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5日星期二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李源潮)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精辟阐述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强调指出,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报告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发展党内民主的创新实践,明确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思路、重大原则和重要举措,拓展了党内民主渠道,创新了党内民主形式,丰富了党内民主内容,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这对于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内民主建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

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党的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得到较好发扬,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纠正;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就会走弯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

(一)党内民主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工人阶级政党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发展党内民主,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从建党之初便把党内民主确立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他们在共同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写道:“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列宁也明确指出,俄共“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可见,共产党从一开始,不仅其性质是工人阶级的民主政党,而且其政治架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的。

(二)发展党内民主,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从中央到县一级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十二大规定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的十三大从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选举制度等方面对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作了阐述。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提出要进一步疏通党内民主渠道,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制度,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一些地方党组织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进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试点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党内民主建设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和作风,建立了一整套发扬党内民主的规范和机制,为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我们党也有过沉痛的教训。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先后出现过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王明路线的独断专行,严重窒息了党内民主,使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加之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党内民主以至党的整个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党内民主,事关党的生存和发展,事关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全局,事关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兴衰成败。

(三)党内民主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发展党内民主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党的创新活力,为实现党的路线、纲领和目标而团结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必须依靠我们党自己去探索。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党内形成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生动活泼、开拓创新、团结奋进的局面,保证党的事业蓬勃发展;才能凝聚全党的意志和力量,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避免或减少探索过程中因决策上的重大失误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才能使党的全部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原则

坚持党内民主建设的原则和目标,是保证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了我们党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对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为重点,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把握好这些原则要求,是党内民主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胡锦涛同志2005年1月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党的十七大发展了这一思想,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要求。因为党内民主从本质上讲,就是全体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制度,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党内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党员的主体地位是通过党员的民主权利来实现的,离开党员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和切实保障,党内民主就无从谈起。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必须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摆在突出位置。

(二)必须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是党内民主走向成熟的关键。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必须把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一是要完善民主讨论制度,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平等讨论的制度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二是要完善民主决策制度,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保证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经常性地参与党内决策,使党的各项决策在党内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是要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使党内选举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出为广大党员充分信任、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四是要完善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既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又反对和防止分工不合作、班子软弱涣散。五是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保障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有效行使监督权,使党的权力得到正确行使,推动党的事业健康发展。

(三)必须实行民主与集中相统一。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民主是正确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归宿。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愿得到充分表达,防止个人专断;又要加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思想认识,保持步调一致,防止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

(四)必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员的政治参与热情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党内民主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民主的状况,党内的和谐程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程度。因此,“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

(五)必须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党内民主建设既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总任务服务的,同时又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制约。因此,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我们既要自觉适应广大党员民主意识普遍增强、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的愿望日益迫切的新情况,加快党内民主建设进程,又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自上而下的带动和自下而上的促进结合起来,有组织、有步骤地扎实推进,使党内民主建设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会贯通,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互相促进。

 

三、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使党内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健全、党的创新活力充分发挥,更好地凝聚全党的意志和力量,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党章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民主权利,涉及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在这些权利面前,所有党员无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从实践看,党内民主发展不够,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党员权利保障不够。因此,发展党内民主,必须把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作为基础。当前,既要不断拓宽党员了解党内事务的渠道,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又要引导广大党员树立主体意识,提高主体素质,增强发挥主体作用的能力。

(二)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前提。近年来,随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快速发展,广大党员对实行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透明度的要求也日益迫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把“推进党务公开”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必将对党内民主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要进一步创新党务公开的形式,扩大党务公开的范围,提高党务公开的质量。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重大决策,应先在党内作充分的讨论;领导机关在作出决议之前,应提交基层组织讨论或充分征求基层组织意见;基层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组织广大党员讨论或充分听取党员意见,以实现党员和基层组织对党的事务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

(三)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地方委员会工作机制。现在,党代会5年召开一次,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和党代表发挥作用缺乏有效途径和形式,有的地方存在党委权力过分集中在常委会的现象。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作为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从3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首次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这就使代表们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履行代表职责、行使代表权利有了明确和权威的依据。二是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旨在总结以往试点的经验,创新形式、规范程序,为全面推行党代会常任制提供更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三是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这对从机制上理顺和规范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推动地方党委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四)实行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各级常委会向同级的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这是党内正常的权力归属关系。但是,这种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实行。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首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这是党中央率先垂范、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党的十七大把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作出了规定,对于理顺党内权力关系、加强党内监督、保证权力得到正确行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2002年7月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市(地)、县(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党的十六大以来,许多地方在认真执行这项规定的同时,把票决制扩大运用到全委会和常委会对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决策上。实行票决制,能够让领导班子每个成员充分表达自己意见,有效避免由少数人和“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弊端。党的十七大报告充分肯定各地的创新举措,规定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要推行票决制,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一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六)改革党内选举制度。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党员享有的基本民主权利。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的一项根本制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在实践中,许多地方采取参照民主测评、民主推荐的结果来提名候选人。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改革党内选举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以强调,要求从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等方面予以推进,反映了广大党员的愿望和时代进步的要求,指明了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

(七)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近年来,江苏、四川等地借鉴村党组织换届选举采取“两票制”、“两推一选”等成功经验,在乡镇党委换届选举中进行了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试点。这种选举办法,较好地落实了普通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激发了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增强了基层干部为群众干事、对人民负责的主动性积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广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这为各级党组织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开辟了广阔空间。

 

四、坚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统一也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强调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明确要求“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

(一)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重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7000多万党员、350多万个基层组织、正领导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的执政党来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至关重要。只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才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建设任务,我们党要领导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显得更为重要。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个大局,都要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应尽的义务。

(二)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没有党内民主,党的生命就会窒息;没有集中统一,党就会失去战斗力。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的党内纪律。党章明确指出,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要教育广大党员增强党纪观念,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决不允许各行其是,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要自觉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把全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上来。

(三)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中央是党的团结统一的核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大政方针和重要工作部署上,全党必须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无论哪个地区、哪个部门、哪个单位的党组织,无论担任何种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都要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切实保证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得到贯彻落实。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积极性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之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持把贯彻中央精神同立足本地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维护中央的权威与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创造性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同全局利益统一起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组织部部长

《人民日报》(2007/11/1)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6464389.html

中国:呼唤行动纲领,更呼唤行动(郑永年)

最近几年来,尤其是即将过去的2007年,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部管治压力。内部管治压力已经扩散到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的各个方面。

经济上的宏观调控已经持续数年,但调控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所预期的目标。一方面是房地产、农产品价格和股票市场的激荡变化,另一方面是政府没有有效的举措来应付这些变化。

尽管中央政府力图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各级政府奉行的还是GDP主义,即牺牲一切以达到增长目标。各级政府对地方经济增长的竞争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呈现上升和加剧的趋势。

造成这个经济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但不管怎样,这个局面表明中央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调控能力,或者说中央政府还没有有效的方式来规范和驾驭市场经济。

 

利益分化上的思想多元化

社会抗争或者群体事件纵深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为社会抗争提供了巨大的客观动力,而近年来执政党的“亲民”政策有效地推动着社会各阶层中人权意识的提高。

社会层面的权力保护(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无论是自主的还是自卫的)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社会公正和正义一方面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社会群体所要争取的目标。但是,各级政府并没有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来控制和减少社会群体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大多数社会群体性事件仅仅是为了一些具体的利益,但因为政府官员的处理不当或者不公,很多事件往往转化成为政治事件,就是说由社会对抗转化成为政治对抗。

再者,以巨大财富分配不公为标志的社会分化也影响到社会的道德领域。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从前的道德引导功能,而社会道德的急剧衰落已经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凝聚力。

社会各阶层互相憎恨,无论是穷人和富人,都似乎没有稳定的幸福感。在各个社会阶层或者阶级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信任和关爱的情况下,社会冲突往往表现出其暴力一面。

也应当注意的是,因为社会分化已久,并且有固定化的趋势,那么各阶层的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各社会阶层总是会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来批判现实,寻找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未来社会和制度。

最近几年里,社会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思潮或者意识形态如“左派”、“右派”和“保守主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现实层面的利益差异。

有些思潮甚至和官方所要提倡的意识形态构成竞争之势。或者说,某个社会思潮对一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可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替代。

尽管利益分化状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思想多元化,但这种基于利益分化之上的思想多元化必然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黑社会与邪教组织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很多地方,基层政府组织要不基本上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要不就是黑社会化,极端地腐败。权力的真空化需要其它一些组织去填补,例如社会自治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但是因为很多政策因素不利于公开的和合法的组织的产生和行动,一些任何社会都不想看到的非法地下组织就应运而生。

最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就是邪教组织。这些邪教组织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边缘地带的农村产生和发展。近年来各种邪教组织之间不断发生暴力冲突。

也有迹象表明,一些邪教组织已经有跨区域发展的能力。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很多重大的社会甚至政治冲突都是由这些本来并不起眼的基层组织开始的。

环境方面的压力要远远大于有关部门的估计。今年全国各地发生的河流、湖泊的大面积污染事件只是冰山一角。GDP主义主导中国的发展多年,在环境问题上,已经欠债累累。

环境的“报复”现在开始出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信没有人可以阻止得住。环保的问题本来不会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

很多年前,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相当发展的地方,就已经发生了社会组织自主的环保运动。这种环保运动本来就是当地居民对自己生存环境的一种自然的和本能的反应,但往往被地方当局视为是具有政治含义,因此被压制甚至镇压。

尽管中央政府已经三令五申地提倡环境保护,但社会保护环境的权利还是没有有效的表达方式,更不用说来改变政府的行为了。

在中国的制度生态中,政治不可避免地处于所有这些内在压力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压力的产生和发展和政治方面的因素有关,而且也是因为本来很多事情和政治没有关系,但因为(如上面所提到的)有关方面处理不当和不公而转化成为政治问题。

政治是核心表明政治必然是解决或者控制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认识到政治的关键作用,人们对是否能够控制和解决存在着的诸多严重问题,可以消除过分的悲观态度。政治的本质是集体行动,通过集体的政治行动,人类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

 

只有行动才可能解决问题

在中国,人们对政治行动的重要性早已经有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且不说长达世纪之久的革命和社会运动,近年来,执政党力图通过政治行动来重新确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面临压力,政治和政策话语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转型。

从这个角度来说,2007年可以说是确定新行动纲领的一年,其标志就是中共十七大所确定的新发展方向,或者如有关当局所说的新的“旗帜”。

十七大尽管也强调承上启下,也必须协调诸多的利益,但无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十七大都具有行动纲领之性质。在经济上,十七大虽然继续强调发展之重要性,但更为强调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全面小康意味着财富并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具有邓小平当年所说的“共同富裕”的味道。全面小康要由可持续的发展来推动,而只有全面小康,中国社会才会达到和谐的状态。

要实现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就必须重新规定发展的意义和方向。社会正义和公平因此成为执政党行动纲领的核心部分。必须指出的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经常是弱势社会群体所高举的旗帜和呼唤的口号,但现在成为执政党的行动指南,这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政治上,十七大的行动纲领以民主政治为旗帜,并且比以往都具体。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民主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其中报告明确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宪政民主则表达于报告对法治和法律至高无上性的强调。

党内民主对党内来说是一种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权力产生和行使方式。人民民主有多种形式,主要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人民民主也可以称为社会民主。而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或者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都必须在一个法治和法律的构架中,这就是宪政民主的内容。

这些民主形式显然要同时达到几个目标,或者同时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党内民主针对的是党内的参与和遏制党内权力的滥用,从而控制党内不断恶化的腐败状况。

社会民主针对的是社会参与压力,无论是新生的中产阶级还是社会弱势群体。没有社会参与,上面所说的社会正义和公正必然表现为空中楼阁。而宪政民主的重要性更不言自明。没有宪政,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会滥用权力,走向腐败。

从所有这些方面来说,十七大具有“旗帜”意义。旗帜是一个方向,是为了引导行动。行动纲领不能只停留在话语阶段,而必须体现为行动。

无论对执政党本身还是对中国社会来说,人们所希望的就是行动。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实现十七大这个行动纲领;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直面和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

但也就是在行动层面,中共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十七大以来,执政党正在通过频繁的人事布局来部署具体的行动。行动纲领确定以后,执行力成为主要的问题。而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执行力主要表现为人事布局。

如何执行十七大的行动纲领,明年的新一届政府首当其冲,为第一个考验。新政府如何行动,人们已经拭目以待。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2/25)

2007年12月18日星期二

中国的社会冲突要有清醒的认识(郑永年)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进入社会冲突时期。近年来,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以不同形式爆发出来。社会抗议运动的频繁性的确令人担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要建设和谐社会。当然,和谐社会并不是说就没有任何社会冲突了,也并不是说任何形式的社会冲突就会影响和阻碍和谐社会的建设。但如果冲突频繁发生,政府没有有效的办法来管理和控制冲突,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肯定会成问题。

要减少和管理社会冲突,首先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当代的社会冲突?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学术任务,一项具有深刻政治和政策含义的学术任务。海内外的一些观察家往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冲突作出过度政治化的解释。对政府持批评的人经常把这样那样的社会冲突和中国政府所实施的政策、非民主化的状况、党政官员的腐败等等政治因素联系起来。而政府方面也经常过于敏感,视社会冲突为洪水猛兽,不时把社会冲突和抗争、造反、甚至暴动联系起来。这种情况在地方层面非常普遍。一旦被定性,地方官员经常诉诸于镇压的手段。但事情往往是,一方的暴力经常导致另一方的暴力,以暴制暴的局面经常发生。尽管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社会冲突和抗议还局限于地方层面,但如果不能走出这个恶性循环,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不可避免。要解决社会冲突,就要对社会冲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就可以希望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不然,矛盾反而会激化。

 

加速“四化”导致冲突

笔者曾经讨论过导致中国社会冲突的一些客观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中国目前所加速进行的"四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化都为社会冲突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同时也表明,并非所有的社会冲突都具有政治性。如果对这些客观因素认识不清,就很难理解中国目前的社会冲突或者社会抗议运动的性质。

因为产生社会冲突的原因复杂,它们的性质和表达方式也不同。要对各种社会冲突作分类也并非容易。总体看,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加以分类。第一个维度就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和目标,即为了什么而发生冲突,冲突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从这个维度来分,可以有为了物质经济利益的和为了非物质利益(如政治和信仰)两大类。第二个维度就是冲突发生的主体,就是发生在谁和谁之间。从这个维度来看,可以有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也就是官民之间的冲突两大类。这样就有四大类社会冲突。

 

中国社会冲突的四大类

第一大类是非常一般性的社会冲突,发生在社会成员之间,或者社会群体之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冲突。一个村内部的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经常为了一些事情发生冲突。两个家属之间也会发生冲突。这里的利益概念是个笼统的概念,包括非常多的东西,有物质上的也有非物质上的。这种冲突在传统中国经常由地方绅士阶层来调解和解决。现在则有村委会、党组织。无论是传统绅士还是现在的村委会和党组织,在冲突解决过程中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如果裁判过程不公正,那么社会冲突有可能上升为社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冲突。

第二大类冲突是社会成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如非法收费、土地纠纷、公共利益分配等等。这类冲突在当今中国社会很普遍。在这类冲突中,社会成员一般会先寻求经济解决方式。如果其经济利益得到了满足,冲突就可以得到解决。但如果诉诸于经济方式无效,这类冲突就很可能转化成为诉诸于政治方式,包括正常的法律途径和非正常的暴力等。这里可以看到,之所以转化成为公开冲突甚至暴力,是因为冲突双方互动的结果。从一般冲突发展到暴力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双方的妥协不能达成,或者是因为地方官员凭借其政权的力量,不想作妥协;或者是因为这里涉及到中央的政策(如计划生育,农业税等等),地方官员没有权限作妥协。用政治方式来争取经济物质利益的社会冲突仍然属于物质利益冲突。但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转化成为非物质利益冲突。

第三大类的冲突表现为非物质利益的政治冲突。在这类政治冲突中,有一类就是上面所说的物质利益冲突解决不了演变而成。这里有几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在争取物质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不断组织化。一旦组织化,组织本身就有了利益。为了组织的生存,就必须寻找冲突的对象。这是政治利益。第二个标志是“旁观者”的介入。任何社会冲突或者社会抗议都有旁观者,并且是多数。旁观者的介入或者是因为社会组织的动员,或者是因为旁观者自愿的加入。第三个标志就是另一方(这里当然指官方)对该社会组织的定性。在现代中国政治的环境中,一旦这样的组织被定性,往往被置于政府的“对立”面。

这一大类社会冲突中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社会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意识而造成的。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政治反对派就属于这一类。在中国,争取这类政治利益的主体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右派或者左派,或者其它的政治意识。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和上面所说的为了争取物质利益演变而来的社会冲突结合起来。如果这样,社会冲突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政治运动。

第四大类是完全非物质利益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信仰和宗教上的冲突。这类冲突背后或许有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但其组织原则是信仰和宗教。从冲突的角色来看,这类冲突也有两小类。一类是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它们经常是为了不同的信仰或者理念。另一类是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各正教教派之间的冲突并不明显,例如基督教和佛教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现有的冲突主要是正教和邪教之间,以及邪教和邪教之间。邪教之间的冲突在中国上升得很快,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经常发生邪教之间互相打杀的事件。再者,无论是正教还是邪教,和政府之间的冲突都存在着。这一大类的冲突最难处理,任何社会都一样。其中,邪教之间的冲突以及邪教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既对社会生活构成挑战,也对政治权威构成挑战。

 

对社会冲突须有客观认识

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冲突有个客观的认识。很多社会冲突不可避免,也是常态社会的一个标志。无论政治怎样变化,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对这样的冲突,要坦然处之,加以管理。还有一些社会冲突,不管哪个社会,哪种政治制度,都必须加以控制,例如邪教。

