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自由与中共的领导权 (郑永年)

自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中国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着媒体自由度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一直被视为封闭和被政府所控制，但这次出色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正改变着人们的这种刻板的看法。

大多数西方人（甚至包括反华力量）在惊叹于中国媒体剧变的同时，并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当然，更多的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真诚希望中国媒体的这些方面的积极变化一直会延伸下去，最终达致媒体自由的制度化。

中国媒体这次在报道四川大地震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怎么说也不为过。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感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救灾报道中的表现。平时对媒体自由显得过分吝啬的中国媒体主管部门这次也对媒体的表现称赞有余。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对媒体有个客观的评介。

中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慌的报道，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它不仅为中国政府和媒体赢得了国际信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


须保持和追求领导权

无疑，中国媒体这样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在这次救灾报道过程中，中国媒体首先表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令很多历来自我骄傲的西方媒体自叹不如。

在西方，媒体一直是社会权力的重要一部分，在西方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媒体的社会责任也一直是西方媒体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有时为了商业利益，有时为了自以为是的道德价值，西方媒体经常置社会责任于不顾。这个现象在前不久报道中国的“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暴露无遗。

中国媒体在这次报道过程中，没有人编造故事，没有人撰写蛊惑人心的稿件，更没有人为了报道而妨害救灾。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报道，反映事实的真相是中国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社会责任从何而来？很显然，社会责任不是从天上能够掉下来，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以人为本”和突出人的价值的报道原则促使中国媒体的自律。也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的监督。如同任何权力，媒体的权力也同样需要监督。中国社会力量尤其是中国的网民这次对媒体的报道扮演了有效的监督角色。有了社会力量的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得到纠正和改正。

媒体主管部门（政府）的角色认知的变化的作用更不可忽视。一些海外媒体说中国媒体这次是“自我解放”。这并不很确切。实际上，媒体主管部门这一次真正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就是引导媒体的报道方向。

中国最高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为救灾抗震奠定了基调，那就是，“救人”。这一基调成为了抗震救灾方方面面的行为原则，也是中国这次令世界惊讶的原因。为什么方方面面能够在“救人”上达成高度共识？原因更为简单，只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原初的善良的直觉和本能。

那么，中国的媒体未来往何处走？抗震救灾以来的这一份经验值得总结，这是一份涉及到政府、媒体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经验。

对执政党来说，这份经验已经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执政党如何通过媒体自由来获取领导权？人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领导权的强弱可以通过媒体自由度的多少来衡量。对任何执政党来说，执政权包含统治权和领导权。

一些政党在获得了执政权之后，简单地行使统治权。但也有些政党在行使统治权同时也能努力保持和追求其领导权。很自然，后者比前者的执政更具有可持续性。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可以说获得和行使领导权比行使统治权更为重要，或者说领导权是中共长期行使统治权的基础。


思想解放以媒体达成共识

如何通过促进媒体的自由来行使领导权？在这方面中共自身的历史已经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从远的说，中共所信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通过自由讨论而得到确立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就可能就没有共产党。

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通过媒体的自由争论达成共识。如果没有那次思想解放，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局面。同样，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大的难题的解决都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媒体的自由的获得。

可以说，媒体自由是中共行使领导权的一个关键。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得到的。一些人经常把媒体自由与领导权对立起来。

任何国家，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都会规制和管理媒体的行为。但中国的一些具体管理部门，为了方便，往往简单地用政治和行政手段给媒体自由设置障碍。没有了媒体自由，执政权就演变成为简单的统治权。这样，一些媒体主管部门不是引领政治进步，反而拖了政治进步的后腿，甚至变成阻力。

同时，这样做也不容易培养政府和媒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感。主管部门想控制媒体，而媒体总想超越控制。

中共高层对行使领导权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知的。执政党是人民的有机部分，要行使领导权就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也就是“立党为公”的主题。

因此，前些年高层主管就向媒体界提出了“三个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话”和“贴近群众”。中国媒体这次成功报道和所展现的社会责任可以说是这三个"贴近"的最好实践。媒体的社会责任行为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执政党的领导权。

本栏上周提到过，在很多年里，执政党很少像今天那样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同和支持。这就是领导权。由此看来，作为执政党，中共不仅仅要善于使用媒体自由，不仅仅要成为媒体自由的支持者，更必须成为媒体自由的推进者。只有站在媒体自由的顶端，才能牢牢掌握执政党的领导权。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6/10）

让人民参与、监督赈灾与重建 (郑永年)

四川地震一发生，中国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全力投入了抗震救灾。人们写下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但是，赈灾过程刚刚开始，就不断有关于腐败的消息传出来，让人们在为地震死者悲痛之余，对这些腐败因素产生莫大的忿恨。

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乘“国难”的机会来谋一己之私利呢？记得一位海外媒体人写道：国难当头，还请官员高抬贵手，少贪一次吧。

中国官场腐败之盛行已经有年。各种反贪运动不断，但贪污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遏制。这次也不例外。大凡在中国内部没有人会相信贪官们这次因为数以万计的人民生命的损失而会良心发现，会“高抬贵手”。

因此，有关方面近日召开抗震救灾物资监管工作会议，中共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严厉声明：“发国难财，天理难容”，强调要严惩贪污截留挪用。为达到这个目标，中央成立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计划通过制定法规和制度来保证抗震救灾。


