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五一游行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外界对此有过度的解读，一些观察家想把此一事件和中央政府在港澳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可行性联系起来。
任何社会都会不时地产生各种类型的冲突，但冲突发生了，就必须加以重视并对引起冲突的原因加以深刻的分析。尤其是在澳门。
多年来，澳门的管治模式经常被视为比香港更有效。但正因为这次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冲突，人们才开始关注澳门的管治问题。
任何社会冲突发生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想讨论一下经济因素在港澳社会冲突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港澳两地政治经济情况不同，但经济因素本身和因经济因素引起的社会冲突多有类似之处。
自从港澳两地回归中国以来，经济方法可以说是两地管治制度中的主要方法。中央政府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经济方法一方面加强大陆和两地的关系，另一方面改善两地的民生，从而减少甚至消化政治压力，实行有效管治。
反腐为澳门游行的主要诉求
不能说港澳两地特区政府这些年来在发展经济上努力不够。香港回归后几次大游行尽管有各种政治上的因素，但经济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社会运动由民主派所动员和发动，但那么多的市民能够被动员起来，与他们经济地位的恶化有很大的关联。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有理性的判断，因此这些年来在经济上对港澳两地有很大的动作，如“更紧密贸易关系”、“自由行”和“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等。
这些方面很有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香港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改观，社会趋于稳定。这是为什么香港民主派今天的动员力量不如前些年那么强大的主要一个原因。
与香港不同，澳门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但澳门特区政府在发展博彩业、旅游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为什么经济发展良好的情况下，重大社会冲突还是爆发出来呢？这里主要有两个和经济发展非常相关的因素。
首先是经济利益导致管治腐败。在澳门，经济是由特区政府所推动的。在政府决定庞大的公共工程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透明有效的监管制度，腐败不可避免。
政府官员在分配公共工程相关的利益时，必然向自己或者和自己相关的人员倾斜。这种情况在澳门是相当明显的。反腐败是这次澳门五一游行的主要诉求之一。
香港的市场经济、法治和监管制度方面远比澳门发达。像澳门那样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腐败在香港没有也不太可能出现。但香港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情况。这尤其表现在和大陆的经济关系上。
如上所说，大陆努力通过和香港发展经济关系来帮助改善香港的经济状况。但是很多经济贸易项目往往是由各级政府和香港的少数人主导的，利益分配往往向香港的大商家倾斜，中小企业往往得到很少，或者得不到其中的利益。这经常引起中小企业主的不满。
当然大陆和香港的不同经济关系对香港社会不同的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更紧密贸易关系”和“自由行”在香港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不同的，前者所产生的利益分配要比后者集中得多。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因素的出现，即与利益分配不公相联系的社会正义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条件下，社会正义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从这方面来说，香港和澳门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只是全球化和区域化问题的一个折射而已。全球化和区域化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不正义，这几乎已经是个定论。那些有能力主导、有能力参与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社会成员获得巨大的好处，而那些或者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参与全球化区域化的社会成员则成为受害者。
经济停滞管治就出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受害者都是中下层社会群体。全球化和区域化表明主要经济要素在全球或者区域范围内相对自由的流动，但唯一不能流动的就是中下层社会成员。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外来低价劳工以各种不同方式进入港澳社会，和本地中下层社会成员竞争工作。这样，一方面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充当着财富从多数流向少数的经济机制，另一方面又改变着原来有利于本地劳工的就业结构，破坏着原来存在的保护本地劳工利益的各种机制。
这两种力量很容易导致社会的分化，从而导致社会冲突的公开化。很显然，保护劳工利益、限制劳务输入和打击黑工也是澳门五一游行的重要诉求。香港的情况要好一些，但这样的问题在香港也是存在着的。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和经济体中，一旦管治和社会正义出现了问题，社会冲突变得不可避免。并且经济利益问题往往表现出政治性质，就是说以政治人物为主体的各种政治因素就会卷入甚至主导社会冲突或者社会运动。
在澳门，人们观察到，这次游行主要是由代表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组织（如职工民心协进会、职工联盟、清洁员联工和博彩建筑联合自由工会等）和一些政治人物联合行动的产物。
在香港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游行示威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游行示威经常是民主派政治组织及其领袖动员经济状况受到负面影响的中产阶级或者社会下层成员的产物。
如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那么港澳的管治必然要出现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管治就没有问题了。经济发展过程也创造出无数腐败的机会。如果腐败得不到遏制，管治必然出现问题。
同时，经济发展既为社会总体创造财富，但也会导致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的分化，这也同样会导致社会冲突。
在港澳管治模式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经济因素并不足够。特区政府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需要管治制度甚至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香港政府的清廉不仅仅是由于上文所提到的法治健全，也是因为香港有足够的监督政府的反对力量。澳门腐败盛行既和法治不健全有关，也同缺乏来自反对力量的有效监督有关。
对中央政府而言，要帮助港澳改善管治制度，光强调经济因素是不够。从港澳的长远利益来看，政治和经济的并行改革和发展不可或缺。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5/15）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