更为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社会今天的很多社会冲突必须通过政治及时地转型而得到解决和控制。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无论何种政治体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不同阶段的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所不同的是一些政治体系较之另外一些体系更能消化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如果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往往变成政治进步的动力。但如果政治体系没有消化能力,那么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就很容易导致政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中国也不例外。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2-17)
本文出现在星期一

2007年12月11日星期二

小康、和谐与中国的发展难题(郑永年)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建设中国“小康社会”的概念。“小康社会”在邓小平那里有特殊的话语背景。邓小平相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相反,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上人人都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如何达致“小康社会”?邓小平强调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因为只有生产力的解放,才能创造财富。“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是手段,“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目标。

在长达数千年的传统中国,“小康”也是人们所向往的一种社会状态。孙中山先生也强调“小康社会”,表达于其“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无疑,“小康社会”的概念对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中共十六大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后,中共领导层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概念,并围绕“和谐社会”建设出台了诸多政策。但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十七大再次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概念之下的政策取向,中国官方并没有什么解释。这导致了外界相当的猜疑。

一些人并不认为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但也有一些人相信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邓小平南巡以后整个九十年代的中国政府的政策被视为是偏向新兴社会阶层的,即中产阶级,而十六大以后的“和谐社会”概念被视为是偏向弱势社会群体的。

经过这几年的争论,两个概念有了截然的区别。不同社会群体对中共领导层使用哪一个概念保持敏感。

笔者早些时候强调过,“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关中产阶级的一种特殊话语。因为中产阶级的概念来自西方,使用具有根深蒂固传统的“小康社会”概念更加适合中国。

 

“和谐”不能过度依赖政府

“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无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化,就是要消除贫穷社会主义。在中共“小康社会”的话语里,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和谐社会”的概念。“小康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小康就不会有和谐。

很显然,和谐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之上。普遍贫穷之下即使有和谐,也会是虚假的,或者是政治强制力之下的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有密切相关性。

那么,人们怀疑和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对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怀疑“小康社会”的概念,倒不如说是怀疑“小康社会”是否能够实现。

这种怀疑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将近30年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所少见的快速增长,国家财富剧增,在国际社会的崛起成为现实。但是快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早先所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

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也是世界上领先。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荒唐的局面,即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异就越大。

就是说,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一个极端分化的社会。传统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化在继续延伸,并且有恶化的迹象。流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的生活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恶性私有化、企业垄断、腐败等多种因素,城市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贫穷人口,包括低工资者、下岗失业人口、退休等。

城乡分化、农民工和城市新贫穷人口,这些既是社会分化的结果,也已经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更有甚者,这些年来,退休官员和军人这些原本属于体制内部的人员的不满的声音也不断表露出来。

因为社会的极端分化,中国对社会和谐的渴望可想而知。“和谐社会”的概念一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大众普遍欢迎和接受。同时,社会对为实现“和谐社会”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但是,“和谐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被误解。一些人把“和谐社会”和发展对立起来,也有人过分依赖政府的分配功能来达致和谐。

对政府来说,必须保持发展和分配之间的平衡。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带来整体社会的小康与和谐,政府的干预因此必然成为发展的一部分。

同时,仅仅通过政府的干预尤其是再分配而达到的和谐也是不可持续的。很显然,没有生产,哪来分配。十七大报告因此强调向前看,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发展还是第一要务,因为只有发展才能建设一个全面小康社会。

 

追求公平经济结构

通过发展而达致小康与和谐,在理论上,人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达致“小康社会”的经济结构。

从理论上看,“小康社会”更多指的是一种经济结构,一种能够实现人人富足而避免社会极端分化的经济结构。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下,社会的和谐也是可以预期的。

在传统农业社会,当政者最恐惧的就是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大地主所垄断。历朝历代因此经常发生朝廷打击大户的运动。在资本时代,孙中山先生就明确提出了要节制资本。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实践。不同时代的不同举措都是为了避免一个社会的极端分化。同时也说明,“和谐社会”并非中国所独有,所有社会都希望出现这个一种状态。

强调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而达致“和谐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设想。问题在于要考量如何创造一个小康的经济结构。

没有一个健全的小康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只能会事与愿违,非但小康与和谐实现不了,反而导致一个分化社会的出现。在各级政府大举垄断、资本泛滥、少数人控制生产过程和社会大多数人被排挤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造就社会的小康与和谐。

这种经济结构每天都在制造许许多多的超级富人,同时也在制造数以万计的穷人。这种经济结构有利于制造财富(效率),但更有利于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社会不公平)。

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则面临着再次无产阶级化的危险。城市新贫穷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原本属于小康家庭演变而来。

中国社会已经是高度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是人们经常所强调的收入方面,更严重的是表现在文化和行为上。富人讨厌穷人,穷人憎恨富人已经成为社会常态。

社会群体间不仅没有互信,反而互相排斥。这些年来犯罪猖獗、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和这种心态不无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来和谐。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十七大报告中所强调提出的要探索“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否就变得更具意义呢?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2/11)

2007年12月4日星期二

关于郑永年粉丝俱乐部网站变更的重要通知

由于Google公司的尚在开发过程中的Googlepages服务被设置了流量限制,原来的网址已经不能继续有效地为各位网友服务。因此我们决定,以下的网址:

http://yongnian.zheng.googlepages.com/

将停止使用。改由租用日本Sakura Internet公司比较专业的商用服务器。新的俱乐部网址将变为:

http://zhengyn.sakura.ne.jp/

欢迎各位使用,并继续给予支持。

 

郑永年粉丝

2007年12月4日

中共党内不团结之制度根源(郑永年)

前不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论述党的建立时,特别强调党内团结问题。十七大一结束,新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写专文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党内团结之重要性,及如何达致党内团结。

党的领导层如此强调党内团结,表明党内不团结的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不得不加以正视了。

近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但如果党内不团结,社会和谐就会更难。实际上,在中共的执政经验中,许许多多的社会冲突最主要的根源就在于党内的不团结,或者说,社会冲突只是党内冲突的外在反映。

在另一些情况下,因为党内团结本来就存在问题,一旦社会冲突产生,就会延伸到党内。在这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说社会冲突导致了党内冲突的公开化。因此,人们可以说,党内团结就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

 

制度不变,换人也不是办法

党内不团结的形式多种多样,其根源也各自不同。其中一种最主要的党内冲突表现为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西方学者把中国称之为“党国”,指的是中国的党在政府之上、并且党政不分的情况。

但实际上把党和政府看成是一体并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形式的冲突。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县一级)的五套班子(即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纪委)之间都存在着冲突,但主要的冲突表现为党政之间。

大体上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党、政两个平行的系统。在中央有党中央和国务院,省一级有省委和省政府,县一级有县委与县政府,市一级有市委和市政府,乡一级也有乡党委和政府。甚至到了最基本的企业单位也有党和政府两套班子。例如在企业改制前,就存在着党委书记和厂长之间的矛盾。

在工厂改成公司以后,党委书记换了名称,就变成了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矛盾。在大学也如此。从前曾经实行过校长负责制,但后来不提了,但问题还是在那边。

从理论上说,党政之间是有分工的。一般原则是党委管人,政府管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往往形成两套班子,甚至是两个权力中心。

从政治权力的角度看,各级党委似乎要比政府有权力,但其实不然。两套班子的行政级别是一样的。尽管党委管人,但在市场经济年代,管事的政府直接面对经济事务,掌握着经济权力,对管人的党委很可能不买账。

再者,无论是党委还是政府,其主要成员都是上级任命的。就是说双方都不需要对对方负责,而只要对上负责就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同一级的党委和政府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着任何协调机制。

党政之间的任何协调都要依靠上级。但上级协调的功能正在每况愈下。上级所能做的就是频繁地换人。但换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并不在党政官员的个人因素,而是制度因素。

在制度不变的情况,频繁的换人只会导致更加频繁的冲突。

 

7300万党员无法“隐居”起来

那么如何解决党政之间的冲突呢?这里有西方式的解决方法。在西方,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存在于国家制度之内,并且政党基本上是个选举动员机器。

选举一旦结束,政党就“隐居”起来,所以就根本不会产生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

除非中国也发生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否则西方方法在中国没有一点可行性。因为中国的体制是党国,以党立国,也以党治国。尽管也一直在强调法治,但党一般都在政府之上。

并且党是个实体,不可能在产生政府之后“隐居”起来。

除西方模式,也有亚洲新加坡模式。新加坡基本上是行政主导模式。和西方一样,在大选期间,人民行动党也是政治动员机制。但和西方不同,尽管新加坡是一党独大,但一旦产生政府,执政党也能“隐居”起来,似乎是政治领域中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新加坡政治。

近年来,中国国内很多人对新加坡制度深感兴趣,向新加坡学习很多经验。但是现实地说,要具有73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隐居”起来似乎是个不可能的工程。

况且,如上所说,中共是个政治实体,历来走在中国政治的最前沿。不用说是“隐居”起来,就是连退居二线,即让政府走在前台,也极其困难。

党政冲突由来已久。在毛泽东时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酿成了个人专制和国家的政治大灾难。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赵紫阳时代就把党政关系问题视为政治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当时先提党政分工,后提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个理想模式,但并没有现实的可行性。在一党制国家,党政本来一体,如何能够分开来?

九十年代以来,就不再提党政分开的概念,但也没有回到毛泽东时代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格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党政分工状态。

但现在随着党内团结问题每况愈下,党政关系问题又不得不加以提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政分工的条件已经不存在。因为巨大的利益关系,无论是党委还是政府都拼命往经济利益靠拢。

这种情况已经导致了(还在继续导致)至少三个严重恶果。

首先就是党的官僚化和党的政治功能的衰落。在党政分工的情况下,党委本来的要务就是抓政治。而最大的政治就是要保障党永远是人民的一部分,防止党和人民之间的异化。但现在,很多党委也都跑来抓经济,做本来应当属于政府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抓经济有利可图。

第二,政府功能的弱化。党委“抢占了”政府的领域,做了政府应当做的事情,这和从前的以党代政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政府还存在着,但变成了二级政府,党成为了真正的一级政府。

当然,这里也很容易看到党政之间的冲突了,党委和政府之间互相争夺利益,冲突成为常态。

第三,大面积的腐败。党委本来就应当管理好政府官员,但现在则过来和政府抢好处。无论是和政府竞争利益,还是和政府分享利益,还是靠政治权力垄断利益,都是腐败。

在很多情况下,党委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竞争往往演变成为腐败之竞争。口头上都倡导反腐败,实际上都想得到腐败的机会。

 

党委和政府部门利益应均等化

如何解决党政冲突?西方道路行不通,新加坡道路走不来。中国自身的实践又告诉人们党政合一,把两套班子合成一套,会演变成专制;党政分开行不通,而党政分工也问题重重。这似乎给人们一个非常悲观的图景。其实也不然。

从政治方法上来说,中共十七大提出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增进党内团结。党内民主所强调的党的代表大会任期制、常任制、党内票决制度等等,如果都能落实下来,的确都可以减少党内冲突,增进党内团结,这里不再需要论述。

再进一步,也可从经济原理来作制度改造,减少冲突。如上所说,很多冲突都是因为利益所致。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导致冲突,导致腐败。因此,制度的改革应当减少甚至切断无论是党委还是政府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把党委、政府和利益部门尤其是经济部门隔离开来的方法来实现。

例如朱镕基时代实现军商分开以来,军队的腐败情况已经大为改善。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党委、政府等部门的利益均等化来实现。现在的很多冲突往往是因为党委、政府之间“接触”利益的机会不均等造成的。

如果无论是管人的党委,还是管事的政府,无论是管经济事务的部门,还是管社会事务的部门,都能获取一样的物质利益,那么冲突就会大大减少。

这并不是说,都要给所有这些部门以一样的腐败机会,而是说通过制度化的反腐败,使得党委和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利益均等化。

其实,无论是西方制度还是新加坡制度,政府官员的物质收入只会因为不同的级别而有差异,而从来不会因为不同部门与物质利益部门的不同关系而产生巨大的差异。而这个均等化主要是通过反腐败达致的。

任何一个组织内部要完全消除冲突并不现实。中共也不例外。但中共可以结合政治和经济方法,通过各种制度机制的建设来减少、控制党内冲突,从而增进党内团结。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2/4)

2007年11月27日星期二

西方为什么共同向中国施压(郑永年)

  正当全力以赴准备明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似乎面临各方面的国际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从非洲达尔富问题到亚洲缅甸问题,西方千方百计地想着对华施加压力,并且种种压力总是以各种方式和明年北京奥运会牵连在一起。

  奥运会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从前有很多次奥运会都产生了西方所想要的社会政治效果,西方也同样希望这样的效果产生于中国。

  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在向中国施加压力方面已经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现在西方的一些政府或隐或显地对利用奥运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也感起兴趣来了。

  或者说,本来非政府组织在前台,政府在后台,但现在政府也开始往前台走。

  这方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北美和欧洲各国也就是传统大西洋联盟国家之间的默契了。欧洲三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中间,法国和德国的对华立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单地说,两国都努力向美国靠拢。

  德国执政党最近召开大会,讨论德国的亚洲政策。出台的政策文件给人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德国的对华政策似乎要重复美国布什总统当年的新保守主义政策。

  德国执政党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型连一些德国学者都惊呼德国亚洲政策上原教旨主义精神的崛起。在北美,除了一直领军对华施压的美国,加拿大政府近年来对华越来越强硬,最近则更进一步,似乎有了要和中国对着干的架势。

 

资本希望中国朝其方向发展

  西方国家对华施压表现在各个方面。在贸易问题上,欧盟已经表示,欧盟和美国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要和美国在政策层面进行方方面面的协调,对中国施加共同的压力,包括人民币汇率,对华贸易赤字,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知识产权、能源外交、市场开放等等,无所不包。

  西方各国也开始支持海外的反对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最近德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一个比一个高调“礼待”达赖喇嘛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不过最有可能,长远看也是最会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对华的“民主同盟”的形成了。这些年来,在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政策圈都在宣扬民主同盟的概念。

  尽管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很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冲突很大,但在民主和人权价值上并没有多大的分歧。民主人权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也一直是民主党外交政策话语的核心。

  在对华政策上,“民主同盟”的概念本来局限于亚洲。美国是提倡者,日本和澳洲对此一直百分百支持。不仅支持美国,而且也亲自出马,拉拢中国周边国家,来组建民主同盟。

  欧洲的对华关系本来注重于经贸关系,对民主同盟的概念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但现在开始有了。欧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促使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西方从来就没有把经贸和政治区分开来过。西方鼓励中国的改革开放,鼓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最终的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变迁,也就是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

  在主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在任何地方,资本都具有经济和政治的两面性。资本要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希望中国朝着资本所希望的正确方向发展。

  这两方面相辅相成。资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初的巨大利益之后,现在开始要追求最大化。这种最大化就是要求中国用法治、人权和民主来消化所谓的“不确定”状态,从而保障其在中国的长期利益。

  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西方在促使中国政治变迁方面开始感觉到时间上的压力。尽管随着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但在西方看来,中国的硬力量和软力量正在加速度提升,从而对西方构成挑战。

  在硬力量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虽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高,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够让西方人忧虑了。

  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公,每年都在制造着大量的富人,而富人爆发户式的消费让西方人感到很不是味道。当然,更有影响力的当是中国科学技术和军事上的发展。航天技术的发展让西方人惊叹。

  而即使是中国本来毫无优势的软力量方面,西方也感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中国的发展经验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尽管中国方面并没有过于强调,但“中国模式”在西方人看来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个替代品。

  中国的外交模式也让西方担忧。在处理非洲达尔富问题、亚洲缅甸问题,更不用说早先的北朝鲜问题,中国已经显现出自身的处理方式。

  尽管西方表面上对华表示不满,但内行的人知道中国在追求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外交方式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很大程度上,较之中国的硬力量,中国软力量方面的发展更让西方担忧。

 

如何理性回应压力是一大挑战

  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两国和美国决裂。但是没有美国,欧盟本身并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发生多大的作用。和美国决裂之后,德、法两国感觉到自己似乎是西方阵营中的“异见人士”,只会发牢骚,而办不成大事。

  国家首脑的变迁给这两国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调整各自和美国的关系。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欧洲和北美在中国问题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冲突,只是因为不同的利益,双方的对华政策侧重点不同罢了。

  欧洲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所以比较强调商贸利益,而美国比较强调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战略利益。但一旦涉及到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就会有合作的动机。

  例如2005年中国出台针对台独的《反分裂国家法》之后,欧盟和美国就立刻就对华战略进行协商,寻找共同方案。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欧洲和北美一直在寻找共同的利益。现在双方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如贸易纠纷、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等等。共同的问题导向了共同的利益。有了共同的利益,就有了合作和协调的基础。

  从西方内部来说,因为是民主政治,国内各方面的改革举步维艰,很难消化因为经济的全球化而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政府因此转向了政治方法。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全球化的主要一个推动者,中国不可避免要承受此种政治压力。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一些人开始呼吁一个针对中国的大西洋联盟。呼声似乎很大,但要形成这个联盟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从世界历史看,军事战略上的联盟最容易也最有效。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并没有对欧洲或者北美任何国家形成军事战略上的威胁。

  西方面临的是共同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或许可以产生联盟,但其凝聚力是个大问题。不用说欧洲与美国之间,就是欧盟各国之间,在对华经贸关系上,都有其各自的利益。

  西方不见得能够把较为抽象的民主、人权等概念转化和体现在各自的经贸政策上。但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中国可以忽视西方的这种政治压力。

  西方的政治压力,从长远看,关乎于中国内部的政治变革;从中期来看,关乎于中国和西方的经贸关系;而从眼前看,则关乎于明年的奥运会。

  如何理性回应西方的政治压力,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1/27)

