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干部管理制度有待改善(郑永年)

 

　　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两根主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和世界上大多数政党不同，中共一直把自身界定为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政党，就是说党要引导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沿着党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发展。

　　党的使命表达于党的路线和政策上，而实现党的使命的则是党的干部。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使命从毛泽东时代的“继续革命”转变成为经济建设。邓小平就此提出干部“四化”标准，录用了大量具有能力从事经济建设的干部。

　　党管干部制度保证了这个转型的成功。从胡耀邦主政的1980年代到江泽民主政的1990年代，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可以说是技术型人才（或者说技术官僚）。

　　很多年来，党管干部制度一直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近年来，这个制度的发展似乎呈现出加速度现象，高层不断推出干部管理条例。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意在干部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科学化。但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作了不少努力，干部管理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当不科学的地方，甚至是严重的弊端。

 

需要发挥作用的政治官员

　　党管干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选拔干部，二是管理干部。这两方面往往是同一个过程。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政体尤其是民主政体相比较，中共的特殊性主要有二。

　　其一就是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根本没有界限。在西方国家，政府公务人员至少在原则上秉持“政治中立”原则，其目标就是政策执行和政策执行的效率。

　　管理公务员的条规非常多和详细，如教育水平、退休年龄、工作经验等等。

　　除了“政治中立”这一点外，中国在公务员制度方面学得非常快，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大量好的经验。但中国的制度却没有类似于西方的政治官员，而中国实际上是需要政治官员的。

　　新的政策的产生和执行都需要政治官员。在没有产生政治官员制度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把公务员当作政治官员使用。

　　或者说，中国是用产生和管理公务员的方法来产生和管理政治官员。可惜的是，公务员制度实际上是产生不了政治官员的。公务员制度有太多的量化限制。

 

目前选拔制度自上而下

　　即使一些公务员通过政治任命转变成为了政治官员，但其行为仍然是公务员的那种，而非人们所期待的政治官员的行为。

　　随着中共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为执政党，越来越需要政治官员。无论是体系创新还是社会的需要，都不是干部管理条例中所能规定下来的。

　　选拔制度也同样存在着弊端。中共的选拔制度也在变化过程中，近年来逐渐引入一些民主因素。但选拔制度总体说来还是自上而下的。

　　在民主国家，无论是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大都是由选举产生，而选举是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人民所选举的官员必须向人民负责，需要真实的成绩。

　　尽管选举制度也会有弊端的存在，但选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纠正机制。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欺骗的，不能对人民负责的官员最终会因为选举制度的存在而被淘汰。

　　中国的选拔制度自上而下，就是说上级领导个人或者领导集体选择下级干部。这个制度因素就决定了被选拔的官员必须对上负责，而没有制度性的因素诱导其向下对人民负责。

　　因为管理和控制干部的需要，所选拔的官员也必须加以频繁的“交流”。“干部交流”制度背后有很大的理性，但这个制度的负面效果就是官员更不需要对人民负责。

　　“卖官”和“买官”这种供求关系的出现不能说和干部交流制度没有关联。同时，干部也需向人民“作秀”，搞大量的政绩工程。表面上看是发展型政府，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但实际上往往成为掠夺型政府，向地方人民掠夺财富。

　　官员往往不用对政绩工程负责，因为搞政绩工程的原初目标就是为了向更具利益的地方调动。

　　现行的干部选拔和管理制度如果不加以纠正，就会导致党内的政治垄断。拿年龄限制来说。越到高层，干部的人口基数就越小。

　　在任何社会，政治精英都会是少数。但是在中国，因为年龄限制的因素，也是因为没有政治官员制度，这个少数必然和年龄联系起来。

　　简单地说，在西方，这个少数既可以包括年长者，也可以包括年少者。但在中国，这个少数必然是年长者。

 

数亿人口只有几百人可选

　　从长远说来，现行制度会导致执政党的保守性，并且容易和人民与社会脱节。试想一下，每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总统的竞争，那么又有多少合格的中共党员有可能被选拔为党的领导人呢？非常少。

　　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下，能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最多可能是数百人。我们可以假定这数百人都是顶尖的人才，但从数百人中选拔出来的领导人和从数亿人口中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是不可比拟的。不管这数百人是多么优秀，人们还是会相信从数亿人口中选举出来的人才。

