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一个体察(郑永年)

围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中国“军队国家化”最近成了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海外，有人认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军队的国家化。

在中国国内，有关方面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外界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种种说法视为是敌对势力把解放军西化、分化的努力。

军队国家化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新奇，在中国存在了数十年，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长期存在。原因很简单，在任何国家，军队都是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军队与政治的关系怎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

从学理上来说，人们不仅要看看一般意义上的军队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也要看中国军队有怎样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又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厘清党国军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理解的是政党、国家和军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政府（通常也是国家的代表）是由政党来组织的。正是因为政府是由政党来组织的，执政党对军队必然产生影响。

即使在民主国家，尽管宪法规定军队为国家所有，但这并不表明政党对军队就没有任何影响。

以美国为例。共和党执政时期共和党对军队的影响要多一些；同样，民主党执政期间，民主党对军队的影响就要多一些。

这种情况表明对军队、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光作理论上的解释，更重要的是要作行为层面的解释。

当然，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党是通过掌握国家机器而取得对军队的合法影响权的。但不管以何种方式，政党对军队是有影响甚至控制权的。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远较西方发达国家复杂。军队在新国家建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军队往往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力量。

实际上，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军队国家化的本质性问题是文人政府能否控制得住军队。在很多国家，文人政府往往控制不了军队，一旦当文人政府和军队发生矛盾的时候，经常被军人政变所推翻，被军人政府所取代。

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军人政府已经是习以为常。军人政府也经常出现在后发展的民主化国家，例如亚洲的泰国和巴基斯坦等。


长期以来“以党立国”

在西方，军队本属于国家，早先属于君主，后来属于民选政府。政党和军队的关系没有像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包括在内）那样复杂。

英国的军队到现代为止还被称为皇家军队。从君主政权演变到民主政体，政党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军队的作用微乎其微。

其他西方国家有不同的经验，但军队和政党的关系也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有机体。这也决定了政党和军队同属于国家，并且两者是可以相对分离的。（当然，如上所述，政党可以通过执政对军队产生影响。）

同西方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控制要远远有效得多。要理解共产党和军队的关系，人们既要理解历史上的原因，也要认识到这种体制的政治优势。

从历史上看，自清皇朝解体以后，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党立国”的很长历史阶段，而军队又是“以党立国”的主导力量。

这体现在毛泽东总结出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经典论述上。这也决定了共产党及其军队与其所建立的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


保证文人政府控制军队

目前甚至可以说，既然共产党是执政党，军队国家化在经验层面来说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很显然，政府是由共产党来组织的。

再者，从现实经验来看，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具有很大的政治优势，那就是这个体制保证了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

在中国，尽管军队是国家的缔造者，建国后军队也一直在国家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并没有出现过军人政府或者文人屈从于军人的状况，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于军人干政而出现的政治动荡问题。这应当说和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有效领导机制直接相关。

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本质还是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加强文人政府控制军队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具有数十年的军事生涯，和军队具有一种有机关系。他们在世时，人们并不担心文人政府对军队的领导。

但在老一代革命家过去之后，中国的文人政府仍然有能力掌控对军队的领导权吗？这是外界一直所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针对新的情况，中国领导层在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实行党的总书记也同时是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三合一”制度。

同时，军人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间开始淡出。在政治局常委层面，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军人的面孔。随着军人职业化建设的推进，军人的政治色彩实际上已经大大减低。

在法律层面，九十年代后期通过了《国防法》。这个法律的政治意义就是把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法律化，从而为“依法治军”提供了法律根据。

回到“军队国家化”与“民主化”的问题。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困难或者民主制度的不稳定，问题不在于政党及其政府对军队的控制权，而在于政党及其文人政府对军队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使得军队有能力干预政治。

没有充分证据说明一个国家在文人政府控制军队的情况下，民主化就很难发生。在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把中国的民主化理解成为现存体制的民主化，那么没有任何理由把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视为是民主化的障碍。

从民主化比较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意义上的军队国家化并不是民主化的前提，而往往是民主化的一个结果。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8/28）

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郑永年)

近来不断有欧洲同仁问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思维，那样行为，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欧洲同仁的担心主要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些方面的行为越来越倾向于（至少在他们看来）美国化。

中国国际行为的美国化一方面表明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政治话语面临边缘化的可能。欧洲感到它们的国际政治话语和美国不一样，但较之美国的国际关系话语，欧洲的话语对中国显然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一些国家看来，中美两大国如果能够和平相处当然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果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利益过于重合，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两大国就能主导国际局势，从而使得很多国家的国际利益边缘化。

从欧洲等国家的利益出发来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如果再能深入一步，从中国的利益出来反思这个问题，意义更为深刻。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确需要至少考量（如果不是回答）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涉及到中国要在内部改革和外部外交方面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也因此是一个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大国的问题。