2007年11月20日星期二

奥运会: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平衡(郑永年)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奥运会背后的政治就早已经开始运作起来。海外各方面的政治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开始跃跃欲试。当很多人开始期待奥运体育盛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期待着的则是奥运会背后的政治舞台上会发生什么。

奥运会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件纯粹的体育盛事,不仅仅是运动员之间的技能较量,也是国家间政治的较量和外交的较量。对经历过第一次申奥失败的中国人来说,对奥运会背后的政治已经有了几分切身的感受了。

很多海外的政治力量已经把北京奥运会看作是促成中国政治变化的最好时机。在历史上,奥运会经常被认为是能够导致举办国政治变革的一个动力,并且一些举办国在奥运会之后的政治变革经验也表明奥运会的确可以触动国家政治变化。

在很多西方政治力量的眼中,中国仍然实践着和西方“异类”的政治。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想利用奥运会来促成中国政治变化的愿望之强烈就可以理解了。

从消极面来说,他们希望奥运会能够对他们并不喜欢的中国政治施加压力;从积极面来说,则是希望中国能够像从前一些国家那样,因为奥运会而开始国家的民主化过程。

同样,一些政治力量也努力把北京奥运会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他们希望奥运会能够促成中国外交方式的变革。

 

重要的是超越民族主义

例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政治团体努力在把奥运会和中国在非洲达尔富问题联系起来,对中国施加各种外交压力。压力的方向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求中国在外交上能够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不能挑战西方利益和西方所代表的价值观。

奥运会背后的政治势力必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大源泉。中国成为奥运会举办国本身就已经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很显然,北京奥运会一方面把中国置于整个世界之中,同时也把整个世界置于中国之中。

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国家综合力量的重要标志,并且这种综合力量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自近代以来,因为国家的积弱,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了崛起之梦,希望国家的强大。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海内外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而举办奥运会则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硬指标。

正因为这样,在奥运会事情上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和其他事情上的民族主义有很大不同。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中国即使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并不见得在国内各个社会力量之间能够达成一致。

例如九十年代的反美民族主义和前几年的反日民族主义就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一部分城市居民。在不同社会力量中间,对反日、反美示威具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

但奥运会则不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容易达成共识。至少,在其他很多国家,国民对要不要承办奥运会经常有很不相同的意见,甚至存在很大的反对力量。这种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大多数人民对能够得到奥运会举办权感到由衷的自豪。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确可以成为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机会。很显然,这也是中国国内一些部门所强调的。但事情总有其两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如何处理有可能由奥运会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挑战。

奥运会不仅仅是表达中国民族主义的一次机会,更重要的它也是表达中国全球化程度的一次机会。奥运会表明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有机部分,这要求中国要超越民族主义。

在奥运会上表现民族主义精神固然重要,也不可避免,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超越这种民族主义。用学理来表示,民族主义往往表达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政治认同,但全球化则表现为人们对特殊国家认同的超越。

就是说,民族主义经常和全球化处于对立的位置。奥运会是否成功取决于有关方面(包括政府和人民)能否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达成一个平衡。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如何办好这届奥运会要比中国能够赢得多少金牌更为重要,更具有政治意义。

 

奥运舞台会出现“政治人物”

对一些海外政治力量来说,奥运会是西方检验中国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一次机会。可以毫无疑问地预测,一些人和一些组织都在谋划如何对中国进行一次检验。

西方的媒体尤其如此。一直对中国媒体管制不满的西方媒体,必然要用这次机会,从积极面说来推进中国媒体的自由化,从消极面说是可以给中国造成负面的影响。

可以相信,奥运会会成为一个大舞台,在这个台上出现的,不仅仅是运动员,而且也会有很多抱有政治期望的“政治人物”。

中国有关方面对奥运会背后的政治应当抱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说承办奥运会是一个国家“硬”力量的标志,那么能否举办好,如何处理好与奥运会有关的问题则是一个国家“软”力量的标志。

如何办好更多的是中国奥委会当局的事情,但如何处理比如新闻媒体自由那样的问题就超出了体育范畴,而进入政治范畴。

政府先前已经表示要加大奥运会期间媒体采访的自由度。现在,各方面正在等待检验中国有关方面所作的诸多承诺。并且,奥运会背后政治往往错综复杂,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不可捉摸。

我们也可以相信,会有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士做出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不管怎样,如何处理这样那样的事情,无论是预期的还是突然发生的,都会具有超出奥运会本身之外的政治意义。不管喜欢与否,中国有关方面都必须正视,有所预期。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1/20)

2007年11月13日星期二

分配公平需要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郑永年 )

中共十七大报告就目前中国每况愈下的收入差异有了新的论述,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在初次分配上强调公平,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属首次。此前,中国政府处理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邓小平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下“大锅饭”的状况,提供人们劳动生产积极性,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反映到国家的分配理论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但是在将近30年的改革过程中,效率有了,一部分和一部分地区也的确富裕起来了,但公平消失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望而不可见。近年来,越来越大的收入差异更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

(实际上,过大的收入差异也是经济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少部分社会成员过度消费,但大部分人则消费不足,仅仅停留在维持生计的水平。内部的消费不足转而迫使中国产品的大量外销,从而导致和西方社会的贸易冲突的升级。这当是另外一个需要专门加以讨论的问题。)

 

效率和公平性要兼顾

为了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下足了功夫。各方面的公共政策不断向低收入者或者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但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距人们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异。

很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增长,增长速度为世界上所少见,但中国的收入差异也在同步增长。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收入差异问题并不在于各级政府的二次分配不力,而是因为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异过大。

初次分配出了大问题,就无法通过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来达到公平。十七大报告开始强调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说明领导层已经对此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穷人或者低收入者只有把自身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才能求生存和发展,或者说自身的劳动力是获取财富的唯一来源。

而富人则不同。富人除了劳动力,还掌握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在这样情况下,要缩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异,至少要求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必须较富人快。

但是市场经济运作规则决定了富人的收入增长会永远比穷人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已经成了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手段。或者说,全球化是财富分配不公的新动力。

要改变市场本身的规则,遏制全球化对财富分配差异的恶化,就必须求助于政治,就是说需要政府来干预市场,干预收入分配,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状态。(维持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实际上也就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回到中国的例子。一次分配哪里出了问题?贫富差异的急剧扩大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过慢,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增长过快。

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部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年来形成了高度垄断。垄断企业的资本应当说属于全民,但这些企业内部经常自行决定工资水平。

除高工资外,垄断企业还有很大一部分收入属于灰色收入。高工资加上灰色收入使得垄断企业的收入远较非垄断企业的高。

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盈利了,利益就在内部分配。但如果一旦亏损,就要求助于国家,国家就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这些企业。这样,垄断部门总是能够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把亏损转移给全社会。这一过程不仅恶化了收入差异,更使得社会公平与正义荡然无存。

 

很多企业还是原始资本主义

中央层面搞垄断,背后还有相当的理性,因为一些产业具有战略重要性。但中国的情况是,不仅中央搞垄断,而且地方的各个层面,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都要搞垄断。越到下面,垄断就越是毫无理性。

往往是哪里有利可图,政府就要进行垄断,造成了与民争利的局面。各个层面的垄断非常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尽管中国的中小企业也在发展,但其生存环境非常不好。而在收入差异比较小的国家,中小企业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主导的角色。

在非国有部门也存在着收入差异问题。在这个部门,很多企业实行的是非常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企业要不利用国家法律的不健全,要不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忽视企业工人的基本权利,如最低工资制、安全生产环境和最基本的医疗保险等。

现在,领导层认识到了一次分配过程中公平的重要性。但如何把认识落实为政策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如何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节制国有资本,防止国有资本与民争利?如何改善中央垄断企业的企业治理,在市场运作基础上增进公共利益?如何限制甚至取消地方层面的垄断,给中小企业创造一个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如何保障非国有部门的基本劳工权利,尤其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权益?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超越了分配制度本身,而需要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变革。

再者,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没有错。但可以再进一步说,二次分配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分配过程中的效率。

二次分配往往被理解成为对穷人的救济。救济穷人当然需要,但这仅仅是二次分配中很小的一部分功能。如果二次分配只注重公平,而忽视效率,那么就会步西方福利国家的后尘。

 

政策须向中小企业倾斜

一些西方国家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过分注重公平,而忽视了效率,结果养了一大批懒人,就是人们常说的福利国家病。社会成员利用国家力量(往往是通过选举制度)对企业和个人增收过高的税率,从而影响效率。生产效率的低下又反过来影响国家福利的可持续性。

所以,更为有效的方式是二次分配也同样要强调效率,就是说除了对穷人进行必须的救济外,政府可以大力投资于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培养,国家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也可以向中小企业倾斜。

诸如此类的政策举措就可以为各社会群体提供机会参与经济发展过程,通过参与发展得到应有的财富分享。这样才可以在效率和公平之间造就一个良性循环,保障两者的可持续性。

中共的新分配论述对现存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挑战。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坦诚,“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

可以这样说,因为对一些重大问题研究不深入,从而影响了有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而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从建国到今天,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界犯了两次教条主义。

第一次就是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最近20多年间又犯了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可以用来增加社会财富。这并没有错。但是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多数人往往把此理解为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这里资本主义成了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种理解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理解方法。在中国理论和政策界,很多人习惯于从教科书来理解现实,而不是用现实去修改教科书。

很少有人认真地去考察中国本身的经济,也很少有人去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实际上,在今天,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如美国),也包括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例如劳工力成本中已经包含有人权概念。

在西方,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忽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忽视他们的最低工资,忽视他们的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险等等,也没有资本可以忽视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

因此,有必要用批评的眼光来对待现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从考察世界各国实体政治经济体系来重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这应当是中国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根源。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11/13)

2007年11月6日星期二

政治与国际接轨中国面对内外压力(郑永年)

在过去将近的30年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国际社会接轨。当然这里指的是经济而非政治领域的接轨。经济上和世界接轨是从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目标。在这方面,中国采取了异常的主动性。

当很多发展中国家努力抵制经济全球化的时候,中国是冷战以后经济全球化最强大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期间尽管中国内部的改革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和国际接轨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过。

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已经加入了包括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在内的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成为全球经济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国际接轨也是中国内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动力。如果没有和国际接轨,中国就很难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济改革表面上如邓小平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是有明确方向的,知道“河”的彼岸是什么。

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待于改善,但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各方面政策话语的核心。

那么,能不能提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是被回避的。邓小平有著名的“两手抓”理论,就是说,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政治上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政治接轨”一直是个禁区。

但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的时候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它已经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同时也产生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为什么?一句话,客观形势使然。

 

政治问题从经济冲突中反映

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外在压力来自于中国经济已经和国际接轨这个事实。因为和国际的接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但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因为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的区别,西方总是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中国。中国强调求同存异,不同政治制度的和平共处,但这不是说西方能够接受这种说法。

西方很难容忍中国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体系,而其政治上流离于这个体系之外。对西方来说,容许和鼓励中国经济融入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中国政治流离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状态。

政治上和国际不接轨的状态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有着相当的制约作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中国的作用并没有为西方社会所认可。

在最为棘手的一些国际问题上,例如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非洲达尔富尔问题、缅甸军政府镇压民众问题等等,西方只是一味地叫嚷制裁,并没有找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中国尽管非常低姿态,但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缓和甚至解决。

但在很多西方政界和民众眼中,中国的作用恰恰相反。这也反映在最近中国产品质量问题上。产品问题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西方社会可以把产品质量问题无限地政治化。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客观上要求着中国在政治上也能够和国际接轨。

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压力也来自于内部。在中国内部,已经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的政治变革已经远远落后于其经济社会的变革这个事实。

中国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对此是有清楚认识的。很简单,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得发生变化。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中间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已经反映出内部政治变革的要求。在民主社会主义提倡者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改革中国政治的一种选择,而且也是中国政治和国际接轨的一种选择。

 

理论滞后难以产生认同

如果政治上与国际接轨不可避免,那么就要考量如何接轨的问题。在这方面,不能对接轨作狭义的理解。很多人把接轨和实行西方民主和多党制划等号。这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认知。

在实际层面,既不存在统一的西方民主政治,也没有任何一个后民主化国家能够复制任何一个西方民主模式。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都是和该国家的传统文化相关的。历届中共领导人对西方式民主也一直持否定态度。

在中国内部,也曾经有不少人,包括中共的一些官员认为共产党改名不失为接轨的一个有效方式。但这种选择也并不现实。党的名称并不重要。世界上各政党的名称千奇百怪,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认同和接受这些政党。俄罗斯放弃了共产党,但其政治体系同样面临西方的压力。

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唯一选择,就是通过内部的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近年来,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明确提出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概念,但在实际政策层面,已经为和国际接轨作了不少努力。

从九十年代提出的“三个代表”到现在的“科学发展观”、“人本社会主义”以及“和谐社会”,这些概念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政治上和国际接轨的问题。

同经济上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必须有个明确的方向。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变革,为了继续有能力引导经济社会的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尽管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但这个结构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变。

然而,为什么这些变革不能明了人们有关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呢?毫无疑问,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既存在于国际社会,也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

这种状态也说明了中国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理论研究的严重滞后使得中国政治的认同(identity)产生了问题。

无论是内部社会还是外部社会,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官方一再强调的“中国特色”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释中国的变革和制度特色。在外界看来,“中国特色”实际上已经成为“没有任何中国特色”的代名词。

要在政治上和国际接轨,既要继续努力追求内部民主化的改革,也要政治思维上的解放。确立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并不是要把某种认同强加于人,而是需要研究,需要争论。有争论才有共识,有共识才有认同。

无论是实际层面的政治改革,还是理论层面的政治概念的创新,政治的变革方向既要符合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也要考量到人类社会的共享价值,也就是国际接轨的问题。

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发展才会有明确的方向,人们才会有确定性。尽管“过(政治)河”的过程可能也是“摸着石头”,但必须告知人们这条(政治)河的彼岸是什么。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1/6 )

2007年10月30日星期二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郑永年)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如欧洲的法国和中东的伊朗。

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模式可供借鉴。

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和解体了。

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有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多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推选出来的。

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

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精英政治的正常化和制度化。这里,首先就是如何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特别强调的。

在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专制行为。这一点,邓小平看得最清楚。邓小平因此强调以集体领导为核心的党内民主。

然而,尽管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他本人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之后则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原因似乎很简单。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属政治强人。政治强人之下很难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反过来说,在政治强人时代结束后,就必须发展出党内集体领导机制。

要确立集体领导,胡锦涛领导层废除了强人政治下一些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政治机制,例如夏季的北戴河聚会和并不规范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现在不仅规范和正式化,而且也增加了透明度,对外公开每次政治局例会的主题。

再者,领导人之间的分工也已经相当制度化。这些分工表现在党务系统、国务院系统、全国人大系统和政法系统等等之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凌驾于各个系统之上,在各个系统拥有实质性权力。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制度性机制对各个系统进行协调。

为了集体领导,这次十七大也正式确定了实行党委会常任制。这一新制度也是为了防止地方第一把手的腐败。

无论是民主还是反腐败,分权制衡必不可少。尽管邓小平时代明确反对实行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至今中共也没有说要实行这样的体制,但对分权制衡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中共高层是有认识的。

这些年来,司法和审计系统的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前不久又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尽管在司法独立的道路上,中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渐趋明确。

 

由“上”到下,但并非个人

第二个方面就是党内的选举民主。民主政治不能简化成为单一的选举,但选举的确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已经推行了很多年,已经具备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这次政治委员实行推选制度也是一大进步。推选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和自下而上的选举不同。但这个“上”并非是一个或者几个主要领导人。

或许在推选过程中,主要领导人继续有很大的发言权,但候选人必须符合一些客观的标准并且得到其他中央委员(包括候补中央委员)多数的认可。

中国这些年来的一个主要政治问题是高层缺少政治权威。领导层有很多很好的改革和政策动议,但往往是执行不力。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决策缺少权威。

一些政策,不用说是缺少人民的基础,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缺少基础。而推选制度有利于新当选的政治局具有较为有效的政治权威。未来的领导层光有来自现存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支持已经大大不够,而且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支持。

无论是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还是政治局委员的推选,都是一种有限选举形式。但有限选举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早期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尤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或者不成熟的民主实践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他们往往具有非凡的能力去煽动人们最不理性的一面,在其本身的私利最大化的同时把人民引向本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

这在西方发生过,例如德国的希特勒。在亚非拉很多发展中的民主,这种情况到今天都还在发生。对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如何防止那些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崛起是一件重要政治任务。

人民既不要非民主的专制,也不要借民主手段实行变相的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有限民主视为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

 

只有公正,合法性才会提高

有限民主至少可以在政治精英之间发展出一些必不可少的民主规范和行为准则。实践多了,就会变成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有利于遏制蛊惑人心的政治人物的突然崛起。

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确立党内民主的社会基础。党本身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内民主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考量。

在西方,各政党必须直接诉诸于选民。中共不实行西方那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说就不用考量“选民”的利益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为通过各种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来诉诸于“选民”利益。

就是说,在“利益代表”政策的引导下,执政党主动接纳各种社会经济利益于党内。接纳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不仅仅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更有利于党发展出有意义的党内民主。

这次在党代表群体中,增加了“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就是这方面的最新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中央委员的选举过程,反映在中央的政策议程上。

各种社会经济利益是否得到公平公正的反映,则是选举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就是说,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考量到如何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需求。

只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公正性,党内选举才会提高和强化学界所说的党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党内民主的思想和初步制度结构已经形成。从思想到制度表达,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则很难,因为每走一步,就牵涉到巨大的利益调整。