　　数百人和数亿人的基数差异不仅仅是人才的质量问题，更是领导人合法性基础问题。政治领袖如果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会成为大问题。

　　那么，如何来纠正现行干部管理制度中的弊端，使之更为科学化呢？两个因素不可或缺。一是把公务员制度和政治官员制度区分开来。在公务员制度之外，必须建立一套选拔和管理政治官员的制度。

　　一些适用于公务员制度的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等等并不见得也适用于政治官员制度。用选择公务员的制度规定不可能产生政治官员。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官员的产生也要逐渐从选拔制度转型到选举制度。

　　在现阶段，大多数地方，政治官员的产生是选拔和选举的结合。尽管一些地方近年来也在强调自下而上的选举，但选拔还是主要的。

　　选举制度的确立必然扩大所选择领导人的人口基数，因此是其群众基础。发展选举制度因此必须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6/26）

美国对华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前景（郑永年）

 

　　战略性贸易指的是国家把对外贸易放到其国际战略中来考量，根据其国际战略利益来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纯粹市场意义上的贸易并不包含战略利益，国际贸易活动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你卖我买”，或者“你买我卖”。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所需要考量的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和利益。

　　战略性贸易则往往把贸易利益和国家的国际战略利益联系起来，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甚至超过对其贸易利益的考量。归根结底，贸易可能只是达到其战略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自主权国家形成以来，大国之间或者大国集团之间的贸易从来就不是纯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或者大国集团总是希望通过贸易来达到其战略目标。

　　最为明显的就是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两大集团之间的战略贸易了。当时在两大集团之间很少有实质意义上的贸易，大部分贸易发生在两大集团内部。在集团内部，各国家间实行优惠贸易政策。

 

美难容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这尤其表现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上。为了对付当时的苏联和全球共产主义力量，美国战略性地使用其贸易政策，对其西欧盟友、对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实行非常开放的贸易政策。例如，能够容忍对日本贸易的巨大赤字。而对其敌人，不仅没有自由贸易，而且往往实施经济制裁。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唯一的世界霸权。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度现象。应当说，美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没有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的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不会到达现在这个水平。当然，美国这样做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

　　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难以估量的。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也在随时随地根据需要来使用武力，但在大国外交中，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是通过其经济力量来维持的。

　　也就是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美国保持霸权这一战略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全球化也促成了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的崛起。如何消化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的主要战略考量。

　　就中国来说，在经贸层面，美国主要面临两个互相关联的挑战。其一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平衡问题。现实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对战略因素的考虑，那就是美国禁止向中国输出高科技产品。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消化中国在亚洲地区日渐提高的影响力。

　　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因为亚洲经济区域的一体化，亚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扩大自然意味着美国力量的削弱。和早期的美日关系不一样，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差异。

　　今天的美国也不像当年那样面临一个类似前苏联那样的战略敌人。这些因素使得美国越来越难以容忍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美国不时地把中国视为是其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这更使得贸易逆差问题容易政治化。

 

全球化使经济体互相包含

　　如何应付中国的挑战？近年来，美国又似乎想回到往日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如冷战时期那样，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有两方面组成，美国一方面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实行更大的贸易开放，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在贸易开放方面，美国和本区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进行自由贸易谈判，有些已经签定了正式协议。但在同中国的贸易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尽管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相关，但一旦贸易保护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就很难找到理性的解决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纠纷越来越多并且经常成为美国政治议题的重要因素。

　　但是，无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看，美国的这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前景并不乐观。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战略性贸易理论适用于传统绝对主权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已经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贸易关系。

　　在传统主权国家，各国家所拥有的“国民经济体系”的边界及其经济利益是相对固定的。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利益和“你”的经济利益的分界相当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有可能，而且也相当有效。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条件下，很难说还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经济体仍然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完全或者绝对主权。

　　尽管政治上各国还是主权体，但在经济层面，各经济体之间已经是互相包含和渗透，达到了一种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通常指的是因为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各国可以在国家间的贸易中获得利益。

 

寻找解决贸易问题新机制

　　中国和亚洲国家尤其是和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就处于这样一种相互包含和渗透的状态。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传统贸易理论所能解释的。

　　这是一种有机的关系，是通过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根据市场规则配置的结果，并且这种配置往往和主权国家的政府很少发生直接关系，因为配置的主体往往是企业（如跨国公司）本身。

