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西藏骚乱只不过是长期以来存在着的西藏问题的一种反映。西藏问题尽管有其历史的原因，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历史性和现代性的结合使得西藏问题很不容易解决。
这就是说，必须把西藏问题管理好，把它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如果管理不好，就会造成民族间的公开冲突。如何管理西藏问题？有效的管理的前提就是要对西藏问题的大环境和大趋势有个理性的认识。
不可高估也不可低估达赖
西藏问题的主角是达赖喇嘛。历史地看，在达赖之前，西藏和中央政府之间有矛盾，但现在的西藏问题是由达赖出走西藏所造成的。达赖的出走表明现在所面临的西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国际化的。
达赖出走把藏人分为西藏藏人和海外藏人。这两个群体对达赖的认同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当人们以达赖为中心来看待西藏问题时，应当作一些具体分析。
有关部门在一些领域过低估计了达赖的影响力。在很多藏人哪里，达赖简直就是活着的上帝，具有非凡的号召力。汉民族大多数人具有世俗理性，没有多少宗教的关切。所以，很多人很难理解宗教所包含着的力量。
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种宗教既可以是和平的力量，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为暴力的源泉。这可以从中东的情势看出。西藏宗教也不例外。
但在另外一些领域，人们则倾向于高估达赖的影响力。作为精神领袖的达赖并不能对平常被称之为“达赖集团”的海外藏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力。海外年轻一代西藏人越来越政治化，也越来越激进，其中并不乏容许甚至提倡使用暴力对付汉人的。
实际上，西藏的少数西藏人也具有激进化趋向。海外的藏人因为很少能够进入西藏地区，对西藏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他们除了接受西方媒体长期以来有关西藏的负面报道之外，对西藏没有任何现实的和理性的认识。
尽管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努力不少，但经济发展在海外的藏人那里经常被解释成为对藏人文化的具有毁灭性影响。达赖本人最近甚至把此称之为“文化灭绝”。
全球化使问题更复杂
经济发展对西藏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但客观上对西藏的治理也有没有预期到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整合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是互为矛盾的。
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整合也并不总是同步的。经济越发展意味着人们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所接受的教育越多，所受的教育越高，藏人的民族意识和认同就会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族整合方面的努力不够，就很容易导致独立意识的增加。
在另一个层面，如果经济发展的好处在不同的藏人之间有不公平的分配，那么即使藏人在总体上获得很大的利益，那些获得利益较少的群体就会感到不满。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导致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如果这个时候那些接受了教育的人没有就业机会，或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很有可能转向政治。所有这些情况，在不同程度上都在西藏地区存在着。
除经济因素，全球化更增加了西藏问题的复杂性。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西藏独立运动的外部环境。海外藏人能够有效地影响西藏地区的藏人。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可能把海外藏人和一部分西藏的藏人连接起来，产生共同意识和民族认同。这样在西藏流亡政府之外，又产生了一个抽象的“虚拟政府”(virtual government)。这个“虚拟政府”实质上就是不同形式的藏独理念。
这种“虚拟政府”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发挥比达赖本人和流亡政府更大的影响力。在“虚拟政府”下，藏独者的行动既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说其是集中的，是因为这些人往往认同同一个独立理念。说其是分散的，是因为可能不存在一个有形的组织，这些人自由组合，自由活动，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
当然，现代通讯技术更增加了藏独活动的协调性。这次西藏骚乱和海外藏独活动的高度协调性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的一部分对中国不友好甚至是反华的势力也是藏独运动的有机部分。从历史上看，有关西藏独立的很多话语往往是西方势力而非西藏人本身确立的。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西方势力也在不断寻找能够遏制甚至延迟中国崛起的各种可能的因素。西藏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西方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海外藏独运动也不会那么具有持续性和有效性。
危机处理透明度还可增加
这些内外因素决定了西藏问题的大趋势。它会长期存在，不好应付。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达赖集团的接触不可避免。这种接触在达赖生前进行要比达赖之后要好，要有效。
在达赖之后，无论对中国本身还是对西藏民族都没有好处。对藏人来说，必然导致四分五裂。分裂不仅是西藏内部藏人之间的，而且也是海外藏人和西藏藏人之间的分裂。对中国来说，达赖之后会面临一个可能完全放弃非暴力原则而变得越来越暴力的海外藏人的挑战。
中央政府和达赖之间的任何接触和谈判远胜于没有。谈判要做好长远的打算，在短期内没有结果并不妨碍事情的发展。因为西藏问题的国际性，中央政府和达赖之间的谈判也应当尽可能透明和公开。如果谈判因为达赖方面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没有结果，责任并不在中央政府。这样重大的问题，谈它数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又何妨？
在西藏问题上，也要考量危机处理和管理方式。这次中央政府处理西藏拉萨等地的骚乱非常节制和克制。但是还是有空间可以处理得更好。危机处理的透明度还要增加。
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要实施公共预警制度。对这样的骚乱，有关方面不可能事先没有任何情报。一旦有事先的信息，就可以实行“先发制人”的措施，就是说要事先提醒公众，有骚乱会发生。公共预警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醒公众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可以遏制骚乱者的行为和范围。
二是危机处理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海外藏独势力就是利用了公开性和透明性的缺失，任意编造“事实”和解释“事实”，从而动员他们的海外支持力量。而动员起来的海外支持力量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西藏地区本身事态的发展。
鉴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不管中央政府作怎样的努力，类似的大大小小的骚乱事件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可避免。要有效管理类似的骚乱或者其他危机事件，应当对这类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对各种可能的情景要有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的根源，那么危机管理就成为必要了。没有危机管理意识和制度，一旦危机发生，政府会永远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8/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