人民的支持不能任其流失

无论社会还是政府都意识到腐败的必然性。刚刚接触到赈灾物资就开始腐败，腐败也必然出现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的重建过程中，并且随着重建资金和物资的到位，贪官的腐败动机会随之变大，腐败也会变本加厉。

因此，从赈灾一开始就强调反腐败显得非常重要。但有关部门未必已经对灾后腐败的严重后果有了清醒的认识。如果对腐败后果认识不足，那么就不会产生有效的举措遏制和反对腐败。

一句话，灾后的腐败会动摇执政党的统治根基。一个政党的执政根基是什么？很简单，是人民的信任。

赈灾款或者物资是普通人民点点滴滴捐献出来的，这里有富裕人家，也有穷人乞丐；有健康明星，也有残障人士；更有非洲一些长期饱受各种天灾人祸的国家出于对中国的友谊而作的努力。所有这些人出钱出力，不管多少，但包含着一份不可用言语表达的对人及其生命的关怀。然而，一旦到了贪官的手里，所有这些意义倘然无存，他们所唯一感觉得到的只是钱或者物质能够满足他们贪婪的本性。

一旦腐败发生，如果得不到有效纠正或者遏制，人们的忿恨很容易从贪官转移到制度。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的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高度动员能力和领导人对人民生命的关怀不仅为世界瞩目，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可。

在很大程度上说，很长时间以来，执政党很少像今天那样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如果执政党不能有效遏制和处理腐败，这种认可和支持就会轻易流失，转而成为失望和抱怨。在外部，今天中国所拥有的国际形象和所受到的尊重也会随之跌下来。


催生现存制度的重建

正是因为赈灾和重建对人民利益的切切相关性，人民对赈灾和重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实际上，迄今为止，有关腐败的消息都是普通人发现和报道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民的警觉性，这些腐败很可能被忽视过去。

人民对腐败的警觉性也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民在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确，有关部门已经提出了如何预防和遏制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可惜的是，出台的举措大多是自上而下，没有强调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试想，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中央的监督或者审计能够覆盖到如此广泛的赈灾和重建领域吗？没有人民的参与和监督，法律和法规能够严格执行下去吗？中国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参与和监督赈灾和重建是遏制腐败的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也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新的国家制度才能得以确立。人们希望“多难兴邦”，希望“凤凰涅槃”，但很显然，“兴邦”和“涅槃”并非政府一个角色所能达成，它是所有人民的事业。

的确，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重大的国家制度的诞生，或者重建都和重大的事件包括自然灾难和战争相关。就是说，制度的进步往往建立在生命的损失之上。重大事件的发生，生命的损失或者催生新制度，或者催生现存制度的重建。

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重大自然灾难和战争都会导向新制度的诞生或者制度重建。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天灾人祸不断，但还是缺少制度的进步，没有能力防止人祸，更没有能力通过制度的改进来减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生命代价。要避免生命的白白牺牲，就要通过人民的共同的努力，来催生新制度的建设。

所以，赈灾和灾后的重建过程应当是改进和重建国家制度的过程，是在政府和人民、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新型合作关系的过程。这次赈灾一开始，或许因为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最高领导人的身体力行，政府对自身已经从各方面设定了高标准。正是这些高标准促使和推动着迄今为止救灾的成功。同时，普通人民也已经对政府产生了高标准要求。对国家和政府来说，如何在保持这种高标准的同时满足人民的期望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各种腐败现象的出现和一些政府人员和志愿人士的冲突等现象表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也很清楚，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和对政府的监督，才能达致这个目标。

值得高兴的是，这次赈灾已经对中国人民的素质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检验。公民素质的落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难以实行制度转型尤其是实践民主参与的最主要原因。在传统儒家社会，无论是当政者还是为当政者服务的知识分子，都相信人民应当是被统治的，而不是政治过程的参与者，即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对政治冷漠，而统治者对人民没有任何信任感。


思想解放的一个关键

这次地震检验了中国公民的素质。灾害一发生，各种自愿组织就自我开始涌现。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同时也参与国家的赈灾过程。就是说，在国家政府主导的赈灾过程中存在着人民自我组织的一个次赈灾过程，并且这个次赈灾过程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尽管有关部门经常对社会自发的组织很不放心，但很难想象如果这次没有人民的自觉，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媒体方面的成熟也同样令人惊讶。有关部门最初对媒体还不太放心，害怕会出乱子。尽管有非常少的媒体人有些不当行为，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媒体已经充分显示了其公共责任。

媒体的进步也和公众的参与分不开。赈灾报道并非单向面的信息传送，而是媒体和公众之间双向的有效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公众自有其自身的判断能力。媒体如果有不公或者不合理报道的时候，公众就会出现批评声音，媒体得到纠正。

人们说，进入2008年以来，中国还没有过安静的日子，各种事件接踵而至，有天灾（如雪灾和地震），也有人祸（如西藏独立分子闹事和西方反华力量的挑衅）。但也正是国家的多难，人民自觉组织和参与到保护国家利益的行列，成为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告诉人们，这一年是中国社会力量崛起和重生的一年。现在，社会力量已经自发自觉地动员起来了，接下去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如何把社会的力量整合到赈灾和重建过程中去。

如何对待已经动员起来的人民的力量，应当说也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关键。当年初提出的思想解放运动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势头的时候，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可以再次为这个运动提供莫大的动力。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当社会力量整合进中国政治过程的时候，那将会是一个新类型国家制度的诞生之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