　　人们早就观察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和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的发生是同一过程。就是说，只有把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放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逆差中间，才能得到解释。

　　中国和美国希望与之实行自由贸易的一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体，已经确立了有机的经济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也势必影响这些国家。

　　美国或许可以做，但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考虑到许许多多美国公司本身也已经是中国及其亚洲国家经济体的一部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执行更显得困难，代价很高。

　　顾名思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非经济或者政治考量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的战略性考量。

　　这也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

　　在全球化状态下，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已经行不通，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要关起门来发展经济已经不可能。如果国家间不可避免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利益，那么就要建立新型的机制来解决开放条件下的经贸冲突。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网》(2007/6/19)

为什么美国很难确定其中国政策（郑永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一段时间里，美国很快确定了其对前苏联的策略，那就是“围堵”政策。美国的围堵政策导致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和前苏联阵营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霸超强，其国际战略的矛头马上就对准了中国。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苏联解体之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如迅速崛起的中国那样能够对美国的世界地位构成挑战了。

　　因此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寻求有效的对华战略和政策。从传统的围堵政策到接触政策再到和平演变政策，美国根据需要不时地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

　　但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策略和政策。为什么？

 

世界体系产生结构性变化

　　这里的因素当然很多，包括美国持久而无效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的变化。

　　结构性变化的基础在于近20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引入了新因素。

　　也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给中美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制约。对美国来说，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制约了其在中国问题上的军事主义倾向性。对中国来说，则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和平崛起的有效机制。

　　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借助全球化和区域化来达到国家的崛起，而无须再走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路。 

　　主权国家还是今天国际社会的最高权力载体，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不能完全消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中美两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学术界所说的“安全困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会导致美国的警觉和担心，同样美国的军事发展也会给中国造成同样的效果。

　　正因为存在着安全困境，美国一直在寻求着围堵中国的有效方法。近年来，美国和其盟友日本、澳洲等国努力构造一个亚洲版北约就是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同样，中国加紧国防现代化也是为了防御和反制一切尽可能产生的外在威胁。

　　但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美国等国家的围堵政策很难发挥其在冷战时期所发生过的效应。美国要围堵中国，就需要其他一些国家的通力合作。但这种合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显得相当困难。

　　就以日本和澳洲为例。尽管这两个国家在战略上和美国合作与结盟，但它们本身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深化，并且很多年来这两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较之中国对这两国的依赖度大得多。

　　与之相比，亚洲的其他中小国家，也就更难和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合作来围堵中国了。

　　中国开放的经济已经逐渐造就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相当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对这些中小国家来说，其最大的利益就是从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大国都获得好处。

　　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对这些中小国家是最有好处的。一旦大国之间发生冲突，它们很难选择靠向哪一边。

 

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

　　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也使得大国军事力量隐性化。这和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间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军事对抗变得非常容易，也非常显性。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大国间的军事力量平衡也不可避免。在东亚更是这样。随着其经济发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呈现必然之势。

　　同时，日本也在追求与其经济力量相适应的国家军事地位和国家的（政治地位）“正常化”。但是因为大国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不断深化，军事力量相对不容易走到前台。

　　这并不是说，军事力量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这些国家在考量诉诸于军事力量来应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考量到其经济利益。

　　这对美国和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如此。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能保证国家的理性决策，但其可以促使国家的决策变得理性一些。

　　但另一方面，正如这些年来人们所观察到的，中美之间经济贸易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经济交往越多，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这并不难理解。

　　中国方面所担心的就是美国越来越盛的贸易保护主义。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这是令人怀疑的。

　　在冷战期间，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容易。实际上，冷战时期，西方同盟内部国家之间（例如北约）的经济贸易往来，要远远多于和非同盟国家的贸易，而且主要的贸易都发生在同盟国家之间。

　　在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语境下，美国即使对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不满，也很难关上贸易大门。经济上的博弈往往不是零和游戏，只是相对利益问题，即一个国家可能要比另一个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损害其自身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和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会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和其他许许多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就迫使中美两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考量到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

 

中美之间策略会相互转型

　　这些因素制约了美国的中国战略的形成，使得美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战略。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局面还会继续下去。

　　美国会继续在围堵和交往之间、在军事和经济之间作选择。因为国际政治的规律性因素的作用，加上美国国内的各种力量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在不同时期会向不同方向倾斜。

