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是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的定调。在政治改革方面，讲话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这和总理温家宝早先在各个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
正如胡锦涛所说，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所强调的。客观看来，渐进改革与民主化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显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自胡锦涛执政以来，这个重点被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
党内民主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个庞大的体系，党内民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
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乡村选举和协商民主那样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党的问题，就无法得以展开和深入。
只有到了对党的转型这个根本问题有了理性的认识，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会有可能。
执政需要广泛社会基础
从学理上说，多党制在中国是否现实是个问题。再者，即使能够实现，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个问号。
另外，在现存结构内进行转型改革，当然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现实性。
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创新，都在这个构架内。如果说前者过于理想，后者则往往导致改革创新不足。逐步调整有它的价值，有利于稳定，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实际上，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
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
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
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的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
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并且也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性。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建立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性——而非阶层性。
要防止党的官僚化
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获取管治社会的权力。
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地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
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
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
很多第三世界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有效的教训和经验。
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则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
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
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就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为转型提供方法。
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的制度性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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