不管怎样,这些年的探索已经有了初步成果。尽管不尽人意,但一旦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就可以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且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巨大动力,中共必须这样走下去,这不仅是为了党本身的生存发展,而且也是为了政治的制度性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0/30)

2007年10月23日星期二

从十七大看中国政治道路的探索(郑永年)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一出来,人们争相提问,“有没有新的提法?”“新提法”往往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过去提什么,现在改为了什么。二是过去没有提出来过,现在提出来了。

或者过去是其他文献上提过,但现在首次在党的报告中正式提了出来。

从这个角度,人们自然可以在十七大报告中找到很多新提法,如从前提“建设”现在变成了“发展”;从前用“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现在改成了“人均”;从前提“增长”现在变成了“发展”;基层自治首次纳入总体政治制度;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和“统筹兼顾”,等等,不一一而足。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每当一党取代另一党执政时,往往推出很多全新的政策概念。政党间的分野往往通过这些概念的不同来显示。

与此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党执政,每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和前一次相比,往往是连续性多于创新。并且经常为了强调政策的稳定和延续性,创新的概念也往往夹杂在人们已经熟知的政治话语中。

 

解放思想,大胆前探

很显然,尽管很多评论家还是用这种方式来透视十七大报告,但这样的方法很难看到十七大报告所要透视的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

长达数万字的报告,其中心思想表现在如下几句话中,不妨全部引用:“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在这段短短的话语中,“社会主义”、“党”本身和党所推行的“发展”道路,一切都没有了定论,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在历史上,所有的共产党都是预先设想好自己所要追求的“主义”,界定好自身的政治定位和发展模式,然后再来动员社会力量来追求既定的“主义”和发展模式。

但从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抛弃了这种完全自上而下的做法。尽管中共还在提马克思主义,但自邓小平以来,“实事求是”早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代名词。

应该强调的是,这段话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党”和“发展”(道路),这些都是中国政治中最为敏感的词汇。即使社会层面或者党内有争论,一旦体现到党的文献中时,就是“既定”的了。

现在,这些关键政治概念和“什么”、“怎样”等疑问词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党”还是“发展”模式,都不是既定的、固定的,而是具有开放性的,向未来的开放。

从探索未来的角度,更容易理解胡锦涛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的意义。

 

经济转型带来严重后果

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巡”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急剧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从从前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具有双重的不确定性。一是这个过程的不确定性,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其二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不确定性。人们知道西方理想类型的市场经济如何,但并不知道市场经济生长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后会演变成怎样。

但不管有怎样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就是“彼岸”。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探索,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市场制度及其这个制度下运作的市场经济。

然而,不可否认,正如十七大报告所坦言的,这种转型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环境急剧退化、党政官员腐败等等。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一旦主导中国改革,财富创造加速,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更快。很少一部分富裕了,但穷人也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早年所倡导的“一部分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后半句就变得飘渺起来。

左派对此的激烈回应也因此很容易理解。作为社会正义化身的毛泽东主义开始回流,并且在一些社会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一些老革命家、退休老干部面临的社会现实与他们想象中的理想背道而驰,也因此纷纷以各种方式上书请愿,要求中共中央反思邓小平,反思“三个代表”。

利益和思想的分化和政治化,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具有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个挑战是中共领导层必须面对的。在今年三月“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五千字长文,来阐述发展、效率与社会正义公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为“两会”的政策讨论定一个基本调子。

 

确立了转型的“彼岸目标”

这次十七大报告也同样回应存在于社会中的争议,并且对中国发展模式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正式成为中共的官方论述。

从这方面来看,十七大报告是一个人本社会主义文件,与前比较,十七大报告是对人本社会主义最为哲学化和系统的论述。

在很大程度上说,人本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人本社会主义最为简约的表述就是“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老左派怀旧,新左派强调分配。但很显然,无论新左派还是老左派,其道路很难行得通。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中的社会,很多问题因为转型而产生,也必须通过转型而得以解决。

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一旦发展中断,不但现有的问题解决不了,其他无穷的问题会接踵而至。同样,片面强调效率和利益的自由主义也行不通。  

光有效率和利益,牺牲了社会正义和环境,社会稳定必然成为大问题,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会成为大问题。

人本社会主义则是超然于左右派之上的第三条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由财富的高度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是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前提条件,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保障社会正义和公平。有发展,有社会公平,才会有社会的和谐。

那么,如何协调发展和社会正义与公平呢?这是十七大报告要回答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也不难看出答案:那就是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而达致社会正义和公平。

报告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十七大报告中使用“民主”这一概念,达数十次。尽管中共官方文件历来都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但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联系起来,十七大报告还是第一次。

十七大报告也因此开始了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探索。尽管报告也涉及到了一些政治改革的内容,如党内民主、法治、基层民主等等,但重要的并不是十七大报告提了些什么具体的推进民主化的举措,而是为中国政治确立了转型的“彼岸目标”。

邓小平把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彼岸目标。市场的引入导致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的“此岸”过渡到市场的“彼岸”。

现在十七大确立了中国政治的彼岸目标,尽管这个过程也会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展开,但只要有彼岸目标,无论国家、社会和政党,发展道路就变得明朗起来。旗帜是一个转型政治所最需要的。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0/23)

2007年10月16日星期二

中国为什么对民主社会主义感兴趣(郑永年)

前些日子,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就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谢韬提倡中国放弃中国所实行的传统社会主义,而走欧洲式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谢韬直言不讳地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文章发表后,支持阵营和反对阵营都比较明确,但官方的回应则显得模棱两可。尽管一些官方学者在回应中表示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应于中国,但又认同民主社会主义中的很多因素。

谢韬在这个时候明确提出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其个人的意向和偏好,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本栏已经说过,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近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国向何处去”"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与此同时,无论是所谓的“右派”还是“左派”,都对中国发展的方向感到迷惑。

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于是端上台面。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领导层形成以来,提出诸多新的执政理念,如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等,而这些也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因此,最近这些年,中国方面派出很多代表团到欧洲考察。民主社会主义也很自然在中国内部政策话语上开始占有重要性。

 

欧洲政改道路漫长

在当代,凡是访问过欧洲的中国人,大多都会对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人从欧洲模式中看到了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在应付今天中国面临的诸多社会弊端如环境恶化、收入分配差异过大、社会失去和谐等等过程中,人们都可以从欧洲找到有用的经验。

简单地说,欧洲经验的核心就是如何从原始资本主义和平过渡或者转型到人本社会主义。

欧洲也经历过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以单一利润为唯一目标的原始市场经济在推动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就是当时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绘的悲惨世界。

当时欧洲的政治人物也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不推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代表其利益的政权,要不改良这个经济体系及其政权。

因为欧洲各国历史条件的不同,各国作了不同的选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总体上说,先进的西欧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落后的东欧和俄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但不管怎样说,欧洲从原始市场经济过渡和转型到人本社会主义或者福利资本主义,是通过漫长而艰苦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市场经济本身绝不能过渡和转型到人本社会主义化或者福利资本主义,因为资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今天所说的人权或者社会福利不是资本的本质和内在部分。

改革资本的主体就是政府和社会。欧洲改革的过程是复杂的,但简单地说,通过改革,欧洲社会达到了资本(经济权力)、政府(政治权力)和社会(多数人的权力)三者之间的相对均衡状态。这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欧洲和谐社会。

当然,这三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体现形式,一些社会倾向于强调经济效益(资本),而另为一些则强强调社会公平(福利)。

不管如何,没有一个欧洲社会只强调其中一种权力的。所以,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民主社会主义对中国就具有了参照意义。

当然,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整个地移植到中国。如上所说,不存在单一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各国都有其符合自身特点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要学欧洲经验,就要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理性分析,看哪些符合中国国情,哪些方面需要改造。

 

三种力量之间的均衡

在中国各社会群体中,除了少数市场崇拜者(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国家崇拜者(国家原教旨主义者)外,大多数人实际上不难接受欧洲模式所强调的三个力量之间的均衡状态,尤其是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

市场力量的中心是效率,社会力量的中心则是公平与社会正义。而中国缺失的正是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均衡。

中国对民主社会主义争论最大的就是“民主”部分,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多党制问题。但即使在这方面,人们也不应当对民主社会主义作机械的理解。

民主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在欧洲的意义上,民主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容许多元社会力量进入政治体系,通过国家的力量对资本的力量构成制约。第二个层面是利益代表,就是有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

在第一个层面,欧洲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的问题就是社会力量对政治参与的缺失。因为没有有效的政治参与,社会对资本的制约无从谈起。

同样,对政府来说,因为缺少社会力量的支持,很多意在节制资本力量的政策举措也很难落实下去。就是说,社会的参与政治无论对社会本身还是政府,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尽管反对实行多党制,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也和民主社会主义有相当的一致性,那就是共产党要代表不同的利益。

这些年来,在利益代表方面,执政党也作了不少的努力。不仅在理论层面,利益代表获得了合法性,而且在实际制度层面,努力建设利益代表机制。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在建设符合中国情况的政治体系,但另一方面也要考量和国际接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深层地融入国际社会,政治体系接轨的重要性会越来越突出。可以预见,民主社会主义不失为其中一个现实的选择。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0/16)

2007年10月9日星期二

中国官员腐败的道德代价(郑永年)

中共党内官员腐败的严重情况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党内大规模的腐败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尽管历届领导人都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历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腐败运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甚。

到今天,腐败似乎已经广为中国社会所接受。这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学会了容忍官员的腐败,而只意味着社会对官员的腐败无能为力。

现在,如果人们说某一官员很清廉,不腐败,就会感到惊奇。而当某位官员(无论其级别有多高)因为腐败而清除时,也不足为奇,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官员理应受到清除。

 

社会对腐败冷漠

社会对官员腐败的无能为力和冷漠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党政官员腐败所包含的道德代价。官员腐败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负面的道德衰败。

这种道德衰败如果不能有效阻止,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影响就会是致命性的,就是中共领导人所意识到的“亡党亡国”。

很多人对道德力量对执政党及其政权的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总是清楚的。可以把道德的重要性置于执政党及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来考量。

任何政权的合法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对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垄断、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软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对社会成员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清廉政府、道德权威等。这两种力量互为依赖,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他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他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

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也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的候选人的个人道德。

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者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在那里,执政党不仅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

 

道德权威维系政权命运

执政党道德权威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一些被推翻的政权的案例中看出。在发展中国家,一些政权具有很高的能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国家的政体现代化程度。

在亚洲,典型的就是菲律宾和印尼。菲律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印尼在苏哈多期间也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建设成就。但无论是菲律宾的马可斯和印尼的苏哈多都没有逃过被“人民力量”所推翻的命运。

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败和腐蚀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人民平时对政权的腐败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地自主地组织起来,推翻腐败的政权。

政权的腐败在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颜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层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从毛泽东以来的中共历届领导人都把反腐败和“亡党亡国”联系起来。

这些年来,执政党一方面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努力重建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在江泽民时代,中共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也提倡“以德治国”。

近年来,胡锦涛也在强调“八荣八耻”的道德观。这些举措一方面反映了党内因为腐败而道德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领导层复兴执政党道德权威的努力。

但可悲的是,中国社会对这些举措似乎表现出异常的冷漠。的确,在一个以钱为本、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道德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并不奇怪。然而,悲观的是,另一方面,利益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但利益并非社会的黏合剂。

西方自由主义在突出个人利益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性。强大社会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在向社会的各阶层提供道德力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保守政党一旦掌权,也不惜动用政权的力量重塑社会道德。

 

反腐主体牵涉法律与社会

中国过去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但因为缺少道德黏合剂,这座利益大厦并不巩固。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甚至是互相敌视。同样的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党、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

如果执政党官员干部的道德衰败不能阻止,如果执政党的道德权威不能复兴,那么即使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执政危机也随时会发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要成立专门组织来预防腐败。

根据中共《党章》,共产党应当是社会的先进分子,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如果社会的这个部门腐败了,那么整体社会就不存在任何凝聚力。要整治腐败和复兴执政党的道德权威,就首先必须治党。

但是,整治党内腐败就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很多年来,尽管出台了很多反腐败的举措,但过于重视腐败的“内部消化”,就是在执政党内部加以解决。

例如,党政官员出现了腐败,往往是先党内处理,后移交给国家法律。

再者,党内处理往往占有相当长的时间,而法律处理则是往往是“短、平、快”。这种方式应当加以改变。其社会效果就是党站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党的纪律的附庸。

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一对矛盾:党一方面反腐败,但另一方面党似乎也能充当腐败的保护伞。如果一旦发现党政官员的腐败,法律就能马上介入,情况就会不同。这样做,既有利于法治建设,也帮助人们的法治观念的确立。

“内部消化”也不利于社会的参与。今日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冷漠和无能为力是社会没有有效的参与机制的产物。官员的腐败并非一天两天之内造成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例表明,这些官员的腐败是有很长的历史的。

正是“内部消化”机制使得这些腐败官员照样“带病上岗”,照样官运亨通。如果让社会来参与,就很容易防止这种情况。让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另外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

相反,如果社会对腐败持续感觉到无能为力,那么一旦演变成为人民的力量,社会和执政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关系。

要重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力量,就必须走出目前主要依靠“内部消化”的格局。反腐败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内。党内纪律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部消化”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反腐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应当再三强调的是,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反腐败,更重要的是道德重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10/9)

2007年10月2日星期二

十七大与中共的发展方向(郑永年)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总统制国家的总统选举。因此,每当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人们热切关注着围绕党代表大会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党代表大会所引出的人事变化。

人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期望已久,早就开始从各方面的新政策动议和重要人事变动来观察十七大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权力从江泽民班子移交到胡锦涛班子。当时外界对江泽民的关切多于对胡锦涛,因为人们顾虑的是中共权力能否顺利移交的问题,并且当时即使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班子也大多由江泽民而非胡锦涛本人来主导。

只有到了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以说一个真正的胡锦涛时代才来临。人们对胡温的新政已经熟知。在过去的五年中,新领导层已经推出了诸多新政策。

人们在胡锦涛今年6月份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可以体会到,十七大要对这些新政策作系统化的陈述。但人事方面就不一样了。胡温新政推行已经多年,取得相当大成就,但同时离社会大众的普遍期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新政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强大抵触。十七大能否组成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进新政很自然是人们所关切的。

其实,这也吻合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即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此外,这次高层人士安排也涉及到五年后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权力移交问题。胡锦涛领导班子能否选择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体也是人们关切的热点。

就是说,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不过,在“人”与“事”之间,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对“事”显示出超乎异常的关怀。各种新的政策就属于“事”的范畴。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期间,不管谁来掌权,都要面临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中国国内这些年的发展动态来说,社会各阶层关切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仅仅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社会正义。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有的阶层利益反而受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共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双方之间的争论在近年趋向激烈。

双方间的争论表面上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制定上,但双方背后的关切则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

前些时间围绕着有关中国是否应当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的争论,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关切。

从深层次看,人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关切,并不是如很多人所说的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且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就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已经发展了1200万新党员。到2006年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经达到360万。大约有42万个企业组织成立了党的组织。

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的组织。很多年来,海内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性发展的是党组织。

除了党组织,中国还没有任何其它组织可以覆盖和渗透整个国家的所有重要部门和结构。中共新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年轻,教育程度也较高。到2006年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总党员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

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益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与资本家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

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

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第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党的开放性,表明中国政治的开放性。较之毛泽东时代,当代中国政治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并且开放性的程度还在逐渐提高。而党的可持续发展就依赖于这种开放性。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但是除了开放性,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决定于党的政治公正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从各社会阶层中录用党员,这些都表明党的开放性。但这并不能表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可以在党内得到同样的体现和保护。

一些社会群体对党的发展方向的担忧在于,在现实面,不同的社会利益在党内的实现程度很不相同。新兴社会阶层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能量来影响党的政策,但弱势群体又怎样呢?

就是说,即使在党内,各社会群体在利益聚合、表达和实现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

世界政党史的发展也表明,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努力追求在党内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达成体制内的妥协。但是在实现政治正义方面,这个不断开放的政治体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要保证基本政治正义,就要从制度层面实现党内民主,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公平聚合、表达和实现。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年10月2日)

2007年9月25日星期二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郑永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呈现高涨趋势,体现在各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抗议运动中,包括由北约轰炸中国在前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反日浪潮等。

在海外,中国新崛起的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高速经济发展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同时很多人也相信,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主义正在很快成为中国执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来源。

貼者補充:作者上段寫的過於簡略,把民族主義歸于經濟崛起是不充分的,也是有待以後補充的。例如、日本的政治學家們似乎有所經歷的把中國的民族主義歸咎于中國政府的愛國主義教育和政治宣傳。也就是說,刻意地塑造這裡作者指出的“中國執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識形態”的結果;屬於自上而下的宣傳結果,而非自下而上的經濟崛起導致的自豪感的產生,是相反的、性質不同的兩种作用。

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及过程中日本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这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和相关机构政策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经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越深,就越难以回答民族主义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族性在哪里?

