普世价值？对于此类疑问，国内一些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我觉得，要想找到相对客观的答案，首先应避免情绪化地表达看法，而应冷静地观察。此外就是要厘清其中的背景和概念。作为一种价值，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而西方有些组织或个人是不是要推动这种价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两码事。


西方无权认定普世价值

实际上，普世价值当然是存在的，它是针对人本身而言的一种价值判断，包括人的生活、人的权利等多方面内容。但客观地说，包括普世价值在内，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普世价值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具体哪个国家可以规定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它们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权利。西方社会比较早地实现了工业文明，对个人权利和生命本身的尊重也相对更早一些，这是事实。但西方在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同时，也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就应该值得警惕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权利来认定或者在他国推动普世价值。国内一些人不喜欢“普世价值”的提法，其实是不喜欢西方以此为由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和普世价值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稍具常识的人就可以看到，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多半并非真正为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命和权利，而是将普世价值变成了一种工具，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现在国内很多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潜意识中还是在向西方看齐。但对普世价值本身而言，我不相信它是可以被移植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曾被认为是实现“普世价值”的惟一途径，但当这种制度被移植到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后，不仅民主制度保证不了，人民的其他权利也没了。这充分说明，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才能转型，这是自然的发展，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更不是想输出就能输出得了的。


实践普世价值有不同路径

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这个价值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表现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一片喝彩，甚至那些反对中国的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政府在震后的作为，就是因为在抗震救灾中，中国政府充分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把人的价值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也恰恰证明了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

西方（包括反对中国的人）并不是说因为地震后中国政府的良好表现，就认同共产主义了，他们只是看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也同样有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为什么叫普世，其实是有一种共识的。反之，缅甸政府在飓风后的表现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同样是因为它们处理问题时让人感觉到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对普世价值的话语权，还是其推行普世价值的能力，都远远不如以前了。它们掌握话语权的高峰时期是冷战后，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上最后一个政体了。但经历过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失败后，西方的话语权已大不如过去。好多西方人也在反思，他们的想法是否是对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不断发展就非常有助于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让西方在普世价值的话语权上遭遇到了更多的困惑。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中国模式”呢，重点就在这里，因为好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看重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以及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人类的互助友爱本身，也同时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制度中。


观察西方当告别“乌托邦”思维

国内一些人喜欢跟着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去走，我觉得首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在某些方面确实要比中国更完善和先进一些，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否认。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国内部分人对西方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一种“乌托邦”的阶段。好多人只是从书本上认识西方，并没有在西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他们认同西方的话语理论，但是西方的行为和理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国内的一些人看不到这个区别。这一点非常遗憾，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以“乌托邦”的思路来看待西方，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判断，也盲目跟着西方走。为什么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启蒙状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从清末处于衰落状态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把所有东西都和“传统”联系起来，凡是不好的都是传统的，好的都是西方的。基于这种价值判断，使很多中国人谈论西方时不是根据经验的观察，于是就出现了理想化的认识。具体到普世价值来看，他们也是围绕这个为基础的。

过去，很多西方学者和现在中国部分人的看法是一样的，即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和西方的不一样，就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但现在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指出这种看法不对，就是说，不能只看西方形式上的东西。但不少中国人的头脑还没转过弯来，总是说“要西化要西化”，实际上他的脑袋已经被西方制度化了。


不必讳言普世价值

西方现在在犯一种错误，即以“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看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当“救世主”的心态，甚至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宣称“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普世价值（比如伊拉克战争），这其实是不道德的做法。他们现在已经在有意或无意地展开对话，慢慢改变自己的看法。我们讲人的权利，其实它是可以分解的。所谓制度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以人的权利来衡量，是实现人的权利的一种路径，一种表达方式。

中国从秦（清）王朝崩溃以来，首先追求的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利，因为没有民主国家的权利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追求个人的发展权和经济的自由，下一步就是政治权利。

现在国内有人不喜欢谈普世价值，这个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而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价值，这样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涵才能得到不断地丰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本文由本报记者晓德根据采访整理，未经受访者本人审阅）