　　这种大局面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既具有合作的空间，但也不会出现蜜月。除了台湾问题，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果考量到中美两大国都拥有核武，公开的军事冲突更不可能。）尽管在经贸领域，冲突会不断，但也不致于演变成军事冲突。

　　很显然，美国的中国战略往哪个方向倾斜，也受中国的美国战略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很快确定围堵中国的策略，和中国没有走往日苏联的对抗路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型的。相互转型性质既决定了中美关系可操作程度的提高，也表明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的增加。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6/12）

两岸关系中的几个新稳定因素（郑永年）

注：本文在《联合早报》（网络版）的署名为“郑永华”，不管是否是笔名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更改为郑永年是合适的。

 

　　最近台海两岸关系发展上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变化来自于大陆对台湾关系的调整、台湾内部的变迁和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等方面。这些变化有可能给两岸关系局势造成一个趋于稳定的结构，主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两岸关系的发展。

　　先说大陆的台湾政策变化。这里指的是近年来大陆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胡萝卜”政策。

　　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或者说对台独势力确立了“大棒”政策之后，大陆对台湾开始实行软性的“胡萝卜”政策。大陆和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亲民党等确立了正式的互动关系。

 

世界欢迎大陆的开放

　　在反分裂法出台之前，台独力量赋予“台湾独立”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各种政治力量自然都想从“台湾独立”的道德话语中获得政治利益，尤其是选举利益。

　　尽管反分裂法通过以后台独力量继续努力想把“台独”道德化，但因为反分裂法把“台湾独立”和战争等同起来，台湾岛内的“反分裂”活动也就被赋予了一种道德力量。现在这种道德力量就是通过国民党、亲民党等反对党来体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大陆和国民党之间定期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通过这个论坛，大陆可以说全方位向台湾经济开放。大陆的开放经常被台湾执政者批评为单方面的行为，这些开放政策也因为台湾执政当局的强力抵制，岛内人民并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利益。

　　尽管如此，大陆对台湾的开放政策的有效性不可低估。首先是大陆在台湾人民中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陆对台湾的单方面开放有利于台湾，台湾人对这一点应当是非常清楚的。

　　实际上，在这方面，台湾很多人看到了香港的例子。香港回归后的经济不景气就是因为大陆对香港的开放政策而得到很快的改变。正是因为经济因素有可能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影响，民进党政府才想方设法来抵制这种开放政策。

　　大陆的这种开放政策同时也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大陆想通过经济整合等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世界各国尤其是政治人物和企业界给“开放”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很多场合并不亚于传统的“民主”和“人权”。

　　很少有人会理解为什么台湾当局要如此这般抵制大陆的开放政策。国际社会的这种认知应当说非常有利于中国大陆。大陆的这种软性政策，实际上也影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大陆和台湾政策。

 

台湾逐渐失去开放的空间

　　从台湾岛内情势来看，乍看似乎没有明显的趋向于稳定的趋势，因为台湾执政当局还在继续用各种方法追求台湾的“法理独立”。最近所谓的“第二共和宪法”努力，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

　　但从深一层来看，稳定因素也在浮现，只不过是浮现得有些荒唐，那就是台湾当局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台独路线正在很快地使得“台独”变得不可持续。

　　台湾的成功完全在于其开放性，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如此。开放经济和开放政治也使得台湾尽管在国际社会没有“主权”地位，但赢得了实际层面的国际地位。

　　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一员，台湾在很长时间里被国际社会视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同样，在政治上，台湾的民主化被视为是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典范。但台湾这些方面的国际声望在台独路线影响下，急剧下降。

　　在经济上，为了达到独立目标，台湾的独立势力恨不得和中国大陆切断经济关系。但两岸经贸关系的客观发展实际上虚无了台湾执政当局的能力。台湾方面只能限制，只能拖延两岸经济整合的速度，但不能完全阻止。

　　或许一些人会认为，台湾在拒绝中国大陆之后，可以选择对其友好的一些经济体，如美国和日本。这种方法在美苏冷战时期的确发生过，当时经贸关系主要发生在美苏两个同盟内部，而两个同盟之间则没有实质性的经贸关系。

　　但问题是，因为全球化和区域化，世界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台湾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即使美国和日本经济离开中国这一链条，其运作也会出现非常大的困难，更不用说台湾了。