眼光只盯住一两个强国
　
中国思维的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后发展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往往盯住一个或者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向这些国家学习。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在向像美国那样的大国学习，而且也在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学习。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应当说是中国全面向国际社会学习的结果。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验对中国人思维变化的影响是最大的。有很多因素促成中国思维的美国化。

在冷战以后，中美关系涉及到中国诸多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和中日关系等等。因为是重中之重，有关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同时，美国各方面对中国的美国研究也有很大的投入。美国招收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因为美国资金的充裕，吸收了大量的中国顶尖人才，不仅在科学方面，而且也在社会科学方面。

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有关方面更是对两国关系有关的各种项目进行多种形式的直接投资。种种因素促使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在以往二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国别研究来说，美国研究在中国是最为先进的。

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例。像北大、人大和复旦等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大学，它们的重心都是美国研究。尽管国际关系的研究也涉及到其他国家，但轴心就是美国研究。

美国研究得到最多的资金和最好的人才。很自然，美国国际关系话语也成为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话语。这种现象在其他学科也同样存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比较开放的学科。政治学还没有那样开放，但一旦开放也同样会这样。


需要思维的主体性

美国在很多方面主导着当今世界的社会科学。学习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学习美国社会科学不等于思维的美国化。

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像。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

思维的美国化在政策领域可能带来更为消极的后果。实际上，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观察到的，中国的政策话语已经带有很浓重的美国色彩。

中国内部改革的很多方面深受美国的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

在政策层面，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本身的影响。中国在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产业化和各种变相的私有化，要比美国更为急进。

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方面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没有实现，但在中国则得以实践。

有人说，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诸多负面结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关方面才开始在政策层面加以纠正。

同样担忧的是美国思维在外交方面所能产生的后果。一旦中国外交思维美国化，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犯和美国同样的错误？

美国在强大的同时，也建立了美国霸权话语。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最好的一例。在美国霸权那里，国与国之间除了无限制的力量竞争之外，别无其他。这种美国思维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把最多的资源和最好的人才放在前苏联等一些大国的研究上。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很少投入对小国家（美国认为是小国）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对手和敌人，开始作大量的投入开始对中国的研究。直到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政府才开始重视“小国”的研究，包括中东和非洲等。

应当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学术界，尤其是私立大学，研究者们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小国家”的研究，但很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没有被有关部门导入政策研究方向。

在这方面，中国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美国现象”。如上所说，在大国外交的影响下，大国研究尤其是美国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的研究核心。

如同美国，中国也同样忽视对“小国”的研究。周边外交在很多年里名义上也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中国政府也严肃提出“睦邻外交”政策。但细想一下，有多少人在研究周边国家呢？

中国也在积极推进“走出去”的政策，中国的利益已经到达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各个角落，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在政策领域，有关方面多是依赖外交官来研究相关国家，提供相关国家的信息。但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交决策，是远远不够。

这些年来，在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在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经常发生一些人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应当说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不够、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不够周到有关。

研究美国或者其他大国非常重要，但如果对大国的研究演变成了思维的美国化，如果对大国的研究导致了对其他小国的忽视，那么并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

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不仅要学美国成功的经验，更要吸取美国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教训。美国的霸权话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已经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

中国正在崛起，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内政和外交的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8/21）

加强政治领导权中共要出政治家（郑永年）

特注：本文由于本人回国未能及时从联合早报获得，又因某种原因，现在该文在该报网站又未曾登出； 后通过日期（专栏为周二，即8月7日）等特征从其他当日或其后获得该文的网站上寻得后补上。但毕竟未经原出处获得，若读者保留一定的怀疑也是情有可原。如发现错误，敬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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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仅要执政，而且要领导。从学理来说，执政指的是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而领导权则指的是基于软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力量，党要领导国家各方面的发展。

一个强大的政党应当是强统治权和强领导权，并且领导权应当强于统治权。有了强领导权，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就会退居次要地位。

中国历史上有“霸道”和“王道”之区分，指的就是统治权和领导权不同管治方式。

笔者曾论述中共强统治权、弱领导权的现实情况（见5月8日本栏）。如何在维持强大的统治权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则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和挑战。因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共两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不可避免包括这两个方面。

意识形态或者广义的文化建设当属于软力量领域。组织尽管倾向于属于硬力量范畴，但如何来组织党本身则又是属于软力量范畴。

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党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笔者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创新党的理论，二是如何在组织人事方面强调政治家的培养和录用。

 

党理论家不应局限眼前利益

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达到可持续执政的目标，党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状态。

传统意识形态尽管从书面上还有效，但并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得到创新，很难解释新的社会经济情况，更难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没有现实性。这样，就出现诸多负面的结果。

没有意识形态引导党政官员，后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约。执政党一直在强调法治建设，这些年来对党政官员使用法律法规管治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表现在反腐败方面。但是法律更多的是用来追究结果，即腐败行为，并不能真正引导党政官员走正确的路。