 

《国际先驱导报》（2008/7/10）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8-07/10/content_8520578.htm

附录：

1. 司马南：讲给沉默的大多数（2008/7/16）

中国模式为何让西方不适(郑永年)

西方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西方世界传出一波又一波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当苏联和东欧政权解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步苏联东欧后尘而且发展得更快更稳定的时候，西方就出台了“中国政治威胁论”。随后，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上升，西方又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各个主要国际性组织内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西方开始讨论中国的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如果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期望来服从既存国际规则，中国就构成了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又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现存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上撰文讨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她从西方学术界借用“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个概念很简单，说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了经济发展。她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模式与美国和其持同样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背道而驰。因此，美国要和其他持共同价值的民主国家（欧洲、日本和澳洲等）来分享共同的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持赖斯这样观点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并不少见，可以说，对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的担忧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担忧也经常促成西方各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中国施加共同的政治压力。

这里涉及到两个表面上互为竞争的国家发展模式问题。首先是现存的所谓的西方“民主发展模式”。的确，不难观察到，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国家也同时是经济发达和社会公平做得好的国家。这使得西方很多政治和知识精英甚至是普通民众相信，民主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人普遍相信“历史终结”论，即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最后（也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也变成了西方世界的责任。民主和自由历来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的使用在冷战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到处使用军事力量，但论证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则是其传统民主和自由话语。

在把推行西式民主和自由作为自己使命的西方，很少会有人公开承认，正是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自由，才导致了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的时候忘掉了西方本身的民主发展不仅和其文化相关，更重要的是，它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基本国家制度缺乏，民主因此没有生存的根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没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根基，民主政治往往成为暴力、无序和腐败的代名词。暴力、无序和腐败反过来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也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往往并不是真正为了那里的民主发展，而是为了其战略利益。

在早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也信仰西方民主，他们因此在反殖民地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愿意接受西方的民主输出或者主动引入了西方式民主。但是西式民主推行已久，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无望。这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西方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成了一个特大的问号。


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中国发展经验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不仅造就了内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融入世界体系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三十年的实践已经为中国模式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渐进的、有秩序的。要有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有稳定的秩序。没有稳定的秩序，经济发展就没有空间。再者，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对现存秩序构成压力，这又进一步促成了中国改革现存秩序，不仅保障前段时间的发展成果，而且再促进进一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反，在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在外交方面，中国的经验也同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青睐。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关系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既没有和西方世界孤立，也没有依附于西方。人们还观察到，中国不仅参与国际多边组织，而且也成为国际或者区域多边组织的发起者。但中国所参与建立的多边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并不像西方国家组织的多边组织那样具有战略性，中国参与组织的这些组织是解决问题类型的，并且侧重于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更和西方不一样。尽管西方经常把中国在非洲的行为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掠夺性。今天，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又往往加上无穷的先决条件（以实现其经济之外的战略目标）。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没有其他的战略和政治意图，并且中国奉行不干预主义。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中，既满足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中国帮助非洲国家的诚心和能力，因为中国在那里正在打造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学校、医院、体育馆和公路等等。西方国家从早期殖民地政治开始到今天，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历史长久，但从来就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西方注重民主的形式，中国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交往，中国的行为模式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人物感觉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所构成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人开始看到，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模式。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宣称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因为中国的模式还在发展之中。“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是发展中国家自愿接受的结果。再者，中国的模式和西方模式并非处于对立和矛盾状态。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否认政治民主化。中国本身也正在寻求一条适合于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也意识到，中国式的发展不仅不会阻碍民主的发展，反而会为民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经济的支持。西方注重的是民主的形式，中国则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无疑为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动力。正因为这样，西方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压力也不会间断。但是，一个依靠反对别人的模式的模式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也因此没有生命力。西方世界最终会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只要保持自己发展模式的开放性，随时吸取所有其他模式的长处，那么才能够保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更是中国国际舞台上的核心软力量。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环球时报》（2008/7/8）

http://www.huanqiu.com/www/337/2008-07/157290.html

反腐五年规划与政改路线图（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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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五年工作规划中对党领导层自我约束的制度设计，已经大大超出了反腐败的范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未来5至10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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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当中提到了要在今后五年时间里，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反腐五年工作规划的出台，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化反腐的一个新开端，也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反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改革