换句话说,中国民族主义正在高涨,但其载体是什么?人们所看到的是,随着快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来越没有其民族性。

貼者補充:作者沒有提出此處中國民族主義、哪怕是民族主義的定義是遺憾的。而在此基礎上提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載體”,給讀者的概念似乎更加模糊。我就說說我自己對此文的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身有其來源於民族性(民族特性,包含本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結構諸方面的特性)的思想基礎和根源,而作者所說的載體,即此處的思想基礎和根源:涵蓋本民族的諸多特性。但必須指出的是,包容了漢族與五十五個少數民族的中國(中華)民族是不存在的,這裡作者指的大概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特性,或者説是漢族的民族性(這裡就體現出沒有中國民族主義明確定義的缺憾了)。

此文的主旨在於提出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的缺失,作者認爲其具體體現是載體的缺失。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国以外

所有民族主义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更早时候开始的文艺复兴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更是把近代民族主义推到了极端,变成了种族优越主义。

在东方的日本,民族主义变成了军国主义。在历史上,民族主义既扮演了其积极的角色,如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专制政体向民主自由的转型,但极端的民族主义则给世界带来了大灾难。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共识,今后也不会有。

但不管怎样,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讨论其他地区,看看中国周边国家就可以明了这一点。日本是一个最热衷于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民族。日本成为最发达的国家和其向他国学习分不开,但谁也否认不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深层民族性。

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进口,但日本对此珍惜万分,保存得比中国本身还要好,并且视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在韩国的街头很难找到进口的外国车。这并不是政府禁止人们使用外国车,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自觉。

韩国人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韩国化解金融危机的同时把很多条件强加于韩国。韩国人自发地捐款帮助国家渡过危机,留给世界很深的印象。

貼者補充:關於儒家文化是否等於中國的民族文化值得商榷,暫且不論。“所有民族主義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這句話理論上是正確的。但作者在舉例所指的法德日韓的民族性時卻沒有對這些民族性給出明確的、基於本文主旨“載體”的解釋;僅僅從個別事例得出這些國家民族性的存在,而沒有給出這些國家的民族性及其載體到底是什麽。可能是由於篇幅限制吧!

实际上,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等国家,传统儒家文化或者广义的中国文化都要比中国本身保存得好。当然,这些国家把传统文化视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后,加以精心的发展。

貼者補充:雖然從字面上難以明確,但相信作者著意在(包括外來的)傳統文化保存和本土化(結合自己民族進行改進和創新的本民族化)方面,給出重視文化吸收和保護的例證。從后文看,作者是想闡述中國缺失傳統文化這一民族性載體的原因,包括政府和民間對傳統文化重視態度的對此。但此處卻沒有給出相應的對照和呼應;可能是源於篇幅限制,但不失爲遺憾。

回到中国本身,就经常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了。中国人的反日、反美情绪经常高涨,但却热衷于日美制造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倍感愤慨,但很多单位或者个人又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很多国人热衷于和周边国家争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但又不好好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

貼者補充:這段文字有點讓人摸不着頭腦。例如,“個人”如何去“毀壞”日本侵華歷史遺跡?例如,沒有對反日、反美的具體剖析,卻又去對比熱衷日美商品;難道是“反美反日”與“愛美愛日”的迷惑?著實讓我難以理解。

 

缺乏传统,现代性便失去基础

如果到世界各国走一圈,就很容易发现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很多国家强调创新,但也同样强调保存传统。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但西方世界也同时是保护传统的典范。  

貼者補充:此處作者是想通過西方國家的例子來得出“傳統與現代”不矛盾的結論。

在西方,现代性在传统基础上延伸,因为没有了传统,现代性也就失去了基础。但在中国呢?现代性往往表现在对传统的毁灭,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其虚无性。

貼者補充:現代是傳統的延伸,這在西方國家是成立的,也是現實。但在中國事否可以將此作爲一種邏輯呢?我的回答是不盡然,因爲中國的現代性是外引的,不是内生的;是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是非常時期導入的,而非和平時期消化吸收的;否定前者而引進後者,是斷裂的,而非連續的。這種現代性本身不存在充分的傳統基礎,也沒有一定意義上的連續性。在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邏輯是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從西方國家的現象和進程看,傳統與現代是不矛盾的,而且是兼帶創新,將傳統的事物進行演進而符合時代發展,也現代化了。這種過程似乎作者疏忽了,而中國的現象來看,似乎也是因爲這種創新和演進的缺乏,導致兩者對立而不兼容,相互否定。究其原因乃是政治和經濟、乃至受其影響的文化斷層導致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正在以加速度毁灭中国的民族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的大楼和越来越宽的街道,但往往既找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也看不到地方风味。除了一些商业味道浓厚的所谓的传统建筑,人们实在感觉不到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年前,北京市政府率先设计了王府井步行街。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跟着学。但这些步行街除了商业味道一样浓重外,很少有表现中国民族特色的甚至是地方特色的。

北京市为了2008年奥运会大规模地改造旧城,拆除传统四合院,导致了外界一片谴责声音。实际上,在以现代化为名,大规模毁坏传统建筑方面,所有其他中国城市都差不了多少,“拆”字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通行证。

貼者補充:上三段是政治和經濟導致的傳統特色的缺失。這是從建築這一載體為例,在表象上描述了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發展導致的否定傳統、肯定現代。

但可能是強調自己的論點,作者也忽視了一些保護傳統文化建築的方面,雖然只是少數。

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场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也早已经成为各种所谓的后现代艺术的最大试验场。

在一些官员和商人的眼中,传统是不值几个钱的。要知道,对老百姓来说,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对这些建筑有文化认同感。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并不存在着抽象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从他们所知道的人和物中延伸出去的。官员和商人在毁坏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同时,也毁灭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性。

官商结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大破坏?商人唯利是图还好理解。那么官员呢?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中国特色”,“保护民族文化”,甚至“复兴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也一直在鼓动“精神文明建设”。但是一到实际政策层面,一些官员为什么又背道而驰呢?很简单,和商人一样,中国的各级官员大多以钱为本,没有民族主义情怀,表现为虚无的爱国主义。

他们天天对人民讲爱国主义,但对他们来说,“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了。一些官员对老百姓自觉组织起来保护传统的行为不以为然,甚至经常把此视为是“非法的”(如果被认为是对政治稳定不利)。

貼者補充:作者從商、官、以及官商三方面批評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涵蓋了經濟發展、政治和意識形態、以及官僚統治等諸方面。從某种意義上來講,這是對從上而下進行破壞傳統文化的一種批評;而從微觀層面來講,則是對官商二者對於傳統文化的淡漠和忽視的指責;當然,另一方面也顯現出當今中國社會“老百姓”的缺失,而這也是政治造成的。

對於商人的唯利是圖這個定性值得商榷,尚且、歸根結底還是“官民”的矛盾。

这就是很多中国人所面临的爱国困境。爱国的定义权在官方,而很多官员的行为和一般老百姓所理解的“爱国”则是相背的。

貼者補充:愛國困境是一個很好的提法,根本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從西方國家而言,由於民間的參與(老百姓的存在)和來自政治的支持(至少政府不加干涉),整個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展是漸進的、帶有連續性的,而且從整體上來說沒有消極因素。而在中國,老百姓的缺失其實來講就是民族的缺失,如果存在民族性的話,所體現出來的也僅僅是“官僚民族”的特性吧。

近现代国家必须建设基于自身民族性之上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国家的意识基础。从国际的经验看,成功的民族主义建设都非常强调内部文化的保存和建设,强调现代性中的民族特色,强调人民对自己民族文化载体的认同和情怀。

这是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但当把民族主义置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上来建设时(如往日的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消极的,也往往是非理性的。

中国正处于一个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民族主义必然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但如果官商主导的大规模毁灭民族文化载体的所谓“现代化建设”不能阻,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出现虚无化。透射到国际事务上,虚无化的民族主义既没有内部制度的强力支撑,更可能会表现为非理性。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25)

 


 

貼者認爲,外界理解的中國的民族主義,例如表現出來的反美、反日,從根本上講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基於民族性的民族主義,而是一種對於“被欺”進行“反抗”的情感性行爲,一種人類共有的情感行爲;其道德基礎是牢固的。這可能是清末以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也是未曾改變也可能無法改變的維持相當長時間的思維和道德基礎。

至於作者提到的所謂反日反美與喜愛日美商品並存的看似矛盾的現象上看,中國缺少的不僅是載體,還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非僅僅是無奈的憤怒性的反抗。

但正如作者沒有給出民族主義、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定義一樣,其實民族主義在大衆當中沒有確切的概念,也沒有明確的認識,更不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行爲。也許是作者在愛國困境中提到的,“定義權在官方”的結果。

另外,現實的來説,中國的民族文化在如此大的一個間隔過後,尚未真正恢復起來、甚至是建立起來。學術界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當然言論自由和發言平臺也需要得到有效的保證,但歸根結底,文化是大衆的,是老百姓的,如何將民族文化堅實地確立和傳承開來,離開人民大衆的參與是行不通的。而人民的參與又需要些什麽,這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2007年9月18日星期二

相互依存状态下的中国国际环境(郑永年)

毫无疑问,快速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整合到整个世界体系。中国不仅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并且在这些组织内部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用学术的话语说,今天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

相互依存关系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笔者多次论证,正是互相依存关系的出现才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很难对中国实行类似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那样的围堵和遏制政策。

正因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有机部分,那么要围堵中国就会有非常巨大的代价。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国际环境都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可以高枕无忧了。正相反。当西方很难围堵中国的同时,西方也同样可以充分利用相互依存关系来改变中国,就是说,西方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个机会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


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

相互依存状态尽管要求同处世界体系的各个国家用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摩擦和冲突,然而意识形态仍然扮演着很大的作用。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至少在西方的政治人物看来)还处于西方的对立面。

特别应当指出和强调的是,改变中国仍然是西方对华外交的重要议程之一。尽管西方各国就具体对华政策来说不见得能够达成共识,但他们的大趋向具有相当的一致性。

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西方各国都抱相当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拥有核力量的中国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

改革开放既能促动中国的内部变革,也可以使得中国的内部发展变得更加透明化。在这个认知基础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逐渐形成了鼓励中国加入世界体系的对华政策。

这一政策尤其反映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形成的“接触中国”政策上。欧盟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也顺从这个路线。西方政治人物以及社会曾理想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使中国成为"和我们类似"的国家,即一个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国家。

然而中国并没有顺着西方所希望的路线走。中国一方面成功地和世界接轨,成为全体经济体的重要一员,另一方面并没有全盘走西方的政治路线。

在政治上,中国似乎成功地抵御住西方“和平”演变的努力,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随着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增加迅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政府因势利导,确定了“走出去”的大战略。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开始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经验。


“中国制造”变成政治问题

中国发展的这种局面是西方未曾预料到的。当他们意识到中国在软、硬力量上对西方构成全方位的竞争关系时,就开始反思既往的中国政策,制定新的策略来促动中国的内部变革。

近年来,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几乎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人物对中国的一个基本共识,同时它也成为西方制定对中国政策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中国“不确定性”概念一方面承认中国崛起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也论证要促使中国内部变革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西方世界就要努力来影响中国的内部发展,使得中国往西方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方面,九十年代就开始出现“围堵”中国的概念,但当时美国人要“围堵”的是中国的崛起,认为只要美国方法得当,中国的崛起是可以被遏制的。

到今天,美国“围堵”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要“消化”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包括美国、日本和澳洲正在营造的亚洲版“小北约”都是这个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开始发现他们必须充分利用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相互依存状态来促成中国的内部变革。既然中国是因为开放而崛起,依靠和西方世界的接轨而崛起,并且中国经济事实上也高度依赖于和西方世界的贸易关联,那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关联来对中国施加变革的压力呢?

这也就是最近在美国和欧洲搞得纷纷扰扰的“中国制造”问题。尽管中国的一些产品的确有问题,但政治人物和媒体则要全力抓住这个机会。这样,贸易和民主、人权、环保、奥运会等等方面结合了起来。

在西方政治人物的眼中,中国的每一种经济产品都可以看出其政治含义。极端者甚至天真地相信,因为中国政府主要是依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向人民提供经济福利而获取合法性,如果利用贸易等经济手段促成中国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的内部变革就会产生巨大的动力。

中国对高度政治化的贸易问题理当采取理性的态度,并且必须利用这种压力来改善生产的政策环境,促成中国的产业和产品质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在过去的20年间,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分工基本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的地位很难轻易动摇。只要中国能够改进质量,西方国家很难重新拾起已经转移出去的制造业。而转移到其他国家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必须正视这种因为相互依存状态而产生的国际压力。改变中国之梦不仅存在于西方政界和社会,而且也存在于西方商界,甚至和中国有大量经济交往的商界。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资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盈利,另一方面是以自己的方式改变政治社会环境(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当西方政界、商界和社会在改变中国的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的时候,中国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当然,最好的应付方式是中国采取主动,加紧探索政治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新制度。只有制度牢靠了,西方的压力才不会造成巨大的内部影响。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18)

2007年9月11日星期二

中国和西方进入互不确定的时代(郑永年)

尽管经济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相互依存,但从各个迹象来看,双方之间也正在进入一个互不确定时代。相互依存表示双方同处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各国之间的经济边界越来越具有模糊性,在一国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很容易对另一国产生直接的影响。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减少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易成本,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但是,相互依存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必然带有消极的结果。这就是双方之间的互不确定性。

互不确定表示双方之间很难确定和消化由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所带来的政治和战略影响。


西方忧虑中国军事现代化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中国不确定论”已经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管有些西方人怀疑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可持续的,大多数人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事实。这是确定的一面。

但一些人感到不能确定的是,尽管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已经接纳了中国,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体系的有机部分,但这个体系能否有效地制衡中国的经济行为呢?

在早期,西方世界接纳中国进入他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认为只要中国进入了这个体系,中国的行为就会改变。但现在他们感觉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行为是很难根据西方的期望而得到改变的。

在政治和战略上,西方的“中国不确定性”更严重。在政治上,西方原本期望中国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政治也会随之变化。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即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但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中国在经济市场化方面几乎比其他很多国家要走得远,但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受到经济市场化的很大的冲击。中国领导人不断调整管治社会之道,有效地消化着经济社会巨变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并且在努力寻求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

最令西方感觉沮丧的是,从邓小平以来的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公开否决在中国实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可能性。

令西方感觉最不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后果。在历史上,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挑战既存世界权力格局,因为崛起中的大国往往会把其经济力量通过军事现代化转化成为军事力量。

西方对这方面的关切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一直就没有中断过,并且越来越甚。尽管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自己的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决心,但西方对中国战略的担忧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西方对中国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大。


中国从未忽视西方的压力

那么,中国对西方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尽管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张扬西方的不确定性,中国对西方实际上也同样感觉到不确定性。中国对西方的不确定性在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都是存在着的。

在经济层面,中国原本以为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会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压力。但现实并非这样。西方往往利用国际组织向中国施加直接的压力。

尽管中国领导人这些年来为落实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倾尽全力,但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理会中国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世界往往动不动使用政治手段来向中国施加压力,把经济贸易问题和民主、人权、环保等等联系起来,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再者,中国“走出去”战略刚刚起步,就遇到了西方世界的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有甚者,西方世界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贸易关系多加干预,把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提升到复杂的战略竞争关系。

这无形之中给中国的外部经济关系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在政治上,中国对西方从来就没有信任过。甚至可以说,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对西方世界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企图从来就没有轻视过。

但最近几年,中国显然感觉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正在加大其改变中国的努力。美国不仅使用武力在一些国家强行推行民主政治,而且也在很多国家制造了“颜色革命”,利用当地社会矛盾推翻现政权,建立亲美政府。

中国感觉到,西方“颜色革命”的范围也包括中国。中国的有关部门已经公开表明,很多地方发生的维权运动往往和境外政治势力有关。

最近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中国在政治上感受到的外在压力正在遽然增加。西方试图利用类似奥运会这样的机会来促动中国内部政治的变化。这一点上,西方和中国之间,大家似乎心照不宣。


“小北约”正快速调整战略

在战略上,中国对西方的不确定性更加一层,所感受的压力更加直接。在这方面主要是美国、日本和澳洲为轴心的所谓的亚洲“小北约”。

中国领导人不断表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并且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机制的出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具有现实性的。但是中国并不会因为西方的担忧而放弃或者放慢国防现代化。并且因为台湾问题,中国必须加快军事现代化,这样才能从最坏处着想,阻止台湾的正式独立。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亚洲“小北约”正在快速调整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来遏制中国或者“消化”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不确定性。并且,美日等国也正在加紧拉拢中国的近邻,如印度和越南,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加入美日阵营,一起来应付中国。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所有这些互相不确定性方面并不是很容易能够消除的。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这些互不确定性会继续存在。并且因为其他很多新的不确定因素的出现,现有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继续增加。

幸运的是,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这些不确定性发生在相互依存状态之下,是同一个结构下的摩擦和冲突。正因为在同一个结构下,双方都有意愿来正视这些不确定性,通过各种机制来减少不确定性。

因此,如何在维持和强化相互依存状态的前提下,来解决互不确定性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11)

2007年9月4日星期二

中国当依靠社会力量反腐败(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6月1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要把反腐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标本兼治。最近以来,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深。可以相信,十七大以后,反腐败会是中共高层重要政治议程之一。

实际上,反腐败一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所有中共领导人和政府都非常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这并不难理解。

这么多年的反腐败不能说是不力。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官员因为各种腐败而被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所惩罚,但腐败官员似乎是前赴后继。

中国领导层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反腐败力度越大,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官员卷入腐败。腐败的广度和深度随着反腐败的力度而提升。

这并不是说反腐败导致腐败,而是一方面意味着腐败已经深入到党的机体,另一方面表明要对到目前为止的反腐败举措进行反思,为什么这些举措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改革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反腐败的这种困难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和有关方面反腐败的指导理论有关联。正如中共高层历来所强调的,反腐败的确是政治改革的重要议程,就是说只有通过政治改革,反腐败才能取得成效。但在实际层面,反腐败往往是和政治改革脱节的。

笔者一直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必须从执政党及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变革中来展开。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改革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这些年来,不能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变化。例如基层民主的推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系统权力的加强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等等,都促使着国家与社会关系,从而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但是,这些方面的变革在政治改革的议程中所占的分量并不大。

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焦点和轴心一直在体制内部的调整和变化。表现在反腐败上,有关方面强调的是体制内反腐败、在体制内部制约腐败,而对利用社会力量反腐败、利用外部力量制约内部腐败强调得不够,甚至对外部力量心有余悸。

体制内反腐败不可说不力。到目前为止,政府方面已经出台了无数的法律、法规。党内也是这样,各种纪律、条规和各种文件不计其数。

最近这几年,针对第一把手腐败问题,中央有关方面正在推行党委会常任制的试点。此外,中央巡视制度也正在推进。相信所有这些新举措如果不能完全消除腐败,也能够对腐败起到不同程度上的制约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内部反腐败有其固有的局限性。

就拿第一把手腐败问题来说。顾名思义,第一把手就是一个部门或者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者。迄今,如何制衡第一把手的权力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更何况反第一把手的腐败问题。

如果第一把手是单个的个人还好处理一些,问题是第一把手往往并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体。就是说反腐败面临的是围绕着第一把手的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反腐败?


