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奥运会政治化的味道越来越浓厚了。西方世界的一些对华不友好和反华力量决计利用奥运会围堵中国。各种势力全力动员任何可以加以动员的力量，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中国作对。先是利用缅甸和达尔富尔问题，现在是西藏问题。
其实这些势力利用什么问题和议题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奥运会和一切可以用来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事情结合起来。如果没有西藏这样的问题，他们照样可以找出其他的问题来。
然而，很显然，西藏事件可以起到其他任何事件所不能比拟的作用。无论是利用像达尔富尔那样的外部事件还是利用像中国国内一些民间异议人士所关注的政治人权问题，都不能产生像西藏问题那样的巨大效应来。
在西藏问题上，海内外的力量可以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形式和西方这些年在各地制造的颜色革命有很大的雷同之处。
西藏事件一发生，西方各国媒体无一例外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谴责中国，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媒体的如何不择手段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西方媒体本来就扮演一个比较独立的力量。媒体一旦动员起来围堵中国，其他各种组织就找到了有效的动员手段，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于是，抵制或者部分抵制奥运会成为西方的一个政治议题。少数几个西方政治人物已经表示不再参加奥运开幕式。
甚至有西方大国的政府首脑出来说要协调欧洲各国对中国的抵制。尽管西方政府不是铁板一块，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但这表明这个议题一直会被操作下去，把奥运政治化推到一个极端。可以想见，奥运火炬走到哪里，抗议就会跟到哪里。达赖在5月份访问英国，在6月份访问德国。对这些势力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好机会。
西方政客对中国有成见
奥运会政治化的种种议题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实质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些年随着中国融合进世界体系，中国和西方的冲突在不同的领域也在不断表现出来，如贸易、人权、民主、环保等等，但所有这些冲突都不及这次在西藏事件上表现得充分。
这次事件不仅表明了西方的一些势力为了围堵中国可以不择手段，更重要的是表明西方不能接受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只要崛起中的中国和西方所想象的中国有差异，那么，这个中国就是西方难以接受的，这个中国也是西方会竭力围堵的。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的不择手段在西方有那么大的市场？在海内外中国人强烈抗议西方媒体的时候，西方社会对此好像并没有很大的反应。这绝对不是因为西方社会对媒体的不择手段已经习以为常那样简单。
西方社会对此冷漠背后的主要根源在于整个西方自认为在和中国的交往中，自己处于一个道德优越的位置。“道德优越”证明了西方“不择手段”的合理性。
实际上，这是西方长期以来对其他国家的做法。从早期在第三世界搞殖民主义到伊拉克占领，西方都是用道德优越来论证其合理性的。但问题是，西方的这种“道德优越”感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的感觉罢了。往往为了论证其行为的合理性，西方诉诸于把对方“妖魔化”的手段。
西藏问题就是这样。西藏独立话语的确立本来就是西方力量而非西藏人本身创造出来的。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西方的一些势力不断把中国中央政府的各种西藏政策妖魔化。
一旦中央政策被妖魔化，那么少数藏人无论怎样的行为，只要是反中央政府的和反汉人的，就是合理的。很自然，一旦放到西方的西藏话语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努力就成为了“镇压”，而少数藏人的打砸抢就成为了“反抗”。
这种话语不仅主导着西方媒体，而且也主导着西方的政界。实际上，西方大多数的公共并不认同并且反对把奥运会政治化。把奥运会政治化的是很小一部分人。但为什么这一小部分人能有这么大的能量？除了这些人具有高度组织性外，西方一些政客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扮演了很大的作用。
麻烦的制造并非全是坏事
一些政客本来就不想看到中国的崛起，对中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有很多话要说。类似西藏骚乱那样的事件就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开始鼓噪，支持对华不友好和反华的力量。这在一些前政府官员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亲自出来反对中国，或者支持和动员其他力量来反对中国。
不管中国怎样做，这次奥运会已经被政治化。但中国必须也只能直面西方的这些反华力量。中国和西方在道德价值上的冲突迟早会公开化。
现在既然在奥运会的事件上公开了，中国尽管不想看到，但必须坦然处之。中国既然不能完全阻止奥运会被政治化，那么只好作最大的努力把政治化减到最低程度。
实际上，既然西方的这些少数人的目标已经表露无遗，中国也就应当能够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从眼前来说，中国要预防的是这些势力可能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如何理性和有效地处理可能的危机，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在种种外在力量制造危机中举办一个高水平的奥运会，更显中国的崛起。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可以自以为是。中国应当听取国际善言。从危机中寻找机会，不仅从各方面改进和提高奥运水平，而且也促进国家文明的提升。
从长远来看，西方少数人为中国制造的那么多的麻烦对中国来说具有正面的意义。在这次中国和西方道德价值上的冲突上，也有很多西方人士包括政治人物开始自觉到西方这种道德优越的虚伪性，并不认为可以随意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随着中国和西方的相关性越来越大，他们开始认真努力来理解中国。
而对中国来说，至少可以使很多人认识到国家崛起的困难性。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危机让人思考中国应当崛起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既然中国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国家建设就应当被放置在全球环境内。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要把自己的包括民族制度的国家制度建设好，但中国不能闭门造车，国家制度建设必须考虑到全球背景。一个既基于中国本身社会又符合国际大趋势的国家制度才是中国真正崛起的基础。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