通常，中国长期规划的时间表一般出现在经济发展领域，而此次为反腐败工作提出五年规划，不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而且表明了此次改革并不像往常那样仅仅是一次反腐败运动，而是长期的制度规划，通过具体制度建设来预防和反腐败。中国反腐败发生在各个领域，但重中之重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反腐败。

这一点西方人往往不太理解。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跟西方的政党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核心，而西方的政党基本上只是选举的机器。中国有“治标”和“治本”的说法。因此，中国反腐败要“治本”，就是要把重点定位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反腐制度建设。

五年工作规划正是基于如此意义出台的，当中提出了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这种对党领导层自我约束的制度设计，已经大大超出了反腐败的范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这种意义还可以从工作规划内容上可见一斑。它虽然只是一个反腐败文件，但内容实际上是综合性的，涉及党建、行政、金融以及社会等诸多层面，所有这些都涉及了政治改革的内容。中国的政治改革，在提法和做法上，经常表现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中，如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等。这次反腐败内容其实质就是政治改革。也可以说，政治改革的内容表述为反腐败。

这种方式的中国反腐败机制早已显山露水。去年9月，中国就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近来深圳实行的政改新方案，以及国内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都说明了中国政治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分解式政治改革好处明显

以往，出于现实各种因素的考虑，中国政治改革往往包含在其它方面的改革里，这种方式的政治改革其作用是辅助性的，其现实意义也在于支持和推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也就是说，政治改革自身并没有成为一种主体性的改革。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一说起政治改革就会给人以较高的期待，另一方面要在全党、全社会达成政治改革的普遍共识并不容易。从经验看，一旦改革陷入争论的漩涡，就可能会乏（泛）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一旦形成这个局面，改革实践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把政治改革隐含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以及反腐败当中，这样的方式可以理解为“分解式的政治改革”。这与冷战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总体式改革并不一样。俄罗斯、东欧当时进行的以民主化为中心的一揽子改革，最终导致了社会发生动荡。

相比之下，“分解式政治改革”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改革价值取向转化成政治技术性实践。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存在政治改革的价值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抬得很高，实践性的政治制度建设反而被忽视。

从本质上说，政治是实践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任何国家，政治改革要顺利进行，就需要把改革的价值问题转换成制度技术问题。不能转换成为制度技术的价值很可能只是空想。只有从制度技术层面来体现价值，价值才不会沦为空中楼阁。抬高价值因素，而忽视制度技术实践，必然导致技术性制度改革的失败，价值也就无从得以实现。

此外，政治改革如果不能成为主体性改革，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遗留下来的难点，最终也将难以得到解决。因此，政治改革应当进入主体性阶段，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发展的关键的5至10年，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期。

基本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前提

中国政治改革的分解式特点，还表现在它的分块、分阶段的渐进性上。从十七大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路径已经较为明确，那就是由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民主化。从长远来看，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真正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好一套比较完整的基本国家制度。基本国家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设施，否则民主就没有载体。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先有国家制度建设，而后有民主的，因此西方的民主也比较稳定。反观之，在非洲、拉美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则腐败、暴力层出不穷，经济、社会、教育水平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它们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时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可以想像，战后日本如果没有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基本国家制度基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就不会生根。

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比民主更重要，有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就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开放自然发生，并且也会比较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把民主理解成西方式的多党制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例如，两党制民主和四党制民主，游戏规则很不一样，政治结果也会不一样。两党制、多党制只是民主的不同表达方式，而不是其本质。多党之间可以竞争，一党之内也可以竞争。但不管什么情形，任何良性竞争都需要制度的设计。

