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5日星期二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郑永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炸中国在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

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很快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

貼者補充:作者上段寫的過於簡略,把民族主義歸于經濟崛起是不充分的,也是有待以後補充的。例如、日本的政治學家們似乎有所經歷的把中國的民族主義歸咎于中國政府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政治宣傳。也就是說,刻意地塑造這裡作者指出的“中國執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識形態”的結果;屬於自上而下的宣傳結果,而非自下而上的經濟崛起導致的自豪感的產生,是相反的、性質不同的兩种作用。

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换句话说,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其民族性。

貼者補充:作者沒有提出此處中國民族主義、哪怕是民族主義的定義是遺憾的。而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載體”,給讀者的概念似乎更加模糊。我就說說我自己對此文的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身有其來源於民族性(民族特性,包含本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結構諸方面的特性)的思想基礎和根源,而作者所說的載體,即此處的思想基礎和根源:涵蓋本民族的諸多特性。但必須指出的是,包容了漢族與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中國(中華)民族是不存在的,這裡作者指的大概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特性,或者説是漢族的民族性(這裡就體現出沒有中國民族主義明確定義的缺憾了)。

此文的主旨在於提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的缺失,作者認爲其具體體現是載體的缺失。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

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既扮演了其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民主自由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但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和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

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这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

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留给世界很深的印象。

貼者補充:關於儒家文化是否等於中國的民族文化值得商榷,暫且不論。“所有民族主義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這句話理論上是正確的。但作者在舉例所指的法德日韓的民族性時卻沒有對這些民族性給出明確的、基於本文主旨“載體”的解釋;僅僅從個別事例得出這些國家民族性的存在,而沒有給出這些國家的民族性及其載體到底是什麽。可能是由於篇幅限制吧!

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的发展。

貼者補充:雖然從字面上難以明確,但相信作者著意在(包括外來的)傳統文化保存和本土化(結合自己民族進行改進和創新的本民族化)方面,給出重視文化吸收和保護的例證。從后文看,作者是想闡述中國缺失傳統文化這一民族性載體的原因,包括政府和民間對傳統文化重視態度的對此。但此處卻沒有給出相應的對照和呼應;可能是源於篇幅限制,但不失爲遺憾。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却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貼者補充:這段文字有點讓人摸不着頭腦。例如,“個人”如何去“毀壞”日本侵華歷史遺跡?例如,沒有對反日、反美的具體剖析,卻又去對比熱衷日美商品;難道是“反美反日”與“愛美愛日”的迷惑?著實讓我難以理解。

 

缺乏传统,现代性便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也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  

貼者補充:此處作者是想通過西方國家的例子來得出“傳統與現代”不矛盾的結論。

在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性也就失去了基础。但在中国呢?现代性往往表现在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其虚无性。

貼者補充:現代是傳統的延伸,這在西方國家是成立的,也是現實。但在中國事否可以將此作爲一種邏輯呢?我的回答是不盡然,因爲中國的現代性是外引的,不是内生的;是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是非常時期導入的,而非和平時期消化吸收的;否定前者而引進後者,是斷裂的,而非連續的。這種現代性本身不存在充分的傳統基礎,也沒有一定意義上的連續性。在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邏輯是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從西方國家的現象和進程看,傳統與現代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兼帶創新,將傳統的事物進行演進而符合時代發展,也現代化了。這種過程似乎作者疏忽了,而中國的現象來看,似乎也是因爲這種創新和演進的缺乏,導致兩者對立而不兼容,相互否定。究其原因乃是政治和經濟、乃至受其影響的文化斷層導致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以加速度毁灭中国的民族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但往往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的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的甚至是地方特色的。

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导致了外界一片谴责声音。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所有其他中国城市都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

貼者補充:上三段是政治和經濟導致的傳統特色的缺失。這是從建築這一載體為例,在表象上描述了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導致的否定傳統、肯定現代。

但可能是強調自己的論點,作者也忽視了一些保護傳統文化建築的方面,雖然只是少數。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着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中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没有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

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是对政治稳定不利)。

貼者補充:作者從商、官、以及官商三方面批評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涵蓋了經濟發展、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及官僚統治等諸方面。從某种意義上來講,這是對從上而下進行破壞傳統文化的一種批評;而從微觀層面來講,則是對官商二者對於傳統文化的淡漠和忽視的指責;當然,另一方面也顯現出當今中國社會“老百姓”的缺失,而這也是政治造成的。

對於商人的唯利是圖這個定性值得商榷,尚且、歸根結底還是“官民”的矛盾。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则是相背的。

貼者補充:愛國困境是一個很好的提法,根本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從西方國家而言,由於民間的參與(老百姓的存在)和來自政治的支持(至少政府不加干涉),整個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展是漸進的、帶有連續性的,而且從整體上來說沒有消極因素。而在中國,老百姓的缺失其實來講就是民族的缺失,如果存在民族性的話,所體現出來的也僅僅是“官僚民族”的特性吧。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

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上来建设时(如往日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

