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设“引用”栏目的设想

理解郑永年教授的文章，消极地让读者理性地阅读整篇文章是有限的。不仅因为貌似平实的文章一般很少能够吸引读者眼球，另一方面还因为，郑先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还是非常隐蔽地散落于其中，导致泛泛而读的话不可能掌握其中主旨和乐趣（至少从本人的经验来讲是这样的）。

网络上郑先生的文章被载之处很多，但都局限于转载，有时候甚至怀疑阅读人数和阅读质量到底如何。转载文章已经成了网络时代的标志，而垃圾文章的增多又让人厌倦阅读（至少在网上）。很少人面对屏幕读长篇，即使短篇也必然要求不能晦涩难懂，否则泛泛而读地性质必然导致阅读理解上的浅显和不解。

走马观花是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花之美的。不驻足，不反复看，不用放大镜看，不跟朋友交流自己的观感，是很难说真正地理解了一朵花和某件事物的。

作为努力的第一步，我试图添加一个小专栏，用短篇吸引读者。也就是说，从郑永年先生的文章中，抽出一些有意思/有深刻内涵的语句，通过添加一些解释或者注解，让读者能够用最少的时间理解最实质的内容。

通过短篇的引用这样简短精悍的内容，尽可能让读者有一些直观上的认识。如果存在感兴趣的读者，那么他就必然会期待阅读原文，以理解全部的逻辑。

然而，问题在于本人理解水平和时间的限制，很难承担全部这方面的工作。我期待有朋友共同参与这一（与转载专业网站相区别的）项目。

标题还没有决定，有朋友建议的话我非常愿意考虑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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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巨债折射出决策弊端（郑永年）

　　近来，中国高校背负的巨额债务成为中国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又一热点问题。公共讨论的焦点在于高校是否会破产、应当不应当破产、高校所负的债务应当由谁来埋单等等问题。

　　高校所负的巨额债务是高校改革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中的其中一个。那么，应当提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高校改革的政策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原来抱有很高期望的高校改革会走向其反面？问题出在高校领导人还是高校改革政策设计本身或者这两者都有问题？

　　提出这类问题很重要，因为具有良好愿望的政策导致人们不想看到的负面结局的状况并不局限于高校改革问题上，而是表现在中国各个政策方面。

　　例如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就指出了这样一种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已经演变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本意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缓解和解决中国长期面临的“三农”问题。但结果呢？地方干部官员带领农民推倒了旧房子，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为农民盖上了新房子。

　　这导致了农民大量负债。新农村还没有建设成，问题已经出了一大堆。

　　有关方面或许可以把责任归咎于地方干部和官员误读政策，但是有关方面本身也是否应当加以反思呢？如果政策每每被执行者所误解和误读，那么可以说决策当局的政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根源在于高校大扩张

　　回到高校负债的问题。对这个过程的分析就可明了决策机制本身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高校负债的一个最大根源在于高校的大扩张，尤其是通过高校大合并来达到扩张的目标。

　　例如，今天人们经常提到的吉林大学就是通过合并原来的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和白求恩医科大学等六所高校而来。而“六校合并”也是其今天巨额债务的主要根源。

　　从中国各地来看，大学扩张一方面产生了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也论证了各高校大量举债的合法性。

　　但在对这一政策作分析时，首先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大学扩张这一政策思想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扩张？有怎样的合理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大学有过院系调整运动。毛泽东的这个运动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想改善中国高校制度的意愿。但事后的历史证明了院系调整政策的失误。

　　近年来，从决策当局设定的目标来看，主要是为了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铸造很多世界一流的大学。

　　不过，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说通过大学扩张，尤其是通过合并的扩张，能够铸造世界一流大学呢？

　　正如有人形象地指出的，把数条帆船拼在一起，是成不了一艘航空母舰的。尽管当时就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对决策发生任何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高校扩张的政策既是决策当局追求政治效应的结果，也是把政治方法应用于教育改革的结果。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实施“抓大放小”的战略，就是说把大的国有企业通过合并重组，形成国有企业集团，而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

　　重组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经验，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放小”则主要是为了通过把企业推向市场一方面减轻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活力。

　　应当说这一政策具有相当的战略眼光。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教育当局也把类似的思维和方法用于教育改革上。于是，在教育界引发了高等院校大合并的浪潮，与此想呼应的就是大学的提升运动（即从学院提升为大学）和教育的产业化运动。

　　因为政治上的敏感性，学校的民营化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但教育产业化实际上已经使得学校变成了一些人获取暴利的工具。


决策前没有公开讨论听证

　　很遗憾的是，教育当局在做出大学合并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前并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必要的论证。

　　高校扩张的政策思想因为政治因素而产生，政策本身也没有得到合理论证，因此不可避免地为各高校甚至地方政府留下了政策寻租的巨大空间。

　　任何政策都会产生政策寻租行为，就说是政策执行者会钻政策的空子以获取私利。一项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寻租行为应当成为决策者在决策时必须考量到的因素。

　　尽管不能完全消除政策寻租，但可以把寻租行为控制到最低限度。既然没有政策论证，那么就不会意识到会有什么样的寻租行为。

　　既然大学扩张是一项政治任务，高校主管何乐而不为呢？只要银行和金融机构给予贷款，为什么要考虑其后果呢？实际上，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愿意贷款给高校也和上面所说的总体政策背景分不开。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政策行事的。

　　不仅高校进行政策寻租，地方政府何尝不是这样呢？地方政府也要乘大学扩张的机会来扩张地方利益。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前些年很多省份纷纷建立大学城。

　　地方政府建立大学城或许有提升本地大学的意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地方官员通过政策寻租提升自己的政绩。政策寻租的结果又怎样呢？除了大量的贷款和圈地外，人们看不到大学城会对各地教育产生怎样的正面影响。

　　政策寻租不仅出现在教育界，而且也出现在其他领域的方方面面。这表明要控制政策所能带来的负面效果，首先应当进行改革的就是中国的决策体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就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要务就是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尽管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年，万里的话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如果决策不能民主化和科学化，像高校负债这样的政策失误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出来。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