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德治”仍然不可缺少。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

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

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

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

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显现出来，这样就使得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会处于一个紧张状态。

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党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

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

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等理念。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

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像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

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

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

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

 

政治家能治国因来自民众

在组织人事方面，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培养和录用政治家了。本栏上周已经讨论到执政党官僚化的问题。官僚化的最为负面的结果就是使得执政党缺乏政治家。

任何执政党都是通过政治运作来管治国家的，既然党政干部成了官僚，政治运作就经常成为问题。很多年来，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但是一旦领导干部成了官僚，“讲政治”就无从谈起。一个国家既要官僚，也要政治家，两者缺一不可。

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治国，是因为他们来自民众，了解社会基层的需求，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和大方向。执政党因此一方面要强化政治家的培养，要建设执政党和民众的有机联系，用组织和制度来保障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

执政党也可以开放政治过程，录用社会人才进入管理层，甚至领导层。政治家可以来自党内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律师、民营企业家、教师和各种民间团体。

他们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执政权应当向这些社会精英开放。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录用，他们就可以成为执政党的财富。反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走向反面。

在这方面，中共已经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任命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各部部长。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要推动党的重建，还远远不够。如果执政党强调的是领导权，那么就应当开放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不论是本党人才，还是社会人才。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党是国家的创立者。因为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国家管理体制正也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自身的转型。只有通过党本身的转型，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使得党的领导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持续。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2007/8/7）

中共转型是重新定位与人民的关系（郑永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不久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被外界普遍视为是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线的定调。在政治改革方面，讲话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这和总理温家宝早先在各个场合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

正如胡锦涛所说，推进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所强调的。客观看来，渐进改革与民主化是中共高层的一个共识。但在如何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显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自胡锦涛执政以来，这个重点被放在党内民主建设上。

党内民主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总体民主化，因为民主政治是个庞大的体系，党内民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

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转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像乡村选举和协商民主那样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党的问题，就无法得以展开和深入。

只有到了对党的转型这个根本问题有了理性的认识，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会有可能。

 

执政需要广泛社会基础

从学理上说，多党制在中国是否现实是个问题。再者，即使能够实现，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个问号。

另外，在现存结构内进行转型改革，当然比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现实性。

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创新，都在这个构架内。如果说前者过于理想，后者则往往导致改革创新不足。逐步调整有它的价值，有利于稳定，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实际上，任何一个以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为目标的政党，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会在不同时期面临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在不同国家，政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究其本质，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党的政治定位问题，就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任何政党，如果要组织政治生活和执政，就必须是人民的有机部分。

一旦脱离人民，政党就会出现危机。党内民主等机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关系，则成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转型就是要重新定位党和人民的关系。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才会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

在革命时期，中共所依靠的阶级比较单一，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成为执政党，就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对这个问题，中共高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调整。近年来，中共强调利益代表，通过利益代表来调整和人民的关系。

从规范层面来看，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是利益取向，社会阶层利益的不同经常导致政治参与的不同，也因此导致它们的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

这里的问题在于党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机制，党不仅要代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并且也必须实现代表过程中的公正性。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建立保证政党过程的人民性——而非阶层性。

 

要防止党的官僚化

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部分。政党在争取政权或者革命时期是反对党或者在野党，但一旦取得政权，就成为执政党，获取管治社会的权力。

在多党制下，因为有反对党的存在，执政党必须时时刻刻地强调政治，就是强调和人民的关系。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党独大制度下，尤其是一党制下，执政党很容易演变成为行政党。

因为没有反对党，党本身很容易官僚化。党的领导人经常忙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无暇思考政治大问题。党的干部倾向于抓权，弄权，获取各方面的利益。

党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党代政不可避免，更严重的是导致党内政治家的缺失。随着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国家固然需要一个运作高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

很多第三世界的政党失去政权往往并不是因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为演变成为行政党，导致政党官僚化，从而失去了发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机联系。客观地说，政党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国也是一种趋势，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机构，又要防止政党的官僚化，很多政党都有自己有效的教训和经验。

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新加坡一党独大，被西方学者指责为非自由民主，因为西方对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党是否轮流执政为标准。但新加坡政治领袖则是抓住了党和人民的有机关系这一点，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是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西方也是如此。）

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对党存在。如果多数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间转而支持反对党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选举机制，为执政党和人民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有效机制。

新加坡议员（执政党的主要干部）必须定期和人民见面，倾听人民的声音。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总而言之，只有解决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会容易开展，如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党和政府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关系的变革和这些方面的改革就可以围绕着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组织。这既可以为党的转型提供方向，也为转型提供方法。

可以相信，随着政治改革压力的递增，党的转型和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的制度性转型也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核心。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聯合早報》(2007/8/14)