集团性的腐败掩盖信息

自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各地的腐败越来越具有集团性质,例如早些年的湛江和宁波。最近的上海陈良宇案,尽管多数干部还是好的,但在陈良宇周边也聚集了不少官员,可以说是一个腐败的小集体。

在面临集体腐败时,上级政府必须付出巨大无比的信息成本。反腐败首先要得到腐败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从何而来?尽管中国建立了很多内部信息管道,但当集体腐败时,内部信息管道的有效性就成为问题。

因为任何一个腐败的集体必然能够有效地隐瞒信息,甚至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当集体腐败时,这个腐败集体必然拼命抵制上级权力机关的干预。

在远华案,因为官商结合,中央有关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突破口。在处理陈良宇案过程中,中央派出了庞大的队伍,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精力,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人们在庆幸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是否也应当计算一下反腐败的高额成本呢?如果很多地方都存在着集体腐败,那么中央如何反腐败呢?即使能反,但是否是可以持续的呢?

反腐败因此必须引入外部社会力量。外部社会力量的引入可以制衡腐败的发生。在谈论外部力量反腐败时,一些人担心的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很多社会力量也同样是腐败的,甚至是更为腐败。

如果外部力量也是腐败的,那么如何利用它们来制衡内部的腐败呢?主张外部反腐败并不是说,只要是外部力量就是正面的,就不会腐败。

外部力量之所以可以用以制约腐败,其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如果反腐败只局限于内部,因为内部人数较少,腐败者就很容易操纵其环境。但如果外部力量介入反腐败,环境就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变得非常复杂,腐败者就很难操纵其环境,至少操纵环境的成本就会变得很高。

其次,外部力量并不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会造成一种互相制衡的局面。很难有一个外部力量能够操纵其他所有相关的力量。

第三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得上级部门的信息成本会大大减低。如果让人民掌握各级官员的信息,那么上级有关部门就很容易得到信息。没有任何一位腐败官员或者集体能够操纵所有人民或者贿赂所有人民。

如果查看一下各个腐败案例,不难看出,任何一个腐败案例,一些或者很多社会成员早就在上级发现腐败案前就拥有信息。只不过是上级有关部门没有管道得到这样的社会信息或者这些信息无法达到上级部门罢了。

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媒体是人民拥有和传达信息的有效管道,但在中国人民没有这样的管道。当然,媒体也是会腐败的。正因为这样,媒体之间也必须是通过竞争得到相互制衡的。

有效的反腐败因此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在体制内反腐败进行了那么多年而其成效并不理想的情况下,就必须加大引入体制外力量的力度。

实际上,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强调要通过人民的参与来反腐败。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并没有真正从体制上来保证人民的参与,外部力量反腐败流于概念层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反腐败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因为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证人民的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的反腐败取决于一种新型的以及民主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政府和人民关系的确立。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09/04)

2007年8月28日星期二

对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一个体察(郑永年)

围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中国“军队国家化”最近成了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海外,有人认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军队的国家化。

在中国国内,有关方面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外界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种种说法视为是敌对势力把解放军西化、分化的努力。

军队国家化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新奇,在中国存在了数十年,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长期存在。原因很简单,在任何国家,军队都是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军队与政治的关系怎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

从学理上来说,人们不仅要看看一般意义上的军队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也要看中国军队有怎样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又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厘清党国军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理解的是政党、国家和军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政府(通常也是国家的代表)是由政党来组织的。正是因为政府是由政党来组织的,执政党对军队必然产生影响。

即使在民主国家,尽管宪法规定军队为国家所有,但这并不表明政党对军队就没有任何影响。

以美国为例。共和党执政时期共和党对军队的影响要多一些;同样,民主党执政期间,民主党对军队的影响就要多一些。

这种情况表明对军队、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光作理论上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要作行为层面的解释。

当然,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党是通过掌握国家机器而取得对军队的合法影响权的。但不管以何种方式,政党对军队是有影响甚至控制权的。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远较西方发达国家复杂。军队在新国家建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军队往往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力量。

实际上,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军队国家化的本质性问题是文人政府能否控制得住军队。在很多国家,文人政府往往控制不了军队,一旦当文人政府和军队发生矛盾的时候,经常被军人政变所推翻,被军人政府所取代。

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军人政府已经是习以为常。军人政府也经常出现在后发展的民主化国家,例如亚洲的泰国和巴基斯坦等。


长期以来“以党立国”

在西方,军队本属于国家,早先属于君主,后来属于民选政府。政党和军队的关系没有像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包括在内)那样复杂。

英国的军队到现代为止还被称为皇家军队。从君主政权演变到民主政体,政党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军队的作用微乎其微。

其他西方国家有不同的经验,但军队和政党的关系也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有机体。这也决定了政党和军队同属于国家,并且两者是可以相对分离的。(当然,如上所述,政党可以通过执政对军队产生影响。)

同西方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控制要远远有效得多。要理解共产党和军队的关系,人们既要理解历史上的原因,也要认识到这种体制的政治优势。

从历史上看,自清皇朝解体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党立国”的很长历史阶段,而军队又是“以党立国”的主导力量。

这体现在毛泽东总结出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经典论述上。这也决定了共产党及其军队与其所建立的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


保证文人政府控制军队

目前甚至可以说,既然共产党是执政党,军队国家化在经验层面来说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很显然,政府是由共产党来组织的。

再者,从现实经验来看,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具有很大的政治优势,那就是这个体制保证了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

在中国,尽管军队是国家的缔造者,建国后军队也一直在国家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并没有出现过军人政府或者文人屈从于军人的状况,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军人干政而出现的政治动荡问题。这应当说和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有效领导机制直接相关。

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本质还是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加强文人政府控制军队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具有数十年的军事生涯,和军队具有一种有机关系。他们在世时,人们并不担心文人政府对军队的领导。

但在老一代革命家过去之后,中国的文人政府仍然有能力掌控对军队的领导权吗?这是外界一直所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针对新的情况,中国领导层在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实行党的总书记也同时是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三合一”制度。

同时,军人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间开始淡出。在政治局常委层面,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军人的面孔。随着军人职业化建设的推进,军人的政治色彩实际上已经大大减低。

在法律层面,九十年代后期通过了《国防法》。这个法律的政治意义就是把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法律化,从而为“依法治军”提供了法律根据。

回到“军队国家化”与“民主化”的问题。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困难或者民主制度的不稳定,问题不在于政党及其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而在于政党及其文人政府对军队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使得军队有能力干预政治。

没有充分证据说明一个国家在文人政府控制军队的情况下,民主化就很难发生。在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把中国的民主化理解成为现存体制的民主化,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把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视为是民主化的障碍。

从民主化比较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意义上的军队国家化并不是民主化的前提,而往往是民主化的一个结果。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8/28)

2007年8月21日星期二

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郑永年)

近来不断有欧洲同仁问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思维,那样行为,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欧洲同仁的担心主要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些方面的行为越来越倾向于(至少在他们看来)美国化。

中国国际行为的美国化一方面表明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政治话语面临边缘化的可能。欧洲感到它们的国际政治话语和美国不一样,但较之美国的国际关系话语,欧洲的话语对中国显然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一些国家看来,中美两大国如果能够和平相处当然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果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利益过于重合,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两大国就能主导国际局势,从而使得很多国家的国际利益边缘化。

从欧洲等国家的利益出发来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如果再能深入一步,从中国的利益出来反思这个问题,意义更为深刻。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确需要至少考量(如果不是回答)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涉及到中国要在内部改革和外部外交方面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也因此是一个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大国的问题。


眼光只盯住一两个强国
 
中国思维的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后发展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盯住一个或者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向这些国家学习。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在向像美国那样的大国学习,而且也在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学习。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应当说是中国全面向国际社会学习的结果。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验对中国人思维变化的影响是最大的。有很多因素促成中国思维的美国化。

在冷战以后,中美关系涉及到中国诸多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和中日关系等等。因为是重中之重,有关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同时,美国各方面对中国的美国研究也有很大的投入。美国招收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因为美国资金的充裕,吸收了大量的中国顶尖人才,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也在社会科学方面。

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有关方面更是对两国关系有关的各种项目进行多种形式的直接投资。种种因素促使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在以往二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国别研究来说,美国研究在中国是最为先进的。

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例。像北大、人大和复旦等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大学,它们的重心都是美国研究。尽管国际关系的研究也涉及到其他国家,但轴心就是美国研究。

美国研究得到最多的资金和最好的人才。很自然,美国国际关系话语也成为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话语。这种现象在其他学科也同样存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比较开放的学科。政治学还没有那样开放,但一旦开放也同样会这样。


需要思维的主体性

美国在很多方面主导着当今世界的社会科学。学习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学习美国社会科学不等于思维的美国化。

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像。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

思维的美国化在政策领域可能带来更为消极的后果。实际上,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观察到的,中国的政策话语已经带有很浓重的美国色彩。

中国内部改革的很多方面深受美国的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

在政策层面,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本身的影响。中国在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产业化和各种变相的私有化,要比美国更为急进。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方面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没有实现,但在中国则得以实践。

有人说,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诸多负面结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关方面才开始在政策层面加以纠正。

同样担忧的是美国思维在外交方面所能产生的后果。一旦中国外交思维美国化,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犯和美国同样的错误?

美国在强大的同时,也建立了美国霸权话语。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最好的一例。在美国霸权那里,国与国之间除了无限制的力量竞争之外,别无其他。这种美国思维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把最多的资源和最好的人才放在前苏联等一些大国的研究上。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很少投入对小国家(美国认为是小国)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对手和敌人,开始作大量的投入开始对中国的研究。直到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政府才开始重视“小国”的研究,包括中东和非洲等。

应当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学术界,尤其是私立大学,研究者们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小国家”的研究,但很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没有被有关部门导入政策研究方向。

在这方面,中国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美国现象”。如上所说,在大国外交的影响下,大国研究尤其是美国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的研究核心。

如同美国,中国也同样忽视对“小国”的研究。周边外交在很多年里名义上也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中国政府也严肃提出“睦邻外交”政策。但细想一下,有多少人在研究周边国家呢?

中国也在积极推进“走出去”的政策,中国的利益已经到达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各个角落,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在政策领域,有关方面多是依赖外交官来研究相关国家,提供相关国家的信息。但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交决策,是远远不够。

这些年来,在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在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经常发生一些人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应当说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不够、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不够周到有关。

研究美国或者其他大国非常重要,但如果对大国的研究演变成了思维的美国化,如果对大国的研究导致了对其他小国的忽视,那么并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

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不仅要学美国成功的经验,更要吸取美国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教训。美国的霸权话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已经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

中国正在崛起,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内政和外交的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8/21)

2007年8月16日星期四

加强政治领导权中共要出政治家(郑永年)

特注:本文由于本人回国未能及时从联合早报获得,又因某种原因,现在该文在该报网站又未曾登出; 后通过日期(专栏为周二,即8月7日)等特征从其他当日或其后获得该文的网站上寻得后补上。但毕竟未经原出处获得,若读者保留一定的怀疑也是情有可原。如发现错误,敬请不吝赐教。


 

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仅要执政,而且要领导。从学理来说,执政指的是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而领导权则指的是基于软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力量,党要领导国家各方面的发展。

一个强大的政党应当是强统治权和强领导权,并且领导权应当强于统治权。有了强领导权,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就会退居次要地位。

中国历史上有“霸道”和“王道”之区分,指的就是统治权和领导权不同管治方式。

笔者曾论述中共强统治权、弱领导权的现实情况(见5月8日本栏)。如何在维持强大的统治权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则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和挑战。因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共两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不可避免包括这两个方面。

意识形态或者广义的文化建设当属于软力量领域。组织尽管倾向于属于硬力量范畴,但如何来组织党本身则又是属于软力量范畴。

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党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笔者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创新党的理论,二是如何在组织人事方面强调政治家的培养和录用。

 

党理论家不应局限眼前利益

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达到可持续执政的目标,党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状态。

传统意识形态尽管从书面上还有效,但并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得到创新,很难解释新的社会经济情况,更难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没有现实性。这样,就出现诸多负面的结果。

没有意识形态引导党政官员,后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约。执政党一直在强调法治建设,这些年来对党政官员使用法律法规管治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表现在反腐败方面。但是法律更多的是用来追究结果,即腐败行为,并不能真正引导党政官员走正确的路。

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德治”仍然不可缺少。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

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

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

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

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显现出来,这样就使得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会处于一个紧张状态。

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党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

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

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等理念。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

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像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

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

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

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

 

政治家能治国因来自民众

在组织人事方面,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培养和录用政治家了。本栏上周已经讨论到执政党官僚化的问题。官僚化的最为负面的结果就是使得执政党缺乏政治家。

任何执政党都是通过政治运作来管治国家的,既然党政干部成了官僚,政治运作就经常成为问题。很多年来,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但是一旦领导干部成了官僚,“讲政治”就无从谈起。一个国家既要官僚,也要政治家,两者缺一不可。

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治国,是因为他们来自民众,了解社会基层的需求,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和大方向。执政党因此一方面要强化政治家的培养,要建设执政党和民众的有机联系,用组织和制度来保障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

执政党也可以开放政治过程,录用社会人才进入管理层,甚至领导层。政治家可以来自党内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律师、民营企业家、教师和各种民间团体。

他们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执政权应当向这些社会精英开放。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录用,他们就可以成为执政党的财富。反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走向反面。

在这方面,中共已经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任命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各部部长。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要推动党的重建,还远远不够。如果执政党强调的是领导权,那么就应当开放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不论是本党人才,还是社会人才。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党是国家的创立者。因为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国家管理体制正也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自身的转型。只有通过党本身的转型,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使得党的领导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持续。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8/7)

2007年8月15日星期三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是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的定调。在政治改革方面,讲话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这和总理温家宝早先在各个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

正如胡锦涛所说,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所强调的。客观看来,渐进改革与民主化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显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自胡锦涛执政以来,这个重点被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

党内民主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个庞大的体系,党内民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

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乡村选举和协商民主那样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党的问题,就无法得以展开和深入。

只有到了对党的转型这个根本问题有了理性的认识,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会有可能。

 

执政需要广泛社会基础

从学理上说,多党制在中国是否现实是个问题。再者,即使能够实现,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个问号。

另外,在现存结构内进行转型改革,当然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现实性。

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创新,都在这个构架内。如果说前者过于理想,后者则往往导致改革创新不足。逐步调整有它的价值,有利于稳定,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实际上,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

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

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

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的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

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并且也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性。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建立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性——而非阶层性。

 

要防止党的官僚化

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获取管治社会的权力。

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地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

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

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

很多第三世界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有效的教训和经验。

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则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

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

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就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为转型提供方法。

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的制度性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8/14)

2007年7月31日星期二

国际责任关系着中国崛起(郑永年)

  从毛泽东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中国开始了寻求现代国家崛起之路。直到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后,中国人感觉到了自己的国家真正在崛起。

  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和过去20多年间的全球化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融为一体的过程。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也随着全球化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中国首先加入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表明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来说,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构成了它们内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也经常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对象。

  同时,各方面也感觉到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在发生质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尽管早期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遏制和围堵中国崛起的企图,但到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些国家因此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体系中能够承担大国责任的重要一员。

 

责任何在,各国看法不同

  另一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和西方并不友好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美国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这也就是近来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责任声音崛起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各方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很不相同,从代表西方世界价值观的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人权和民主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反对霸权、公正国际秩序等等,一应俱有。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外交政策话语已经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调整。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层强调的是“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是要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集中发展国内的经济社会。

  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不在国际社会“当头”和“称霸”。“韬光养晦”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内部的发展对外界构成不了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到江泽民时代,随着中国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内部发展开始对外界产生影响。

  同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担忧,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步其他大国崛起的后尘,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冲击。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表明中国领导层要以和平方式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明因为全球化等新因素的出现,中国已经具备了和平崛起的途径。后因为国际社会对“崛起”一词的不同理解,中国又用较为低调的“和平发展”概念取代之。

  应当说,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强调的还是中国本身的发展不会对世界既存权力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这个概念很少涉及到甚至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中国要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的问题。

  本世纪初以来,在胡锦涛时代,“和谐世界”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话语的主轴。尽管“和谐世界”是“和谐社会”的外部延伸,但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领导层开始考量中国要在世界上尽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

  同时,这一概念也是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不同期望的回应。“和谐世界”即回应西方国家,也回应发展中国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大国在履行所谓的国际责任的时候,往往用冲突的方式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显然表明中国想寻求一条不同的道理。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谐世界”的概念强调的则是通过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来达成社会的和谐,意在造就世界的和谐。

 

责任承担须与能力相协调

  从聚焦于内部建设到意识到履行国际责任,这表明中国的外交话语正在转型。但是,中国要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中国的实际能力应当是相协调的。

  实际上,较之西方老牌国家,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还相当低。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数个世纪,或好或坏,这些国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

  尽管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代结束后,这些国家不能像从前那样主宰世界,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世界影响力了。相反,主要西方国家在用更为巧妙的方式主导着今天的世界。