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可以理解为参与式社会民主，其实现过程可以用如下公式加以概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宪政民主＝参与式社会民主。十七大报告已经告诉人们，中国参与式社会民主实现的路线图，是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同时强调法治，在宪法法律的构架内参与政治，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人们经常拿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来比较，这就像拿苹果与桔子做比较，没有多大的意义。何况西方民主也不是整体单一的民主，西方不同国家其民主表现方式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中国政治路线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先让小制度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生长，最终整合成大制度，形成一个整体的制度改革。当然，这样的改革方式也不是没有风险，比如如何协调好改革的各个方面，做到有条不紊，这需要领导人有长远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这次五年规划的出台表明领导人有这个意识。

中国政治系统开放动力充足

对于任何改革来说，实践上的可行性最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任何改革都害怕乌托邦，中国就曾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改革虽然听起来悦耳，但是它缺少可行性的制度支撑，因此具有很大的冒险性。

现阶段来看，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集团。暴风骤雨式、社会总动员式的改革，比较容易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往往需要利用利益机制来推动。比如中国的改革是先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是在它们之外发展新的利益，如在国有企业外发展民营企业。但这样做，同时也出现一个新问题，即新的利益产生后又可能形成新的既得利益。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就需要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实践证明，制度越是开放，它的生命力就越强。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系统呈现了一种开放的状态，比如农民工人大代表的产生，等等。

中国政治系统保持开放的动力是充足的，这主要来自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开放的市场经济会产生社会阶层的变化，社会阶层变化则会导致政治过程的变化。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才形成了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均衡。假以时日，中国同样也会实现上述三方面力量的均衡。这是大的趋势，也是政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

 

《国际先驱导报》（2008/6/26）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8-06/26/content_8440619.htm

 

附录：针对郑先生写的这篇文章，有位名为“高人”的先生在“中国的选举与治理网站”撰文评论，题为“读郑永年的政改路线图”。尽管该商榷仍然理想主义浓厚，静态看问题，而且显示出些许的“民主的傲慢”，但有些方面指出的问题似乎也是值得多方重视。譬如，党内竞争的形式，内容等具体问题，至今仍无有效的答案。当然，这类问题并不是一纸专栏所能涵盖，也不是缺乏经验调查和实践的大学教授所能担当，因此高人先生的期待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日。（2008/7/10）

中国应成为思想创造者（郑永年）

 

要减少中西间的障碍，不仅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思想创造者，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去阐释自己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西方的关系，这是中国软力量的基础 。

 

当听到中国国内有爱国呼声时，西方媒体往往会告诉其国内读者或观众，这是中国政府操纵的结果。然而，近来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抗议西方媒体的声音，开始让西方的部分普通民众和政府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游行集会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一次挑战，并且取得了积极作用。

 

西方媒体把“藏独”运动道德化

报道中国负面新闻、歪曲中国形象是西方一些媒体的一贯做法，它们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面孔，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媒体把“藏独”运动道德化，而把中国政府在西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妖魔化。在西方媒体的语境中，中国变成了“压迫者”，而西藏人则是“被压迫者”。支持西藏人“反抗”自然成了西方媒体当仁不让的道义选择。

西方媒体戴着道德面具的报道，对西方普通民众的欺骗性相当大，至少它让很多西方民众同情“藏独”。因此，才会有一些西方人走在“藏独”的游行队伍里。“西藏独立”的话语，也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并不是所有海外西藏人都是“藏独”运动的一部分。显然，西方媒体已经把西藏问题政治化，“藏独”、达赖喇嘛也成了西方手上的工具。这是达赖喇嘛所面临的困境和悲哀。

实际上，西方民众对待西藏也不是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其中只有少数公开支持“藏独”，他们把支持“藏独”视为巨大的道德力量；大部分的西方普通民众，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下，他们对西藏的态度更多是同情。民众当中也有很多人去过中国、去过西藏，他们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了解，他们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是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一些学者则是能公正客观地理解“西藏问题”的，近来笔者参加的多次学术研讨会上，不乏有西方学者的反思。

 

