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金融危機提升中國外交空間

本文由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董晓宾采访/整理

金融危機為中國改善外部環境提供了機會，中國應當運用國家實力主動謀求更多國際空間。

從剛剛結束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的歐洲“信心之旅”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有資本和力量在與西方交往中佔據更多主動權。金融危機帶給中國外交怎樣的潛在國際空間，及其如何實現潛在空間，值得思考和分析。


金融危機讓西方輿論收斂

中國外交空間的提升，表面看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客觀效果，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國家實力積累到一定程度，這種效果就會很難體現出來。

換言之，中國發展到了目前這個水平，它的國際空間必然會增加。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這次危機要是沒有作為國際經濟體係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的參與就很難解決；同樣，沒有中國的參與，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建立不起來。這與過去“繞開中國，地球也照樣可以運轉”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隨著金融危機突顯中國地位的重要性，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也隨之改觀。去年開始，國際輿論環境出現了對中國不利的態勢。北京奧運會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很多都屬意識形態領域，比如人權和民主。近期西方尤其是在政府層面評價中國的意識形態色彩則相對淡化。特別是由于金融危機，西方出于需要中國幫助的考慮，輿論環境方面對中國有所改善。為了盡量不激怒中國，西方在打價值觀牌或者人權牌上有所收斂，轉向低調。

當然，這些都是中國國際空間增長的客觀空間。中國還應當從主觀上運用中國的國家實力，進一步提升國際空間。


中國應成為制度制定者

那麼，中國如何利用這一機會來進一步改善自身國際環境，提升國際空間呢？

最明顯的一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社會已經高聲發出了重建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呼聲。西方各國都已經在考量在未來的大談判（grand bargaining）中如何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問題。中國能否提升其國際地位和擴展國際空間就要看中國是否能夠在國際經濟秩序未來重建過程中謀求發揮更大的作用。

過去，中國的重點是與世界接軌。接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西方世界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現在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重建，中國的角色就不一樣了。在這個舞臺上，中國是作為一個建設者，是作為一個制度制定者而出現的。

中國如果要參與重建這個秩序，就需要自己的東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原則，不能光等著別人提出來。所以應該抓住目前的時機，總結和傳播中國這方面制度中所包含的優勢或者說價值優勢。這也是金融危機為中國提升軟實力所提供的機遇。


要讓世界認識中國的價值

中國經濟在這次危機中之所以沒有受到像西方那樣大的影響，一方面因為中國的金融經濟的成分在整個經濟體上不像西方那麼多；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就是中國的經濟金融改革已經領先西方一步。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外貿和內需的關係，金融規制等等方面，中國有教訓也有寶貴的經驗。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把批評中國作為己任，但忘掉了如何去改善本身的制度體係了。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處理危機中，中國現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正如溫家寶總理這次歐洲之行所強調的，要把中國內部的事弄好，同時不會推卸中國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要應付危機和解決危機所帶來的一係列問題，有效的辦法就是富國和新興國家必須共同承擔責任。但實際情況則不然。富有國家總千方百計地想把金融危機的責任推給新興國家，比如將金融危機的責任指向中國等等。中國則強調既要把自己救活，另一方面也要和國際社會共度危機。這種做法不只謀求一己之利，同時也照顧到國際社會的公共利益，更容易贏得國際尊重。

金融危機無疑為中國提供了與西方展開制度競爭乃至價值競爭的機會。但這並不同于西方的價值輸出（屬于帶有強制條件的“硬”輸出）。中國只是提供自己有用的經驗，供大家參考。

不過筆者以為，目前中國還遠遠沒有把隱含于自己經濟實踐裏面的價值觀充分提煉出來，這是令人遺憾的地方。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那麼中國一定要提供一種價值。西方過去認為中國的價值不如它們的價值，在和中國打交道過程中，經常充當指手畫腳的“老師”，那麼這次金融危機就給了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但要改變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認識中國的價值，中國自己必須告訴他們中國的價值是什麼。


用經濟實力爭取政治空間

外交不僅可以為經濟服務，必要時經濟也可以為外交服務。經濟和外交是相輔相承的兩個方面。美國和西方就很善于利用其經濟實力爭取政治甚至戰略空間。金融危機也給中國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危機促使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有所收斂，但並不意味著中國利用西方對中國的需要，就可以換取比如承諾不接見達賴這樣的政治利益，因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由于政權更替比較頻繁，所以很難保證其政策的連貫性，現在的當權者也許出于眼前考慮暫時放棄冒險，但很難保證繼任者能延續這一承諾。

但金融危機需要各國共度時艱，中國重視別國，別國也要尊重中國，如果誰老是欺負中國的話，中國也可以拒絕與其合作。重要的是要把對方的行為與其國家利益聯係起來，告訴他們，欺負中國的結果反而可能會給它自身的國家利益造成損害。這樣做比批評某一個政治家的行為更為有效。很顯然，政治人物是流動的，而國家利益是永恒的。

不過，金融危機固然為中國提升外交空間提供了機會，但也可以預見，在西方對華交往中，意識形態這個東西不可能完全消失。不管你做得多麼好，總會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更何況，在對付金融危機時刻，並不意味著國家間沒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利益，不同形式的衝突就在所難免。對此，中國必須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

《國際先驅導報 》（2009/02/09）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09/content_10786186.htm

中国的“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局面(郑永年)

今年年初（1月4日），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文章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章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再次充分显示出其亲民总理的风格。其任总理以来，无论从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但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无论从制定到执行，总会受到现存体制的制约。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当是有感而发。这里提到了两个不公平，一是收入不公平，二是教育不公平。但两个不公平显然具有相关性。再者，在任何社会，政府在解决这两个不公平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同样一个模式。在收入分配领域，无须多说，中国的分布是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

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方式现在是尽人皆知，令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也会自感不如。同时，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状态。

很多人仍然处于不足温饱阶段。中国尽管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穷人的绝对人口数还是非常庞大。

很显然，少数人过度消费与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是今天中国建立全面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

在教育领域，不公平则表现在一些人的过度教育和另一些人的教育不足上。温家宝这里所说的农村孩子就是教育不足的一个最主要的群体。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3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如同收入分配领域，教育不公也有很多原因。但在诸多原因中大多数还是和钱有关，就是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己的收入过低，供应不起其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费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尽管高考成绩很好，但家里没有钱提供给他们上大学。

第二个和钱相关的问题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农村地区的优秀教师往往会离开农村流向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自然影响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

很多年以来一直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小孩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

另外一些教育改革如高考对农村学生的英文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要求，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小孩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没有尽到责任在农村建立能够提供学生生产一种产品的基础设施，却要求学生生产该种产品。这完全是教育官僚主义的结果。


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笔者已经论述过。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会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情况更会糟糕。

在任何社会，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

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防止过度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

在另一端，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在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

在这些群体中，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确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导致成绩不好，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但因为学费昂贵，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没有任何希望便只有怨恨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Stanley Rosan)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

这个制度比较公正，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管多么贫穷，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尽管对社会不满，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这个教育制度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们只有怨恨。

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问题就更为严重。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联合早报》（2009/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