  从“主权国家”话语到后主权时代的“人道干预”话语,西方世界在全球的影响力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

  相比之下,中国的影响刚刚开始“走出去”,并且中国没有能力也不想重复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在履行国际责任的道路上,中国刚刚起步。

  但中国所面临的特殊情形在于:刚刚起步就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从外部原因看,如上所说,一方面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高度期待。

  无论是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大多还是一种期望,并不是一种现实。

  但内部原因也不可忽视。过去很多年间,中国内部各方面对中国的崛起大讲特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到了外交领域,尤其体现在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中。

  崛起讲多了,人们对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期待就飞涨,压力也接踵而至。但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实际上并不具备外界所期待的能力,来履行其国际责任。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是其外部影响力,而外部影响力的主要标志又是该大国能否履行国际责任。中国是否崛起,主要看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国际责任。

  很显然,在崛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后,现在应当是少讲些崛起,多讲些责任的时候了。如果光讲崛起,不讲责任,那么就会对外在世界产生不确定感。

  如果有了外部影响力,但不清楚要履行怎样的责任及如何履行责任,也不是大国的标志。

  同样重要的是,讲责任也要量力而行。如同崛起讲过头了,就要引出外界过高的期待;责任讲过头了,实际上又履行不了,也同样会产生负面效果。

  如何在外部崛起和国际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个问题在今后很长时间是中国国际政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7/31)

2007年7月24日星期二

中国要确立外交政策国际话语权(郑永年)

  近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把中国视为是一个像早期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式的崛起中的大国。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就要拼命寻找中国崛起对西方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含义。一旦中国的外交被视为是对西方构成竞争或者威胁,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被政治化,尽管在很多方面,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或者竞争并不真实,而仅仅是一些人的感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人物、社会名人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努力把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尤其是中国与苏丹的关系,同明年的奥运会联系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和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冲突具有必然性,并且冲突不仅会表现在物质层面,也会表现在价值体系上。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在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之间的竞争,而价值层面则表现在资本的国际运行所隐含着的价值。

 

“走出去”反映中国的经济力量

  中国和西方之间在价值面的冲突在早期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对西方世界实行“请进来”和“接轨”政策。顾名思义,这些政策意味着中国在接受现存国际秩序的同时,认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但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实行“走出去”外交政策。“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国际战略,而更多的是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力量的提升必然导致其外在影响力的增加。在现代国际社会,经济实力仍然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但如果没有一套能够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价值体系,就很难构成自身的软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简单地说,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硬力量的“走出去”,需要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软力量来论证其合理性。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惜和西方对抗,在构造软力量方面不遗余力。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至少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一种软力量,当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是接受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专注于内部的发展,对外实行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政策。在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体系融合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再强调自身的国际价值体系,更不用说是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他国之上了。前些年,当西方一些人炒热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显然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看来,拒绝“北京共识”具有先见之明。

  尽管中国没有任何理性来从事诸如“北京共识”那样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东西,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走出去”,中国外交所包含着的价值观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就是说中国必须确立自己外交政策的国际话语。

 

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全球化状态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表明自身的外交政策话语并不等于要干预他国的内政。各国主权国家之间通过互动而导致本身或者他国的内部变化,这不能说是干预内政。中国本身就是在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互动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行为。

  不能说,中国没有注意到构造自己的外交话语。很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努力阐述“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话语,并且在获得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和平崛起”话语已经远远不够。“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本身的行为而言的,说明中国本身为什么要融入世界体系。当然,这一话语也表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愿意承担大国的责任。但是,这个话语很难论证中国的“走出去”及其在“走出去”过程中为什么会和西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价值层面。

  在政策层面,中国外交强调不干预和互惠性,但实际上,中国的国际行为是体现自身的价值体系的。例如在非洲政策上,中国就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把重点放在当地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上。

  西方国家早期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试图发展当地社会的民主,实现人权。但在发展中国家独立过程中或者独立以后,西方国家便开始强调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在一部分。民主话语俨然成为了西方国家软力量的主体。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并不成功。

  二战以后,西方在亚非拉国家实行了很多民主试验,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但这并没有终结西方国家的民主使命感,使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促使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仍然是西方使命的一部分。这样,民主与人权往往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系上,也表现在以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难免同西方发生摩擦

  中国的行为显然和西方不一样。如同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一些政治价值作为前提条件。中国这样做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理性。在中国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为,都和经济社会的落后有很大的关联。

  那么,中国是否构成和西方的竞争?很多人在考量构造中国软力量时,总是把中国放在和西方竞争的位置上。中国和西方的确有竞争的一面。如果中国需要自己的外交政策话语,那么就必须和西方的行为区别开来。这就是竞争面。但另一方面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尤其从长远来看。

  中国本身并没有否认包括民主自由的西方价值的合理性,而更多的是强调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适合中国,而不适合的主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和西方社会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主要领导人)开始认同具有普世性的民主自由等首先在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政治价值。

  同样,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也没有理由否认西方价值的合理性。中国强调的是民主自由等这些价值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基础,即使民主发生了,也不见得能够是和平的和可持续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同西方的摩擦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尽管摩擦和冲突具有物质基础,但很多冲突的发生大多是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价值观层面的冲突往往又是因为双方有效沟通的缺失。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的产生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必须在结合了中国本身的经验,在和外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

  在确立自己的外交话语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排除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如果目标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中国的外交话语必须是参与和开放式的。西方所走过的单向面的、意在把自身价值观强加给他国的路已经证明为行不通。参与和开放式的外交话语即符合中国本身发展经验,也迎合全球化这一大趋势。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7/24)

2007年7月17日星期二

面对国际社会中国须有明确话语(郑永年)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外部压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内部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这个说法在当今社会还是真理。

  历史上许许多多政权,就是因为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导致解体。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造现行的政治体制,使之不仅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要强化现行政治体制的能力,来继续引导或者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后一点,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党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党往往通过选举而得到统治权,就是说选票是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但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民众提供福利和服务来取得合法性的。

  中共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更新自身的执政能力。这显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此外,尽管很多年来中共采取了很多反腐败措施,但是党政干部中间的腐败依然严重。如果腐败不能得到遏制,共产党的实际执政能力及其内外合法性基础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有改革路线图压力会小得多

  如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也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没有体制上的革新,腐败难以根除。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应当说已经有足够的共识。

  外面的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这里又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经过数十年的开放政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上的重要一环。一旦中国内部出了问题,全球经济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

  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政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在促进了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和外在世界整合与相互依赖。

  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国政治朝着它们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来,西方流行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就反映了资本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关切。

  外在的压力也表现在欧美领导层的变化上。在美国,如果民主党上台,其对华关系的重点必然会转移到贸易,并且会把人权、民主和贸易联系起来。

  但即使共和党继续执政,美国政府也不会忽视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因为中国缺少美国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经济贸易甚至战略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

  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环保、人权和民主在这些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会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体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西方国家相信他们有能力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内部的主要成员国中,中国似乎是唯一不是民主化的大国。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不时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满,但俄罗斯毕竟已经民主化。俄罗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质。

  这种情况对中国显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如何应付可能来自于民主化国家个别的或者是集体的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中国会是个挑战。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没有政治改革,在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在机构改革、法制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只不过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西方世界所定义的那种。

  西方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不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自身的“话语权”,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加以理解的“话语”。

  这说明,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政治改革“话语”。中国至少必须说明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改革对中国最终的民主化是相关的。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法制建设,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中国不仅要发展民主,更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础。

 

须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无论内外部,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解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政治发展的路线图。所谓的路线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类似孙中山先生从前所强调过的政治发展阶段论。

  当然,现在时代变了,不可再去重复孙中山的阶段论。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呈现这样一个路线图,那么各方面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理解会容易得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也会小得多。

  因为中国是发展中的民主,这样一张路线图并非不可能。笔者在各个场合强调,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

  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从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经济改革是主体改革。

  在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中国也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过社会和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

  在第二个阶段,社会改革成为了主体改革。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已经逐渐成为主体改革。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而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

  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很难推行得下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改革一直会是中国的主体改革。在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会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政治民主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个逻辑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

  中国也实在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民主和西方的不同,就是说,没有必要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上没有两个民主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民主都是具有国家特色的。中国如果最终发展出了民主,也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但中国要强调的是西方和中国处于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实现需要时间,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基础。

  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并不是为了应付外在的压力,而是为了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政治改革不可避免,那么就必须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远视和前景。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经济改革后,现在的确需要确立一个政治改革的路线图了。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7/17)

2007年7月10日星期二

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郑永年)

  不久前,中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再次把中国推向了国际媒体的焦点。“黑奴”和“奴隶”等在中国媒体上已经久违了的词汇,成为境外很多媒体描述这种令人发指事件的常用词。

  这件事情如此严重,马上就受到中国领导高层的高度重视,指示有关方面全力解决。之后,一些人也提出地方领导高层是否对此负责的问题。

  每当一件重大事情发生,领导层先表示关注,最终可能找到几个人来担负行政或者其他什么责任。这似乎已经成为近年来较为固定的中国政治行为模式。

  但如同对待其他很多事件一样,这次对山西“黑窑”事件,各界再次表现出没有制度反省的能力。事情一发生,大家的聚焦点总是落在个人层面,忘了找制度上的原因,也因此很快时过境迁,等待着下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

 

没有从制度上追究责任

  黑窑事件固然表现得很特殊,但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次,只不过是有很多类似的事情还没有被人发现罢了。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总让人惊讶。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前些年的“非典”(沙斯)事件、河南群体性“爱之病”感染事件、每况愈下的各地矿难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它们背后可以说都具有同样的制度原因。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寻找原因,不在制度层面来追究责任,那么就很难阻止这样的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说“黑窑”和“黑奴”是国家制度不健全的产物,那么也只有通过国家制度建设才能把如窑工那样的人民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

  “奴隶”这个词经常被用来表述传统社会状态下(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成员和其所属组织的关系。这是一种人生依附关系,主人或者组织可以随意支配其所管辖成员。

  为什么传统社会下会产生奴隶?因素有很多,但从政治制度上说,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形态下,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存在着,但权力是被各地方组织所瓜分的。

  在中国也一样。在传统中国社会,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之说,但皇权根本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人民是被地方政权所统治的。

  正因为这样,近代以来的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共产主义革命,其关键词都是“解放”。就是要把人从非人道的制度下解放出来。革命就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

  尽管在新的国家制度下,组织也不可避免,但组织成员和组织的关系并非人身依附关系。任何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国民,受国家权力保护,享受国家权力之下的公民权。

  当然,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类别和程度是不同的。但即使是享受最低限度自由的人民所面临的环境和传统社会下的奴隶状态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民主之下灾情难再隐瞒

  在中国,从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的目标也是解放人。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的构架。

  之所以说它是现代国家制度,是因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国家权力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人。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时代的“解放生产力”,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再到当代领导层的“以人为本”,人越来越占据国家建设的核心地位。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意在解放人、为人服务的制度,还会不断发生人奴役人的现象?从政治上说,关键在于缺少民主。

  民主的缺失是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弱化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中国,很多人担心民主会削弱国家权力,但事实上恰恰相反。

  印度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Amartya Sen)曾经说过,像中国大跃进期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即使在印度那样的贫穷民主国家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其灾害的程度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导致那么多人死亡。

  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下,没有一个地方性政权或者组织能够隐瞒灾难。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山西黑窑现象。

 

中央集权须有人民基础

  山西“黑窑”和全国其他类似事件发生,是具有制度上的原因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中国的体制名义上高度集权,但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则是被成千上万个高度地方化的政权和组织所瓜分的。

  既然中央权力被那么多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瓜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中国经常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实际上,有些情形甚至比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成员尚且可以自救,但地方专制政权或者组织往往阻碍人民的自救行为。

  国家权力为什么会弱化?情况很复杂,但原因则是非常简单,那就是国家权力一味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而没有有效的机制把社会或者人民的力量转化成为国家力量。

  一味地依赖于国家政权本身表明经常把国家与社会、政府和人民区分甚至对立开来。权力往往只能在政府内部流动,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都是政权内部的事情。

  很多专家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制根深蒂固的弊端就是其内部的脆弱性。往日“非典”,河南爱之病,今天的山西黑窑事件中,这些都反映了体制内部脆弱性。

  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如何集权?关键在于民主。民主并非只是选举体制的确立那样简单。概括地说,民主就是要增加国家各项制度中的人民性,就是说让人民来参与国家制度,分享国家权力。

  只有当人民的权力转化成为了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有了人民这个基础,中央集权才有可能。这个辩证法不是很多人都能认识到的。

 

美国政府用信息管治社会

  有效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包括政策透明、政治责任和信息流通自由等等。

  这里姑且举信息流通自由为例来说明为什么人民的参与是有效中央集权的保障。在这一点上,最早也是最有效的论说就是美国《联邦党人》。

  《联邦党人》认为,要达致有效的管治,就不能让信息集中在各州政府。信息必须集中在联邦政府。但这并不是说,联邦政府可以垄断信息,在联邦层面进行黑箱操作。相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新闻自由,让信息分散在人民中间。

  当人民掌握信息时,就没有人可以垄断信息了。而联邦政府正是依靠来自人民的各方面的信息来管治社会。换句话说,信息集中化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信息的分散化。

  通过人民掌握信息来达致中央集权,这对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大国来说尤其重要。很显然,如果信息被成千上万地方政权或者组织所控制,那么中央权力必然被虚化。

  无疑,中国也在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中学到了教训,开始进行新型的国家制度建设了。

  这里可以举《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例。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突发事件的应对问题提出一项立法草案,其中对新闻媒体的角色做出规定,要求媒体不得违反规定擅自发布相关消息和发布虚假消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罚款5万至10万元人民币。

  但最近在全国人大对此草案进行二审时,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同时也删除了地方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

  应当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不能把人民从地方化了的政权和组织解放出来,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就无从谈起。而如果人民不能享受公民权,那么中央集权就会空中楼阁,更不用说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了。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7/10)

2007年7月3日星期二

中共须要转变为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郑永年)

最近在海外政策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否是可以持续的?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领导着世界上最大人口的国家,现在也管理着可以对世界经济起到深远影响的经济体。提出这个问题的政策轰动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外界各方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没有能够生存下来,就是说因为这些共产党无能应付社会经济的变革而失去了政权。那么中共是否会步其后尘呢?

第二,中共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正是这个成功也带给中共巨大的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甚的社会群体事件本身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就是说群体事件是必然的。但是有迹象表明中共在消化社会群体事件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第三,在其他很多国家,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政治结构也随之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多党政治。各种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或者其他政治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而各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达成社会利益的妥协。但中国显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共并没有把政治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历史上,经常有现存政党的消失,也有新政党的产生。任何政党如果要求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不断改革自己。

中共尽管有些变化,但非常有限。中共能否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是个不确定数。

 

统一的权威形成主体性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们既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论证一个政党可以持续发展,也可以找到同样多的理由来论证其不可持续性。

要理解中共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需要考量的是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目前人们对中共的认识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偏差。

中共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从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的方法来理解中共,但很显然,中共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很不相同。

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是多党制,任何政党代表的是一部分的利益,所谓“党派”也。“党”的原意指的是人口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政党的开放性。如果政党的目标是掌握政权,那么就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时,人民有权利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喜欢政党A,那么就可以转而选择政党B或者C等等。

这个政治过程就为政党提供了制度机制,迫使其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的利益。

在中国,尽管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治团体存在,但本质上是一党执政,因为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必须通过中共确定的政治过程而参与政治。中共的主体性不言自明。

中共的这种主体性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并没有改变,也不太可能改变。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本身的生存发展因素,更是因为这种主体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近代政党概念。

和近代政党比较相近的概念就是“朋党”。但“朋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并没有任何合法性。历代历朝都出现打击“朋党”的事件。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

中国文化喜欢一个统一的权威。这个统一的权威传统上是皇帝,现在是组织,就是党。人民从前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现在则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党的领导集体。

中国老百姓对皇帝的认同是如何转化成为对政党的认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中国老百姓中间对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是很显然的。

中国深厚传统文化阻止了政党变化成为一个西方式政党。但另一方面,政党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其和过去的皇朝制度区别开来。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相似。

 

须建设利益协调机制

皇朝制度是一个封闭的制度,是“家天下”。但政党则是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必须向各个社会集团和利益开放。

就中共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具有一个开放型政党的特点。实际上,中共面临开放的压力并不比西方政党来得弱。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

在西方,不同的利益可以找到不同的政党。但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必须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

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前些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很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须要代表不同社会利益这样一种现实的认知。

在“三个代表”的背后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代表不同社会利益也表明中共自身必须具有开放性,就是说要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于同一个政治过程之中。

中共党员成分变化也能说明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

正是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过程,党内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要把那么多的利益表达和聚合于一个政治过程之中并不容易。没有一个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体制内的冲突不可避免。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进入这个政治过程并不是同步的,那么就要预防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如果先进入者操纵了这个政治过程,那么政治公平就无从谈起。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很显然的,那就是,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但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一个政党越开放,就越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很显然的,那就是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开放的政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2007年6月26日星期二

中国干部管理制度有待改善(郑永年)

 

  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根主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和世界上大多数政党不同,中共一直把自身界定为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政党,就是说党要引导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沿着党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

  党的使命表达于党的路线和政策上,而实现党的使命的则是党的干部。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使命从毛泽东时代的“继续革命”转变成为经济建设。邓小平就此提出干部“四化”标准,录用了大量具有能力从事经济建设的干部。

  党管干部制度保证了这个转型的成功。从胡耀邦主政的1980年代到江泽民主政的1990年代,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可以说是技术型人才(或者说技术官僚)。