　“政治中国”加剧西方恐惧感

但这种反思目前很有限，远远不能上升到西方整个社会舆论的反思。西方媒体有其特点，很难说它们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利益说话，也很难说它们能反映西方的真实情况。因为媒体出于发行量、收视率的考虑，炒作中国话题一向是它们所热衷的，就是说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它们自己的利益。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还有其社会心理基础。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中国首先呈现的是一个“文化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西方人从中国古典文化中获取对中国的印象。那时他们为中国文化着迷，那是一个跟西方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的“文化中国”。对很多西方人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只能感知的遥远的中国。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成了一个“经济中国”，并且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从前那个遥远的“文化中国”，突然之间进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制造”给西方人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随着中国外在经济影响力的剧增，西方人对“经济中国”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并与日俱增。

而“政治中国”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西方的恐惧感。在很多西方政客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削弱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信心。冷战结束之前，西方与外界关系只存在过两种模式，一种是冷战时期与苏联阵营之间的相互孤立关系；一种是非洲、拉丁美洲等对西方的依附关系。而中国与西方发展关系的模式，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既不孤立也不依附。中国一方面融入世界体系，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上坚持自己的模式。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人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西方人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对于中国来说，要改变西方人的成见和思维定势，改变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并非易事，这同样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中国崛起需要健康的民族心态

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衰落，但西方人还是有失落的心态。这种心态跟当年中国清王朝从颠峰跌落、看到日本崛起时的心态类似。加之中国与西方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因此未来双方发生的摩擦与冲突还会很多、很激烈。

对此，中国要抱着理解的态度来看待，而不只是单纯地看到西方反华。世界是复杂多元的，我们既要容许人家说好话，也要容许人家说坏话，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种包容的心态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本身也需要调整心态。

首先要克服自卑和过分自信两种心态。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民族心态一直是富国强兵，把百年耻辱的悲情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动力。但是，现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富国强兵，国民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表现出了过分自信的骄傲心态，这其实跟西方人表现的道德傲慢没什么两样。自卑与过分自信，都不是一种健康的国民心态。

中国崛起需要一种健康的民族心态作奠基，自卑和过分自信的民族心态，只会让中国崛起的道路更加艰难。

 

防御性民族主义是良性轨道

中国在崛起，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如果不能正确把握和驾驭民族主义的力量和方向，如果民族主义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利用，那就很非常危险。

这是我们所需要反思的，笔者以为，中国需要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如果中国民族主义变得具有进攻性，那周边国家就会有危机感和防范心理，这只能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障碍。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煽动国内进攻性民族主义情绪，最终酿成大错。但也不能否认，民族主义正是当年德国、日本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能避免民族主义走向攻击性一面，“包容”也会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最终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理性文化，而非宗教文化。现代中国需要一种能容纳全球化，容纳普世价值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大国软力量的文化基础。

 

防止戴着有色眼镜看西方

此次中西方之间发生的冲突，还只是双方的初步较量，中国最终要走出去，还会遇到很多障碍。

障碍之一就是中国的宣传不跟国际接轨。中国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有其很多优点，可以说，很少有西方哪个国家能够对其境内的少数族群，提供像中国中央政府所提供给少数民族那样的优惠政策，比如发展经济，每年给予大量的补贴等等，但是中国的民族政策表达得不好，没有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表达。

中国话语的政治味道太浓，中国的官样文章很难让西方人读懂和理解。从这个层面讲，中国的宣传语言、手段和方式，都需要很大的改变。

要减少障碍，不仅仅是一个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一个思想创造者，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去阐释自己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西方的关系，这是中国软力量的基础。

另外，中国需要看到的是，抗议奥运会，不是中国办奥运才发生，这是抗议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很多抗议北京奥运的人只是抗议全球化，而并非反对中国，只能说抗议全球化的内容中有了中国。

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很正确，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是从实践中来。中国批评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中国同样要防止戴着有色眼镜看西方。对于西方的抗议，中国不必过分看重，而要把这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摆正心态的同时，做出更好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以适应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作者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

 

《国际先驱导报》（2008/4/29）

中国民主政治的选择（郑永年）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民主(developing democracy)国家。或者说，民主政治正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人口国家发生和发展。之所以强调中国是发展中民主，是因为，其一，中国无需像从前那样盲目地视自己已经发展出比西方更为高级的民主，其二，中国有能力发展出民主，并且是发展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