　　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已经远远超越于大陆对台湾的依赖。这种局势的形成和中国大陆政府政策并没有重要的关系，而是经济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实际上，无论在区域经济链条还是在全球经济链条，台湾已经在承受拒绝经济整合的负面后果。

　　台湾的政治在近年来也急剧地向封闭性转型。民主政治是一种开放政治，从台湾内部政治来说，这仍然有效。但如果从台湾对外在政治的理解来看，很容易看到其另一类严重的封闭性。

　　以台独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成为执政者的主导理念，不惜一切代价来构造台湾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或者是通过“想象”和大陆的对立来达成，或者是通过“想象”和制造族群间的对立来达成，因此具有强烈的封闭性。

　　换一个角度来说，台湾政治具有十足的地方性。倾向独立的政治势力具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自以为只要打着“独立”旗号，就可以“得道”了。

　　这也就是台湾执政者经常能够一手反对中国大陆，另一手抵抗美国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这种完全不顾外在环境的地方封闭政治很难持续，不管其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

　　当然，正因为封闭政治的不可持续性，台湾政治内部也会出现变化因素。变化不仅可以发生在民众对不同党派的选择上，也可发生在执政的民进党内部。

　　毕竟对多数台湾老百姓来说，民生问题要远比意识形态重要。政治是少部分人事情，而经济则是大多数人的事情。从长远来说，在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较量中，最后赢得胜利的往往是经济因素。

　　封闭必定失败。这一点，对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并不难理解。其他一些封闭政权如朝鲜等，在苦苦地在维持政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美日战略目标不再针对台海

　　从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来看，最近最具有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美日两国战略目标不再针对台海。

　　2005年，中国大陆推出《反分裂国家法》。尽管对中国来说是防御性的，即是为了遏制台湾的独立，而非用于统一。但美日“误读”这一法律，以为中国要对统一问题采取进攻性的手段，因此把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以遏制中国大陆。

　　这次美日两国把“台海问题”从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中删除，其中或许有中国大陆持久抗议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把“台海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的做法实际上助长了台湾独立政治势力的“台独”心理。

　　日美共同安全安排主要是为了遏制或者消化中国大陆崛起所能产生的外在影响。这一点仍然没有变，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很难变。但删除“台海问题”也明确表示美日两国不想因为台独力量的独立行为而和中国大陆公开对抗甚至发生冲突。

　　较之中国大陆近年来的软性“胡萝卜”政策，台独力量的种种行为显然具有挑衅性。

　　所有这些因素的出现或者新发展正逐渐对台独力量构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制约结构。台独力量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消失，在一定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台独的激进化（如一手反中，一手抗美）。但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大陆有能力管理可能由台独力量制造的台海危机，从而使得台海维持一种动态的稳定。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6/5）

小叙

从一开始上网，我就发现自己成为了联合早报（网络版）的忠实读者。不过，最近却发现其中广告繁杂，从而失去了闲逛的兴趣，仅仅是有选择、有目的的去看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习惯，特别是最近一年中，自己感觉联合早报网只有两个人的文章能够真正吸引我。一位是蔡逸儒先生，另一位是郑永年先生。前者的吸引力在于巧妙的语言与诙谐的修辞，读了笑声不断；而后者，则是不被“风云幻变的时事所左右”，盯住某个领域“炒熟饭”；可能是因为有理论基础，读上去也是点头称是的情形居多。

蔡先生的语言功底真是了得，文字在他的手里简直就是随手拈来，浮云流水；让人联想到数学中的光滑函数(smooth function)，可以一次、两次、甚至无数次地微分。

郑先生则是另一种类型，语言朴素平实。如果没有内容支撑，确实也显示不出多大的阅读兴趣。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讲，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内容的性质特征，才决定了必须用平实无华的语言。我与郑先生没有交往，当然也不知其详细，因而也不能说其文字操纵能力有限；但内容中的大多数，却都是含蓄有深度，而且值得琢磨和深思的。

读联合早报网络版，仅此二者也。

中国的政治发展，对我这样一个在国外求学的人来说，确实是非常关心的。一直居于国内，资讯闭塞，庸俗；而一旦到了国外，发现世界并不是如是所说。如此便自己进行比较探索。有了比较，方可知优劣，有了探索，方可知根底。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先生的文章，给了我很多启迪和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