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阻,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出现虚无化。透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25)

 


 

貼者認爲,外界理解的中國的民族主義,例如表現出來的反美、反日,從根本上講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基於民族性的民族主義,而是一種對於“被欺”進行“反抗”的情感性行爲,一種人類共有的情感行爲;其道德基礎是牢固的。這可能是清末以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也是未曾改變也可能無法改變的維持相當長時間的思維和道德基礎。

至於作者提到的所謂反日反美與喜愛日美商品並存的看似矛盾的現象上看,中國缺少的不僅是載體,還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非僅僅是無奈的憤怒性的反抗。

但正如作者沒有給出民族主義、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定義一樣,其實民族主義在大衆當中沒有確切的概念,也沒有明確的認識,更不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行爲。也許是作者在愛國困境中提到的,“定義權在官方”的結果。

另外,現實的來説,中國的民族文化在如此大的一個間隔過後,尚未真正恢復起來、甚至是建立起來。學術界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當然言論自由和發言平臺也需要得到有效的保證,但歸根結底,文化是大衆的,是老百姓的,如何將民族文化堅實地確立和傳承開來,離開人民大衆的參與是行不通的。而人民的參與又需要些什麽,這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2007年9月18日星期二

相互依存状态下的中国国际环境(郑永年)

毫无疑问,快速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整合到整个世界体系。中国不仅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并且在这些组织内部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用学术的话语说,今天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

相互依存关系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笔者多次论证,正是互相依存关系的出现才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很难对中国实行类似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那样的围堵和遏制政策。

正因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要围堵中国就会有非常巨大的代价。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国际环境都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可以高枕无忧了。正相反。当西方很难围堵中国的同时,西方也同样可以充分利用相互依存关系来改变中国,就是说,西方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机会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


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

相互依存状态尽管要求同处世界体系的各个国家用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摩擦和冲突,然而意识形态仍然扮演着很大的作用。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至少在西方的政治人物看来)还处于西方的对立面。

特别应当指出和强调的是,改变中国仍然是西方对华外交的重要议程之一。尽管西方各国就具体对华政策来说不见得能够达成共识,但他们的大趋向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西方各国都抱相当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拥有核力量的中国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

改革开放既能促动中国的内部变革,也可以使得中国的内部发展变得更加透明化。在这个认知基础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对华政策。

这一政策尤其反映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形成的“接触中国”政策上。欧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也顺从这个路线。西方政治人物以及社会曾理想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使中国成为"和我们类似"的国家,即一个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

然而中国并没有顺着西方所希望的路线走。中国一方面成功地和世界接轨,成为全体经济体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并没有全盘走西方的政治路线。

在政治上,中国似乎成功地抵御住西方“和平”演变的努力,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随着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增加迅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政府因势利导,确定了“走出去”的大战略。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开始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


“中国制造”变成政治问题

中国发展的这种局面是西方未曾预料到的。当他们意识到中国在软、硬力量上对西方构成全方位的竞争关系时,就开始反思既往的中国政策,制定新的策略来促动中国的内部变革。

近年来,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几乎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人物对中国的一个基本共识,同时它也成为西方制定对中国政策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不确定性”概念一方面承认中国崛起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也论证要促使中国内部变革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西方世界就要努力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使得中国往西方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方面,九十年代就开始出现“围堵”中国的概念,但当时美国人要“围堵”的是中国的崛起,认为只要美国方法得当,中国的崛起是可以被遏制的。

到今天,美国“围堵”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要“消化”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包括美国、日本和澳洲正在营造的亚洲版“小北约”都是这个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开始发现他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相互依存状态来促成中国的内部变革。既然中国是因为开放而崛起,依靠和西方世界的接轨而崛起,并且中国经济事实上也高度依赖于和西方世界的贸易关联,那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关联来对中国施加变革的压力呢?

这也就是最近在美国和欧洲搞得纷纷扰扰的“中国制造”问题。尽管中国的一些产品的确有问题,但政治人物和媒体则要全力抓住这个机会。这样,贸易和民主、人权、环保、奥运会等等方面结合了起来。

在西方政治人物的眼中,中国的每一种经济产品都可以看出其政治含义。极端者甚至天真地相信,因为中国政府主要是依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向人民提供经济福利而获取合法性,如果利用贸易等经济手段促成中国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产生巨大的动力。

中国对高度政治化的贸易问题理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并且必须利用这种压力来改善生产的政策环境,促成中国的产业和产品质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过去的20年间,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分工基本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的地位很难轻易动摇。只要中国能够改进质量,西方国家很难重新拾起已经转移出去的制造业。而转移到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必须正视这种因为相互依存状态而产生的国际压力。改变中国之梦不仅存在于西方政界和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西方商界,甚至和中国有大量经济交往的商界。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盈利,另一方面是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政治社会环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当西方政界、商界和社会在改变中国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的时候,中国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当然,最好的应付方式是中国采取主动,加紧探索政治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制度。只有制度牢靠了,西方的压力才不会造成巨大的内部影响。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