作为世界上最大人口的国家，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民主？中国能够发展出一种怎样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又会怎样？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本身，而且也是整个世界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把自己和整个世界体系融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各种重大变迁都会对世界事务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民主化也不例外。

自从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人开始了探索发展民主政治的漫漫长路。孙中山先生率先在中国这块具有数千年帝制传统的土地上试验西方式民主。在短短的几年里，多党政治、议会政治、总统制、选举等等政治实践一一涌现。但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很快就认识到旧王朝的解体并不表明一个全新的制度可以得到轻易确立。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而是需要探索。在民主实践失败之后，孙中山的选择是先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再加以民主化。在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情况下，能否和怎么实践民主政治？建设国家在先，实践民主在后，这是孙中山先生总结的一个重要政治经验。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孙中山的答案是“以党立国”，再“以党治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先生经历了从民主理想到亲身民主实践到失败到重新选择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先生对民主政治具有独一无二的经验。这也是一份宝贵的经验。在孙中山之后，尽管中国的政治精英们抱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没有任何政治精英再会去重复历史证明失败了的西方式民主化试验，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孙中山先生所总结出来的“以党立国”和“以党治国”的道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建国过程。数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流了鲜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新国家建立之后，民主化就必然成为日后的中国政治精英的政治议程。

近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失败有很多原因。但有两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和文化背景。其次，民主政治能否实现也取决于政治精英们对民主化方式的选择。民主政治尽管有些共同的特征，但如何选择民主化或者民主化的战略至为重要。有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背景，有了一个有效的民主化战略，民主政治才可以比较顺利发生和发展。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总结了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经验后再次开始了民主政治的探索。在过去的将近30年当中，中国进行了各种民主实践，探索中国的民主之道。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遗憾之处。不管怎样，中国领导层已经学到了民主的经验，中国民主发展模式的选择已经基本形成。

这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

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来自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基本动力，那么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民主政治形式，但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或者说，民主政治如果缺乏支持因素，其很可能是一种假民主，沦落为政治人物操纵人民的工具，而对多数人民毫无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些国家的民主徒有其表。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但并不是人们原先期望的民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强大的动力，主要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讯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成员开放的理性心态。市场和开放有利于人们理性态度的出现，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个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一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不管民主政治表现为怎样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其开放性。所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民主都是一种开放的政治过程。通过开放来容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通过开放来实现政治正义和社会公平。一言以蔽之，中国开放的经济和开放的社会已经为开放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动力。

 

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客观的条件和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从民主道路选择的角度来审视，十七大报告具有非凡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具有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表明在民主化过程中党内民主先行。的确，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 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例如比欧洲的法国的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些年来，中共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第一就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通过一系列举措确立集体领导体制。例如政治局会议得到规范化和正式化，而且其透明度也大为增加。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和合作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

第二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这次政治局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近年来，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有关党内民主，有两点必须加以强调。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但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来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领袖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所谓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民主规则的产生只能在政治领袖内部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混乱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互动已经展开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中国已经发展出各种形式的社会民主，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成为最为重要的社会参与政治的机制。基层民主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基层民众参与基层日常政治的最主要机制。中国的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在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程度及其空间不等，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如浙江，也发展出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很多形式的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进行。

到目前为止，尽管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但在一些方面两者开始有了结合。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在乡、县、市等层面，一些民主实践也包括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现在这种互动已经在地方各个层面产生和展开，必然对国家层面的民主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可以想见，国家层面的这种互动会是大规模的。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宪政民主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有效的民主都是法治民主。早些时候，人们对“法大”还是“党大”并不明确，但这些年随着领导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宪政的重要性，随着《监督法》等法律条规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应当说已经相当明确。民主没有法治或者民主超越法治就不再是民主。没有法治，民主可能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民主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了，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良好和有序的互动。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的选择已经跃然纸上。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

 

《南风窗》（2008年第1期， 200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