  很多年来,党管干部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近年来,这个制度的发展似乎呈现出加速度现象,高层不断推出干部管理条例。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意在干部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科学化。但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作了不少努力,干部管理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当不科学的地方,甚至是严重的弊端。

 

需要发挥作用的政治官员

  党管干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拔干部,二是管理干部。这两方面往往是同一个过程。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政体尤其是民主政体相比较,中共的特殊性主要有二。

  其一就是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根本没有界限。在西方国家,政府公务人员至少在原则上秉持“政治中立”原则,其目标就是政策执行和政策执行的效率。

  管理公务员的条规非常多和详细,如教育水平、退休年龄、工作经验等等。

  除了“政治中立”这一点外,中国在公务员制度方面学得非常快,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好的经验。但中国的制度却没有类似于西方的政治官员,而中国实际上是需要政治官员的。

  新的政策的产生和执行都需要政治官员。在没有产生政治官员制度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把公务员当作政治官员使用。

  或者说,中国是用产生和管理公务员的方法来产生和管理政治官员。可惜的是,公务员制度实际上是产生不了政治官员的。公务员制度有太多的量化限制。

 

目前选拔制度自上而下

  即使一些公务员通过政治任命转变成为了政治官员,但其行为仍然是公务员的那种,而非人们所期待的政治官员的行为。

  随着中共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为执政党,越来越需要政治官员。无论是体系创新还是社会的需要,都不是干部管理条例中所能规定下来的。

  选拔制度也同样存在着弊端。中共的选拔制度也在变化过程中,近年来逐渐引入一些民主因素。但选拔制度总体说来还是自上而下的。

  在民主国家,无论是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大都是由选举产生,而选举是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人民所选举的官员必须向人民负责,需要真实的成绩。

  尽管选举制度也会有弊端的存在,但选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纠正机制。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的,不能对人民负责的官员最终会因为选举制度的存在而被淘汰。

  中国的选拔制度自上而下,就是说上级领导个人或者领导集体选择下级干部。这个制度因素就决定了被选拔的官员必须对上负责,而没有制度性的因素诱导其向下对人民负责。

  因为管理和控制干部的需要,所选拔的官员也必须加以频繁的“交流”。“干部交流”制度背后有很大的理性,但这个制度的负面效果就是官员更不需要对人民负责。

  “卖官”和“买官”这种供求关系的出现不能说和干部交流制度没有关联。同时,干部也需向人民“作秀”,搞大量的政绩工程。表面上看是发展型政府,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但实际上往往成为掠夺型政府,向地方人民掠夺财富。

  官员往往不用对政绩工程负责,因为搞政绩工程的原初目标就是为了向更具利益的地方调动。

  现行的干部选拔和管理制度如果不加以纠正,就会导致党内的政治垄断。拿年龄限制来说。越到高层,干部的人口基数就越小。

  在任何社会,政治精英都会是少数。但是在中国,因为年龄限制的因素,也是因为没有政治官员制度,这个少数必然和年龄联系起来。

  简单地说,在西方,这个少数既可以包括年长者,也可以包括年少者。但在中国,这个少数必然是年长者。

 

数亿人口只有几百人可选

  从长远说来,现行制度会导致执政党的保守性,并且容易和人民与社会脱节。试想一下,每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总统的竞争,那么又有多少合格的中共党员有可能被选拔为党的领导人呢?非常少。

  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下,能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最多可能是数百人。我们可以假定这数百人都是顶尖的人才,但从数百人中选拔出来的领导人和从数亿人口中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是不可比拟的。不管这数百人是多么优秀,人们还是会相信从数亿人口中选举出来的人才。

  数百人和数亿人的基数差异不仅仅是人才的质量问题,更是领导人合法性基础问题。政治领袖如果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成为大问题。

  那么,如何来纠正现行干部管理制度中的弊端,使之更为科学化呢?两个因素不可或缺。一是把公务员制度和政治官员制度区分开来。在公务员制度之外,必须建立一套选拔和管理政治官员的制度。

  一些适用于公务员制度的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等等并不见得也适用于政治官员制度。用选择公务员的制度规定不可能产生政治官员。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官员的产生也要逐渐从选拔制度转型到选举制度。

  在现阶段,大多数地方,政治官员的产生是选拔和选举的结合。尽管一些地方近年来也在强调自下而上的选举,但选拔还是主要的。

  选举制度的确立必然扩大所选择领导人的人口基数,因此是其群众基础。发展选举制度因此必须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6/26)

2007年6月19日星期二

美国对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前景(郑永年)

 

  战略性贸易指的是国家把对外贸易放到其国际战略中来考量,根据其国际战略利益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纯粹市场意义上的贸易并不包含战略利益,国际贸易活动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你卖我买”,或者“你买我卖”。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所需要考量的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和利益。

  战略性贸易则往往把贸易利益和国家的国际战略利益联系起来,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甚至超过对其贸易利益的考量。归根结底,贸易可能只是达到其战略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自主权国家形成以来,大国之间或者大国集团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或者大国集团总是希望通过贸易来达到其战略目标。

  最为明显的就是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两大集团之间的战略贸易了。当时在两大集团之间很少有实质意义上的贸易,大部分贸易发生在两大集团内部。在集团内部,各国家间实行优惠贸易政策。

 

美难容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这尤其表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为了对付当时的苏联和全球共产主义力量,美国战略性地使用其贸易政策,对其西欧盟友、对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实行非常开放的贸易政策。例如,能够容忍对日本贸易的巨大赤字。而对其敌人,不仅没有自由贸易,而且往往实施经济制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世界霸权。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度现象。应当说,美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没有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的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不会到达现在这个水平。当然,美国这样做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

  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难以估量的。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也在随时随地根据需要来使用武力,但在大国外交中,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是通过其经济力量来维持的。

  也就是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美国保持霸权这一战略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全球化也促成了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的崛起。如何消化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的主要战略考量。

  就中国来说,在经贸层面,美国主要面临两个互相关联的挑战。其一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平衡问题。现实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对战略因素的考虑,那就是美国禁止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消化中国在亚洲地区日渐提高的影响力。

  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因为亚洲经济区域的一体化,亚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自然意味着美国力量的削弱。和早期的美日关系不一样,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差异。

  今天的美国也不像当年那样面临一个类似前苏联那样的战略敌人。这些因素使得美国越来越难以容忍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美国不时地把中国视为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这更使得贸易逆差问题容易政治化。

 

全球化使经济体互相包含

  如何应付中国的挑战?近年来,美国又似乎想回到往日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冷战时期那样,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有两方面组成,美国一方面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实行更大的贸易开放,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在贸易开放方面,美国和本区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有些已经签定了正式协议。但在同中国的贸易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尽管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相关,但一旦贸易保护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就很难找到理性的解决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纠纷越来越多并且经常成为美国政治议题的重要因素。

  但是,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美国的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景并不乐观。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战略性贸易理论适用于传统绝对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已经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在传统主权国家,各国家所拥有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边界及其经济利益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利益和“你”的经济利益的分界相当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有可能,而且也相当有效。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条件下,很难说还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经济体仍然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完全或者绝对主权。

  尽管政治上各国还是主权体,但在经济层面,各经济体之间已经是互相包含和渗透,达到了一种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通常指的是因为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各国可以在国家间的贸易中获得利益。

 

寻找解决贸易问题新机制

  中国和亚洲国家尤其是和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就处于这样一种相互包含和渗透的状态。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传统贸易理论所能解释的。

  这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是通过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根据市场规则配置的结果,并且这种配置往往和主权国家的政府很少发生直接关系,因为配置的主体往往是企业(如跨国公司)本身。

  人们早就观察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和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的发生是同一过程。就是说,只有把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放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逆差中间,才能得到解释。

  中国和美国希望与之实行自由贸易的一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体,已经确立了有机的经济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也势必影响这些国家。

  美国或许可以做,但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考虑到许许多多美国公司本身也已经是中国及其亚洲国家经济体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执行更显得困难,代价很高。

  顾名思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非经济或者政治考量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的战略性考量。

  这也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

  在全球化状态下,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行不通,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要关起门来发展经济已经不可能。如果国家间不可避免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利益,那么就要建立新型的机制来解决开放条件下的经贸冲突。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网》(2007/6/19)

2007年6月12日星期二

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政策(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一段时间里,美国很快确定了其对前苏联的策略,那就是“围堵”政策。美国的围堵政策导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和前苏联阵营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霸超强,其国际战略的矛头马上就对准了中国。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迅速崛起的中国那样能够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挑战了。

  因此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有效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从传统的围堵政策到接触政策再到和平演变政策,美国根据需要不时地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

  但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策略和政策。为什么?

 

世界体系产生结构性变化

  这里的因素当然很多,包括美国持久而无效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的变化。

  结构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近20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引入了新因素。

  也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对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制约了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军事主义倾向性。对中国来说,则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平崛起的有效机制。

  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借助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国家的崛起,而无须再走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 

  主权国家还是今天国际社会的最高权力载体,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中美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学术界所说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会导致美国的警觉和担心,同样美国的军事发展也会给中国造成同样的效果。

  正因为存在着安全困境,美国一直在寻求着围堵中国的有效方法。近年来,美国和其盟友日本、澳洲等国努力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就是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同样,中国加紧国防现代化也是为了防御和反制一切尽可能产生的外在威胁。

  但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美国等国家的围堵政策很难发挥其在冷战时期所发生过的效应。美国要围堵中国,就需要其他一些国家的通力合作。但这种合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显得相当困难。

  就以日本和澳洲为例。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和美国合作与结盟,但它们本身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深化,并且很多年来这两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较之中国对这两国的依赖度大得多。

  与之相比,亚洲的其他中小国家,也就更难和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合作来围堵中国了。

  中国开放的经济已经逐渐造就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相当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对这些中小国家来说,其最大的利益就是从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大国都获得好处。

  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对这些中小国家是最有好处的。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它们很难选择靠向哪一边。

 

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

  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也使得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这和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军事对抗变得非常容易,也非常显性。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大国间的军事力量平衡也不可避免。在东亚更是这样。随着其经济发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呈现必然之势。

  同时,日本也在追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家军事地位和国家的(政治地位)“正常化”。但是因为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不断深化,军事力量相对不容易走到前台。

  这并不是说,军事力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这些国家在考量诉诸于军事力量来应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量到其经济利益。

  这对美国和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如此。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能保证国家的理性决策,但其可以促使国家的决策变得理性一些。

  但另一方面,正如这些年来人们所观察到的,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经济交往越多,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这并不难理解。

  中国方面所担心的就是美国越来越盛的贸易保护主义。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这是令人怀疑的。

  在冷战期间,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容易。实际上,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国家之间(例如北约)的经济贸易往来,要远远多于和非同盟国家的贸易,而且主要的贸易都发生在同盟国家之间。

  在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语境下,美国即使对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不满,也很难关上贸易大门。经济上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游戏,只是相对利益问题,即一个国家可能要比另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迫使中美两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考量到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策略会相互转型

  这些因素制约了美国的中国战略的形成,使得美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战略。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会继续在围堵和交往之间、在军事和经济之间作选择。因为国际政治的规律性因素的作用,加上美国国内的各种力量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在不同时期会向不同方向倾斜。

  这种大局面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具有合作的空间,但也不会出现蜜月。除了台湾问题,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果考量到中美两大国都拥有核武,公开的军事冲突更不可能。)尽管在经贸领域,冲突会不断,但也不致于演变成军事冲突。

  很显然,美国的中国战略往哪个方向倾斜,也受中国的美国战略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很快确定围堵中国的策略,和中国没有走往日苏联的对抗路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型的。相互转型性质既决定了中美关系可操作程度的提高,也表明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6/12)

2007年6月5日星期二

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郑永年)

注:本文在《联合早报》(网络版)的署名为“郑永华”,不管是否是笔名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更改为郑永年是合适的。

 

  最近台海两岸关系发展上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变化来自于大陆对台湾关系的调整、台湾内部的变迁和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等方面。这些变化有可能给两岸关系局势造成一个趋于稳定的结构,主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两岸关系的发展。

  先说大陆的台湾政策变化。这里指的是近年来大陆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胡萝卜”政策。

  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或者说对台独势力确立了“大棒”政策之后,大陆对台湾开始实行软性的“胡萝卜”政策。大陆和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亲民党等确立了正式的互动关系。

 

世界欢迎大陆的开放

  在反分裂法出台之前,台独力量赋予“台湾独立”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各种政治力量自然都想从“台湾独立”的道德话语中获得政治利益,尤其是选举利益。

  尽管反分裂法通过以后台独力量继续努力想把“台独”道德化,但因为反分裂法把“台湾独立”和战争等同起来,台湾岛内的“反分裂”活动也就被赋予了一种道德力量。现在这种道德力量就是通过国民党、亲民党等反对党来体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大陆和国民党之间定期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通过这个论坛,大陆可以说全方位向台湾经济开放。大陆的开放经常被台湾执政者批评为单方面的行为,这些开放政策也因为台湾执政当局的强力抵制,岛内人民并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利益。

  尽管如此,大陆对台湾的开放政策的有效性不可低估。首先是大陆在台湾人民中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陆对台湾的单方面开放有利于台湾,台湾人对这一点应当是非常清楚的。

  实际上,在这方面,台湾很多人看到了香港的例子。香港回归后的经济不景气就是因为大陆对香港的开放政策而得到很快的改变。正是因为经济因素有可能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影响,民进党政府才想方设法来抵制这种开放政策。

  大陆的这种开放政策同时也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大陆想通过经济整合等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世界各国尤其是政治人物和企业界给“开放”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很多场合并不亚于传统的“民主”和“人权”。

  很少有人会理解为什么台湾当局要如此这般抵制大陆的开放政策。国际社会的这种认知应当说非常有利于中国大陆。大陆的这种软性政策,实际上也影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大陆和台湾政策。

 

台湾逐渐失去开放的空间

  从台湾岛内情势来看,乍看似乎没有明显的趋向于稳定的趋势,因为台湾执政当局还在继续用各种方法追求台湾的“法理独立”。最近所谓的“第二共和宪法”努力,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但从深一层来看,稳定因素也在浮现,只不过是浮现得有些荒唐,那就是台湾当局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台独路线正在很快地使得“台独”变得不可持续。

  台湾的成功完全在于其开放性,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如此。开放经济和开放政治也使得台湾尽管在国际社会没有“主权”地位,但赢得了实际层面的国际地位。

  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一员,台湾在很长时间里被国际社会视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同样,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化被视为是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典范。但台湾这些方面的国际声望在台独路线影响下,急剧下降。

  在经济上,为了达到独立目标,台湾的独立势力恨不得和中国大陆切断经济关系。但两岸经贸关系的客观发展实际上虚无了台湾执政当局的能力。台湾方面只能限制,只能拖延两岸经济整合的速度,但不能完全阻止。

  或许一些人会认为,台湾在拒绝中国大陆之后,可以选择对其友好的一些经济体,如美国和日本。这种方法在美苏冷战时期的确发生过,当时经贸关系主要发生在美苏两个同盟内部,而两个同盟之间则没有实质性的经贸关系。

  但问题是,因为全球化和区域化,世界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台湾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即使美国和日本经济离开中国这一链条,其运作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困难,更不用说台湾了。

  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已经远远超越于大陆对台湾的依赖。这种局势的形成和中国大陆政府政策并没有重要的关系,而是经济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实际上,无论在区域经济链条还是在全球经济链条,台湾已经在承受拒绝经济整合的负面后果。

  台湾的政治在近年来也急剧地向封闭性转型。民主政治是一种开放政治,从台湾内部政治来说,这仍然有效。但如果从台湾对外在政治的理解来看,很容易看到其另一类严重的封闭性。

  以台独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成为执政者的主导理念,不惜一切代价来构造台湾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或者是通过“想象”和大陆的对立来达成,或者是通过“想象”和制造族群间的对立来达成,因此具有强烈的封闭性。

  换一个角度来说,台湾政治具有十足的地方性。倾向独立的政治势力具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自以为只要打着“独立”旗号,就可以“得道”了。

  这也就是台湾执政者经常能够一手反对中国大陆,另一手抵抗美国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这种完全不顾外在环境的地方封闭政治很难持续,不管其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

  当然,正因为封闭政治的不可持续性,台湾政治内部也会出现变化因素。变化不仅可以发生在民众对不同党派的选择上,也可发生在执政的民进党内部。

  毕竟对多数台湾老百姓来说,民生问题要远比意识形态重要。政治是少部分人事情,而经济则是大多数人的事情。从长远来说,在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较量中,最后赢得胜利的往往是经济因素。

  封闭必定失败。这一点,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并不难理解。其他一些封闭政权如朝鲜等,在苦苦地在维持政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美日战略目标不再针对台海

  从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来看,最近最具有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美日两国战略目标不再针对台海。

  2005年,中国大陆推出《反分裂国家法》。尽管对中国来说是防御性的,即是为了遏制台湾的独立,而非用于统一。但美日“误读”这一法律,以为中国要对统一问题采取进攻性的手段,因此把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以遏制中国大陆。

  这次美日两国把“台海问题”从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中删除,其中或许有中国大陆持久抗议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把“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的做法实际上助长了台湾独立政治势力的“台独”心理。

  日美共同安全安排主要是为了遏制或者消化中国大陆崛起所能产生的外在影响。这一点仍然没有变,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很难变。但删除“台海问题”也明确表示美日两国不想因为台独力量的独立行为而和中国大陆公开对抗甚至发生冲突。

  较之中国大陆近年来的软性“胡萝卜”政策,台独力量的种种行为显然具有挑衅性。

  所有这些因素的出现或者新发展正逐渐对台独力量构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制约结构。台独力量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消失,在一定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台独的激进化(如一手反中,一手抗美)。但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大陆有能力管理可能由台独力量制造的台海危机,从而使得台海维持一种动态的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